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未来五年是关键的五年，是最具不确定的五年，也是我们乘势而上，完成和开启第二个百年计划的五年。这五年不仅仅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为重要的是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调整期和世界经济动荡调整的关键期。我们需要清楚认识未来五年面对的内外格局，设定一系列目标；寻找新的增长动能，改变中国目前TFP形成的源泉；关注未来五年可能发生的变化，明确十四五规划的核心任务，做好准备迎接未来的挑战。

之所以要谈对于未来环境的新趋势、新格局的一些展望，是因为必须在摸清楚未来发展的规律、未来发展的目标和任务的基础上，在制定中期规划时才能真正把握住我们需要做什么，以及怎么完成这样的一些目标。

一、未来五年的内外格局

目前大家都在讨论，未来五年是关键的五年，是最具不确定的五年，当然也是我们乘势而上，完成和开启第二个百年计划的五年。在这五年里，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外部环境和民族复兴的内部环境，而且需要对这两个大的格局进行进一步的细分和细化。通过细化我们就会看到：就外部环境而言，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为重要的是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调整期和世界经济动荡调整的关键期，这个很重要。对于内部环境而言，我国的民族复兴大业也到了一个关键点，到了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构建新功能的攻坚时期。因此，在这样的时点，如果我们再把目前所发生的几件大事纳入进来，就会看到未来的这种变化超乎我们的想象，十四五规划的这种复杂程度和它背后必须要理解的这种前提条件就超越我们的想象。

第一个就是新冠疫情。世界疫情原来大家都认为是一个短期问题，但是现在发现疫情对于世界经济、人类社会的这种冲击是持久性的，是结构性的，是深层次的。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原来所预计，特别是在我们进行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时的一些基本前提。因为我也是十四五规划委员会委员，前期也参与了很多研究，所有的专家团队都没有把疫情这个黑天鹅以及这个黑天鹅所引发的结构性变化、趋势性变化，中期的冲击影响考虑在内，因此，我们目前必须要把这个变量纳入进来。

第二个就是未来五年我们要真正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如何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怎么来设定目标，以及在这种目标里，支撑这种速度和目标完成的基准点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还缺少什么？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构成了我们在十四五中间的增长点、增长极、增长结构、产业布局、技术支撑的一个关键因素。

第三个就是外部关系。未来五年是中美两个大国博弈的关键期，未来两年有可能成为博弈的一个窗口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美这种大国博弈，特别是这种类似于修昔底德陷阱的大国博弈，其时间不是十年，也可能不是二十年。苏联跟美国的冷战从1945年开始一直到1990年，持续了45年。中美两个大国在两种体系、两种模式、两种道路的较量过程中，未来五年是一个关键期，我们能不能够突破美国的极限施压，突破美国在关键核心技术的这种挤压，突破美国未来形成的战略同盟，对中国这种全面的遏制，我相信未来五年就能见分晓。为什么能见分晓，我们的预测是：到2025年左右，中国的GDP总量有可能达到美国GDP总量的90%，也就是说，虽然从2017年、2018年美国对中国全面进入极限施压状态，但是到2025年，中国的GDP总量将从60%上升到美国的90%。这个比重大家想一想，它将使从我们现在目前这种不对称的博弈逐步向对称性的博弈进行转变。中美博弈方式的这种转变，对于中美之间的较量模式和路径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当然，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按照目前的测算，到今年底，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14万美元的规模，基本上跟世界的平均收入水平差不多。目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是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12376美元，如果简单地进行线性比较，在2023年-2024年左右就可以达到这个水平。但是，超越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并不等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原因很简单：拉美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如果GDP规模没有超过门槛值的20%，就不能算是稳定地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因为很多国家还会反复，比如拉美的阿根廷、智利等这些国家，原来都超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后来又跌回中等收入国家。所以，在未来五年，按照十九大的报告，我们要把未来五年放在我们的2035第一个阶段的核心任务中间，而不是简单的设定未来五年的目标。十九大报告里面提的很明确，我们要再奋斗十五年，也就是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那时，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国家前列，人民生活更加富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的步骤。

按照这样的比例，我们设定了一系列的目标（或者说参照体系）。第一个目标，2020到2035，人均GDP翻一番，达到2.2万美元；第二个目标，就是跻身创新国家行列。如果我们把全球创新指数报告2019年中创新能力前十位国家的人均GDP做为参照标准，到2035年，中国如果要达到创新性国家参照标准的40%，就需要2020到2035年实现GDP年均增长速度在4.3%左右；如果要达到50%，需要年均增长速度在5.9%左右。第三个目标就是追赶发达经济体，如果我们要达到发达经济体人均GDP平均的50%，那么未来十五年需要年均4.1%的增长速度，达到60%需要5.4%的增长速度。所以，把这几大因素放在一起，就会形成2020到2035要完成十九大所设定的第一步的目标，我们未来十五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在4.8%左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测算。

二、未来五年新的增长动能

在未来五年，按照目前这种增速的分布，每年需要5.5%左右的增长速度。但是，按照目前我们的潜在增长速度测算，我们会发现：在基准情形下，未来五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在5.1%左右，达不到5.5%；未来十五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在3.76%左右，离4.8%差很远；即使在乐观情形下进行潜在增长速度的测算，也是低于我们刚才所讲的这样一些目标值。因此，我们要完成第二个百年的目标，第一个阶段的目标就是要为十四五的目标打下基础，但按照目前的发展方式和趋势性的变化，我们是达不到的，因此，必须要寻找新的增长动能。新的增长动能，集中在几个方面：

第一，推进技术创新，实现创新红利；第二，推动改革，实现第二轮制度红利；第三，构建教育强国，推进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力资本红利；第四，构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新的合作平台和新的竞争力，突破目前价值链分工链重构的约束，来构造新一轮的全球化红利。这几大目标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从要素驱动转变到TFP值的驱动，特别是要在未来五年利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来进行重构。未来五年这四个方面肯定是重点。因此，从中期目标进行倒算，未来五年的目标和未来五年我们要做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提升中国经济增长动能，改变中国目前TFP形成的源泉，这也是我们未来最为艰巨的任务。

目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面步入加速期。世界经济的三大板块——亚太板块、北美板块和欧洲板块，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有三个关键变化时点：第一个变化时点是2008年，这三个板块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基本上在25%左右，也就是三足鼎立的状况形成，多元化体系形成；第二个关键时点就是2018年到现在，亚太的比重达到31%，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比重，因为美国在冷战之后达到世界经济比重最高的点也就是31%，这就说明世界经济的战略重心真正的向亚太全面漂移，所以这是一个两个板块碰撞的交汇点；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时点，就是2025年，我们预计，亚太的规模将会达到35%，到那时，亚太与其他板块的互动格局会发生质的变化，导致这个质的变化的核心因素就是中国。

三、未来五年会发生的变化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中美关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是一个核心的因素，未来五年我们要关注的几个关键问题：第一，人口老龄化问题；第二，收入不平等问题；第三，技术进步在经济领域渗透弱化的问题；第四，高债务问题；第五，公共产品缺失问题；第六，民粹主义问题；第七，贸易保护主义；第八，地缘政治恶化和治理体系恶化问题。

在未来五年，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第一，未来五年是人口老龄化加速期。全世界老龄人口，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口目前已经达到9%，到2025年将会超过11%的水平；第二，就是收入不平等。目前全世界前1%的人所占的收入达到21%，最低的50%的人群占收入比重只有9%。这种状况，在疫情冲击后有所改善吗？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未来几年有没有可能会改善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目前的这种增长格局下，增长源泉基本上是偏技术、偏资本、偏金融，从而导致不平等问题还会更严峻，而遏制这种变化趋势的税收体系、再分配体系，在目前格局竞争中间基本崩溃，没有解决的办法。当然有人会说，未来五年依靠技术进步比如5G的全面到来，是否可以全面突破目前这种长期停滞的状况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因此，我们看到的世界格局九大问题，实际上会持续恶化，全球的民粹指数、地缘政治指数将会在未来进一步的飙升，不确定性将会大幅度上扬。也就是说，任何一些小摩擦、小动荡，通过目前这样的紧张格局，都会被放大，都有可能引发具有系统性、战略性的动荡，黑天鹅问题会层出不穷。在这样的状况下，疫情冲击又加速了这些基本问题，导致逆全球化进一步上扬，导致产业链、价值链进一步重构，导致大国博弈进入到进一步激化的状态。所以，新一轮大国冲突和新的周期已经开启，新冷战实际上将在未来常态化。

因此，在这种状况下，要求我们要有一系列的思考，比如在中美之间的这种博弈，第一，如何才能在短期突破卡脖子约束？第二，如何改变目前不对称的博弈？第三，如何在博弈激化中稳住基本盘？第四，如何在世界大变局中间能够形成我们的新合作平台、新开放格局、新竞争力？第五，我们的一些瓶颈约束如何突破？

十四五规划对于未来的战略任务进行了一系列构想。比如，我国在2015年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要在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新的技术及八大领域里进行全面突破。但是，在目前这种技术封锁、人才封锁、贸易战的状况下，原有的突破模式和突破路径要不要做全面的调整？还有，在逆全球化加速和全球产业链逐步变短变宽，全球整体的安全意识全面提升，区域合作、双边合作全面取代多边体系的状态下，我们该怎么进行新的国际大循环的布局？特别是在风险可控的状况下，我们的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之间的关系，如何进行相互配合？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再如，原来在一带一路的这些产业布局，是不是要向区域化、向亚洲经济板块进行聚焦？向我们风险可控的一些领域进行聚焦？我认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期，和中美博弈的窗口期，以及疫情常态化背景下，我们原来所构思的产业政策、产业思想，和我们所定位的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都会发生变化。

因此，我们就会看到，在十四五规划里设定了很多的目标，比如说服务业占比，十四五期间服务业占比这个指标，还应不应该进一步的进行提升？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过度服务业化，可能面临过快服务业、过快金融业、过快房地产化的这种风险，从而导致大国经济和强国经济的高端制造弱化。因此，十四五目标里是不是要将制造业的占比重新纳入到我国未来五年的关键计划里，这个是我们要总结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于研发投入，原来我们认为研发强度非常重要，对于技术指标有一系列的要求，比如说每万人发明专利的拥有量，文化及相关产值平均占GDP的比重，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等，现在这些比重要不要做出调整？因为仅仅强调研发强度，不足以支撑我们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突破，不足以形成支撑我们在中美大国博弈过程中可持续性的创新，需要我们在技术研发上要加大比重。美国占比能够达到15%以上，而我国的占比却只在百分之五点几左右，这种参数，是不是应该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之中？

四、十四五的核心任务

对于十四五的核心任务，我认为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任务就是要通过思想上的进一步凝聚共识，进一步加强在理论上、战略上构建，形成统领未来一段时期的新思路，这就是5月14号总书记谈到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虽然这个格局目前还有很多争论，但是我们必须要在这方面进一步凝聚共识，进一步认识我们所面临的环境。

任务之二就是要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真正的贯穿于十四五的规划之中。也就是说，在未来五年，我们要深化对十九大的战略定位，对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认识，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发展理念的深化，也就是总书记讲的越发展越要强调安全，未来的发展是更高质量、更高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所以，十四五规划除了跟以往的规划一样强调发展之外，还强调安全、强调质量、强调公平和可持续，这几个方面是大家需要把握住的。其次是对于十九大定位的细化。十九大对于现代经济体系的战略落实是以六大战略来进行支撑，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型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改革战略以及新开放格局战略，必须要用新发展理念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思想，来重新统领这六大战略的布局，这个我觉得是大家要很明确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十四五规划必须要根据目前内外环境变化的规律，来把握疫情防控常态化，和国内经济常态化循环所面临的痛点、断点和堵点，来判断风险及其传递。我国在今年五月份所出台的一揽子政策和相关的扩大内需战略，一定要在十四五有一个很好的对接。我相信，十四五头两年的战略重点就是经济常态化，摆脱疫情约束，在疫情复苏的全球竞争中，中国拔得头筹，从而为我们在大国博弈和格局变化中占得战略性的先机。另外，还要考虑目前一些非常态政策在未来两年的常态化退出的步骤，这个很重要。

任务之三是必须启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这个攻坚战是一个体系性的，涉及到我们的研发体系、人才培养体系，还涉及到我国的一系列新的产业政策和技术投入，这是最为关键、最为核心的。总书记在这上面强调了很多次，十四五规划中肯定是重中之重。

任务之四是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基础性改革，以及总书记在最近几个重要场合所表述的新改革理念，贯穿到未来五年的规划之中。

第五个任务就是新开放格局的构建。这个构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立足点是要配合我们国内大循环，把国内大循环作为基点，来顺应世界大势的发展。

以上几个方面就是我认为一定会在十四五规划中做出重点阐述和重点说明的内容。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中制智库 。

作者：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