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是几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夙愿，但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总是出于思想探索与实践反思的层面，难以在学理化和体系化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以及202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讲话为我们经济学界突破这种困境提供了基本方向和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必须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思想切中了中国经济学体系难以成功构建的关键——中国经济学没有在自主知识体系上下足功夫！

(一) 中国经济学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的构建需要中国经济学的知识体系的创造性构建

之所以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关键在于必须构建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其原因在于，自主知识是一个流派、一个理论体系区别于其他体系的核心标志，是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赖以成立的基石。没有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我们在实践中就只能获得表象性的规律而难以获得逻辑一致的理论，在理论与实践的批判中只能破坏传统理论而难以进行建设性的理论构建，在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潮中只能获得零碎的知识而难以在概念化、理论化和体系化中获得突破。柏拉图指出，一条陈述能称得上知识必须满足3个条件，它一定是被检验过的，正确的，而且是被人们相信的。因此，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与经济现象、政治经济决策、经济实践创新、经济思潮和战略谋划等范畴有本质性的不同。因为这些范畴只是孕育知识的原料，它们既没有经过长时段的实践检验，也没有经过现代社会科学一般逻辑体系的检验，它们都依然局限于特殊性和表象性，还没有能够提炼出具有逻辑自洽性的概念体系、实践契合性的理论框架、提升经济学思维边界的新方法和新分析体系。因此，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过程中必须避免几个理论创新的陷阱：一是简单延续传统流派的分析框架，将中国实践作为这些流派理论的中国案例运用；二是简单地停留在中国实践的政策分析，停留在就政治思想和经济决策的规范性研究，而缺乏在实践中提炼出中国实践的新规律、新典型事实和新逻辑演绎模式；三是简单停留在思想性的批判上，过度强调不同思潮之间的交锋，而难以将经济学批判转化为经济学建构，难以将意识形态冲突转化为具有实证特色的理论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构建；四是过于停留于局部领域的知识创新，停留于经济学在不同领域分散化的思想创新和理论发展，而没有从整个经济学分析方法、分析框架以及经济哲学层面进行体系化创新。因此将中国经济新事实和新规律转化为新知识，将各种新知识转化为体系化的知识体系，将体系化的知识体系转化为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是中国经济学走出上述几大陷阱的唯一方法。没有在真知识上取得系统化、学理化和实证化的突破，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经济学。

（二）中国经济的伟大实践创新已经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知识体系提供了充分的实践创新和思想创新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改革的创新者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大量的实践创新和思想创新。几代经济学人在深入研究这些实践创新和思想创新后提出一系列的知识创新，这些知识创新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打下了良好基础。

一是全面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开创性地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是可以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并利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所创造的两大奇迹充分证明思想原则上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理论上既不能简单套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更不能沿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

二是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对于社会主义历史分期和历史方位的判断进行全面深化和创新，特别是根据“两个大局”提出“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论和新发展格局”系列思想和理论，全面丰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新时期、新发展阶段的理论体系，全面创新发展经济学的基本体系和核心思想。

三是打破新自由主义关于“市场”与“政府”的相互替代的传统二分法，科学性指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互补性，提出“政府增进市场论”、“政府能力观”，超越传统“小政府”、“守夜人”等理论教条。

四是打破传统的“增长”与“波动”的二分法界限，认为跨周期调节与逆周期调节同样重要，资源配置的动态平衡效率与静态平衡效率一样重要。

五是打破新古典宏观经济调控教条，构建出“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就业优先政策为主要手段，投资、消费、产业、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并在“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在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和治理理论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例如提出国家调控能力观、区间调控理论等。

六是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制度分析框架，全面研究党管经济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出中国经济效率的制度理论，阐释清楚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在企业所有制、土地二元体系等方面的制度根源。

七是突破“华盛顿共识”的教条，创造了发展中国家“转型”和“转轨”的奇迹，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化渐进转轨理论和渐进开放—改革理论体系。

这些思想和理论创新一方面在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成功解释了大量中国实践，另一方面也在很多实证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很多理论在知识创新和知识体系化等方面存在缺陷。

（三）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知识体系依然要遵循知识创新的规律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所创造的高速经济增长奇迹、社会长期持续稳定的奇迹、全面脱贫和全面小康的辉煌、快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都为全世界发展和赶超贡献了典型样本，能够挖掘出大量的新材料、发现大量的新问题、提出大量的新观点、构建出一系列新理论。但是，要在这个过程中创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简单进行实践总结和应对式的策论是不够的。实践上升到理论、理论上升到新的学术范式、新的学术范式上升到新的学科体系，必须要遵循学术体系的一般发展规律。

第一，必须处理好知识创新与实践创新的之间的辩证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言，“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中国经济学一方面不能落后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新征程的实践，同时也不能过度超前中国现代化实践进行单纯的逻辑。否则，单纯基于逻辑演绎的理论创新和没有经过证实的理论猜想很容易成为未来实践创新的最大束缚，进而陷入马克思当年批判的德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困境之中。

第二，不能就中国模式谈中国模式，必须跳出中国看中国模式，必须在解释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之中提炼出中国理论，在构建中国理论中提炼出有利于世界经济学思想、经济学逻辑体系、经济学规律和理论有益的知识成分，从而推动人类经济学思想边界和思维力度的改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探讨我们自己的特殊性，寻找特殊里面的普遍性”，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构成经济学的知识进步。

第三，必须遵循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范式，在新事实、新现象、新规律之中提炼出新概念、新理论和新范式，从而防止经济学在知识化创新中陷入分解谬误和碎片化困境之中。一是系统深入研究实践中的典型事实，真正掌握清楚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文化在实践中的本原；二是在典型事实的提炼基础上，进行特征事实、典型规律和超常规规律的总结；三是将典型事实、典型规律、新规律与传统理论和传统模式进行对比，提出传统理论和思想难以解释的新现象、新规律，并凝练出新的理论问题；四是以问题导向，进行相关问题和猜想的解答，从而从逻辑和学理角度对新问题、新现象和新规律给出合理性解释；五是在各种合理性解释中寻找到创新思想和创新理论，提炼出新的理论元素、理论概念和理论范畴；六是体系化和学理化各种理论概念、范畴和基本元素，以形成理论体系和新的范式；七是利用新的范式和理论体系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在解决新问题中进行丰富，最后形成有既定运用场景、既定分析框架、基本理论内核等要件的学科体系。

目前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现状来看，我们虽然已经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依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1）对于中国经济模式、经济制度和经济道路的系统性总结不够，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的研究难以形成集成效应；（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进程依然滞后于经济创新和思想创新的实践，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中国案例上的研究依然占有十分强烈的话语权，研究范式依然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依然在知识创新上明显不足；（3）解释中国奇迹的理论框架基本形成，但指导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理论严重短缺，理论诠释的知识含量还有待提升；（4）对于中国经济的新现象和新规律总结很多，但在新规律总结中所进行的理论批判与理论构建还不充分，还没有在经过实践和逻辑检验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概念、新的理论范畴、新的理论方法和新的范式要素，知识体系依然还处于星星点点的状态。（作者：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