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遵循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通过揭示西方经济学“经济人”研究假设的理论局限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大阶级利益对抗研究假设的当代价值，系统阐述了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基本研究假设的丰富内涵，以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等的一致性，证明了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基本研究假设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可行性，从而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的“坚持人民至上”的百年历史经验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首次把“坚持人民至上”总结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大历史经验之一；在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括为“十个明确”中，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提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都进一步表明我们党的初心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一切工作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否可以把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一重要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假设，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性质和根本立场，这就需要首先在理论上阐释清楚。

一、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理论局限

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就其基本性质而言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显示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性质；就其追求的利益而言，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显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就认为，每个人参与经济活动，他考虑的都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且认为通过“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就可以有效地实现社会利益，因而强调维护经济自由。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一书中更加明确地提出，自由主义虽然不是无政府主义，但在国家的进一步干预将导致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情况下，自由主义才会断然拒绝国家的干预行为。这表明在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下，经济学必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由于不同的经济学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就会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对此，琼·罗宾逊在比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时就尖锐地指出：“马克思是设法了解这个制度，以加速其倾覆；马歇尔设法把它说得可爱，使它能为人们所接受；凯恩斯力求找出这一制度的毛病所在，以使它不至于毁灭自己。”这就意味着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假设的不同，直接决定了经济学不同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这一点对于我们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假设十分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假设必须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和特征，以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

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就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性而言，对于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假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强调发挥个人的积极性。由于“经济人”假设是建立在个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追求的基础上，承认个人参于经济活动的权利和利益，并在产权制度设计上保障这种权力和利益，由此有助于激励个人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升市场经济运行的竞争性，从而增进市场的有效性。二是承认社会整体利益的客观存在。“经济人”假设虽然突出强调个人利益，但并不否认社会整体利益的客观存在，而且承认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并认为有时为了实现社会的整体利益，可以暂时牺牲个人利益。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就认为，“一个在社会中生活的人，无论他做什么事情时，不仅要想到他的行为将带来的直接利益，而且还要充分考虑它是否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因而“社会要求每个社会成员在从事任何活动时都必须考虑全社会的利益，放弃那些尽管可以给他本人带来好处、但违背社会生活的行为，还必须避免危害他人利益的行为”，虽然这会给个人利益带来暂时的牺牲，但“牺牲眼前的直接的微小利益，可以换取一个大得多的间接利益”。米塞斯对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相互关系的探讨，表明即使在“经济人”假设下，也存在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基本关系。

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在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上，从斯密开始就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斯密认为，各个人参与经济活动，“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导致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每个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之所以会实现社会的整体利益，就是因为存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显然，斯密这里隐含的前提是市场充分有效。由于市场充分有效的前提是自由竞争，因而斯密认为“一种事业若对社会有益，就应当任其自由，广其竞争。竞争愈自由，愈普遍，那事业亦就愈有利于社会”。由此，自由竞争与“经济人”假设就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但是，在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失灵，即使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也是如此。这反映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即承认社会整体利益不可能仅仅依靠市场实现的基本事实，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等具有外部性的经济职能还需要由政府承担。所以，马克思指出，斯密本人也带着天真的稚气，在经常的矛盾中兜圈子。

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在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后，随着市场失灵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和加强，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背离日趋严重，突出表现为周期性爆发的生产过剩危机，特别是1929-1933年大危机对资本主义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凯恩斯依据这一基本事实，从理论上否定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传统经济学命题，认为资本主义出现生产过剩危机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而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唯一办法就是引入政府干预，政府成为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不可或缺的调节者。凯恩斯理论表明，即使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制度框架内，西方经济学也不得不承认单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不可能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统一协调。这对我们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假设具有启发意义。

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之所以会出现明显的理论缺陷，究其根本原因就是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永恒的美好制度，因而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局限于研究生产力，研究人与物的关系，甚至扩展到个人人性的一般化研究，这就使它更多地关注个体行为的研究，特别是在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主要研究个体行为而忽略整体行为，就更加合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逻辑。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从而把一切都“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火之中”。这表明，西方经济学脱离开人与人的关系，只研究人与物的关系，就不可能科学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

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假定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作为经济范畴的人，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这种社会关系表现为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对立关系。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科学地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家与劳动阶级对抗的秘密，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资本论》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假设，对于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假设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第一，《资本论》的研究假设是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马克思之所以要以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作为构建自己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因为马克思公开申明自己的理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性质和立场。马克思之所以能够以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作为构建自己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以下两点原因：一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和工人已经不是孤立的个人利益之间的对抗，而是阶级与阶级整体利益之间的对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二是无产阶级要最终解放自己，必须永远摆脱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因为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所以，“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以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科学创立，表明社会整体利益不是一个抽象范畴，而是客观的具体存在，完全可以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假设进行理论体系的构建。

第二，整体利益研究假设与市场经济体制完全相容。《资本论》在整体利益的研究假设下，把商品作为自身理论体系叙述的逻辑起点，通过对商品内在矛盾的深入分析，不仅深刻揭示了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如价值规律、货币规律等），而且还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特殊规律（如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等）。马克思之所以把商品作为《资本论》理论体系叙述的逻辑起点，是因为马克思认为，“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马克思之所以把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形式，就是因为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是不存在市场经济的。但是，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经表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仍然对资源优化配置具有决定性作用，且市场只是一种调节手段，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坚持和不断完善。依据《资本论》构建理论体系的基本逻辑和方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整体利益的研究假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是可以完全相容的。

第三，整体利益假设与个人利益的存在完全相容。马克思虽然强调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但马克思同时并没有否定无产阶级中每一个个人利益的存在，而是将每一个个人的利益内含在整体利益之中，使整体利益成为真实的存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阐述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时对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关系做出了如下设想：“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在这里，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和每个个人的占有是一致的。当然，马克思所说的重建个人所有制，不是重建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而是将“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也就是说，“在无产者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必定归属于每一个个人”。在这里，马克思所讲的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是统一的辩证关系，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就是每一个个人的占有，脱离开每一个个人的占有就不会有共同的占有，因为“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所揭示的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证关系，对于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假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作为构建自己理论体系的研究假设，是由马克思把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所决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明确讲到，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在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就表现为阶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只有获得整体的解放，才能最终解放自己。所以，马克思以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为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提供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假设及内涵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党的八大明确提出我国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又进一步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标志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表现为阶级关系，而是表现为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使全体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新型关系。所以，在明确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后，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就意味着，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就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不仅是人民群众的物质富裕，还是精神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而是分阶段的渐进共享。这就决定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建上就是要求把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研究假设，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假设的中国化、时代化。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假设，体现的是个体利益、群体利益、整体利益三方面的对立统一。

第一，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体现的是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没有共同的富裕，就是少数人的富裕，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背离了党的初心使命。作为整体利益的共同富裕，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全民共享，这是所有社会成员的富裕，是一个人都不能少、一个民族和一个地区都不能少的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公平与正义；二是全面共享，这是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的全面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三是共建共享，这是全体人民共同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的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多劳多得、不劳不得、按贡献分配的基本分配制度原则。

第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承认群体利益的存在和差别。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并不是每一群体的同步富裕。共同富裕允许由于历史的、文化的、地理的等各种因素所形成的共同富裕进程中不同群体富裕程度上的合理差别，体现了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允许一部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通过先富带动后富、先富帮助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所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就要求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在战略措施上，要求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和不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

第三，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承认个体利益的存在和差别。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具体到每一个个人都能够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都能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精准脱贫时明确指出，要“建档立卡”“摸清底数”，精准到每一个人，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所以，共同富裕是落实到每一个具体人的富裕。当然，由于每个人在体力智力等方面存在差别，按照按劳分配原则，在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程中，也会存在不同的人有先富后富的差别，形成个人利益上的差别。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必须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因而不同的个人拥有生产要素质量数量上的差别还会导致在共同富裕进程中富裕程度的个体差异，这就意味着我国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假设的理论价值

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假设确立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第一，将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假设，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完全一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研究生产力，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也要研究生产关系，通过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体制机制来解放生产力。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就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而且还要研究保护生产力，统筹发展与安全。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富裕，是生产力的发达程度，体现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二是共同，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体现了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性质。因此，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全部内容。

第二，将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假设，是与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全一致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增进民生福祉是我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因为“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实施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就可以通过统一规划引领、战略制定和相应的政策安排部署，增强经济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切实保障和增进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党对经济工作全面领导的根本制度内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之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根本性质和最大特征。

第三，将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假设，是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全一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适应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这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着力点；发展依靠人民，通过体制机制安排最大限度地激发全体人民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源泉；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特别是开辟低收入群体向上发展的多样化通道，使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也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意；经济发展得失成败的评判标准，就是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使人民成为裁判员，这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判断标准。

第四，将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假设，是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全一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党的伟大创造，也是我国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体制机制保障。由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整体利益、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对立统一，从而保障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顺畅运行。从各个利益主体的对立来看，完全可以对它们进行科学的界定产权，明确责权利，从而形成有效市场，确保市场对资源优化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遵循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从统一的角度来看，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确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有为政府，形成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从而通过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两方面的优势，更有效地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第五，将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假设，是与在高质量发展中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完全一致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高质量发展所追求的就是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而共同富裕恰恰是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的集中体现。（作者：黄泰岩，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大学原校长，教授）

本文转载自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11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 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