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十四五”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国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必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当前，围绕如何推动共同富裕，学界形成了两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从生产关系出发，认为民营经济的资本增殖逻辑与实现共同富裕存在冲突，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才是共同富裕的基调，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第二种观点从分配关系出发，认为要靠政府主导的再分配来缩小收入差距，即通过税收、基本公共服务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收入再分配制度缩小初次分配的差距。此外，三次分配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补充。

两种观点都从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公有制经济虽然占据主导地位，但资本有机构成较高，吸纳就业人数有限，利润率相对较低。另一方面，仅靠二次、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作用有限。国内研究发现，2011—2019年我国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平均占比仅为17.18%和0.14%，而初次分配则占82.68%。国际经验也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许多国家的再分配政策难以扭转市场收入不平等上升的趋势，不当的再分配政策甚至可能加剧收入不平等。非公有制经济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中，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要利用好非公有制经济，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到促进共同富裕总的思路时明确指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就把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的地位，并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和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作为主要发展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经济增长，而共同富裕则意味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如何统筹效率与公平，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改善收入分配，是各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增长与分配的经济学理论正是对这一问题的阐释与回答。增长和分配都是物质生产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开了生产过程的黑箱，更加深刻地阐明了增长模式和分配结果之间的关系。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与分配的理论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统筹增长效率和分配公平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能够为我们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步履坚实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重要理论启示与镜鉴。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批判性地回顾了增长与分配的主要经济理论；第三部分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增长与分配的一般关系和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关系出发，分析发达国家黄金时代工资和利润共同增长的实现条件及其走向终结的原因；第四部分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阐明共同富裕的丰富内涵、现实挑战和实践路径；第五部分为研究结论。

二、增长与分配的经济学

增长与分配是经济学的核心议题（主要流派如表1）。主流经济学基于供给侧，认为市场机制的“涓滴效应”能够使经济增长自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非主流经济学立足需求侧，强调收入分配关系如何在不同情况下影响经济增长。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实现共同富裕被归结为纯粹的增长或分配问题，不仅忽略了增长与分配的辩证关系，也掩盖了增长与分配表象背后的真实生产过程。批判性地回顾这些理论，是探索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

（一）主流经济学：收入分配自动改善的“涓滴效应”

主流经济学信奉萨伊定律，强调供给侧分析，认为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带来总产出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经济增长往往用一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衡量。由于假设资本与劳动平滑替代，投入生产的要素比例不影响总产出，因此分配处于增长过程之外，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动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并根据各自的边际生产率分配合理的报酬。

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代表之一是索洛-斯旺模型，该模型强调资本积累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然而，随着资本存量不断增加，资本的边际生产率递减，长期来看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有限的。在新的稳态上，经济增长率仅取决于外生的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其中技术进步则只是笼统地代表无法被生产要素投入扩大所解释的增长“余值”。在索洛之后，以罗默和卢卡斯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内生化，围绕边际报酬非减的要素构建生产函数，尝试破解边际生产率递减在长期带来的资本积累停滞问题。例如，罗默认为知识是投资的副产品，尽管个体企业投资的边际报酬递减，但由于知识存在溢出性，个体企业的投资能够提升社会总的知识水平并加速技术进步，因此，从社会总产出的角度看资本的边际生产率非减。又如，卢卡斯将人力资本的积累视为技术进步的主要内容，积累的人力资本对新知识的生产是有用的，因此，人力资本边际报酬非减，社会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作用在资本积累过程能够加速总产出增加。

由此可见，主流经济学增长理论的重点是解释和促进总产出的增加，其中隐含的分配观点是经济增长具备自动改善收入分配的“涓滴效应”。早在亚当·斯密身上就能看到隐含的收入分配理论，即不平等随经济增长而减少。这正是亚当·斯密捍卫“自然自由体系”的重要依据。随着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主流理论更加强调“涓滴效应”叙事。当时兴起的供给学派理论支持里根政府的减税政策，认为尽管富人是减税的直接受益者，但穷人也能从经济增长中间接获益。

（二）非主流经济学：有效需求和分配关系驱动经济增长

与主流理论相比，非主流经济学认为需求侧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方面。在分配上一般通过国民收入的会计恒等式将总收入分为工资和利润两部分，将功能性收入分配纳入增长模型以分析增长与分配的因果关系与交互作用。

古典模型和罗宾逊-卡尔多模型均强调经济增长是由利润拉动的，总收入中利润的占比越高，投资和总产出就越是增长，因此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总是对应更低的工资占比，劳资分配遵循零和博弈。其中古典模型强调不平等分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即分配决定增长。从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等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出发，古典模型假设在一定的社会制度条件下存在一个惯常的（conventional）实际工资率。在这个外生给定的工资水平上劳动力供给是完全弹性的，因此，增长不会受到劳动力供给的制约。在产能利用率不变的情况下，实际工资率与利润率“此消彼长”，形成工资-利润边界。促进经济增长要求压低工资以产生更多的利润进行投资。相比之下，罗宾逊-卡尔多模型强调不平等分配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即增长决定分配。经济增长源于储蓄率降低时消费需求的增加，在产能利用率不变和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下商品供不应求推动价格上涨并促使企业增加投资。商品价格上涨导致实际工资率下降和利润率提高，劳资分配的不平等随经济增长率提高而加深。

具有卡莱茨基-斯坦德尔传统的增长理论强调工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与罗宾逊-卡尔多模型的关键区别在于均衡商品市场的变量是产能利用率而非价格。其中新卡莱茨基模型认为企业根据“动物精神”、预期利润率和产能利用率做出投资决策。按照垄断竞争条件下的成本加成定价原则，利润份额是成本加成率的增函数，由垄断程度外生决定。当利润份额下降时，工资份额提高刺激了消费需求，商品供不应求导致产能利用率上升，促使企业为维持一定规模的超额产能而追加投资，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率。巴杜里和马格林批评新卡莱茨基模型忽视了利润份额下降对投资的抑制作用，因此，他们提出的后卡莱茨基模型将投资行为设定为由产能利用率和利润份额两个独立要素决定，得到工资拉动（wage-led）和利润拉动（profit-led）两种增长体制的可能性。当利润份额下降对投资的抑制作用较弱时，形成工资拉动的增长体制（与新卡莱茨基模型的结论一致）。反之，则被称为利润拉动的增长体制。

斯拉法超级乘数模型通过区分自主需求与引致需求尝试解决产能利用率内生调整导致的哈罗德不稳定性问题，强调经济增长是由自主需求拉动的，有利于工人的分配，能够在短期提高产出水平但无法改变长期经济增长率。塞拉诺指出，为保证经济增长是由总需求决定的，引致投资与引致消费在总产出中的占比必须严格小于1，否则产出将会自动生成与其相等的需求，即萨伊定律成立。因此，总需求中必定存在一个独立于产出且不新增产能的自主需求部分。塞拉诺进一步规定自主需求及其增长率是由一系列经济、制度、技术因素外生决定的。假设引致投资取决于资本-产出比和企业对总需求的预期，引致消费是由企业做出生产决策时愿意支付的合同工资外生决定的工资占比与总产出的乘积。在总产出等于总需求时，总产出就表示为自主需求的倍增，这个倍数就是斯拉法超级乘数。当工资占比提高时斯拉法超级乘数增大，提高了任何自主需求水平上的总产出，但长期经济增长率仍收敛于外生给定的自主需求增长率。

（三）增长与分配理论评述

主流经济学强调供给侧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信奉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片面关注总产出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造成了理论上的不足。首先，主流经济学忽略了总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然而如果供给能够自动创造需求，生产要素总是被充分利用，那么现实中就不会出现产能过剩、非自然失业等问题。其次，主流经济学认为个体的理性行为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并决定要素的合理报酬，从而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够自上而下地“涓滴”惠及各个阶层，几乎不讨论收入不平等是如何形成的，这一分配观点受到了理论和经验上的诸多挑战。最后，主流经济学无法揭开生产过程的黑箱，由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递减，资本积累在长期陷入停滞，因而只能将经济增长归因于“余值”、人口增长或知识的外部性，无法解释增长发生的具体机制。

非主流理论虽然更加强调需求侧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试图阐明工资、利润和雇佣关系是如何互相影响、互相决定的，以此来解释经济的波动和增长，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非主流理论中的罗宾逊-卡尔多模型将分配作为内生要素，认为经济增长造成不平等分配，得到这一结论的关键假设是在产能利用率不变时总需求增加意味着价格上涨。然而现实中有效需求不足往往与产能过剩问题同时出现，当有效需求增加拉动经济增长时可能优先调动闲置产能，并不必然导致价格上涨，因此，实际工资也并不必然下降。其次，其他非主流理论中分配都是作为外生要素，分配关系取决于社会制度因素、垄断程度或企业决策，因此，至多回答平等分配何以促进经济增长，难以给出在经济增长中改善分配的方案。最后，非主流理论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中抽象出的工资拉动和利润拉动两种增长体制，将经济增长过程转化为了工资和利润的权衡取舍，忽略了经济增长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动态过程。在此类理论的指导下，促进共同富裕成为纯粹的分配问题，即工资拉动的增长体制。

不仅如此，主流与非主流的理论都试图通过构建数理模型来阐释增长与分配的相互关系。数理模型抽象出增长与分配的单向影响机制，难以反映增长与分配的辩证关系。同时，产出、需求、投资、消费等总量范畴也无法反映增长与分配的结构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具体问题的现实解释力。更重要的是，增长和分配都是物质生产的结果，如果不打开生产过程的黑箱，就无法真正理解不同的增长模式和分配现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物质生产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生产是经济活动的决定因素，也是影响增长与分配的首要因素。通过打开生产过程的黑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能够深入探讨经济增长的发生机制，还能回答如何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实现更加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的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增长与分配

马克思以物质生产为核心，通过阐明生产与分配的关系，深刻揭示了效率与公平、增长与分配的矛盾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决定了资本与劳动相对立的分配关系。但马克思也表明在一定条件下劳资双方的对抗性分配关系也可能得到缓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后黄金时代展现了特定生产方式下，经济增长与分配改善相互促进的具体实践。但是，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只是偶然存在，随着黄金时代走向终结，发达国家又重新陷入了紧张的分配关系中。

（一）生产与分配的一般关系

物质资料的生产在经济活动中占据核心地位，“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不同社会中生产的性质决定了分配的性质，“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工人阶级通过劳动创造的价值的绝大部分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同时，分配也反作用于生产。“生产工具的分配”“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等“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是生产的历史结果。“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积聚，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

生产与分配的一般关系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是动态变化的。“生产方式……总是决定新出现的分配”。“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根据生产方式的动态变化，分配也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分配对于新的生产时期表现为前提，但它本身又是生产的产物，不仅是一般历史生产的产物，而且是一定历史生产的产物”。恩格斯也曾明确提出，“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而这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

（二）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工资和利润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同样地，生产要素以资本的形式参与生产，就以利润的形式参与分配。由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而工资和利润就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的核心构成部分。资本受到不断积累欲望的驱使，尽可能多地占有剩余价值，使不平等成为常态。但马克思也曾讨论了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实现同时增长的可能性。假定商品按其价值出售，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变化取决于三个变量：工作日长度、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

第一种情况是工作日的长度和劳动强度不变，劳动生产力可变。此时，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各自朝相反方向变化。当劳动生产率提高，一个工作日创造出的价值总量不变，但表现为数量更多的商品。商品因此变得更便宜，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价格下降。但是“如果劳动力的价格下降，但没有下降到由劳动力的新价值所决定的最低界限，……那么这个下降了的价格也还是代表一个增加了的生活资料量”，即工人的生活资料量可以不变或增加。因此，工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工人与资本家的收入之间的差距扩大是不矛盾的。

第二种情况是工作日长度和劳动生产力不变，劳动强度可变。当劳动强度提高，一个工作日提供较多的产品，且单个产品价值不变，此时表现为较大的价值总额。因此，平均每个产品的价值保持不变，但产品的总价格增加了，从而价值产品即V+M增加了。这样，这个更大的价值总额可以让劳动力的价格和剩余价值同时按相同或不同的程度增加。但这种情况下，工资虽然提高，但可能难以弥补劳动力的加速损耗。

第三种情况是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提高，同时工作日缩短。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强度的增加，都会增加相同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总额，从而都可以缩短再生产劳动力的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工作日中必须用于物质生产的部分越小，“从而用于个人的自由活动，脑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部分就越大”，这反过来又扩大了生活资料的范围，表明在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合理调整工作日长度和劳动强度，有可能在不引发劳动力加速损耗的前提下实现工人生活条件的更大改善。

显然，在马克思这里，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并不一定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以上三种情况都生产出了数量更多的商品，实现了经济增长，在增加利润总额的同时带来了名义或实际工资的提高。无论资本主义如何发展变化，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在本质上不会发生变化，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劳资关系完全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一定条件下，工人阶级也可以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实现工资和利润的共同增长。

（三）经济增长与分配协调的“黄金时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约20年时间中，发达国家经历了工资和利润共同增长的繁荣时期，被称为战后“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以机械化、自动化和标准化的流水线作业为标志的福特制大规模生产成为支配最大量产品生产的主导性生产方式。福特制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马克思提出的“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日缩短”的情况，在大规模生产适应大规模消费的经济良性循环中实现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改善。

福特制通过大规模生产极大地提高了标准化产品的劳动生产率。通过将劳动的概念和执行分离，管理部门掌握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使每个工人在流水线上反复进行一项特定的操作，并规定每个工人需完成的动作和工作的速度。在这种安排下，劳动生产率由单个劳动力或机器在既定时间内加工的材料数量或生产出的产品及零件的数量决定。同时，使用大型专业化机器也意味着更大的固定资本投入，也要求企业尽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提高单位时间的产量以摊薄固定成本，实现规模经济。

生产规模的扩张必然要求消费的扩大，否则商品就无法在市场上实现其价值，在福特制生产方式中，工人既作为大规模生产的投入要素，也作为大规模消费的消费主体，必然要求其在分配中占有更多份额。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幅降低了标准化产品的价格，提高了实际工资水平，诱导大规模消费匹配大规模生产。另一方面，包括亨利·福特在内的一部分企业主率先认识到工人在一定程度上愿意合作的重要性，将流水线工人的日薪提高到5美元，约为当时美国汽车制造业工人平均日薪的两倍，让工人有能力购买自己制造的汽车。1935年罗斯福签署《瓦格纳法》，从立法的角度将美国的劳资集体谈判制度确立下来。通过劳资之间的集体谈判，发达国家普遍形成了工资增长与生产率联系的机制，使收入增长能够满足大规模生产对消费的需要。此外，工作日长度也得到缩短。1938年罗斯福签署《公平劳动标准法》，规定每周工作最高不超过40小时等劳动保护条款被首次以联邦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美国通过促进劳资合作，在提高工人收入的同时增加工人消费的生活时间，实现了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消费的基本平衡。

大规模生产适应大规模消费的经济良性循环增加了工人的就业机会并提高了工资水平，促进了收入分配的改善。美国自1946年到1980年收入分配趋向平均，底层90%家庭的收入增长快于顶层10%的家庭，收入最低的20%家庭收入增长了179%，在收入分布中位于20%~50%的家庭收入增长了117%。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和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提高塑造了发达国家这一时期“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

此外，发达国家在这一时期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鼓励企业生产性投资，增加公共部门支出，以期弥补总产出与消费之间的差额，熨平经济周期。同时发达国家陆续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维持有效需求。在美国主导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也为发达国家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这些政策的施行和制度的建立稳定了就业与收入，协调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消费的良性循环。

（四）福特制的缺陷、生产方式变革与收入两极分化

福特制生产方式的性质决定了发达国家在黄金时代能够实现工资和利润共同增长的分配模式，但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国家只能是偶然现象。20世纪90年代后，福特制被新的生产方式替代，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得劳资双方回到零和博弈的紧张关系，增长与分配的矛盾日益突出。

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大规模生产方式与新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面对不稳定的需求市场，只能满足标准化产品需求的福特制出现危机。福特制大规模生产方式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流水线庞大的固定资本投资形成高昂的沉没成本。转换流水线不仅需要投入新的固定资本，而且会造成生产中断，同时为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企业又储存了大量原材料，这都阻碍了产品与工艺的持续性创新，导致生产方式难以快速变革以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阻碍经济的顺畅循环。经过了漫长的结构调整，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利用信息技术建立起了核心—外围的全球生产网络，能够大规模地生产多样化产品。在信息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基于标准化模块与兼容接口的新生产方式表现出明显优势，大大提高了生产的效率和灵活性。这种新的生产方式逐渐推动形成发达国家的核心企业制定技术标准、生产核心部件，新兴经济体的外围企业大规模生产标准化零件、高效率流水线组装的全球生产网络。

但新的生产方式在适应社会需求变化的同时也面临许多矛盾。首先，福特制劳资集体谈判协议被认为给予工人过多的权利，导致工资挤压利润，发达国家放弃了凯恩斯主义，转而采取了打压劳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工会力量逐渐被削弱，工人的权益得不到保护。其次，尽管发达国家通过变革生产组织形式提升了企业的利润率，但核心—外围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也使得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与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逐渐极化，进一步恶化了收入分配。最后，生产制造环节的转移使得经济增长和就业在空间上分离，制造业工人就业岗位数极大下降，在“黄金时代”处于中等收入的制造业工人群体面临就业和收入不稳定。同时，国内产业空心化，经济金融化的趋势也威胁着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进入了长达数十年的不平等上升阶段。1980—2014年，美国收入最低的20%家庭收入下降了25%，位于收入分布20%~50%的家庭收入几乎停滞。随着黄金时代的终结，工资增长与生产率联系的机制也不复存在。美国在过去40年中劳动生产率增长了近62%，而普通工人的平均时薪只提高了不到18%。

四、以转方式补短板为基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理论和实践经验表明，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关键是要转变生产方式，使经济增长的成果真正惠及各个阶层，实现经济增长与分配相互协调。在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生产方式带来的收入分配改善只是自发现象。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只有在生产方式转变的过程中主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才能真正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反映出传统的生产方式无法适配新的社会需求。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变革，补齐乡村发展短板，促进经济畅通、良性循环形成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

（一）共同富裕的深刻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共同富裕的内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既不能片面强调效率，走一些发达国家“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两极分化的老路，也不能盲目追求公平，像一些拉美国家奉行民粹主义，因过度福利化导致效率低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推动共同富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首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必须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其次，坚持发展依靠人民，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增强致富本领。最后，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第二，推动共同富裕要把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因此我们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谈到高质量发展时，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两个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转变说明，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只有把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而衡量发展质量和效益，就是投资有回报、产品有市场、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环境有改善。在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标准中，产品有市场是基础，这就要求以创新引领生产方式转型升级，适应社会需求新的变化，提高产品有效供给，为投资带来合理回报。投资有合理回报，企业就有利润，员工就有收入，政府就有税收，从而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形成经济畅通、良性循环。同时，在生产方式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要培育绿色生产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三，推动共同富裕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柱，推动共同富裕必然以基本经济制度为前提。因此，那些片面地强调仅通过公有制或非公有制经济来促进共同富裕的说法都是有失偏颇的。在基本经济制度的保障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协同推动共同富裕实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大力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强调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

第四，推动共同富裕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共同富裕，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时间上也有先有后，不可能齐头并进。但总体来看是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企业利润、工人收入、政府税收同时增长，同时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通过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快于高收入群体，推动社会福利水平整体改善，逐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这就需要充分认识共同富裕目标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坚持全局思维，分阶段推动共同富裕。

（二）推动共同富裕面临的现实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把推动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当前，我国推动共同富裕首先要解决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要转变生产方式，提高供需适配，促进经济良性、畅通循环，这既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条件，也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物质基础。我国经济循环仍然面临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制约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第一，供给不适应需求造成需求外溢。传统的大规模生产方式的优势在于低成本地供给标准化产品，然而我国目前已有超过4亿中等收入群体，消费需求呈现出日益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的特征，对标准化产品的需求减少。以日用家电为例，2023年我国限额以上零售企业日用家电国内销售额同比下降12%，商品库存同比增加约17%，这表明当前我国“模仿型排浪式”的消费需求基本饱和。传统的生产方式无法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就会导致需求外溢，我国日用消费品进口占货物进口总额的比重已由2012年的5.03%提高到2024年的8.94%，进口消费品总额超2000亿美元，其中占比较高的品类包括服饰鞋包、生鲜食品、日化美妆和医药保健品等。需求外溢导致一些商品难以在市场上顺利出售，阻碍人民共同增收。

第二，企业低价无序竞争阻碍收入提高，成为扩大消费需求的制约因素。在内需相对不足的条件下，我国长期依赖投资推动经济增长，但投资于大规模生产难以适应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2024年，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为40.6%，超过居民消费占比。传统的大规模生产方式高固定资产投资的特征意味着技术转型的沉没成本很高，在供给不适应需求的情况下企业只能进行低价无序竞争，进一步压缩利润空间。2012—2024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收益率由8.06%下降到4.16%。投资难以取得合理回报导致企业利润和员工收入无法有效提高，进一步限制了消费需求的扩大。从行业层面来看，制造业就业人员占比最高，但收入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进城农民工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来源，收入亟待有效提高；从城乡层面来看，2024年农村居民的消费收入比达到83.4%，消费增长空间不足反映出农村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缺少高质量就业岗位的短板。缺少有收入支撑的需求又进一步恶化了企业的盈利能力。

第三，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形成原料成本提高、核心部件和关键技术“卡脖子”、外需疲软的三重困境。在生产端，我国多种资源和高新技术高度依赖进口。受地缘冲突等因素的影响，国际能源、粮食、资源价格上升，生产成本增加。全球化的逆流阻碍技术交流，加剧核心部件和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我国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在当前的国际分工下，成本冲击和技术壁垒对我国经济外循环造成较大影响。在需求端，我国自2001年底加入WTO，外需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明显。2002—2011年，我国按美元计价的外贸出口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1.64%。然而受外生冲击和国际“逐底竞争”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出口增速明显放缓，2012—2024年按美元计价的外贸出口年均增长率只有4.75%。其中，中美贸易摩擦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我国经济外循环，在供需两侧都对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造成挑战。而技术输入和产品输出两方面矛盾的深化又进一步放大了国内循环的供需矛盾。

（三）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

以生产方式变革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促进经济畅通、良性循环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一方面，只有生产方式适应社会需求，经济才能持续健康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循环过程中形成的初次分配格局是决定分配公平与否的基础。国际经验表明，在初次分配不平等的国家难以实现高水平的再分配。因此，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是难以在推动共同富裕中发挥首要作用的，需要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不断“做大蛋糕”的过程中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转方式和补短板。转方式即推动企业生产方式变革，补短板即以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推动城乡差距缩小。在此基础上，发展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同时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第一，以科技创新推动企业生产方式变革，打造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适应科技新变化、人民新需要，形成优质高效多样化的供给体系，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这样，供求才能在新的水平上实现均衡，我国经济才能持续健康发展。这就要求推动企业生产方式变革，加快多元化高质量产品的研发，使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够匹配消费者不断升级的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需求，在新的供求平衡中实现经济畅通、良性循环。在生产方式革新中应该以企业为创新主体，以关键核心部件为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利用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国家和企业的协同创新作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在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的同时利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十五五”规划的建议把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放在了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首要位置。这就要求发挥产业和就业的协同作用，通过企业生产方式革新，促进盈利能力提升，从而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从整个产业体系来看，通过建立国内生产网络实现企业间更高水平的动态联系。具体说来，在国内生产网络中第一层次是技术、知识密集型的核心企业，专注关键部件创新与品牌经营，实现“精益生产”；第二层次是一批“专精特新”企业，专攻子系统的研发创新，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第三层次是采用现代化大规模生产方式的企业，根据物联网平台的需求数据实现“大规模定制”。从高质量充分就业来看，科技创新引领的生产方式革新能够培育大量新职业新岗位，盈利能力提升则有利于企业稳岗扩岗。高质量就业岗位的增加又会反过来扩大消费需求，促进产业发展形成良性循环。首先，通过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和高级技术工人进入科技研发、先进制造行业，形成“工程师福利”，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其次，生产网络中不同层次企业吸纳不同技能劳动者，促进各阶层稳定增收。最后，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增强创业带动就业效应。从体制机制上来看，需要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强化择业和用人观念引导，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

第二，利用“千万工程”经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产业化，盘活农村资产，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使更多农村居民勤劳致富。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浙江的“千万工程”经验就通过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带动了乡村产业、生态、文化、治理、民生等各方面的深刻变革，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范例。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首先，我国乡村作为巨大的消费市场和要素市场，目前还具有广阔的投资空间。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扩内需、稳投资、搞建设，不能只盯着城镇。农村这块欠账还很多，投资空间很大，尽管农村基础设施有了明显改善，但往村覆盖、往户延伸还存在明显薄弱环节，要继续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短板要加快补上。完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重点在于统筹优化村镇布局，推动县域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建设管护。通过协同推进县域国土空间治理，稳步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以钉钉子精神解决好农村改厕、垃圾围村等问题，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其次，整治乡村人居环境不仅能够缓解产能过剩，在推动相关产业发展的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国民收入。人居环境整治涉及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吸收传统行业过剩产能的同时能够产生巨大的乘数效应，使生产、就业、收入同步增长。利用好政府投资并吸引民间投资建设乡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和市政公用设施，能够改善农村的生产流通条件和人居环境。最后，乡村空间的全面整治拓展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空间。以县域为中心吸引中小企业地理重新布局，提供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就地吸收农民工就业，使城乡居民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在此基础上，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综合来看，利用“千万工程”经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仅能够发展乡镇产业，扩大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还能提高农民收入，产生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从而畅通工农城乡循环，实现城乡居民同步增收。

第三，发展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从而促进分配关系不断完善，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首先，企业是经营主体，要实现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稳定经营、持续增收，使一切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源泉充分涌流。2024年，我国已有市场主体1.89亿户，其中个体工商户占2/3。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是创业致富的重要群体，需要通过全面完善产权制度和竞争政策框架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具体而言，通过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支持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推动大中小企业协同融通发展。在此基础上，完善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营造公平有序就业环境。鼓励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实现先富促共富。其次，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和流通体制改革，因地制宜建设不同区域的生产集群，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联动发展。通过高水平统筹规划，实现区域创新链产业链高效协作，促进各区域共同增收。再次，公有制经济是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现实载体，需要通过战略性行业与公共服务领域中重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避免财富向少数商业寡头集中。同时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最后，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推动新就业形态规范健康发展。转变生产方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必然会带来灵活就业等新就业形态大规模涌现，必须充分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提升就业质量，同时增强劳动者获得感。具体而言，需要规范平台企业和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之间的劳动用工关系、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大力开展新就业形态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创新市场监管和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发挥群团组织在维护劳动保障权益方面的积极作用等。

第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营造有利环境。对外开放为共同富裕创造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当前，我国推动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统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向对外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要推动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在WTO等国际组织的协调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大幅降低，全球商品和要素流动迅速发展。中国通过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方式参与经济全球化，取得了经济发展奇迹，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新时代继续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需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开放等制度型开放，以高水平开放带动改革全面深化，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其次，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范围。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经济特区在对外开放政策的支持下成为先富地区。当前需要继续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深入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区域开放，推动完善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实现先富地区带动后富地区。最后，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利用“一带一路”平台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在有效解决要素资源“卡脖子”问题的同时，使共同富裕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国家和地区。

五、结论

只有生产方式适应社会需求时经济才能实现畅通、良性的循环，为收入分配创造物质基础和改善的空间。在发达国家的黄金时代，工人既作为大规模生产的投入要素，也作为大规模消费的主要群体参与经济循环，必然要求其在分配中占有更多份额，从而在生产与消费的基本平衡中实现经济增长与分配改善。然而，资本主义社会中工资和利润的共同增长只是偶然现象，当福特制被新的生产方式取代，劳资关系重新变得紧张，收入分配也走向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西方国家改善收入分配具有本质区别，但也可以吸收借鉴西方国家发展进程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特别是我国在当前发展阶段也面临传统的生产方式无法满足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变化的需求，造成需求外溢、产能过剩、外循环不畅等问题，推动共同富裕面临挑战。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十五五”规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聚焦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只有坚持高质量发展，不断塑造新的竞争优势，才能促进经济稳步做大做强，才有可能使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紧变革生产方式，优化国内产业布局，构建国内生产网络以适应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社会需求，促进处于生产网络的各阶层稳定增收；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改善乡村人居环境，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创造出新的生产生活空间，扩大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和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畅通工农城乡循环，促进城乡居民共同增收。在此基础上，发展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分配关系不断完善，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同时，拓展平等、合作、共享的国际“朋友圈”，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为推进共同富裕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和国际环境。在高水平的经济循环中实现投资有回报、产品有市场、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环境有改善的高质量发展，促进生产、就业、收入同步增长，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贫富差距和区域差距不断缩小，持续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作者：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徐子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匡晓璐，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本文转载自经济学动态（2025年第12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