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原理性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意蕴的集中体现、理论品质和思想精髓的深刻凝练，也是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性飞跃和阶段性升华的重要标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形成史”对象特征上，作出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新发展阶段和中国式现代化等“原理性创新”；在制度和体制理论上，作出了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原理性创新”；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理论上，作出了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理论以及新质生产力和劳动过程理论的“原理性创新”；在广义政治经济学上，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性创新”。

020年7月，中央召开的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出版座谈会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和运用，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许多重大原理性创新。”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性创新”，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的重要标志，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品质的凝练、思想精髓的结晶和学理意蕴的升华。

一、“原理性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特征和学理挈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理论体系，是由一系列基本原理作为思想基石、理论要义和学理依循的。同哲学社会科学诸多学科一样，在政治经济学中，相对于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所作的个别理论判断和具体结论而言，基本原理是对事物本质和发展趋势更为根本的规律性认识，具有更为普遍的和根本的指导意义；同样，在政治经济学中，没有学科的基本原理就不可能有学科的学术基石和学理依循，也不可能有学科的理论体系；不坚持和发展学科的基本原理，就不可能坚持和发展这一学科的理论体系，也不可能有学科理论体系的与时俱进和守正创新。“原理性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意蕴的集中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品质的深刻凝练。

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创立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是以“原理性创新”为显著的过程特征和学理标识。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性创新”的结晶。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及其历史趋势探讨的基础理论，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科学革命中最重要的成果，也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上最显著的创新。马克思自1843年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对劳动价值论作出了长达15年的持续的研究性探索；19世纪50年代末以后，马克思撰写《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等著述，直到《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又经历了10年之久的不懈地叙述性探索，实现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原理性创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一开始，马克思已经明确地指出，在“价值”的研究中，“有必要对唯心主义的叙述方式作一纠正，这种叙述方式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探讨的只是一些概念规定和这些概念的辩证法。因此，首先是弄清这样的说法：产品（或活动）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成为货币。”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循着这一思想轨迹，以商品为逻辑起点，以劳动二重性为枢纽，逐次展开交换价值、价值、价值量、价值形式等问题的分析，对劳动价值论作出“原理性创新”意义上的系统阐释。劳动价值论同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论等一起，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以确立。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中，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被当作“价值”的两重属性，忽视了“价值”具有的物质性，否定了“价值”所特有的社会性和历史性。马克思晚年在阐释劳动价值论的思想特征和学理意蕴时坚持认为：“我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坚实基石。

19世纪70年代初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多方面拓展，不仅体现在对已经形成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发展和完善上，而且还体现在对政治经济学作出的一系列重要的“原理性创新”上。19世纪70年代末，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第一章“对象和方法”中，通过对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和交换关系及其同分配关系的分析，提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历史的科学”所具有的“广义的”本质特征，实现了对政治经济学内涵、结构和体系的“原理性创新”。恩格斯提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广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以“各种社会”中“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为对象的；与此相对应，“狭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以某一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中“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为对象的，在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主体”的经济社会关系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狭义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对象作出的“原理性创新”，一方面拓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和方法的学理和哲理，另一方面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学科结构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是以“原理性创新”为思想历史的过程特征的，从思想历史视域看，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飞跃和阶段性升华，更是以“原理性创新”为重要标识的。

列宁主义就是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性创新”基础上，实现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飞跃。20世纪初，列宁深刻把握俄国具体国情和时代变化的本质特征，对资本主义时代和无产阶级革命变化的新情况及新趋势作出深入分析，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20世纪初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从多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性创新”。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一系列重要著述中，列宁从20世纪初国际经济关系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变化整体的高度，深刻揭示了“垄断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最新成就”的特征。在对帝国主义理论的系统阐述中，列宁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一是资本主义在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新变化中，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列宁的结论是：“正是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结构的过渡”。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资本主义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原理，直接推进到资本主义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原理的新境界。列宁由此提出帝国主义时代“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进一步得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理论结论。列宁从多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性创新”，创立了关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确立了列宁主义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历史性飞跃中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

二、对政治经济学“原理性创新”学理的探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各方面作出了许多重大的“原理性创新”。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性创新”的理论辉煌。

2015年11月，在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主题的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题为“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重要讲话。这次重要讲话，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创立的显著标识，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原理性创新”的重要开端。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讲话中提出的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命题，不仅成为之后十年间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跃升和体系化创新的基本旨向，也成为这十年间习近平经济思想“原理性创新”的学理依循。

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其新特点新规律，着力于“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命题，对“原理性创新”的学理特征作出三个方面阐释：一是直面现实变化，“原理性创新”是以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现实为基础和对象的。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在根本上就要“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实践性是“原理性创新”的现实基础和思想源泉。二是把握时代特征，“原理性创新”具有与时俱进和守正创新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原理性创新”就是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赓续和创新的结晶。三是昭示系统集成，“原理性创新”的显著特征是学理上的集成性，一方面增强理论创新过程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坚持以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同问题倒逼为主导的集成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

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问题作出深入阐释，深化了对“原理性创新”学理特征的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对“原理性创新”的学理特征作出三个方面的论述：一是从学科建设的体系化内涵和学理化意蕴的联系上，依循“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由此达到“原理性创新”的新境界；二是从主体性和原创性的结合上，坚持以中国实际为立足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此彰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特色和优势，达成“原理性创新”的新标识；三是从学科体系的概念、范畴的学理化和体系化的系统构建上，成就学理化自主知识体系、体系化的学科结构，特别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在“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的基础上，推进“原理性创新”的体系化和学理化跃升。

2020年8月，在主持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时发表主题为“深化对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认识”的讲话中，结合“十四五”规划的实际，习近平总书记重提五年前提出的“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学理导向，强调“原理性创新”一是要紧紧扣住“时代课题”这一理论创新的内生动力，通过“思考和回答时代课题”来推进理论创新；二是要以立足中国大地为实践根基，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厚植学术根基，使理论和政策创新充分体现先进性和科学性；三是要树立国际视野，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国际经济关系和社会发展的新课题，尽显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原理性创新”，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探索中彰显中国智慧、中国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对“原理性创新”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内涵、学术承续和学理特征、演进过程和方法挈领等方面问题的系统阐释，丰富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原理性创新”的学术意蕴和学理依循。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性创新”上的显著成就，大体可分作四个主要方面：一是在对象和主体上的“原理性创新”，包括在“现代史”和“形成史”探索中的学科对象论、在狭义的和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类型探索中的学科主体论等方面内容；二是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上的“原理性创新”，其中主要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论、中国式现代化论等方面内容；三是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方面的“原理性创新”，其中主要有新发展阶段论、新发展理念论、新发展格局论，以及新质生产力和劳动过程论等主要内容；四是广义政治经济学上的“原理性创新”，主要体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上。

三、政治经济学对象及主体理论的“原理性创新”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象和体系结构问题的探讨中，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现代史”和“形成史”含义以及对象特征首次作出阐释，同时提出了与政治经济学对象相关联的经济主体问题。首先，马克思认为，诸如资本“生成”和“产生”的“条件和前提”这类问题，显然“属于资本的历史前提，这些前提作为这样的历史前提已经成为过去，因而属于资本的形成史，但决不属于资本的现代史，也就是说，不属于受资本统治的生产方式的实际体系。”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后来的《资本论》对象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史”而不是其“形成史”。其次，马克思认为，所谓的“资本的现代史”就是“受资本统治的生产方式的实际体系”，也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所指明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再次，马克思以资本积累和资本原始积累为例说明，资本积累是“现代史”的范畴，资本原始积累是“形成史”的范畴。在《资本论》体系结构中，对原始积累的阐释，只是在“现代史”本身“正在扬弃自身”，并且“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节点上才加以考察的。在“现代史”的对象特征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其纯粹状态下进行研究”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现代史”和“形成史”内涵及其关系的阐释，对把握《资本论》对象特征和体系结构，以及深化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对象特征及其“原理性创新”，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

习近平经济思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样，都是以“形成史”为对象特征的，不过这里讲的“形成史”不是“前史”，而是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并且不断发展着的初级阶段意义上的“形成史”。2021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新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系的阐释时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形成史”及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内涵和特征的全面阐释，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过渡性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习近平经济思想具有显著的“形成史”的对象特征，成为其“原理性创新”的学理依循。

对习近平经济思想“形成史”对象特征的认识，首先在于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是以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经济关系的实际变化和实践发展为基础的，是以中国现实经济关系变革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为根据的；其次在于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直面的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提出的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形成的是这一问题导向过程积累的经验的理性跃升，达到的是适合于中国和时代发展要求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再次在于理解，在“形成史”的对象特征中，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阐释，不是停留在对这一经济关系“纯粹的”特征的阐释上，而是着力于对这一经济关系的具体的形态和特征的接续探索；与此相联系，经济学概念、范畴、理论和原理的阐述，更多的是在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中生成的理论逻辑过程。党的十八大过后不久，在“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出时，在思维总体中并没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存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概念范畴，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进一步发展的实践逻辑中生成的。2020年8月，在“十四五”规划谋划中，习近平总书记把这一“形成史”的历史逻辑过程，概括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显然，“形成史”的这些对象特征，与“现代史”对象特征中“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逻辑有着显著区别。

在“形成史”的对象特征上，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原理性创新”，突出地体现在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揭示和深刻阐释上。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出准确分析和判断；在对这一主要矛盾的原理性阐释中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习近平总书记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的高度，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作出深刻分析。对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的判断，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原理性创新”的重要内涵。

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紧密相连，新发展阶段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原理性创新”，昭示了“形成史”对象特征的理论挈领和学理要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作为对“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作为“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意义上的“原理性创新”，首先在深厚的理论依据上，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其次在深邃的历史依据上，“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再次在深刻的现实依据上，“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发展阶段是以中国“十四五”规划的实施为重要开端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战略思想，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等作为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则”，从本质特征、根本立场、中心内容、发展方向等方面揭示了新发展阶段理论在“原理性创新”上的深刻内涵。

在《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居于“主体”地位，马克思认为：“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习近平经济思想对象的“主体”，是“形成史”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2024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要清醒看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动态过程，必然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已有制度需要不断健全，新领域新实践需要推进制度创新、填补制度空白。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完善各方面制度机制，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四、政治经济学制度和体制理论的“原理性创新”

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是对一定社会经济关系最根本、最本质的制度规定，并揭示了既定社会经济关系及其制度的根本特征。对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及其特征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主要内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强调这一新概括“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这一新概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实践探索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原理性创新”上的显著标志。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原理性创新”中，对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概括，强调了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理论要义和根本规定。这一“原理性创新”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作出阐释，既对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作出成系列的原理性阐释；也对健全支持民营经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等，作出多方面的原理性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对所有制关系和结构的新探索新概括，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原理性创新”的运用和展开。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概括，赓续“分配关系本质上和这些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以二者共有同样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的学理内涵，强调坚持多劳多得，着力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强化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这一分配制度和分配方式的安排，有利于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习近平经济思想对分配制度和方式的新探索新概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原理性创新”的落实和实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突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特别是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要解决好政府和市场这一核心问题，就要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性规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根基”，在同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和融合的过程中体现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在扫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中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经济思想在经济发展和运行上的新探索新概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原理性创新”的拓展和开创。

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制度性和体制性集成探索上的“原理性创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根据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发展的要求，适时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问题，锚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根本特征。在对“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历史方位的审视中，习近平经济思想凸显“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中心任务。中国式现代化同新发展理念、现代化经济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经济高质量发展等范畴和理论的系统集成，推进和日臻完善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原理性创新”的学理化体系。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心任务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跃升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等系列问题的全面阐释，从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具有的立足中国实际、坚守问题导向，不断砥砺奋进、树立系统观念，赓续中华文脉、保持历史耐心，维护世界和平、遵循发展规律等一系列开拓性理念和原理性创新的思想上，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从战略锚定到战略擘画的跃升。

党的二十大之后不久，202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问题的阐释，提升了中国式现代化“原理性创新”的思想内涵和学理境界：一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长期探索和实践的重大成果的历史逻辑上，强调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制度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必须不断拓展、全面深化；二是从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上，深化了增强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是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根本性问题的理解；三是从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的现实逻辑上，把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变为成功实践的进程，把鲜明特色变成独特优势；四是从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境界上，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的时代内涵；五是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上，搞清“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六是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的战略思维上，明确“以斗争求安全则安全存，以软弱退让求安全则安全亡；以斗争谋发展则发展兴，以软弱退让谋发展则发展衰”的根本道理，这也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发扬斗争精神的道理所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从中国式现代化战略擘画和方略部署的系统集成上，作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的重要判断，从如何把中国式现代化战略擘画落到实处、从具体的方略部署上使中国式现代化的蓝图变为现实作出系统性和协同性谋划。

从“形成史”的对象特征看，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长期任务，还有许多东西需要我们深化认识。要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使我们的认识、政策、举措更加符合客观规律，从而逐步进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自由王国’。”中国式现代化在确立理论要义、提供学术支撑、厚植学术根基等方面的“原理性创新”，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和体系化创新的重要标识。

五、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理论的“原理性创新”

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的系统集成，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理论上作出的“原理性创新”的显著标志，由此生成的新质生产力和劳动过程理论，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原理性创新”的新的标识。

在中国经济社会“十三五”规划谋划的重要节点，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首次对新发展理念作出阐释，提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新发展理念是以“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统筹协同为有机整体的。新发展理念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主导性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性创新”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系统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实践告诉我们，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第二，作为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许多重大理论和理念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新发展理念从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上，回答了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第三，新发展理念从根本宗旨、政治目标、问题导向和忧患意识上，对习近平经济思想作出的全面探索：从根本宗旨上，深刻把握“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从政治目标上，明确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从问题导向上，明确“进入新发展阶段，对新发展理念的理解要不断深化，举措要更加精准务实，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从忧患意识上，理解“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部风险空前上升，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随时准备应对更加复杂困难的局面。”

新发展阶段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转换的节点上提出的“原理性创新”的重要标识。新发展阶段是以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根本依据的，是在经济体制上，也是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上的“原理性创新”。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上，新发展阶段的要义在于：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现状，要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新发展阶段还要创新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

以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为主题的新发展格局，作为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理论的“原理性创新”，其核心要义在于：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开辟大国经济循环和发展的新路径，开创大国经济发展和运行的新格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对“十五五”规划的谋划中，从“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的高度，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提出“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理论中的“原理性创新”，成为新质生产力思想内涵、学术意境和理论特征极其丰富的来源。同时，如列宁所指出的：“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在对新质生产力的新概括中，无论是新发展理念还是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都获得新时代的“可靠的根据”；同时，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的“原理性创新”，也获得了新质生产力的“可靠的根据”。

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生产力水平的跃升，它以劳动过程中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为经济发展和运行的基础和特征，从生产方式即生产力运行方式的主要过程、关键环节的系统集成上，准确把握了生产力“新质”的科学内涵和核心要义，形成以创新性科学技术特别是工程技术和前沿技术为内核的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新质生产力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最重要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性进展。”与劳动过程变革密切结合的新质生产力的跃升，不再是概念上的假设，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过程中工业革命和经济过程变革的现实，是存在于新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过程的经济事实，也是新发展阶段勃然兴起的科学技术革命和经济社会革命的实际。基于劳动过程的新质生产力理论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原理性创新”的真谛。

六、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性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关系为既定“主体”的，由此成为占主体地位的狭义政治经济学；与此相联系，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其他社会形态生产方式的研究，就属于广义政治经济学对象。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性创新”的重要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从对象、内涵、体系和方法诸方面，对广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一系列“原理性创新”。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不是以同质的而是以异质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的“共同体”为对象特征的。这种“共同体”，指的是当今世界存在的不同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以及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的综合体。“共同体”在经济关系上的异质性，是“共同体”本身的显著特征，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显著特征，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在对象特征上的“原理性创新”。

其次，面对21世纪世界历史的新的进程，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性创新”，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创新性探索的结果。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的赓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统一性和多样性理论的“原理性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世界历史的当代“问题意识”，聚焦于“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对世界历史在现时代变化的“新型国际关系”本质特征的判断，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也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原理性创新”的学理依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进程中，习近平经济思想对如何顺应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如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如何维护中国发展利益、防范各种经济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等问题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性创新”的进程。

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是以当今世界正发生着的新一轮科学技术和经济政治格局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以人类面临的众多不稳定不确定的经济政治社会因素的急剧变化为背景的。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3月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中，就作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对的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论断，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问题意识”的基本理念。

2021年9月，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从必须战胜疫情，赢得这场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斗争；必须复苏经济，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必须加强团结，践行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理念；必须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等基本立场和主要观点，对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问题作出阐释，由此拓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原理性创新”的时代意蕴。

复次，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题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原理性创新”的高度，于2021年9月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以视频方式发表的《坚定信心共克时艰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的讲话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六个方面的基本观点：一是“坚持发展优先”，要把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保持发展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动多边发展合作进程协同增效”；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增强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三是“坚持普惠包容”，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求，支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困难特别大的脆弱国家，“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四是“坚持创新驱动”，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携手实现跨越发展”；五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完善全球环境治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六是“坚持行动导向”，加大发展资源投入，重点推进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共同价值相连接，顺应了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适应了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等方面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进“全球南方现代化”建设问题，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作出的集成性探索。在“全球南方现代化”中提出的携手推进公正合理的现代化、开放共赢的现代化、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多元包容的现代化、生态友好的现代化、和平安全的现代化的创新性理论，展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原理性创新”上的新进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升华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上“原理性创新”的理论境界和学理意蕴。

作者：顾海良，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授

本文转载自社会科学研究（2026年第1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