刘伟：在五个“新”中读懂中国经济

观察中国经济，不仅要看发展之“形”，更要把握决定走向的“势”和“理”。当前，复杂的宏观数据背后，一面是“供强需弱”的现实矛盾，一面也积蓄着向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深层动力。展望2026年，中国经济到底会有怎样的走向？宏观政策又该如何在稳当前与谋长远之间取得平衡？为解答好这些问题，《经济日报》邀请刘伟教授从新形势、新矛盾、新政策、新规律、新模式等维度，进行深度解读。

刘瑞明等：政策试点机制的历史演变、制度基础与未来走向

政策试点机制不仅是中国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制度，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中国特色的政策试点机制是在超稳定结构下的灵活创新，在充分发挥制度创新灵活性的基础上，保证了制度变迁的稳定性，从而促成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根据工作重心的不同，试点机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革开放、党的十八大为关键节点，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变，从而被划分为四个阶段，这三次转变是在稳定性和灵活性之间的灵活切换。大国背景为基本面的大国基础、超稳定的政府主导型体制为核心的体制基础、M型组织为基础的组织基础和科层体制为抓手的治理基础构成了中国特色政策试点机制的制度基础，这成为中国特色的政策试点机制兼具灵活性和稳定性的制度密码。在未来的改革中，只有将顶层设计和试验相结合，帕累托改进和卡尔多改进相结合，才能进一步发挥政策试点机制在中国改革的重要作用。

杨天宇：资本主义智能化的分配悖论及其替代方案

人工智能技术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应用，虽然大幅提升了社会生产力，但也导致资本主义收入分配不平等进一步加剧。这种压力并不是来源于人工智能技术本身，而是内生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引致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劳资关系和阶级结构的变化。在人工智能时代，资本主义智能化仍然无法克服剩余价值理论揭示的内在矛盾，产生了诸多分配悖论，结果不仅加剧了收入不平等，而且使维护劳动者权益的传统政策难以奏效。相反，作为替代方案的社会主义智能化，基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仅为构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新型分配关系开辟了道路，也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方案。

谢富胜等：推进实数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

在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和中国经济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的历史交汇期，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当前，矛盾的主要方面体现为大规模生产方式无法满足日益升级的多样化消费需求。因此，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通用技术变革业务流程，促进企业内部组织扁平化、发展企业间多层次生产网络，形成高效协同的数字化产业生态系统，既是实数融合的基本方向，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在此过程中，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创新及以企业为主体是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生产关系变革与最终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举措。

[人民日报] 刘伟：积极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光明日报] 刘守英：实现农业现代化：共同性与独特性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农业强国、实现的农业现代化，既有国外一般现代化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因此，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既立足于自身的国情农情，又遵循世界农业现代化的一般规律。能否兼顾好这两个方面，是我们建设现代化农业强国的关键。以要素重组升级推动农业产业革命是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在中国式现代化大棋局中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在充分认识我国农业发展独特性的同时，推动以要素重组升级为核心的农业产业革命，最终把我国建成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

[光明日报] 邱海平：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及其重大意义

[光明日报] 刘元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夯实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