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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24日上午,由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政经大论坛CPEF研究报告发布会(第2期):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进行,本期论坛采用线上直播方式,参与人数达3万余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陈享光教授主持本期论坛,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谢富胜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题进行报告。本期论坛邀请了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裴长洪教授,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丁任重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秦宣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周文,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凤义教授作为研讨嘉宾。
第一单元:报告发布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谢富胜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题进行报告。
谢富胜教授认为,文明依赖于社会形态存在,文明形态的侧重点是社会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指的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新社会形态,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存,是对资本主义的积极扬弃。“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
第一,如何理解文明形态?文明是物质生活实践的产物,必须以一定的形态而存在,并在具体层面上丰富发展着这种形态。文明的基础和根源是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其所产生的生产关系和竖立在这些生产关系总和之上的上层建筑,即一定的社会形态。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使得社会形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具体化,构成了文明的社会形态,即文明形态。社会形态演变具有一元多线特征,“一元”即历史统一性,指人类社会形态的演变具有一般的、共同的规律,要经历“人的依赖关系”社会,“物的依赖关系”社会、“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社会。“多线”即空间多样性,处于同一社会形态大历史阶段的文明可以发展出不同的具体形态,同时,不同文明程度的社会形态可以在空间上并存,例如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开创了现代文明的同时也蕴含着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共产主义的设想,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且只有在几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能取得胜利,提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有没有可能“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历史之问,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在资本主义发展比较薄弱的、落后的俄国建立了。
第二,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共产党人阐明了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是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取得成功,创造了一条“先革命、后建设”的社会主义新路。推翻旧社会形态与创造新社会形态不同,后者更需要对新社会形态的性质有深刻的了解。列宁创立了帝国主义论,在落后的俄国建立了世界首个社会主义国家,曾设想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并先后实施了“直接过渡”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迂回过渡”的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开创了苏联模式,随着苏联模式的僵化,苏联历届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表现为一个逐步后退的过程。毛泽东创立了“新民主主义论”,正确分析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创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不长,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经验十分有限,党和人民在“中国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应该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等问题上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并没有达成共识,在基本战略、路线、方针和政策上存在着混乱和严重失误。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修正了超越发展阶段的错误,但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限制,并没有从社会形态层面阐明中国社会的性质,带来了新的理论问题。首先,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持续时间超过了“初级阶段”的所涵盖的范围。其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动态发展、不断变化的,并区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而“阶段的阶段”表述容易造成语义重复和含糊。最后,我国即将在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存在的那些不属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成分是否还应继续坚持和发展?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产生和发展更多地是一个自发的、没有事先理论指导与谋划的过程。相比之下,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有政党指导的、建构与演进相结合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采取革命手段从根本上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发挥主观能动性自上而下地变革上层建筑、重塑生产条件,从0到1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了现代生产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在物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具体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发展道路,从持续时间来看属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这种稳定的、长达数百年的社会经济体系应当构成社会形态。(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国社会主义实践始终隶属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只有几个发达国家转向社会主义才能脱离不发达的阶段。(4)从人类文明形态演变的历史方位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处于“物的依赖性”社会。(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积极扬弃资本主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一般规定包括坚持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稳中求进的方法论。
第四,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习近平经济思想包括三类贡献,一是对经典理论的丰富、发展和重新组合;二是赋予经典理论新的内涵;三是全新的原创性贡献。原创性贡献意味着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但没有回答,列宁、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试图解决但没有完全解决,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必须在面临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下做出符合时代特征和时间要求的新阐释,创造出新的科学理论体系。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习近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首先,“人类文明新形态”突破了五种社会形态单线发展的教条。其次,“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由现在向过去、由成熟充分的发展向不成熟不充分的发展的逆向考察和推导,它集成了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探索,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系统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已有的理论创造,是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探索的集大成。再次,“人类文明新形态”解决了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重大理论难题。正如列宁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规定为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也可以构成一个新的社会形态,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隶属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也区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规定的各项基本制度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四梁八柱,必须长期坚持,只有当社会形态的根本性质发生变化时才会改变。只有几个发达国家转向社会主义才有可能最终建成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最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构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枢纽。正如马克思提出劳动二重性的新范畴,使古典政治经济学发生根本变革,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经济学,“人类文明新形态”把落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创建的新社会形态的实践经验上升为新的理论范畴,是构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枢纽。以“人类文明新形态”、“把握新发展阶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等重要论述为核心,可以构建出“一般—特殊—具体”的学术化理论体系。
第二单元:报告研讨
论坛第二单元,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裴长洪教授,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丁任重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秦宣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周文,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凤义教授分别就报告内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裴长洪教授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肯定了谢富胜教授的基本观点和结论,但也指出,相比于从社会形态的视角研究人类文明新形态,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视角来研究人类文明新形态将引起更广泛的共鸣和思考。从历史逻辑来看,中国在不同发展阶段形成了不同的现代化目标,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现代化主要内容是工业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现代化为实现小康目标,是中国的创造;全面建成小康以后,新发展阶段下现代化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因此,研究新发展阶段离不开对现代化的研究。从现实逻辑来看,第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表明现代化道路不只是有欧美的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经济指标、制度特征等等都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第二,现代化文明是不一样的,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现代化的文明形态不是殊途同归,人类文明新形态意味着人类文明具有多样性。第三,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就是要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阶段,必须厘清实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问题。
丁任重教授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切入,提出
秦宣教授以文明为侧重点,指出如何认识文明多样性、如何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历史方位等是十分复杂的问题,他从三个方面分享了自己的思考。第一,文明形态及其构成要素是什么?秦宣教授认为文明形态应当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积极成果,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凝结与升华,它与经济社会形态、技术社会形态等不同的形态兼容匹配,又集聚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形态。不同的文明形态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特点,但整体上是相通的,可以通过历史、时代、空间、价值等维度进行分析、研究和比较。第二,人类社会现在到底有哪些文明形态?由于划分标准不同,学界对文明形态的认识也十分不同,基本的共识是文明形态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彩的,不是单线的而是多元的,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变的,不是对抗的而是交融的,这是考察和认识人类文明形态的基本前提。第三,如何认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包括三个主要特征,一是整体性,文明形态的构成要素之间是系统构建、协调发展和有机统一的;二是超越性,即对历史上的各种文明形态的超越。三是过渡性,即处于“物的依赖关系”阶段向“个人自由全面发展”阶段过渡的一个阶段。
周文教授分析了如何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框架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问题。第一,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必须破除西方中心论。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5号中国人民大学的视察中提出,要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当前我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局限性在于知识体系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影响。第二,要扎根中国历史,并实际梳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当前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主要是站在西方的角度,讲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必须站在中国的角度去梳理经济思想的发展,重视挖掘和提炼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才能够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式的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核心概念。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有益吸收和超越。
刘凤义教授基于经典文本,探讨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的语境、文明时代与文明形态的关系、文明新时代和旧时代等问题。第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密不可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对应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端,相应地,文明“新形态”与“旧形态”有一个对应。第二,文明时代和社会形态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有四大条件,包括生产力条件——社会分工,生产关系条件——阶级的出现,上层建筑条件——国家的产生,社会发展的条件——城市的出现,综合表现为一个社会的“文明形态”。人类文明产生和发展的经济条件是剩余劳动的出现,其演变伴随着剩余产品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演变。同一文明时代,可以有不同社会形态做载体,而不同的社会形态,虽然处于同一文明时代,但对文明发展和创造的水平是不一样的。第三,资本主义及以前的文明属于文明的旧时代,文明新时代和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具有一致性。资本主义文明在性质上仍然是剥削性质的文明,文明新时代应当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消灭剥削阶级,不再为了满足个人追求财富目标,而是满足人的全面发展。最后,共产主义划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能不能成为独立的社会形态,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最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陈享光教授代表“政经大论坛”对谢富胜教授的精彩报告和各位研讨嘉宾的深入讨论表示衷心感谢。
本期政经大论坛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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