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回首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在反贫困理论和实践层面始终不懈追寻，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道路，并在2020年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成就。但摆脱绝对贫困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在中国大地上彻底消除，更不意味着中国反贫困事业的终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探索“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及“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成为延续中国特色反贫困路径的方向。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方式变革的视角，考察中国持续反贫困的逻辑与路径，为持续推动反贫困事业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参考。

一、相关研究综述

当前，国内学界从多个维度对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思路和可行路径进行了解读。依据切入视角的差异，可将当前研究划分为三类。第一类关注贫困测度标准的选择问题。部分学者认为，贫困测度标准选取对减贫工作开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现阶段相对贫困呈现的多维贫困、潜在绝对贫困交叉和城乡贫困二元分异的特征引致目前相对贫困测度失真的结果；进一步提出基尼系数区域化、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概念框架和延缓减贫标准转型等相关建议。第二类是结合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理论关联，探讨贫困治理结构的合理演化路径。部分学者对贫困状态分类的经济学理论进行理论溯源，比较了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本质的静态差异性和动态协同性，进一步对消除绝对贫困成功实践进行了方法论层面的归纳，强调中国贫困治理政策的演化衔接，围绕建构完善制度政策提出相对贫困治理建议。第三类则关注相对贫困的阶段性现实表象。具体文献根据侧重点的差异可进一步分为城乡融合下的相对贫困治理和农村相对贫困治理两类。前者认为，在相对贫困治理阶段，需要提升对城镇贫困问题的关注度，特别是农民工群体、城镇低保人群等。基于相对贫困治理与城乡融合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收入分配理论等逻辑基础，相关研究对实现城乡融合进而缓解城乡二元结构、关注农民工群体等流动贫困及在全社会范围内构建多维贫困治理体系提供了有益参考。后者主要基于农村贫困问题相对严重性的现实判断，以及摆脱绝对贫困后原脱贫主体脆弱性的考量，就相对贫困治理阶段农村贫困治理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序衔接机制进行论述。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作为社会现象的贫困，无论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都同特定生产条件进而同生产方式相关联，脱离特定社会生产条件下的生产方式，难以说明贫困的本质和反贫困的逻辑。有鉴于此，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方式变革的视角，考察中国持续反贫困的逻辑与路径，为持续推动反贫困事业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参考。

二、从解决绝对贫困到解决相对贫困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贫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无论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都能在相应的生产方式中找到原因。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一定的生产方式总是同一定的生产条件相适应的，并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变而改变。而对于生产条件的考察可从特殊条件和一般条件两方面进行。特殊生产条件与具体生产过程关联，主要体现为以劳动资料为决定因素的物质技术条件，包括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科技水平、生产组织形式(分工与协作)、生产资料与自然力的结合方式和水平、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水平等内容。而一般生产条件是指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所需的外部条件，是生产方式超越劳动过程、具有社会属性的体现。马克思用“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成为必要”，强调了生产方式变革过程中一般生产条件升级的重要意义。一般生产条件的发展水平取决于交换价值生产的程度和商品经济中分工和交换的程度。交换的作用越重要，交换的物质条件的作用就越重要，对一般生产条件水平的要求也就越高。缺乏一般生产条件往往既是经济落后的原因，也是经济落后的表现。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的贫困地区既缺乏现代生产的特殊条件，也缺乏融入社会化生产的一般条件，实际上处在小生产主导的历史阶段，绝对贫困实质是小生产方式的生产贫困。对于小生产方式的局限性，马克思曾用五个“排斥”来描述：“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集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改革开放40年反贫困工作聚焦的贫困区域，主要表现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生产、生产过程分工协作性低、生产工具和技术大多传统落后、以使用价值生产为主、自给自足性明显等特征。也就是说，就生产方式而言，这些地区主要采用的是小生产主导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由于其存在五个“排斥”必然造成经济落后和贫困。

与小生产方式相对应，当前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采取的是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生产方式强调生产过程的社会化结合，其区别于小生产方式的关键是能够主动寻求社会范围内利用和组织生产条件的经济架构，以及以分工协作为内容的劳动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即表现为“劳动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公共的生产资料”。社会生产方式通过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的进步，实现了组织劳动的分工与结合、生产资料的大规模积聚与节约、只适于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如机器体系等)的产生、巨大自然力为生产服务和生产过程变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等，也造成了相应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在生产能力和效率上的优势。

不同区域生产方式的本质差异意味着处在小生产阶段的落后区域在市场化改革中处于不利地位，区域性绝对贫困问题会更加突出。小生产主导的落后区域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社会化生产所需的生产条件，进而实现贫困区域的生产方式变革，消除其产生绝对贫困的根源。从被认为是全面小康路上“硬骨头”的原深度贫困地区可以较好地认知这一点。原深度贫困地区集中分布在“老、少、边、穷”地区，其采取的小生产方式是长期以来在多种因素限制下形成的。从生产条件角度看，原深度贫困地区缺乏与社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条件，且其自身缺少创造相应条件的能力。具体看，自然条件的复杂恶劣导致贫困地区在构建交通条件、通信条件等一般生产条件时，面临较大的技术难题和资金压力。而修建公路、铁路等大型基础设施资金周转的低效，使得市场调节下的社会资本不会主动介入。同时，平均水准的医疗保障、教育条件乃至开展基础工业化生产和基本生活的资源匮乏，严重限制了生产水平和劳动力再生产水平。生产过程中技术水平、分工程度和利用生产条件能力的缺乏，导致实行自主产业化社会分工的程度和生产效率低下，其产品往往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进而引致产业凋敝。此外，贫困地区部分人口的发展意识和脱贫主动性的缺乏，使其陷入对原有小生产方式的长期依赖，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生产方式变革的内生动力。因此，仅仅依靠落后区域自身力量和市场条件，无法有效解决该地区缺失与社会化相适应的生产条件的问题，进一步导致贫困区域无法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只能长期采取小生产方式。

可见，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小生产主导的生产方式，摆脱小生产的历史局限性，才能消除绝对贫困的根源，而突破小生产方式的五个“排斥”的起点是相应生产条件的变革。由于贫困地区无法依靠自身力量构建相关生产条件，反贫困实践尤其是精准扶贫采取的大规模扶贫政策和多样化扶贫方式，通过外部输入为贫困区域创造与社会生产相适应的生产条件，进而引导其完成生产方式由小生产向大生产、社会化生产的变革。具体到生产条件层面，诸如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电商扶贫、金融扶贫等扶贫措施和“五级书记抓扶贫”的组织架构，共同完成生产的一般条件和特殊条件的建构。例如，通过克服不利的自然地理条件，实施大规模的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为贫困地区创造社会生产的一般生产条件。通过贫困区域外部引入和内部发掘扶贫产业，形成农业的规模化、技术化和充分考察自然因素后的高附加值化发展。高水平引入工业和开发特色旅游业等成果，有效提升生产的社会化分工程度，构建区域生产特殊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通过对自然条件和保障水平的不断改善，提升了区域人口生产和再生产水平。此外，通过党对扶贫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有效提升了扶贫工作的社会组织效力，较好实现了生产资料向贫困地区的转移和集中。

可以说，正是通过国家再造了消除绝对贫困的生产条件，使贫困地区得以突破落后生产方式的固有局限，实现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变革，从而使中国成功解决了存续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但是，也应看到，贫困地区生产条件进而生产方式的改变还只是初步的，还没有稳定地融入社会生产体系，成为社会生产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具体表现为：

第一，消除绝对贫困的生产条件仅仅是生产方式变革的起点或基础，建立稳定而有效的生产方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能否持续地改善生产条件。为消除绝对贫困，国家动员各方面力量为贫困区域创造消除绝对贫困的特殊生产条件和一般生产条件，初步改变了区域性落后的小生产主导的生产方式。由于区域性生产条件的改变及其引起的生产方式的改变还只是初步的，且变革的时间较短，因此，区域性生产方式的变革尚处于起步阶段，这不仅意味着其生产方式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而且隐含着当前生产方式的内在不稳定性。从生产条件看，脱贫攻坚系列举措为原贫困地区创造了一般生产条件和特殊生产条件，但同社会主流的生产方式相比，其在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上还存在很大差距，这决定了这些区域仍然面临巨大的生存和竞争压力。持续创造生产条件进而变革生产方式，不断提高原贫困地区的生存能力和竞争力，依然是后续反贫困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贫困地区生产条件的改变进而生产方式的改变不是建立在依靠自身积累和发展的基础之上，而是主要靠外部力量实现的，这就不仅存在区域内各类主体和组织能否适应这种变革的问题，而且面临区域内利用并创造生产条件的能力相对有限的问题。脱贫攻坚在短期内为原贫困地区提供了生产条件，但教育、知识、传统习惯等因素仍在制约区域人口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具体表现在其利用硬件条件的硬实力和发掘把握机会的软实力方面的能力欠缺，且该能力在短时间内难以广泛提升。因此，无法有效地利用和组织生产条件的新生产方式，可能导致区域经济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进而使其生产方式演化中的技术基础无法实现革命性变革，甚至使发展陷于保守，不仅限制了生产方式有效性的提升，而且加剧了区域生产方式的不稳定性。原贫困地区创新意识、开拓精神等软实力的缺乏会使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第三，在消除绝对贫困过程中，无论是一般生产条件的构建，还是特殊生产条件的构建，都是建立在政府主导基础之上的，政府主导在消除绝对贫困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完成之后，能否正确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促使区域性生产融入社会生产体系，淡化生产方式的区域性特征，对于消除由生产条件差异和生产方式发展程度差异带来的相对贫困至关重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味着社会生产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这决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生产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流通的物质条件对于生产就越重要。马克思把交通工具和流通工具归结为固定资本范畴，归结为共同的、一般的社会生产条件。他认为，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建立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性，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然而，这种一般社会生产条件的产生或提供很难通过市场来实现，尤其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其是民间资本形成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因而不可能由民间资本自己来提供。这意味着绝对贫困消除后，政府不适当的退出可能使脱贫地区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一般社会生产条件短缺的限制，甚至会由于这种限制导致返贫。因此，在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推进脱贫地区生产条件的构建和有效利用，不断增强其区域性生产方式的弹性和效力，是后续反贫困要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可见，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反贫困任务的结束，只有持续推进反贫困事业及其生产条件的构建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才能避免脱贫后返贫，保证当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进而真正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

三、基于生产方式变革的持续反贫困路径

如前所述，中国成功走出绝对贫困陷阱的经验在于，国家通过现代生产条件(包括特殊生产条件和一般生产条件)的构建，打通了落后地区生产和交换过程的社会联系，重组了生产体系，从而使贫困地区得以利用现代物质技术力量和社会力量，启动了地区生产方式由小生产主导到大生产主导的历史性转变，开始突破旧有生产方式的局限，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但也要看到，生产条件的改变还是初步的，由此决定的生产方式的转变也处在起始阶段，与社会正常生产条件和社会生产方式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要完全克服小生产的历史局限性，把小生产排斥的五个方面因素转变成推动生产发展的现实要素，必须在解决绝对贫困的基础上持续推进反贫困事业，不断变革生产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推动生产方式的转变，建立有效的生产方式。要通过充分利用个人力量、自然力量、科学技术力量及社会交往形成的社会力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使人们共享发展成果，从而消除贫困的根源，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一）疏通生产条件瓶颈，推动生产方式的持续转变

一定的生产方式总是同一定的生产条件相联系，并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因而持续反贫困路径取向首先可从生产条件出发，寻找落后区域生产方式变革的“杠杆”。前文分析表明，在实现原贫困区域生产方式变革的过程中，在依托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强调社会资本参与下，相关区域实现了与现代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的从无到有，如交通等基础设施。而为了进一步推动区域社会生产方式的优化变革，破除该生产方式的局部性限制和初级性门槛，提升该生产方式的社会属性，需要持续疏通生产条件特别是一般生产条件的瓶颈，打通其在生产和流通方面的社会联系通道。只有通过更高水平和覆盖范围更广的一般生产条件的搭建，如交通、通信等，才能不断突破区域性限制，扩展经济活动空间，缩短流通时间，提高生产条件利用的能力和效率，促进生产的社会化发展。

疏通生产条件特别是一般生产条件瓶颈，现阶段只能是国家主导。区域性经济发展的生产条件瓶颈的形成有其自然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解决起来难度很大，地方受财力的限制无力解决，市场因不能提供满意的利润率，而无法吸引民间资本来提供相关生产条件。因此，国家应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采取针对性措施疏通生产条件的瓶颈，通过现代生产条件的构建特别是一般生产条件的构建，引领区域经济发展超越自然或历史形成的条件限制。在这方面，交通条件和交通本身的完善尤为重要，因为交通条件和交通本身事关交换的物质条件，同时事关整个区域生产的一般生产条件。持续反贫困需要在交通条件优化和交通手段扩展两个方面下功夫，通过逐步对已有公路进行翻新，对铁路运输工具进行迭代升级，结合当地自然条件因素规划新的交通线路和交通方式，逐步拓宽已脱贫地区的交通网。同时，电力、通信、物流和数据等物质条件在现代社会生产方式中的重要性逐渐提升，可通过扩大电力资源区域制造规模和跨区域调配工程覆盖范围、规划拓展移动信号基站等通信设施建设和推进全国性物流网络和数据网络构建，进一步提升相关地区持续供电水平和持续通信水平。一方面，通过相应物质条件的提升可以带来生产力总量的扩大;另一方面，依托上述条件增强经济活动的空间拓展能力，提升生产过程和生产条件利用的效率，有助于引发生产方式质的变革。此外，上述物质条件的改善可以提升劳动力的再生产水平，引导区域劳动力再生产方式向现代社会方式转变，从而有效提升劳动者知识获取和学习的能力，进一步提升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

（二）发掘技术基础革命性变革潜力

马克思在对现代工业技术基础的说明时指出，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性的，而所有以往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现代生产方式具备革命性的技术基础，从而使其生产过程能够不断进行适应性变革，获得更大的张力和弹性。在推进社会生产方式持续变革的过程中，以劳动资料为核心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寻找革命性突破口，否则会陷入与以往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保守状态，进而阻滞生产方式的演化升级和持续反贫困目标的实现。

由于原贫困地区物质技术基础的构建主要是通过区域内部扶贫产业发展实现的，故而可从主导产业生产过程的科技水平提升，以及在产业价值链构建视角下建立产品优势两方面，发掘现有扶贫产业中技术基础的革命性变革潜力。就科技水平提升的渠道而言，一方面来自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创新，另一方面来自资本输入后的外生获取。对于当前阶段，通过补助资金使区域实现科技的外生获取是实现革命性技术基础积累的有效方式。但从长期角度看，引导区域内部自我创新能力提升才是实现技术条件变革的主要方式。而内生性科技创新的源泉首先依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前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可带来足够的技术创新资本及明确的技术变革方向，因此，发掘产业主导产品优势十分关键。当前，扶贫产业主要存在同质化、产业业态单一、产品品质较低等问题。特别是在脱贫目标驱动下，一些地区选择同质化趋势严重的高附加值产品种植采摘业和乡村旅游业，可能面临产业发展不可持续问题。对此，各地需结合自身资源特征，对现有产业进行精准考量，以产业比较优势构建产业持续发展基础。要基于全产业链条明确区域在国内经济循环中合理的分工定位，充分发挥全产业链条对科技进步的外部性效应。同时，通过融入或构建全产业链，有效促进区域性主导产业与上下游相关产业的互动，明确自身在生产体系视角下生产过程中的角色分工，推动专业化生产过程中的经验累积，创造科技进步的外在动因和内在动力。

（三）推进微观主体适应性变革，提升生产条件的利用能力和利用效率

实现由小生产主导的生产方式到现代大生产主导的社会化生产方式的转变，需要进行微观主体的适应性变革，提升其生产条件的利用能力和利用效率。特别是在新生产条件的形成不是依靠自身积累实现的情况下，微观主体的适应性变革更为迫切和重要。贫困地区的人们长期在小生产的环境下生产生活，熟悉并习惯于小生产的经济流程，同时缺乏新生产条件所需的劳动技能。他们对于生产条件的快速改变和由此带来的生产方式变革会有一个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因此，必须尽可能缩短微观主体的适应性变革过程，否则将难以有效利用改变了的生产条件和生产方式，使其经济潜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和脱贫成果巩固。对于微观主体的适应性变革，首先要把生产者、劳动者从小生产的传统、习惯束缚中解放出来，通过职业教育、专业技能培训等，使之具备一定的现代知识和劳动技能，逐步实现从小生产者到产业工人的转变。其次，建立适应性的经济组织。在从小生产到大生产的转变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情况千差万别，应根据具体情况建立适应性经济组织，以便更好地调动各种因素进行社会结合和社会生产活动，提高要素利用和要素结合效率，并在生产方式的演进过程中不断提升效率。再次，利用构建一般社会生产条件带来的机会和外部效应，吸引、鼓励域外企业家和企业组织到当地落户、开创事业，或通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进行共同开发、联合经营。

（四）完善体制机制，更好发挥制度优势

在脱贫攻坚中，我们建立起党领导的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各负其责、各司其职的责任体系，精准识别、精准脱贫的工作体系，上下联动、统一协调的政策体系，保障资金、强化人力的投入体系，因地制宜、因村因户因人施策的帮扶体系，广泛参与、合力攻坚的社会动员体系，多渠道、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体系。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为脱贫攻坚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这些制度安排虽然最初是为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建立起来的，但不能因为消除了绝对贫困而退出，持续反贫困同样需要这些方面的制度保障。当然，由于持续反贫困会面临新的问题，因而需要对这些制度安排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完善。在脱贫攻坚阶段，我们需要更多地通过各种外部因素的输入，创造突破区域性原有生产方式局限的生产条件，促进新生产方式的建立;前者可称为输血，后者可称为造血，以输血促造血。绝对贫困问题解决后，输血机制依然需要，它对疏通区域性经济发展的瓶颈、促进造血机制的形成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完善持续反贫困的体制和机制，使之满足持续反贫困对输血和造血的新需要，促进持续反贫困事业发展。同时，应建立和完善区域性生产方式融入社会生产体系的机制，促进贫困地区同区域外建立起广泛的经济技术联系，形成有利于发挥区域优势的分工协作关系。（作者：陈享光，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张志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本文转载自经济纵横（2021年第12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