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理论为理解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提供了基础。在人类历史上，大工业的兴起标志着生产方式从小生产转向社会化大生产；当今的新型生产方式正在经历以社会化智能生产为方向的重大转变。在社会化智能生产下，生产单位内部以“数据—决策”循环为基础，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生产单位之间形成普遍的“平台—用户”关系，实现分工协作的智能化；生产单位、数字企业与劳动者有机结合，实现产业体系的智能化。社会化智能生产充分体现出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必须围绕新型生产方式的形成探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建设以社会化智能生产为基础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是理解和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重要部署的前提。习近平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这一概括明确指出了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具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

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就曾提出：“某种新出现的生产资料是否使生产力的性质发生变化，取决于它是否使劳动技术组织形式发生变化，即是否引起劳动方式的变革。”这里的“劳动技术组织形式”就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劳动者分工协作的方式，也即生产方式。体现科技创新的生产资料只有引起生产方式的变化，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进而提高生产效率和加速经济增长，避免“索洛悖论”的出现。

当前，以先进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不仅催生出一系列新要素、新产业，而且正在引发生产过程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推动生产方式发生深刻变革。这一变革不但发生在生产单位内部，而且贯穿于它们的相互联系之中，具有鲜明的产业融合特征，体现出生产社会化水平的显著跃升。从马克思主义生产社会化理论出发理解新质生产力，有利于从总体上把握生产方式的演变趋势，进而在实践中围绕新型生产方式的形成构建有利的制度环境，推动科技创新转化为产业创新，促使新质生产力落地生根。

一、从生产社会化把握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

如何认识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现有研究主要采取两种路径。第一种路径借鉴弗里曼、佩蕾丝等新熊彼特派经济学家的视角，将“技术革命”作为生产力发展的里程碑。伴随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产生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并在相互关联的一组产业中引发大规模投资和技术更新。第二种路径依循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以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福特制、精益生产等典型生产方式为分界线，考察不同生产方式所体现的生产力特征。

以上两种路径各有特色。第一种路径明确指出技术创新往往集中在特定历史时期，从而使生产力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但对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重视不足，对劳动过程演变与资本积累的相互影响缺乏考察。新技术、新材料、新产业的出现是现代经济的常态，仅就这些新现象而言难以判断生产力是否出现新质态。第二种路径继承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但也面临一系列复杂现象，需要我们从总体上进行把握。一方面，近年来平台经济、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工业互联网等新模式层出不穷，发展程度各有不同的新模式迭代演化，新旧模式之间的融合关系正在形成。另一方面，当前生产方式具有鲜明的产业融合特色，产业间界限模糊化，生产单位之间正在突破传统的社会分工关系，体现出生产社会化水平的显著提升。针对这些复杂的新现象，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理论为理解当代生产方式的演变趋势及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奠定了重要基础，提供了宝贵视角。

第一，随着资本主义的确立和发展，社会化大生产代替前资本主义的小生产成为主导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小生产是社会生产的重要特征，小生产在城市和农村分别以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形式存在。马克思指出：“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小生产者没有丰富的社会联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总结了小生产的特征：其一，生产资料归生产者个人所有，只供生产者个人使用，因而生产资料“必然是小的、简陋的、有限的”；其二，生产者个人及其家属以手工劳动的方式进行生产，劳动力主要来自家庭内部，学徒等外来的帮手只起到次要作用，劳动者之间的协作极为有限，劳动及协作方式长期稳定；其三，劳动产品主要用于满足生产者个人及其家属的需要，社会分工发展程度低，商品经济不发达，生产者之间的联系不紧密。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特别是大工业的兴起，社会化大生产取代了以劳动者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资本原始积累使小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难以在市场竞争中立足。由此，小生产走向衰落，小生产者沦为雇佣工人。与小生产的特征相呼应，社会化大生产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大量生产资料集中在资本家手中，“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只能由一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其二，大量工人在资本的组织下协作生产，“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劳动产品从个人的产品变成许多工人的共同产品；其三，劳动产品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生产者之间一方面相互独立，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又互为供求、相互依赖，因此，“以前潜伏着的商品生产规律也就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有力地发挥作用了”。

第二，一定发展程度的生产社会化与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互作用。一个时代生产社会化的发展程度是其生产方式的重要特征，也是把握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

生产社会化具有双重含义，分别对应生产单位内部的生产过程与生产单位之间的分工协作。1989年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指出：“生产的社会化，一方面表现为资本主义企业内部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各独立企业之间的社会劳动分工要保持‘铁的’比例性。”一定发展程度的生产社会化是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结果，同时一定发展程度的生产社会化又会反过来促使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社会化大生产取代小生产标志着生产力质的飞跃，主要体现在生产单位内部和生产单位之间两个方面。

在生产单位内部，组织大量劳动者、集中大量生产资料的大工业生产方式取代了手工作坊、小农经济等传统生产方式。自从有了大工业，资本主义生产不再依赖劳动者有限的体力和肢体数量，而是利用机器强大的动力和规模庞大的工具，形成机器体系，实现连续、自动、快速、大量的生产。大工业不仅标志着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它还代表着一种推动生产力升级的创新模式或生产力发展路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自大工业以来，资本减少对劳动者技能和经验的依赖，不断将科学应用于生产，科学研究与生产技术的联动推动了生产方式演进和生产力不断发展。

在生产单位之间，发达的社会分工取代了生产者自给自足的孤立状态，不同部门的联系日益巩固，形成错综复杂的社会生产体系，“许多分散的生产过程融合成一个社会生产过程”。马克思指出，现代工业“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社会分工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马克思对大工业时代社会分工的分析表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前结合在一起的生产环节分化为独立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使生产资料新用途的出现，剩余价值率的上升引发新型社会需要的迸发，于是，新部门不断涌现，部门之间的供求联系不断形成。社会分工的发展导致生产的专业化，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必然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产生矛盾，要求生产关系发生革命性变化。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恩格斯也指出：“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单位内部高度组织化，但生产单位之间缺乏协调，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经济危机频繁爆发。资本主义采用成立股份公司、运营国家资本等方式以适应生产力的社会性，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矛盾。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与必然性决定了只有由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并按照社会需要对生产进行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

工业革命时代形成的社会化大生产塑造了生产社会化的基本形态，生产的集中化与社会分工的深化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两个动态维度。历史上，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有时表现为生产的集中化（例如采用纵向一体化的福特制），有时则侧重社会分工的深化（例如采用生产网络的精益生产），但生产社会化的基本形态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进入数字经济时代，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生产社会化的形态正在发生重大改变，朝着社会化智能生产的方向演进。

二、从社会化智能生产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

任何生产力必然以一定的生产方式为载体，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得以发挥和体现，因此，必须深入正在兴起的新型生产方式之中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当前，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代表性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并行发展，平台经济、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在人类历史上，大工业的兴起标志着生产方式发生了由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的第一次重大转变；基于诸多新业态新模式前瞻性地判断，当今的生产方式发生了以社会化智能生产为方向的第二次重大转变。社会化智能生产充分体现出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第一，在社会化智能生产下，生产单位内部以“数据—决策”循环为基础，实现生产过程内部的智能化。

智能化生产的基本逻辑在于根据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由机器基于数据进行学习和判断，自动作出优化决策，以充分利用生产能力、合理安排生产线、节约原材料、降低能耗、减少固定资本损耗、避免生产中断、快速排查故障、更好适应市场需求，从而实现企业综合竞争力的提升。

在一般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在一定的生产环境下进行分工协作，使用劳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按照劳动者的构想生产出产品。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不仅劳动者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的规模变得相当庞大，劳动者的分工协作变得更加复杂，而且生产单位处于错综复杂的市场交换关系中。因此，生产过程必然受到组织、技术、自然、市场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发生中断。马克思指出，“连续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基础所决定的，虽然这种连续性并不总是可以无条件地达到的”，并且，“固定资本发展的程度越高，生产过程的连续性或再生产过程的不断进行，就越成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外在的强制性条件”。

智能化生产为实现生产的连续性提供了新的手段。智能化生产基于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智能传感、数字孪生、工业机器人、新一代人工智能等技术，在设计、制造、销售、服务全过程中嵌套“数据—决策”循环，使机器从数据中学习，完成识别、诊断、预测、规划等决策任务。不同于信息化时代数据从需求端向生产端的单向流动，“数据—决策”循环包括两个基本环节：其一，采集有关设备状态、材料消耗、生产速度、产品质量、人工效率、销售情况、用户反馈等方面的数据；其二，基于数据和算法形成决策，预判生产过程可能发生的问题，动态调整生产目标，并自动执行优化方案。两个环节的循环性体现在数据是决策的基础，而决策作用于生产过程又会产生新的数据反馈，形成良性循环，不断优化生产流程。

智能化生产以“数据—决策”循环为基础，实时、动态、系统性采集并利用企业生产经营的全局性数据，极大增强了决策的及时性、准确性和适应性，推动企业朝着如下三个方向发展。一是生产高效化。智能化生产实时监测设备使用，及时维修及更新，降低故障率并减少浪费。例如，有的公司会采集每个设备的生产相关信息（产量、质量、错误和设备停止）与能源使用信息（电能、电流、空气流量），以便找出哪个工序存在能源浪费，并在设备出现问题之前就能够预警。二是生产柔性化。智能化生产超越传统生产方式中固定化、刚性化的控制逻辑，企业根据需求变化灵活调整生产线，扩大产品种类，满足客户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例如，某服装制造企业通过研究消费者数据实现大规模定制生产，员工从云端获取数据，按客户要求操作，使规模化生产与个性化需求精准对接。三是生产绿色化。智能化生产可以实时监测设备能耗及污染物排放，精准确定发生能源浪费的环节，及时作出生产调整。例如，风能、光能等新能源具有间歇性、多变性、不确定性特点，传统“大型能源基地+远距离传输”的方式不适应新能源，而分布式智能电网通过集成智能感知、通信、决策和控制，使新能源的生产、传输、使用等环节协同运行，可以实现能源分散生产、就近消纳。

第二，在社会化智能生产下，生产单位之间形成普遍的“平台—用户”关系，实现分工协作的智能化。

近年来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平台经济、工业互联网、服务型制造等新模式都在打破传统产业间的界限，促进产业间融合。在传统社会化大生产阶段，同一部门内的生产单位处于竞争关系中，不同部门的生产单位则处于社会分工关系中；在社会化智能生产阶段，生产单位之间通过数据流和服务流紧密连接，形成普遍的“平台—用户”关系。

在传统社会化大生产阶段，生产单位之间主要存在产品流与资金流；而在社会化智能生产阶段，生产单位之间还存在数据流与服务流。以机床、车辆等生产设备为例，购买企业和制造企业之间除设备交易以外，购买企业还会将其在设备使用过程中形成的数据自动反馈给制造企业，并接受制造企业所提供的保养、预警、维修、更新等一系列服务。类似的数据流与服务流也存在于制造企业与消费者之间。例如，智能家电等耐用消费品安装有智能传感装置，能自动采集并向制造企业反馈消费者的使用数据；同时，制造企业向消费者提供语音交互、节能减耗、远程控制等服务。个别企业内部的数据总是有限的，但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个别企业可以从其他企业采集数据并低成本地完成数据传输。利用来自外部的海量数据，企业可以挖掘更多有用信息和知识，识别生产过程中的潜在问题，及时作出优化决策；此外，企业通过提供服务也增加了利润来源，增强了竞争力。

随着生产单位之间数据流与服务流的形成，平台必将成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平台经济主要出现在社会生产的流通领域，以消费互联网的形式存在，其对社会生产的介入集中于外卖、网约车等个别零工领域；随着消费互联网日益饱和，未来平台经济将向生产领域深度渗透。企业将普遍平台化，通过构建平台连接其他企业，以平台为基础采集数据并提供服务；其他企业转化为该企业平台上的用户，企业间的关系从而转化为平台与用户的关系。一家企业通过平台连接用户，同时它可能又是其他企业平台上的用户，于是，企业间形成嵌套式的“平台—用户”关系。在平台的组织下，用户之间可以共享数据，从而形成信息与知识，催生最佳生产范式和经营策略；可以共用生产资料，从而节约固定资本，提高产能利用率；还可以共享销售市场，依靠网络效应聚集购买者，提高供求匹配的精准度，促进价值实现。由此，社会分工协作与智能化实现耦合，将极大提高社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协调性。

第三，在社会化智能生产下，相互连通的生产单位、提供基础设施的数字企业及劳动者有机融合，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智能化产业体系。

相互连通的生产单位构成了一种“细胞形态”，无数这样的“细胞”组成了一个网络化生产体系。每个生产单位内部实现智能化生产，同时又与其他生产单位共享数据，为其他生产单位的智能化生产创造条件。生产单位之间不再仅仅是竞争或分工的关系，而是一种基于数据共享的协作关系，从而有关生产经营的决策也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社会化决策。社会生产体系中每个节点改进效率的经验更容易传播到其他节点，从而在整个生产网络中实现效率的改进。生产经验不再局限于单个生产单位内部，而是快速被其他单位吸收和应用，引发效率提升的正反馈机制，发挥出整体大于个体的显著效果，从而改变传统生产力的发展路径。

数字企业为社会化智能生产提供基础设施。数字企业是指数字经济领域的科技企业。在传统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大工业的发展引发交通运输业的革命，以适应大工业对流通的要求。同样，智能化生产所形成的海量数据催生出对算力、数据传输、大模型等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要求。这些基础设施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特征，由数字企业以专业化方式提供并由大量生产单位共同使用，不仅能节省成本，还能促进生产单位间的互联与协作。恩格斯曾指出：“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一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数字企业对数字经济时代基础设施的社会化使用起到重要的组织性作用。

劳动者在社会化智能生产中扮演多重角色。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劳动者同时也是消费者，劳动者不仅为企业创造价值，而且劳动者的消费行为还是价值实现的重要条件。在社会化智能生产条件下，劳动者还起到生成数据的作用，其在生产过程和在消费活动中的数据都被全方位记录；特别是，移动智能终端的出现使地理上分散的生产及消费活动也可以被捕捉到，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生产与消费边界的模糊化。劳动者所生成的数据一方面被用于改进生产效率，另一方面用于精准对接供需，实现了社会化智能生产的闭环。

综上，社会化智能生产体现出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的本质特征，构成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生产方式基础。在社会化智能生产条件下，先进数字技术得以广泛深入地应用，数据作为一种要素被用于社会化的优化决策，传统产业发生智能化转型升级，不同产业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了生产过程的高效化、柔性化、绿色化，增强了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并通过提升社会生产的协调性增强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与安全性。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必将加快生产方式的转变，加速社会化智能生产的形成。以DeepSeek的R1模型为代表，廉价化、轻量化、开源化、推理化的大语言模型将极大促进用户的本地化部署及各类应用的出现，推动人工智能真正成为一种功能广泛的通用型技术。当前，大语言模型日益具有“慢思考”的推理能力，能较为准确地处理相对复杂的问题并向着多模态智能体的方向发展，这为人工智能在社会生产环节的应用开辟了广阔空间。大语言模型结合生产企业的数据将使人工智能更加“精专”，能够帮助企业研发新产品并优化生产流程，推动生产过程加速智能化。企业产品搭载大语言模型，能使企业与用户之间更好地交互，帮助企业把握用户需求和市场趋势，提供定制化服务，加速企业的平台化转型。开源式大模型能方便企业之间耦合与协作，促进不同产业深度融合。大语言模型将推动人机关系发生重大变革。在以往的人机关系中，机器按照既定程序执行劳动者的指令，劳动者负责规划和监督；而大语言模型对人类思维进行一定程度的模拟，这将使劳动者从执行、规划、监督等环节中部分解放出来，也迫使劳动者专注于创新环节，形成新的人机协作模式。同时，既有的大语言模型高度依赖互联网数据，往往受“数据峰值”所限，而生产领域所生成的数据量比互联网数据大得多，人工智能的生产性应用也会对其本身的迭代升级形成巨大的促进作用，剔除样本量不足条件下决策精度所受的数据异常值的干扰，形成技术与生产的良性循环。

三、围绕新型生产方式的形成探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必须依托于一定的生产方式。生产力是否发生质的变化，关键在于是否形成了新的生产方式。发展新质生产力应围绕新型生产方式的形成探索实践路径，一方面要尊重市场主体的选择，另一方面要建立有利的制度环境，健全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明了方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3月5日，习近平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了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因地制宜。根据各地实际条件构建新型生产方式，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应遵循的准则。生产方式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从一般性来说，生产方式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因此必然体现一般性的技术和组织逻辑；从特殊性来说，生产方式的应用场景必然是一定区域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因素共同塑造的结果。社会化智能生产是当前新型生产方式所具有的典型特征，进一步揭示出“因地制宜”的必要性。其一，以先进数字技术为代表的关键共性技术是社会化智能生产的技术基础，其应用场景广泛、发展潜力巨大，不断催生新领域新赛道，重塑竞争优势与竞争格局，这就要求企业基于原有优势、顺应科技革命大势，因时因地动态打造竞争力。其二，社会化智能生产具有明显的产业融合特征，强调生产单位之间建立智能化协作关系。传统产业不是被新产业所消灭，而是在新旧融合中经历转型升级。因此，各地必须基于原有产业优势，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使本地传统产业有机融入社会化智能生产的庞大网络之中。其三，社会化智能生产需要先进基础设施的支撑，这推动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兴起。新兴产业具有知识密集、资金密集、规模经济等特点，意味着各地必须根据自身条件有选择地发展，不能一哄而上、重复建设。

第二，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新质生产力引发生产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同时也会对既有制度框架提出新要求，衍生出一系列有关价值对齐、利弊权衡、利益协调等问题，必须加强制度供给，在保持创新活力的同时精准化解潜在矛盾，确保新型生产方式落地生根、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新型生产方式以社会化智能生产为特征，数据是社会化智能生产的关键资源。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存在大量数据的采集和传输，引发产权归属、数据滥用、利益分配、隐私保护等一系列问题。必须完善法律法规，明确数据归属及其合理的利用方式，促进数据共享，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建立有效的市场交易机制，为利益相关方的互利共赢规定底线。以新一代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进数字技术正在一些领域代替人的劳动。智能化生产减少了生产过程对人的经验式决策的依赖，催生“无人化生产”，引发了人们对大规模失业的担忧。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必须引导新模式、新技术的发展方向，在生产端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同时，培养更加适应智能化生产的新型劳动者队伍，更好发挥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解决复杂问题、减少企业成本、提高生产灵活性的优势，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第三，壮大耐心资本，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2024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这是我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项必要举措，体现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理。耐心资本是先进生产要素的重要组织者和协调者。促进科技创新转化为产业创新，必须发挥金融对产业创新的支持作用，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以社会化智能生产为特征的新型生产方式也进一步凸显金融支持的重要意义。新型生产方式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人工智能为关键技术、以算力为关键基础设施、以平台为基本组织形式。参与构建新型生产方式的企业面临先进生产要素稀缺、资金需求量大、回报周期长、不确定性大、可作为抵押品的固定资本少等问题，需要长期持续较大规模的金融支持才能形成稳定的盈利模式。壮大耐心资本，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必须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规范资本行为，引导资本预期，防止资本片面追求金融市值和短期回报；必须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推动国有资本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同时动员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调动多方面力量促进先进生产要素的集聚。

第四，以数实融合促进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习近平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而且必须促使新旧产业紧密连接，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形成新旧产业相互支持的良性循环。数字经济包含了一系列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兴产业，数实融合是新旧产业形成良性循环的关键。在社会化智能生产下，不同产业间趋向融合，共同提高生产效率。如果新兴产业脱离传统产业孤立发展，只能在短期内凭借金融投资或国家扶持快速扩张，难以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并形成稳定的盈利模式。以数实融合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首先，必须鼓励支持头部数字企业做强做大。数字企业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领头羊，也是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重要力量。数字企业能够以较低成本提供基础设施服务，为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准备技术条件。其次，必须引导数字企业服务实体经济。数字企业不应凭借对基础设施或市场的垄断获得短期收益，而应具备长远眼光，深入实体经济帮助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最后，必须引导传统部门的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投资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企业往往犹豫不决。这就需要数字企业与实体企业协同发力，形成联合，探索成熟的转型模式，降低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和风险，合理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投资热潮。

作者：齐昊，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院副教授；李雪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转载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5年第2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