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对学科的认知包括认识学科内涵、学科性质与任务、学科发展进路等核心问题，关系到如何构建学科体系，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从深化学科认知的视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发展与理论体系构建，要坚持几个重大原则，包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要以生产关系分析为核心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属性；把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以问题为导向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要体现学科的创新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发展道路进行理论概括的系统性经济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统化经济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理论体系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大任务。

在构建学科体系的进程中需要不断深化学科认知。从学科认知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包括：学科属性与内涵，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重大原则，逻辑起点和逻辑主线，以问题为导向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等等。

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要不断深化学科认知

（一）经济学学科认知过程的演进

经济学的学科认知属于经济思想史的范畴，它关系到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理解，即从社会科学整体意义上来看，经济学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或者说它是不是“科学”），经济理论的性质是什么，如何发展经济理论，如何把理论研究与政策建议和经验研究联系起来。对学科的认知（包括学科内涵、学科性质与任务、学科发展进路等核心问题）关系到如何构建学科体系，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

“政治经济学”最初是在17世纪初，由法国重商主义学者安·德·蒙克莱田（1575—1622年）提出的。他在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第一次使用了“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其目的是要说明，他所研究的已不再是家庭或庄园经济的管理问题，而是国家范围和社会范围的经济问题，其性质和任务是“政治”即国家治理。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生于17世纪中叶。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英、法等国已经确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发展，而同时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却日趋尖锐。这时，代表产业资本家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便应运而生，它的历史任务就是批判封建主义，证明封建制度必然要被资本主义制度所代替，阐述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及运动规律。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该书以发达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把自配第以来的政治经济学综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国富论》创立了以财富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框架，即政治经济学的古典体系，经济学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任务，斯密把政治经济学视作为“研究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一门学问”。斯密认为，“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确切地说，使人民能够自己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裕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裕民富国”。

19世纪，政治经济学古典体系出现了两种进路。一是马克思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态度，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地继承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分，全面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实现了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的革命性变革。二是以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思路，主张把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学”，以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为代表完成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彻底分离，构建了以一般均衡为基础的微观经济学学科体系，成为西方经济学主流。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马歇尔的经济理论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点。不但自马歇尔之后，“政治经济学”这一理论经济学的通称逐渐为“经济学”一词所代替，而且人们对经济学性质和任务的理解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对经济学的性质做了一个折中的解释即“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一方面它是研究财富的学科，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它是研究人的学科的一部分”，或者概言之，“它研究在个人与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密切相关的那一部分”。马歇尔之后，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关于经济学的本质和任务，罗宾斯做了较全面和系统的阐述。在1934年出版的《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这本小册子中，罗宾斯对经济学的本质、任务、意义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了专门的探讨。他认为，经济学的本质是研究资源稀缺条件下人类在配置资源方面是如何行为的一门形式化的社会科学。“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做目的与具有各种替代性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关系来进行研究的科学。”罗宾斯对经济学本质和意义的这种理解和把握，为后来的绝大多数当代经济学家所赞同并基于此进行学术建构，从而逐渐形成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宏大、完整的理论体系。

（二）“中国经济学”的性质和任务是什么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理论体系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大任务。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政治经济学是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蓝本的理论框架。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们逐渐抛弃了“苏联范式”，完成了从“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向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转变，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重大原则。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认知，我们需要思考和明确的问题是，经济学到底是干什么的？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性质和任务是什么？中国的经济学未来如何发展？能够为当代经济学发展做出什么贡献？能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做出什么贡献？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又将能够做些什么？

关于中国经济学的性质和任务，学界有不同的认识：一些学者认为没有“中国经济学”这个概念，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应当被纳入当代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和分析工具来解释中国的问题，对中国转型期的“特殊现象”做实证分析；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应该部分回归经济学的亚当·斯密传统；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理论经济学应走理论发展的自身道路，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式、话语体系、核心价值和理论逻辑上都区别于西方经济学。

走自己的独立发展道路，这是由本学科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如果当代中国的经济学（这里就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经济学）的任务只是解释市场经济运行的原理，解释如何通过理性人选择获得最大效率，而不去揭示社会经济特征和长期发展的经济规律，我们只要有西方经济学就够了。

理论经济学是一门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研究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规律，论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探索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及其相应的经济思想的发展历史，通过对经验现实的抽象分析和整体综合实现对经济规律及其基本性质的探索，以对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进行具体的、实际的分析和解释提供理论基础和理论体系的学科。该学科包括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史、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科的基础学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发展道路进行理论概括的系统性经济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统化经济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理论体系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大任务。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特殊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客观基础，但这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赖以生存的土壤；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是什么（独立存在的合理性根基）？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地位？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地位，其讨论在两个层面或围绕两个问题展开：其一，实践是否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什么理论去满足实践的需要。从实践层面看，新中国71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探索以及取得的巨大成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理论创新的指引是分不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规律的科学认识，构成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本方向和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在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升华，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入新时代，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全面深化改革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实践，也带来了新问题、新挑战，需要理论上的新探索、新发现，揭示新规律，由此也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理论层面看，当前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都面临许多新的重大课题，需要做出科学的理论回答，需要我们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否满足新时代新实践的需要，关键是能否使自己成为一门“科学”，在其发展中能否体现出自己这门学科的“性质和意义”，而这又取决于其有无自己相对独立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理论的理论范式。所以说，学科理论范式的构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演进的一条生命线。直面现实、问题导向一直是经济学发展的基本动力和方向，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近几十年取得很大进步，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有研究框架还不能充分容纳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我们需要不断深化学科认知，充分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继承和延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同时关注和适当吸收西方经济学（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等“非主流经济学”各流派）、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以推动学科理论范式的构建和学科的开放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发展与理论体系构建

（一）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是根据当代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揭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形态的更迭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对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社会化发展趋势的分析，得出了公有制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结论，并就未来社会提出了一些初步的设想，而对社会主义经济运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主要来自于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实践，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抛弃传统的理论模式即“苏联范式”，转变为解释、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关系和运行机制的经济学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任务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研究和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一般规律，这就需要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这个方法在学科理论中的运用就是要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关系发展来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将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分析整个生产关系体系的基础；依据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关系来解释政治、法律制度以及道德规范的作用；把人的经济行为放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而不是当作个人的理性选择来理解。

（二）要以生产关系分析为核心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

近年来，一些学者基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从资源稀缺性和人的理性选择出发构建理论模型，采用通用的数学模型加上中国的数据去证实它，从而得出或证明一个理论结论，这样的论文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或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实际上，这些研究只是用西方经济学来研究中国案例，本质上还是西方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的核心是生产关系分析。生产关系分析是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核心和灵魂。

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政治经济学，使政治经济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他们第一次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划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出生产关系来，指明它是一切社会关系中最根本最本质的关系。他们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指明生产关系是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每一种生产关系都是暂时地存在于历史的一定阶段。这样，他们就科学地阐明了生产方式及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是遵循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表现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政治经济学建立在以客观经济规律为依据的坚实的基础上，使政治经济学成为真正的科学。

为了揭示资本主义运动和发展的规律，马克思致力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分析，通过价值规律、剩余价值生产规律、资本积累规律、平均利润的形成及下降规律等，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何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变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马克思对资本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这种批判不仅仅停留在哲学和人本主义上）就是在生产关系即政治经济学层面上展开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首位的”。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有两大基本原理：一是，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是由他们所处的经济关系决定的，我们必须在历史形成的经济结构、生产关系中来分析；二是，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道德规范这些上层建筑都是建立在经济关系这一基础之上的。如果我们缺少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视角，就会认为上层建筑现象是由人的意志决定的。

进入新时代，立足中国进行的新实践，时代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系列新的课题。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新时代的经济运行特征和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从基本经济关系层面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带来的社会权利、利益关系的变化，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化的经济规律。

例如，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与政府两种机制的交织和互补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常态。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各自作用的边界有着其制度和体制的特征，我们不能仅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内来解读这个问题，而应该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再如，收入差距扩大和财产占有不均是转型期利益结构失衡的突出表现。对转型期利益结构失衡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可以集中到生产关系层面的三大关系上：一是资本权利与劳动权利的关系，二是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三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上体现出来的我国转型期收入分配关系及其利益结构演变，背后的核心逻辑是生产关系，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具体表现和在现实中的展开。因此，分配关系的调整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要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客观规律。

（三）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属性

自20世纪初以来，古典的“political economy”话语体系逐渐转向了“economics”，经济学家们力图构建像“physics”（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那样的一种关于人类经济社会运行内在法则的带有“ics”词缀形式的“economics”的“科学”。自从这一转变发生以来，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方面尽量避开伦理判断，另一方面则公开声言要尽量做到“价值中立”。一些经济学家并不同意经济学能够做到“价值中立”的观点。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其《社会研究中的客观性》一书中就曾指出，事实上，没有任何社会科学或社会研究的分支是道德中性的（amoral）或政治中性的（apolitical）。没有任何社会科学是“中性的”或简单来说“事实的”，实际上在这些词的传统意义上来说也不可能是“客观的”，“任何研究永远是并且在逻辑上必然是建立在道德和政治评价的基础之上的，研究者必须明确表明自己的价值观”。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尽管经济学与伦理学道德哲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系，但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特别是到了20世纪经过马歇尔和萨缪尔森的拓展，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它与伦理学的关系，努力发展它的工程学特征和数理形式，而且这种趋势随着20世纪西方经济学所谓“方法论革命”不断强化。注重逻辑的推演和判断而忽略与人类行为密切相关的道德伦理问题，不关心人类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判断，这对经济学的发展是一种非常不利的趋势。我们也看到，一些经济学家也在努力地在经济学中重新引入价值判断和道德哲学的智慧，这包括阿马蒂亚·森等。

经济学的伦理基础和道德判断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和市场经济体制构建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迫切需要中国经济学重视对经济现象中社会伦理道德问题进行研究。中国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以及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进步，也要求中国的经济学人对这些学科交叉领域中构成经济社会运作的深层理性基础的一些基本价值进行评判和审视。因此，中国的理论经济学不可能做到价值中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都不是一门价值中立的科学，这是由它的本质属性决定的。

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就明确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马克思指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公开主张和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服务。他依据劳动价值论建立了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发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由此找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不仅表现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还在于为无产阶级找到了理想的社会归宿，这就是被马克思称为“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过程中，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未来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反映了无产阶级对未来社会的向往和为之奋斗的决心。在社会主义社会建立起来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提供了建设新社会的理论武器，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的体现与无产阶级所追求的根本利益相关。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判断，无产阶级利益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样，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就表现在，面对所要分析的社会主义经济，寻求这个社会的建设者——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属性就是以人民为中心，服从于人民的福祉和共同富裕。这个属性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四）共同富裕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从已经发表的论著来看，有的认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线；有的认为主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的认为主线是发展生产力；有的认为我国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并存，应以两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既共同发展又相互矛盾为主线；有的认为应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为主线；还有的认为应以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主线；等等。在这个问题上各抒己见，进行探索，一方面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处在探索构建过程中，另一方面表明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

马克思认为，未来理想社会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人的精神生活高度发展的社会，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在未来的新社会制度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列宁也指出，社会主义要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共享发展来解决分配领域中的矛盾；以社会公正与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价值观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建立资本与劳动的协调共赢机制；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所有制基础；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充分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坚持新发展理念，处理好增长与发展的关系，走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等等。这些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必然成为其理论体系构建的主线。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问题为导向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立足中国实践，以问题为导向，研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化的经济规律。这些问题包括：

（1）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所有制理论，科学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公有制和国有经济建立、发展、改革的实践经验，非公经济的发展以及多种所有制结构的形成发展，构建系统化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产权理论、产权制度创新理论。（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历史经验，新时期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分配结构的完善，收入分配领域如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如何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有效缩小收入差距，如何走包容性发展道路，脱贫致富实现共享发展，以及缩小收入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等等。（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如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的土地制度改革经验及其理论意义，新时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经营方式，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等等问题。（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如具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特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征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基本生产关系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关系，以及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产生的生产关系基础等重大问题。（5）中国发展道路理论和新发展理念，以及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经验与理论创新，如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出发研究发展与制度的关系，发展道路的选择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新发展理念，共享发展与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含义，等等，把这些研究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基础上，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立足中国实践的系统化的发展经济学理论。（6）中国对外开放理论。进入新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我们需要更加深刻地认识马克思关于国际分工、世界市场和国际经济体系的理论，总结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体系的经验。在经济开放层面，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发展，中国开放发展的历程、道路和经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演进与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历程，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开放发展新格局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重大问题。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要体现学科的创新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是目前正在建设的“中国经济学”教材体系中的核心和基础性教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它的特征应该是原创性、成熟性和实践性。

从政治经济学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科发展以及理论创新空间的不断拓展。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学开始脱离“苏联范式”而西方经济学还没有引进，大学的经济学教学急需政治经济学教材，教育部组织部分高校经济学专家编写北方本（宋则行、谷书堂）和南方本（蒋学模）政治经济学教材。当时这两本教材的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基本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即《资本论》的体系展开，社会主义部分则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主线，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提高经济效益等做了理论与实践的概括。1981年，教育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程》，由宋涛教授担任主编。该书作为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及财经类专业的教材，于1982年出版，至今已出版12版。这本教材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做了全面系统的归纳分析，着重阐明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后来的版本中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新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特点和新变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等现实经济问题，都做了科学的分析和论述。

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断深化和演进，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学科发展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专业课程或专题研讨课（包括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在不少学校开设，一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也相继编写出版。如逄锦聚教授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论》，洪银兴教授主编的《新编政治经济学教程》等，这些教材都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成果。教材是学科发展的体现及载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一部立足于中国实践、接地气的、有学理基础和理论高度的教材，使它构成系统化的学科知识体系。

目前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最大的问题是理论落后于实践，落后于学科需要。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与传统中国、国外经验和苏联模式都不相同，需要我们将中国实践进行归纳整理，提出有价值的理论概念。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学界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经验和问题进行了许多研究，但这些研究从学科理论体系来看存在碎片化的问题，还缺乏一条清晰的逻辑主线把各点串联起来形成一个体系。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教材的问题反映了学科的问题，教材编写有赖于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目前的政治经济学教材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比较注重对原理的阐释，对历史经验的学理性提炼及归纳不足，理论发展的线索脱离实践发展的线索。新中国经济发展70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在这一实践的各个阶段党中央的经济思想和政策是如何调整的、是如何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其规律性的......这些内容都应该写入教材之中，把历史经验与经济学的学理内容结合起来。

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编写还需要处理好一些深层次关系，例如，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其他经济学科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以及包不包括生产力的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发展的关系的问题；政治经济学是坚持马克思的生产关系分析范式还是西方经济学那样的“经济解释”的问题；等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可以包括三大部分：（1）导论（包括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学科属性和任务，学科产生发展与形成，基本理论，理论逻辑与主线等）；（2）主要内容，按主线和理论逻辑在各章展开，构成教材的内容体系；（3）新时期新问题以及当前理论发展的前沿问题，按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一致的原则进入各章，显示理论与实践、基本原理与经济学新发展相结合的特征。

本文转载自政治经济学评论（2021年1月）。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及作者。

作者：刘灿，西南财经大学原副校长，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