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新时代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了全面部署。5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举行座谈会，邀请多位著名经济学专家围绕《意见》并结合两会最新精神展开解读与研讨。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刘伟表示，作为下一步改革的行动指南，《意见》对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方向、任务和举措进行了系统设计，为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行动指南，明确了坚定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方向以及坚持市场化改革的解决思路，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全球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趋势加剧，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蔓延更给人类社会带来了重大的挑战。站在时代复杂背景形势下，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上，《意见》旗帜鲜明地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提供了坚定指引，是我国进一步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定海神针，是对全世界表明中国坚定不移坚持改革开放方向的庄严承诺。”刘伟表示，与新形势、新要求相比，我国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没有理顺，还存在市场激励不足、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许多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仍存在着不少体制机制障碍。要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突围，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不移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不断在经济体制关键性、基础性重大改革上突破创新，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见》提出的三个“更高”，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力推动新市场化改革再出发的坚定决心。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全国人大财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彭森表示，在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还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充分尊重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一方面要加快建立高标准、完善的市场体系，在市场高效配置资源的领域，在市场机制可以有效调节的情况下，真正让市场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要坚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公平竞争，只有竞争公平才能够从根本上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生产要素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通过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彭森表示，在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点在于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这是当前改革的两大重点任务。

“《意见》再次强调国有资本要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对国有经济布局的优化和结构的调整进一步做了强调，也明确提出对处于充分竞争领域的国有经济，通过资本化、证券化等方式优化国有资本配置，特别是可以通过混改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经营机制，这是非常重要的。”彭森指出，混改中出现了一些偏向，有的把混改作为一个目标，实际上它是一个过程、一个途径；在混改的过程中也存在盲目扩大国有经济的影响力、控制力，拉民营资本进来，但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没有解决的问题；此外，一些民营经济通过混改来抢“红帽子”的问题也值得高度关注。

彭森表示，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也是改革的成败关键，关键是要通过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来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化和改进，要根据不同要素的属性、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此外，在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必须强化法治保障。

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南京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研究学中心主任洪银兴认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关键，在于全面完善产权、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一系列制度，筑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体制基础。

《意见》提出，完善竞争政策框架，建立健全竞争政策实施机制，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竞争和竞争政策是有区别的。竞争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而竞争政策是政府为了保护和促进规范市场竞争所实施的经济政策；竞争本身属于微观经济，竞争政策是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途径。现在中央提出来强调竞争政策，体现的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政府更好发挥资源的结果。” 洪银兴表示。

洪银兴表示，竞争政策要起到基础作用，就是要为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提供政策环境。另外，市场主体的培育要以竞争为基础，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市场主体，市场主体的基本特征就是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我们所讲的市场主体承担竞争的结果，不仅仅要涉及到收入的盈亏，还应该涉及到产权的收益和产权的损失，这对市场主体最大的激励。”

洪银兴认为，竞争政策应该在产业政策当中起到基础性的作用。产业组织主要依靠竞争机制，竞争性地选择产业发展方向，竞争性地选择鼓励方向的产业，竞争性地淘汰落后产业，竞争性地建立上下游产业联系。

“市场秩序建设要以规范竞争秩序为基础。竞争是否有效，关键在于竞争是否有序，现在很多市场无序现象扭曲了竞争效应。市场竞争不完全避免产生各种机会主义，因此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非常严重。”洪银兴认为，在竞争中也应该做费用和效应的分析，如果竞争费用高到甚至达到血拼，高于竞争所产生的效率，这种竞争就是浪费的。我们不能过多地认为只要是竞争一定是有效的，如果费用太大，这种竞争是划不来的。因此，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关键的问题需要建立市场秩序。一是要降低竞争费用，要建立一种合作机制；二是要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此外还要做好反垄断调查和公平竞争的审查制度。

南开大学原副校长、南开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逄锦聚表示，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适应小康社会建成以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更高需求；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是适应生产力更加平衡的发展、更加充分的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适应新时代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民族复兴这个大目标的需求；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适应疫情冲击之后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和挑战的要求。

逄锦聚认为，要建成完善更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定要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优势，增强对市场经济一般要求的适应。在这两个方面，我们都有努力的空间，一方面要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的经济体制特殊优势，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一定要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满足市场经济一般要求。

逄锦聚认为，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在着力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上下功夫。一是要深化企业改革和所有制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微观主体的活力；二是深化市场主体基础制度改革，夯实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包括现代产权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三是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四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宏观经济治理的体制和制度;五是坚持和完善民生保障制度，促进社会公平的正义；六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性经济体制。最后，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强化法治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胡乐明认为，《意见》着重于加强三个方面的制度完善来适应时代的要求。一是完善新的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要求的制度安排。《意见》作出了许多鼓励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制度改革部署，尤其是在产权保护、要素配置方面体现得很明显。二是着重完善适应国内经济治理要求的制度安排。《意见》提出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对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及相互关系做出了更加明确的界定，提出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并突出强调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这些都是适应国内经济治理要求的制度安排的举措。三是着重于完善全球治理要求的制度安排。开放是一个双向开放的过程，既要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体系，同时也要通过开放来促进自身的制度创新，积极参与全球市场治理体系变革，推动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提出更多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理论、中国方案。

文章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