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推进原始创新，本质是知识的增长和重新组合，关键要打通“知识一技术一产业”转化路径。其内在包含技术生成与组织建构两条线，不同主体间的互动促进知识创造和交互，推动知识创新的技术转化及产业应用。但这一过程存在长期与短期、公共与私人、社会与经济的张力，因而要发挥国家作用，强化国有企业作为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使命，建构一套良好的知识治理机制。以此理论框架考察，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应服务于国家战略和产业实践的现实需要，以产业发展紧迫问题、科技创新前沿问题、人类社会共同问题为战略导向，有组织推进基础研究、有计划引领产业创新、有目标促进系统变革，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基础原理、关键共性技术、公益性技术等知识生产。相应需要围绕知识创造、扩散和应用的治理机制，健全制度安排，精进主业原创能力，促进产业技术创新，加快创新成果转化。

一、引言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速发展，国际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要求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更加依靠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并使科技创新面向经济主战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文简称《建议》）将“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显著提升”“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写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国家创新体系”概念由克里斯托弗・弗里曼（C.Freeman）提出，是指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共同组织的创新网络。1996年，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报告指出，国家创新体系是不同主体构成的创新网络，通过各主体的网络互动进行知识流动和交互，推动知识创造、传播、转移和应用。这凸显出知识生产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关键地位。1999年，我国提出积极推进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建设。2006年出台《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将其上升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进一步强调“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通过建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基本建成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推动科技实力大幅跃升，但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状况仍然存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企业是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的重要力量，应该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的主体”。这是因为相较于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对技术应用、市场需求的敏锐度更高，能将科技供给转化为产业化应用，并根据产业实践和社会需要变化产生的问题推进创新。

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需要优化政府、各类企业、科研机构的功能定位。国有企业处在国家创新链条的枢纽位置，担负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使命。在推进基础性、长期性、战略性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有效促进科技前沿突破向产业发展的转化。《建议》强调 “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这要求强化国有企业创新能力，推进原始创新，将其打造成为原创技术策源地。那么，国有企业在原始创新中应发挥什么作用？如何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的制度安排？这是优化国家创新体系亟须探讨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这要结合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分析和明确国有企业的角色。现有研究主要是从国内外环境变化的角度出发，探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的重要性，提出国有企业管理制度建设的相关建议。这有助于加深理解客观环境变化提出的现实要求，但根据原始创新本身特点的研究相对缺乏，未能深入科技创新背后的知识创新进行研究。而知识生产是国家创新体系运转的关键，对提升整体效能至关重要。因此，本文从知识生产的视角出发，探明原始创新中知识生产过程的内在张力，分析和明确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结合我国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区分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的战略导向和实施路径，进而探讨构建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的知识治理机制，以期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强化国企创新能力提供参考。

二、原始创新的知识生产过程与国有企业功能

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推进原始创新，关键在于打通“知识—技术—产业”创新过程。这需要建构一种创新网络的治理结构与协调机制，确保知识生产过程的有效投入、良性互动和更好对接，国有企业在其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一）原始创新的知识生产过程

原始创新根源于知识创造，转化为技术突破，激发起产业变革。埃茨科维兹 (H. Etzkowitz) 的“三螺旋”理论认为，知识产生于科学研究，推进创新需要大学、产业界、政府等不同组织间相互协作，共同构建起促进知识生产和应用的创新体系，其重点在于培育创业型大学，将知识转变成产业技术。纳尔逊 (R. Nelson) 指出，创新体系由制度和技术两方面因素构成，政府负责制定政策和规划，高校生产公共技术知识，核心是由以盈利为目标的企业推进产业创新。可以看出，原始创新全过程是“知识—技术—产业”螺旋式连锁反应，涉及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多方参与主体。这就要求处理好不同主体间的关系网络，促进“知识—技术—产业”有效互动。

这表明推进原始创新内在包含两条线——技术生成与组织建构。技术生成线是从知识生产、技术开发到产业应用的生产力进路，组织建构线是与之相匹配的组织协同、网络互动、制度保障等生产关系建构。发展社会生产力，需要实现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转化，由众多主体共同参与。不同主体间的互动关系网络内生形成组织建构，对知识生产、技术生成至关重要，能够决定原始创新全过程是否畅通、效能如何。针对这一转化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不同主体的知识交互会催生科学公式、技术图纸、产品架构、产业规划等显性知识，以及惯例、技巧、经验等隐性知识。推进原始创新的整个过程本质上是新知识的增长，是对现有知识的重新组合。

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构建的举国体制，能够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政府为计划主导，以科研院所为创新主体，以国营工厂为生产单位，采取工程化、建制化组织模式，推行赶超战略，加快推进科研和技术攻关。改革开放后，引入市场调节，放开企业自主权，开启组织建构调整，如减少计划调配、探索科研院所改制、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等，逐渐转向以企业为技术创新主体。特别强调国企改革要“抓住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这个关键环节”。由此在实践中产生两条技术生成路径：第一条是对重大战略需求实行计划指引，以科研机构为主体，以举国体制进行动员，支持“两弹一星”“863计划”“973计划”等重大科技工程，为提升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奠定重要基础，生成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的路径；第二条是对经济建设需要实行市场牵引，促使科技工作面向经济主战场，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并采取“市场换技术”策略，逐渐生成“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从技术引进到产业应用的路径。

21世纪初，我国对国家创新体系进行结构性变革，旨在解决科技与经济相互脱节的问题，从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随着深度融入全球化，通过追踪世界技术动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产业技术，中国企业以产品开发为平台，不断完善模块化产品的组件功能，提升架构设计等创新能力，逐渐形成产品系统集成的自主创新道路。以市场为导向，促进产品开发，使第二条路径成为技术创新的主流。但企业对关键核心部件的知识原理缺乏了解，科研机构将主要精力放在第一条路径，两条路径的知识资源错配造成“知识—技术—产业”的螺旋演进不畅通，导致科技与经济“两张皮”。这阻碍了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使企业陷入“引进、落后、追赶、再引进”境地，制约产业升级，存在“卡脖子”风险。因此要有效拟合两条路径，推动国家创新体系战略转型，从技术引进、知识吸收、集成创新转向自主可控、知识创造、原始创新。围绕前沿领域、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实施一批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不断夯实自主创新的物质技术基础。

（二）知识生产过程的内在张力

推进原始创新，依赖于不同参与主体结成的创新网络，是在网络互动中产生新知识的增长，带来科技进步，最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因此，各类主体知识交互的组织建构尤为关键，影响知识生产的内容、效能和转化成果。围绕知识、组织与创新问题，“知识治理”(Knowledge Governance) 理论考察企业内与企业间的知识交互、转移和共享。引入组织成本与知识收益，探讨组织建构与知识生产的治理架构。通过选择治理结构与协调机制，治理知识生产过程，促进不同主体的知识创造，增进知识交互，推动知识扩散，加快知识转化应用。

该理论依据知识生产规律的一般原理，为企业进行知识创造、获取和交互的组织建构提供了分析框架。但局限于对企业从市场需求、技术应用中生成的专有性知识的考察，没有分析知识的公共性、基础性、战略性等属性，而这恰恰是原始创新必不可少的重要知识。推进原始创新，要充分把握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战略导向。这要求优化国家创新体系建构的创新网络建构，更好地服务于事关全局、着眼长远的重大战略需求。然而，各类主体共同参与的生产过程涉及整体与个体、投入与回报的关系，内生出公共与私人、长期与短期、社会与经济之间的张力。

公共与私人之间的张力。技术知识转化和应用是一个累积性、集体性过程，只存在于相对封闭的企业组织内部。除显性知识外，组织内部还创造隐性知识。这些知识往往置于“黑箱”，外部无法获得、无法复制。因而私人部门不会公开集体学习和研发攻关的细节，从而制约知识扩散。重大战略需求中一些基础性、前沿性、先导性创新环节，同样需要组织集体学习，但存在高投入、高难度、高风险。私人部门对此缺乏有效激励，也无力担负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长期投入。这要求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相互支持、相互补充。

长期与短期之间的张力。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知识流动，需要长期投入大量资金和科研资源，以及研发团队的长期集体学习和经验积累。然而，这一过程充满不确定性。新技术的生产能力、新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难以预测，经济绩效不确定。长期成本高，短期回报低，就会导致各主体研发意愿不强、投入不足，从而放弃长期基础研究，而倾向于收益导向的短期应用研究。因此，对知识的资本化、产业化只有同时满足“经济—技术”双重约束条件，才能促进长期投入与短期回报的正向循环，形成有效投入机制。

社会与经济之间的张力。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时也要应对社会问题挑战，后者往往需对全社会进行系统性再造。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经济停滞、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数字转型、人口老龄化和健康卫生等共同议题，需要更多关于能源革命、低碳循环、数字智能、生命健康的新知识新技术，并从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但如果只注重社会福祉，缺乏经济激励，也会制约长期研发。因而要统筹兼顾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制定系统性解决方案。

总的来看，知识生产过程的内在张力，实际是创新自身的不确定性、累积性和集体性特点与不同主体的激励约束相互交织而产生的。这表明知识生产本身也是有类别的，从知识生产过程的内在张力来看，可以将知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专用性、应用性知识，能够为知识创造者带来回报，是私人个体创新的重点，但此类知识离不开基础原理技术研究，存在公共与私人的张力；第二类是战略性、基础性知识，创新者要保持战略定力，长期耐心投入，不被短期收益所干扰，存在长期与短期的张力；第三类是公用性、公益性知识，其社会效益较强，对单个主体来说研发投入较大、研发周期不确定，在经济绩效上不划算，就会形成社会与经济的张力。因此，需要建立一套良好的治理机制，以应对各类内在张力，推动“知识——技术—产业”互动转化。可以进一步发展“知识治理”理论，将对企业创新的微观分析与宏观战略导向相结合，探究如何组织建构创新网络，确保个体积极自主、彼此关系协调，以低成本促进网络互动和知识结合，在各类张力的多重约束下推进知识生产。

（三）推进原始创新的国有企业功能

处理好内在张力，关键在于加强知识治理。而原始创新所需知识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公共性、公益性，这要发挥好国家作用，促进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通过建构良性互动的知识治理结构，拓展和畅通不同主体间的知识交互渠道，降低知识流动成本，增加知识转化价值。让各参与主体从中受益，形成投入增长机制与组织协调机制。

马祖卡托 (Mazzucato) 提出的 “企业家型国家”(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认为，国家可以作为创新的风险承担者与市场创造者。由政府建立创新基金，保证长期投入，分配创新收益，更好处理风险与收益关系，推动科技创新。在这里，国家主导基础性、公共性知识的生产，能够支持和补足私人部门创新。这提供了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框架，但该理论没有解答政府的“创新之手”如何发挥作用。如果完全依靠政府指令，过度强调单一目标和考核问责，激励约束不相容，可能会扭曲资源配置，损害个体自主性，难以维持多元动态平衡。如果政府放任不管，则可能破坏创新的集体性，导致重复性浪费，创新会变得低效。如果由政府设立重大专项，牵引科研机构攻关，可能造成科技与经济联系不紧密。而以企业为创新主体，依据工业技术、生产经验和市场信息的现实需求，驱动科技创新，能更好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动能。

推进原始创新，要面向重大战略和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这一创新过程的知识生产，高度具有公共性、外部性、不确定性。正如市场失灵理论指出的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这在原始创新中尤为明显。许多民营企业无力承担风险，或者缺乏创新所需的最低资源和基础能力，知识溢出价值也难以用价格机制衡量，可能导致各类内在张力激化。因此，国家创新体系的知识治理结构既要有自主性，又要有协调性。这需要一个能够肩负战略使命、降低协调成本、适应市场需求的治理主体。在各类企业中，国有企业是一种适合政府参与和统筹协调各方的治理模式。作为公有制实现形式，国企内在具有政治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经过改革发展，国有企业不再是行政指令的单一工具，而是参与政策行动，积极推动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国际化发展和创新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按商业一类、商业二类和公益类的分类改革思路，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将其与知识生产类型结合起来，可以进一步细化和界定国企创新功能。例如，中国电科作为电子信息行业的科技型军工央企，在其子企业功能界定中，将充分竞争领域的产业公司定为商业一类，将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归为商业二类，将提供公益性、关键共性技术的划为公益类。这可以分别开展三种类型的知识生产，使不同类别国企的主业、功能更加清晰，并通过相互对接合作，更好处理战略使命、国家政策和创新绩效的关系。

第一，国企自身属性能有效应对公共与私人的张力。政治关联使国企与宏观目标保持一致，而自主经营则使其在政府管理下保持微观灵活自主。这使国企能便于获取各类资金、知识资源等公共网络支持，并将其投入那些进入门槛高、不确定性因素多、需要规模经济的创新活动，承担更多风险，有耐心探索技术知识及可能重组，推动战略性、公共性知识的创造和溢出。这可以弥补战略性、基础性领域私人部门不敢投、不想投带来的创新不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企可以无限承担创新的外部成本，以至于落入“无底洞”。而是立足自主经营的经济属性，以市场化方式更好组织创新活动，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平衡好经济增加值与创新投入额，优化创新投入产出比。通过向私人部门的技术转让，降低专用性、应用性知识生产的成本，加快推动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广阔的市场前景预期，将为从事原始创新的国企带来更多来自知识产权、商品和资本市场的经济回报。

第二，国企对战略任务的落实可以处理长期与短期的张力。国企与政府愿景一致，对长期战略导向更愿意冒险，坚持耐心投资，承诺实现公共目标。通过分担风险、创设市场和动态优化创新策略，协调战略目标压力下的个体自主性与共同利益的关系，形成灵活互动的网络化创新体系结构。这可以基于市场关系形成创新网络，与科研机构、其他企业加强联系，加速技术知识扩散，提升整体技术水平。以市场应用激发个体积极性，使各主体保持自主性、增进协调性，共同致力于推进长期战略，更有效开发利用知识创新，促进技术创新、产品创新。

第三，国企作为政策传导的载体能够化解社会与经济的张力。政府可将国企打造成以长期目标、公共使命和社会责任为导向的组织，使其更专注于基础和长期研究、更倾向于解决社会利益问题，发挥变革推动者作用。在国企主导下，通过研究资助、技术供应和市场需求，促进经济社会利益与技术能力成长相结合、长期战略与社会需求相结合。并据此调整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格，确保公共技术知识的正外部性，引发竞争、模仿与追赶，使知识流动更有效率，引领系统性变革。这避免直接行政干预，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使国家作用远超基础研究资助、产业政策规划等层面，推动政策落实、技术创新与产业变革。

三、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的战略导向

当前，中国的科技水平进入跟跑、并跑与领跑共存的新阶段，这要求创新战略从赶超型向引领型转变，也意味着方向、路线和目标从相对清晰可循向自主探索前行转变。这要从根本上改变“两张皮”状况，突破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命脉的重大关键科技问题，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因此，国有企业要直面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图 1 将其区分为三个层次，以问题为导向，分析和探讨国企角色，通过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地推进知识生产和创新，打通“知识—技术—产业”转化通道。

（一）产业发展紧迫问题与有组织推进基础研究

第一个层次是直面产业技术发展的紧迫问题，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难关。国际分工中，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从事模块化零部件、功能组件和产品组装的制造，从实践中积累了关于组件模块、产品架构等技术知识和应用经验，生成产品集成创新路径，创新能力在短期内取得巨大进步，经济绩效十分显著。但这更多是产业端、产品端的技术开发应用，与基础研究之间“知识脱节”。因而对源技术的基础原理及转化方式缺乏理解，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长期依赖核心部件进口和技术引进。科技发展面临“卡脖子”难题，制约企业攀向价值链高端环节，存在供应链安全风险。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提出，“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

攻克“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需要理解产品架构、接口标准的底层逻辑，本质是对别人已知、我们未知的技术知识进行探源。重在将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结合起来，经过摸索和经验积累，探知基础理论及技术原理。这要求资助和引导基础研究，加强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的两条技术生成路径的对接，增进科学知识与经验知识的交互。从科学知识到技术知识的生产具有长周期性、不确定性，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长期投入。内在张力约束下，民营企业很少涉足，需要国家来填补这一空白。国家不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可以发挥国有企业作用，以问题为导向，长期支持和深入开展基础研究。国有企业主导下，协调个体自主与战略导向，增进不同部门协同互促，获取政府创新政策和公共科研机构的支持。特别是中央企业，其拥有的两院院士、研发人员等人才队伍庞大，参与建设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众多，因而国企有能力吸收各方科技知识，深入理解看似无关的研究领域，将不熟悉的技术知识重新组合。基础研究攻关，对知识创造和应用的底层逻辑进行溯源，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知识和开发方式。例如，在国产大飞机C919研制过程中，中国商飞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战略合作院校关系，围绕研制需求，推进基础研究，形成以主机厂为核心、产学研用一体化的技术创新体系，并积极培育和提升供应商技术能力，协同攻克辅助动力装置、芳纶蜂窝材料等一系列难题，极大提高大飞机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和国产化水平。

聚焦产业发展瓶颈的紧迫问题，有组织地推进基础研究，弄通关键核心部件的基础原理和技术知识。可以布局一批关系全局和长远的重大科技项目，结合技术与市场的经验知识，探知基础领域科学知识，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国有企业应建设关键核心部件开发平台，从技术应用、生产经验的实践中发现难点问题，打造各主体相协同的创新联合体。通过组织从基础研究到技术知识学习的全过程，促进科学界与产业界良性互动，带动基础科学研究和多学科融合的工程技术发展，形成完整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持续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攻克“卡脖子”难题，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二）科技创新前沿问题与有计划引领产业创新

第二个层次是瞄准科技制高点的前沿问题，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前沿领域高技术发展及产业化水平，决定未来科技实力和经济发展动力。一些颠覆性技术、前沿领域高技术的应用前景广，产业关联多，价值空间大，能够带动重大技术变革，正在创造新产业新业态，加快产业更新换代，是世界科技竞争的焦点。但现阶段的产业化技术还不够成熟，实际应用还不够全面。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强调，“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前沿科技制高点是已产生新科学知识或知识新组合，但产业技术尚未突破的领域。其颠覆性停留在概念、原理等理论层面，亟须结合产业真实需求，加速探索新技术、孕育新产业。这一转化过程存在许多共性问题，很大一部分由约束条件、关键变量、运行机制和演进路径等共用知识构成，具有公共属性。共用知识的扩散应用能进一步衍生操作流程、工艺技能、产品开发等专用知识，往往属于个体创新，其收益是对企业创新的有效激励。因此，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进军，需要突破关键共性技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扩散，开辟新赛道，制定新标准，抢占科技制高点，掌握发展主动权，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带来更大经济效益，如此才能在全球分工格局变化中占据有利地位。

这要求加强知识与技术的对接，探索可行技术路径，将国有企业打造成原创技术策源地。科学知识突破能给产业技术带来革命性、颠覆性变化，而产业实践的技术需求能进一步牵引知识生产，要打通从前沿知识到产业技术的转化路径。但这一转化过程是充满未知的探索过程，技术路线通常不止一条，需要根据攻关难度、应用成效、研发周期和投入产出验证其可行性。从基础前沿知识到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商业化应用，前期投入大、研发效率低、试错成本高，难以预测创新成果收益，私人部门往往无力承担。而一旦研发成功，技术本身的可复现、可复制特征可以使研发制造投入大大减少，知识扩散的溢出效益也会极大降低新技术应用及再开发的成本和难度。如果各主体间缺乏合作，在相似路线上重复开发，出现“一哄而上”乱象，则短期很难探索出可行路线，也会制约知识扩散和造成资源浪费。因此，需要国有企业加大投入力度，引导科研院所、民营企业参与其中。共同完善开发计划，支持多条技术路线探索并举，包容失败风险，减少重复投资，促进知识探索和可行技术路线验证，旨在提供公共性基础知识和产业应用信息。这使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能拓展与国资央企的合作空间，参与到重大科技攻关中，并从中汲取知识，推进自身业务领域的应用转化创新，促进原创技术的扩散和商业化应用。例如，积极推进量子科技产业化的国盾量子，近年连续亏损。2024年，中国电信的子公司中电信量子集团对其战略投资近 18 亿元，大力支持量子科技前沿领域研发和产业化，协同推进量子密钥分发与光传送网、超导量子计算机“天衍 - 504”等技术研发。还帮助合肥超量融合计算中心建设异构算力统一服务平台，支持下游应用研究，促进量子领域产业发展。

瞄准科技创新制高点的前沿问题，国有企业应有计划地引领投资和增进合作，担当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的组织者、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的推动者、科技资源共享的服务者。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将国有资本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一方面，以市场应用为牵引，探求可行技术路线，开发原创技术、关键共性技术，促进知识转化和扩散，推动产业创新。另一方面，搭建中试平台，加强企业竞争前合作，促进互补性知识交互，缩短从实验室知识创新到关键共性技术、原创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周期，抢占技术制高点。在国有企业主导下，通过开拓性的创新、采购和分包，驱动民营企业等其他企业创新和协同互促。在这一过程中培育人才工匠、领军企业和产业集群，引领科技和产业前沿，增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形成原创技术策源地，重新定义技术生成路径。

（三）人类社会共同问题与有目标促进系统变革

第三个层次是应对国际普遍关心的共同问题，推动社会系统性变革。工业体系的大规模生产方式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也逐渐出现生态环境约束、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制约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破解问题的关键是要推进实体经济各产业部门节能减碳、降本增效，加快绿色化、数智化转型。事实上，人类社会发展正在经历绿色革命、数字革命，需要全方位的科学技术支撑，并且有目标地渐进推动经济社会变革，其科学技术知识生产具有基础性、正外部性，产业应用还需先行先试积累经验性知识。作为负责任大国，我国应积极引领绿色化、数智化变革，谋划科技开放合作，促进相关知识创造和扩散，让科技更好增进人类福祉。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强调，“促进制造业数智化转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要“拓展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卫生健康、旅游、农业等领域合作新空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数智化，落脚于实体经济产业基础再造。这意味着要持续探索相关领域科学技术知识，积极推动知识扩散和应用。在科技层面，保持对环境保护、数字算法、人工智能等领域科技问题的深度挖掘和持续探索，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数智技术，为绿色革命、数智革命提供底层逻辑知识和科技供给。在产业层面，亟须论证高效能、低成本的可行技术路线，并推动基础原理知识、关键核心技术知识、公益性技术知识的扩散，为绿色技术、数智技术赋能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医疗卫生、文化旅游等产业提供基础性、经验性知识。但这种大规模、长周期的科技探索和应用转化存在风险高、利润低的不确定性，特别是企业成功转型要保持持续性投入。这限制社会个体投资，很难自觉推进转型升级。因此，国家层面要明确绿色化、数智化的变革方向，大力支持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重要公益性技术的知识生产。只有减少社会个体的投入成本和不确定性，才能激励自觉转型，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实现平稳转换。

系统性变革是一个先立后破、平稳有序地持续推进的过程。要有目标地引导产业化应用，建立市场化投入机制，才能长期有效地坚持下来，实现知识的扩散。国有企业具有战略使命，可根据社会利益和经济技术因素调整行为，通过创新行动、创造需求等方式，塑造知识创新环境。变革过程中，国有企业加强战略规划和目标控制，坚持长期投入和先行先试，能够形成示范效应和积累前期的基础性、经验性知识。“十四五”时期，中央企业积极推动数智化、绿色化转型升级，打造智能工厂 1854 个，万元产值能耗下降 12.8%。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实施以来，央企在新材料、制造业等领域打造应用场景超过 100 个，支持算力底座、通用大模型等协同攻关，带动各类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共建行业大模型。通过场景开发、项目采购创造新的需求市场，民营企业等参与主体的创新产品在短期取得良好效益，推动和引导参与者共同致力于推进长期战略。

国有企业向各类企业开放场景和市场，促进绿色技术、数智技术的知识溢出和扩散。在这一过程中引导各类企业调整创新目标，通过跟踪、模仿、创新，不断吸收和应用相关知识，生成自身创新能力，并获得创新带来的回报。从而推进结构性变化和产业升级，实现国家长远目标。以目标引领的市场机会能够对冲企业转型的潜在不确定性，减少起步阶段的困难。在盈利激励和竞争压力下，促使各类企业自觉转型，形成转型不断提高企业效益、企业不断增加转型投入的良性机制，从而使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社会进步相互促进，渐进有序地推动社会系统性变革。这将有效支撑我国履行碳减排国际责任，引领数字经济国际规则标准的制定，不断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为人类社会进步作出更多贡献。

四、基于知识治理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的制度安排

坚持战略导向，应对内在张力，推进原始创新，应强化和发挥国有企业作用，优化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网络，激发自主性，增进协调性。根据知识治理机制的理论探析，结合产业发展实践，图 2 展示了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的制度设计构想。通过重塑创新网络，培育创新生态，提升创新效能，推动知识的创造、扩散和应用，畅通“知识—技术—产业”之间循环互动。

（一）构建知识创造的治理机制精进主业原创能力

知识创造是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源头活水。国有企业首先要整合各主体生产和积累的知识，促进知识创造。然而，有的国企片面追求产业全覆盖、多元化经营，盲目扩张业务，“大而不强”“全而不精”不利于专业能力的提升。这要求聚焦主责主业，更好识别和凝练相关问题，健全出题答题制度，促进不同主体之间知识对接与交互，增强原始创新能力。

国有企业自身要推进组织瘦身，精进主责主业技术和知识。专业能力的提升来源于业务知识的累积，要求企业组织愈加专业化、聚焦化、精细化，更加聚焦主营业务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升级，而将非主营业务、非专业技能、低附加值、高经营风险的环节剥离出去。一方面，在主营业务的生产实践中，加深对技术原理、工艺经验、市场信息的理解，洞察关键核心技术的薄弱环节，探知前沿知识转化的技术路线和难点，明确科技攻关的重点问题。另一方面，整合吸纳具有协同补足能力的研发单位、科创企业，加强业务协作、技术交流等协同合作关系。合作伙伴的多样性和异质性能够扩展知识来源，提供外部知识，补足缺点盲点，增加对新技术的了解。从而加紧补短板、锻长板，强化原始创新能力。

凝练主业领域科技问题，健全出题答题制度，对接大学、科研机构、国家实验室，有组织推进基础研究。科研单位创造的基本知识为技术创新奠定基础。精进主业原创能力，势必要长期坚持基础研究，这要求企业不仅要利用知识，还得创造知识。国有企业所属体系内拥有众多科研机构、专业型大学，长期受益于国家资助。国企应根据国家战略需要和产业应用实践，积极发掘和凝练科技问题，作为“出题人”，通过完善课题级别、学术发表等制度，引导科研单位作“答题人”，为研发计划提供支持。通过共同建设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开放和共享大型科学装置、科技文献、科学数据等，降低企业独自进行基础研究前期探索的难度和应用转化的成本。

坚守主责主业战略使命，与政府部门加强协调，推动产业政策落地见效。国家在基础研究投入、重大科技工程组织和产业政策规划中发挥主导作用。国有企业应强化使命担当，通过与政府主管部门协调互动，以企业创新推动落实产业政策。政府应减少干预，提高战略领导力，通过制定长期战略规划，加强对管理者监督，完善预算约束和评估政策，创设良好市场环境，全力支持企业创新。让国企在微观决策上保持灵活自主，专注于长期战略的创新行动，强化长期研究储备，将长期战略任务分解为短期商业目标，通过创新管理模式、激励机制和绩效导向，将公共知识资源有序有效分配给长期战略任务。通过设立技术实验室，搭建概念验证中试平台，结合技术与市场积累的经验知识，筛选和验证符合产业需要、未来趋势的新技术，推进技术熟化和工程化放大，加快从基础知识到生产技术的转化。由此不断逼近主业领域的无尽前沿，形成对知识生产的正反馈，明确下一步探索方向。发挥国有企业的科技领军作用，引领和推动产业升级与变革，推动产业政策落地见效，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

（二）打造知识扩散的治理机制促进产业技术创新

知识扩散是前沿科技转化为产业技术的必经之路。这需要长期坚持，大胆探索，开发应用场景，通过不断试错来摸索和积累技术知识。健全技术共享制度，加强国有企业与产业链供应链各类企业的协同合作。通过场景驱动、人员交流、对外开放等渠道，跨越企业之间知识创造的边界，推动知识的分类、重组、配置、转移和扩散，多管齐下探索技术转化路线。一旦研发成功，证明技术路线可行，再次研发制造的成本会大大降低。这可以加快推进技术扩散和应用，提升全产业链整体技术水平，创造更多新技术新产品。

开发开放多样化场景，健全技术共享制度，促进全产业链联合创新，加快技术攻关和扩散。探析产业链上游共通共用的共性技术知识，明确技术标准和模块对接方式，促进产业链下游企业进一步研发新技术新产品。这要求国有企业成为现代产业链的“链主”，组织和支持产业链，在全产业链搜索、累积和识别知识应用场景，对其中的共性难题进行检视和分类。以国家政策为方向、以技术创新为目的、以产业关联为网络，基于应用场景，创设产研用一体的开放式创新平台。通过联合研究、专利共享、交叉许可、设备采购、资本协作、人员交流等方式，加强不同领域的知识交流和整合，共享知识和科技资源，分散研发失败的风险，共同在场景实践中积累经验，促进知识扩散传播，推动产业共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基于开放共享平台，协助提升供应商创新能力，增强供应链的正向知识溢出效应。既可以加快产业链上游企业的新技术开发和推广，又能让下游企业获取技术能力和衍生新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由此形成有利于创新创造的开放生态，不断提升产业创新能力。

在这一过程中还要追踪世界技术前沿动态，积极吸引高质量外资，以装备优势和市场优势加速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坚持自主创新，要保持开放创新姿态，不能排斥国外新技术。发挥我国产业配套全、市场规模大、应用场景多和集成能力强的优势，为新技术产品化开发、产业化落地创造基础条件，吸引高技术外资企业加入创新网络。在开放型经济的市场竞争中，追踪前沿动态，衡量自身差距，积极引进先进技术。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推进新技术应用和迭代。同时，对技术知识加以甄别，看哪些需要安全可控、自主研发，明确主攻方向。通过国际技术知识交流和切磋，倒逼国内企业自主攻关核心技术，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安全水平。

（三）健全知识应用的治理机制加快创新成果转化

知识应用是创新成果转化的最后一环，其关键是要加速产业化，创造商业价值。不能让知识创新仅仅停留在技术构想、科研论文、发明专利、课题报告、试验样品的层面，而要转化为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真正敲开“市场的大门”。国有企业应当拓展协同分工网络，发挥创造市场、组织平台、集成创新的优势，打通“知识—技术—产业”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带动科技成果走向产业化应用，形成现实生产力，取得更好经济绩效。

以组织瘦身和生产专业化内生网络化协同分工，提供新市场机会。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应推进国有企业战略重组和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优化。通过逐步剥离和退出非主营业务、非核心技术的领域，推进相关业务领域开放和市场准入，并以专业技术创新促进分工裂变，不断创造出新市场机会。采取外包、采购、揭榜挂帅等方式，向各类企业开放市场，将其纳入网络化分工组织，内生结成协同生产网络，聚合创新链、价值链。以核心企业对互补性企业的开放网络，增强知识交互，对接技术标准，促进技术扩散和产业应用。形成技术、数据、人才、资金等资源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机制，激励网络节点上各类企业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配套零部件技术、最终产品技术，加速技术成果转化应用。

以知识共享和首发采买催生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创造新市场空间。一方面，通过知识共享，国有企业可以主导制定技术标准，促进标准普及和知识应用。降低各类企业获取技术知识的难度和成本，增强需求捕捉能力，激发创新灵感，促进知识的重新组合，将其应用于生产工艺、商业模式和产品开发等方面，并转化为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作为首发买家，应加大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应用力度，充当市场应用的开路先锋，由此发挥催化作用，刺激和满足供应链中间商、最终产品消费者的新需求，创造新的细分市场，产生新的利润空间，减少未来不确定性，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益。这些新市场最终将被证明是有利可图的新商机，吸引、调动和发挥企业积极性，促进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促进创新创造进一步增加。

以用户数据集成牵引知识更新和产品创新，及时响应新市场需求。创新成果的用户特别是最终产品的广大消费者，在实际使用中能够发现问题，为创新平台的下一步决策提供改进方向，是对创新的有益补充。需要把用户需求与技术研发结合起来，根据用户表达的显性知识和用户体验产生的隐性知识，修正研发决策，将知识内化为供应能力。这有必要整合数字平台企业的创新能力，改变过去调查问卷、改进计划等用户反馈的显性知识收集方式，转而激发情感激励、自我实现劳动，传递隐性知识，牵引应用场景的知识更新。进而，为生产网络上相关企业提供新的知识、技术和能力支持。通过供需知识对接和数据集成，降低开发成本，改善产品组件功能。再交由最终产品企业进行合成，嵌入关键核心部件，减少生产设备改造成本和投资规模，加快研发制造进度，实现产品迭代升级和定制化供给，响应和满足多样化市场需求，让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市场价值显现出来。

五、结语和展望

原始创新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石，其本质是知识的生产和重新组合。这要求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打通“知识—技术—产业”的转化路径。国有企业在其中的功能定位，内生于对知识生产过程中多重内在张力的系统性治理，其核心在于国企具有国家战略执行载体与产业发展经营主体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国企的政治关联与战略定力使其能坚持长期、耐心投入，克服战略性、基础性领域出现的投入不足与协调失灵。另一方面，国企的自主经营属性又要求其必须以市场化方式组织创新活动，通过技术转让、生态开放、产业协同等方式，促进知识扩散和溢出，降低全社会的创新成本，从而在实现自身经济效益的同时，催生更广泛的产业变革。

面向“十五五”时期，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国有企业要以产业发展紧迫问题、科技创新前沿问题、人类社会共同问题为战略导向，强化创新能力，优化创新生态，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和产业发展先机。这需要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的制度安排，根据知识生产和治理的逻辑，重塑知识创造、扩散与应用的互动方式，在创新不确定性与经济效率之间、战略使命与市场化调节之间，建立可持续的、良性互动的治理秩序，显著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这将为“知识—技术—产业”互动转化提供制度性力量，夯实自主可控的底层支撑，搭建前沿基础研究与大规模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桥梁，使国有企业成为原创技术策源地，促进战略性、共用性、先导性知识的生产，引导形成新的技术标准与产业惯例，以原始创新推动社会生产力质变跃迁。

作者：王松，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讲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2022届博士；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

本文转载自财经科学（2025年第12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