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的思想需要学理化的阐释。学理化就是把推动实践向前发展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思想理论化、系统化、教科书化。

学理化就是理论化。在有些情况下，思想本身就已经理论化了，但在多数情况下，尽管思想非常深邃，仍然需要进一步地进行理论化。理论化可以提升思想、普及思想，使思想走进千家万户，真正掌握群众。思想的理论化体现为相关内容和要素的条理化和系统化。所谓系统化，是指以核心内容为纲，一环扣一环地逐次展开，合乎逻辑地紧密相连。而条理化则要求脉络、层次清楚。从纯粹语言逻辑的角度讲，那些理论范畴一旦组成一种理论体系，其理论含量和解释力就会大大提高。

学理化体现着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和阶级性。马克思的经济学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大卫·李嘉图的经济思想代表着新生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马尔萨斯的经济学则代表着地主阶级的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的经济思想在学理化的过程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根本遵循。

马克思的《资本论》给我们做出了学理化的榜样。马克思对各种经济学说进行了梳理、比较。在作了详细扎实的理论准备之后，采用科学的抽象法，以“显微镜下的解剖”所需要的精细，抽象出一系列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的范畴，如劳动、商品、价值、使用价值、个别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规律、货币等，形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劳动价值论。之后，又以劳动力商品、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等特有的基本范畴，构建了他的剩余价值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和阐述了价值、剩余价值的实现、剩余价值的转化、剩余价值的分割，以极其严谨的逻辑得出了“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也是其经济思想的学理化表达。列宁依托帝国主义的主要经济特质，抽象出金融资本、工业资本、金融寡头等范畴，分析了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已由普通的中介人变成了万能的垄断者，由此带来经济、社会层面的一系列变化。金融资本篡夺了实体经济的地位，成了万能的垄断者，由此诱发了更多的投机，以及金融危机。

一些重要的经济思想，在对其进行学理化的基础上，有必要进入经济学教科书。重要的思想会影响人的行为和国家的政策，思想的传承需要借助于教科书。一种思想经过学理化、系统化之后，写进教科书，可以规范地进行继承和发展。萨缪尔森的教科书《经济学》，风靡世界，再版了10多次，其所主张的经济思想对众多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总统罗斯福面对经济萧条的严峻形势，一改传统的自由主义，强调扩大国家投资，加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取得了积极成果，成为后来面对经济下滑时政府的首要选择。然而所有这一切，如果没有凯恩斯及其追随者对其思想“前仆后继”地学理化，形成系统的凯恩斯理论并进入教科书，扩张性财政政策不可能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力。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聚焦新时代、新形势、新情况，立足国情，高瞻远瞩，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当前，面对短期及中长期存在的各种不确定性，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进行学理化表达的重要内容。

关于立足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正确认识和判断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所面对的各种内外部条件，是科学制定经济政策，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同时，科学地划分历史阶段，准确地识别所处时代的特点和任务，也是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亚当·斯密由分工出发对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代进行分析和把握，发现了市场经济富国裕民的作用；大卫·李嘉图对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代的特点进行剖析，揭示了自由贸易的重要意义。马克思极为重视对发展阶段的划分，把他设想的共产主义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第一阶段按劳分配，高级阶段按需分配。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划分发展阶段的传统，把资本主义划分为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两个不同阶段，预见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在领导新中国经济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基于这一理论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探索和积累，中国的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及时地、深刻地指出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

关于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实现发展的各项目标和任务，必须完整、准确地贯彻新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科学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

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我国曾根据产业空间大，资源、环境、劳动力等价格低的后发优势，通过“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发展的条件发生了变化，面临的任务也从主要追求速度转变为更加强调发展的质量，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转换，也具备了转换的条件：首先，我国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有条件建立起相对健全的产业链，有条件把拉动内需作为发展的基点；其次，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使我们能够集中力量提高供给能力，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构建新发展格局也是对冲世界经济下行压力的必然选择。通过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畅通国内国际经济循环，使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合，相互促进，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提高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关于实现高质量发展。由追求数量到追求质量是由资源约束条件的变迁决定的。粗放经营是水平效应，是在生产的技术含量不变的情况下，通过铺摊子来扩大生产规模，这种发展模式总是有边界的。集约经营是结构效应，是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提升产业结构、提高产品的档次，追求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空间大，要素成本低，后发优势明显，具备实现高速增长的客观条件。我们及时地利用这些条件推动经济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客观条件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经济结构不合理，低端产能过剩，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口红利减少，经济发展后发优势递减，迫切需要高质量经济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创新驱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作者：李义平，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成员，经济学院教授）

注：本文转载自光明日报（2022年5月24日）。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 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