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的消费储蓄理论都可以归结为收入决定论，只是对收入的解释不同而已。而各种形式的收入决定论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消费同时还是劳动力的再生产。由于没有考虑劳动力再生产，把消费、储蓄的决定看作与生产、再生产无关的事情，这自然降低了这些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消费同时也是劳动力的再生产，因此，不能脱离劳动力的生产、再生产来说明消费和储蓄的决定。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考察居民消费和储蓄与劳动力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对居民消费储蓄的决定和变动规律有新的解释，结合我国的实际，分析劳动力再生产费用过快增长造成的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扭曲，探讨消除这种扭曲、合理引导消费和储蓄的政策选择。

一、消费、储蓄与劳动力的再生产

流行的消费和储蓄理论总是假定消费和储蓄与收入之间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强调收入在消费储蓄中的决定作用。但对决定消费储蓄的收入有不同的理解。绝对收入决定论强调当前收入在家庭消费和储蓄中的决定性作用，相对收入决定论则强调相对收入在家庭消费和储蓄中的决定性作用，持久性收入决定论则强调持久收入在家庭消费和储蓄中的决定性作用。然而，无论是绝对收入决定论，还是相对收入决定论和持久收入决定论，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消费同时还是劳动力的再生产。不考虑劳动力再生产，把消费、储蓄看作与社会生产、再生产无关的事情，就不能对消费储蓄行为及其变动规律作出符合实际的科学解释。

家庭可支配收入要在用于当前消费还是用于储蓄之间进行选择，用于当前消费和储蓄的比例，无疑会由于家庭消费习惯、消费偏好和消费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有所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的消费储蓄行为没有任何规律可循。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消费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而是与生产相联系同时受制于生产的行为，因为消费同时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居民消费和储蓄主要是家庭考虑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而选择的结果。

劳动力是社会生产的一个要素，家庭要通过消费生产、再生产出社会生产需要的劳动力要素。因此，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既要考虑收入及其变动的预期，同时也要考虑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的消费资料的平均范围及其变动预期。收入及其收入预期与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平均范围及其变动预期是决定家庭消费和储蓄的两个基本经济因素。

劳动力的再生产就是购买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进行消费的过程，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的生活资料包括满足当前维持劳动力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满足劳动力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和劳动力学习文化、技术等提高自身素质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所谓消费就是劳动者消费这些消费资料再生产劳动力的过程。只有满足家庭这些消费资料的消费需求，才能生产出满足社会生产需要的劳动力要素。而生产、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和种类，在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都是不同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也就不同。另一方面，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同时还认为，在一定国家，一定时期，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一定的。由于劳动力是社会生产的一个现实要素，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必须满足社会再生产的需要，否则就不能作为现实生产要素与生产资料相结合进行生产，因此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平均范围在这个意义上是由社会决定的，在一定时期生产、再生产所需的生活资料平均范围一旦确定，就成为人们确定劳动力再生产支出的一个客观社会标准。决定家庭收入的因素，对不同家庭来说是不同的，不同家庭收入的差别取决于不同家庭所拥有的生产条件状况和再分配收入的多少，家庭拥有生产条件多和再分配中获得的再分配收入多，家庭收入就多，反之，家庭收入就少。而生产、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的决定显然具有一定的社会性，且生活资料的平均社会范围的决定受制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要的消费资料的平均范围将会扩大，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消费支出会随之增加。当前，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消费资料范围扩大或费用增加，相应会增加家庭当前的消费支出，未来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消费资料范围扩大或费用增加则会增加储蓄。因而，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影响家庭消费与储蓄的一个重要变量。

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展的，它既受制于生产力发展状况，也受制于生产关系的状况。劳动力的生产、再生产是社会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要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同时也要与生产关系再生产相适应，通过劳动力的生产、再生产，生产出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与生产关系性质和要求相符合的劳动力要素。因此，社会范围内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的生活资料的范围总是被限定在物质资料生产和生产关系允许的范围内。在物质资料生产水平一定的条件下，社会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会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而改变，从而强化或弱化社会范围内的消费和储蓄能力。这对于理解我国改革过程中居民储蓄的变化有很大意义。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使广大社会成员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面临着很大的市场竞争风险和经济不确定性，居民为应对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会选择增加储蓄。这是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原因之一。

劳动力生产、再生产过程中不仅有一个平均消费资料范围的扩展，而且有一个质量提高的问题。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断提高，只有再生产出质量符合社会生产要求的高素质劳动力，劳动者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要素。提高劳动力素质，意味着劳动力再生产在扩展其所需消费资料平均范围的同时，对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消费资料的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显然，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并非取决于个别家庭收入的状况，它的决定带有一定的社会性。家庭消费和储蓄不仅受到家庭收入因素的影响，而且受社会决定的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平均范围及其变动的影响。尽管不同家庭的收入多寡是不一样的，但他们都存在一种倾向，力求根据社会决定的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进行劳动力的生产、再生产，即便低收入家庭也总是力图达到社会平均范围，这种倾向使得低收入家庭的储蓄倾向通常低于高收入家庭。从社会层面看，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总是不断扩大的，但扩展的速度在不同发展阶段是有差别的，与收入增长速度也不一定是同一的。有时收入增长速度可能高于生活资料社会平均范围扩展的速度，从而导致社会储蓄率的提高；也可能收入增长速度低于生活资料社会平均范围扩展的速度，从而引起个人或家庭储蓄率的下降。对不同家庭而言，也是如此。收入增长高于生活资料社会平均范围扩展的家庭，其储蓄率就高，收入增长低于生活资料社会平均范围扩展的家庭，其储蓄率可能就低，甚至是负储蓄。因此，消费或储蓄率的变动尤其是长期变动不能只用收入因素来解释。

家庭在支配收入过程中，自然还要考虑到劳动力生产、再生产过程相对有利的情况和相对不利的情况，尽可能确保劳动力生产、再生产过程中收入在消费与储蓄之间的均衡分配。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的工资只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出于自己的远见和明智而要把对劳动有利的时间和不利的时间均衡起来，即在工业变动的周期循环中这样支配自己的工资，就是使他们的开支实际上永远不超过最低工资，不超过最必需的开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收入不再局限在劳动力价值范围内，但劳动者依然要把有利的时间和不利的时间均衡起来，并按照这种均衡的要求支配他们的收入。劳动者出于自己的远见和明智把对劳动有利的时间和对劳动不利的时间均衡起来，把收入在当前消费和储蓄之间进行分配。因此，家庭储蓄还要受劳动力再生产周期内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影响。

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消费资料的平均范围和这些消费资料的价格二者共同决定着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成本。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成本和收入从不同方面影响家庭消费储蓄的行为和消费储蓄选择的结果。由于对于不同家庭，收入增长和劳动力再生产社会成本的增长受不同因素影响，家庭收入增长并不能满足家庭劳动力正常再生产的需要，因而，会通过透支未来收入来满足其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在这种条件下，家庭消费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当前收入支持的消费，另一部分是金融支持的消费。因此，社会提供的金融支持程度或信用发展程度会直接影响家庭消费支出的增长。

当然，居民的消费和储蓄行为，短期内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通货膨胀、利率的变动等。但从长期看，居民消费储蓄倾向主要受收入和劳动力再生产社会成本变动的影响。由于劳动力再生产社会成本或费用的决定带有一定的社会性，因而居民消费和储蓄具有一定的社会规定性。

二、流行的消费和储蓄理论的局限性

西方经济学中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理论主要集中在收入与消费和储蓄之间关系的考察上，尽管不同学者对收入的理解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消费和储蓄的决定性因素归结为收入，因而也称为收入决定论。西方的收入决定论包括绝对收入决定论、相对收入决定论和持久收入决定论等。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考察了收入与消费和储蓄之间的关系，但由于他们脱离劳动力生产、再生产问题，用单一收入变量解释消费和储蓄的变动，因而对现实缺乏解释力。

绝对收入假说首先是由凯恩斯提出的，之后为詹姆士·托宾和A·史密斯等继承和发展。绝对收入假说认为，“家庭储蓄直接依赖于当前可支配收入（支付直接税后的家庭收入），并认为当前可支配收入的储蓄倾向与收入增长是一致的”。绝对收入假说强调了当前收入对家庭消费和储蓄的影响，对于分析短期储蓄行为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它并不适用于家庭储蓄的长期分析。短期内，由社会决定的生产、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确定的，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因此，收入增加通常造成储蓄倾向的提高。然而，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的生活资料平均范围一旦发生重大变化，生产、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费用可能快速增长，甚至超过收入的增加，从而会导致储蓄倾向的下降，引起储蓄量相对甚至绝对减少。储蓄率的变动从长期看取决于收入变动与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平均范围的变动情况，绝对收入假说把后者排除在家庭储蓄行为的分析之外，使其不可能适用于长期分析。此外，生产、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以及生产、再生产劳动力的社会成本或费用并不是完全取决于单个家庭的收入水平，在一定意义上是由社会决定的，具有社会规定性，因此不同家庭收入与储蓄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绝对收入假说要在家庭收入与消费和储蓄之间建立起单调的函数关系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我们看到，有些国家的储蓄率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如美国等，高收入国家储蓄率并不一定比低收入国家高，如果不联系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平均范围的变动，是难以得到科学解释的。

与绝对收入假说不同，相对收入假说认为，个人和家庭的消费和储蓄不仅取决于当前收入，而且取决于以前的收入水平和消费习惯。它否定了绝对收入假说的两个基本假定，即每一个家庭的消费和储蓄行为不受其他家庭的影响，消费支出具有可逆性。这一假说认为，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并不是孤立的行为，而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不仅受家庭自身收入的影响，而且受其他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的影响。消费具有示范效应，并通过示范效应引起家庭消费的相互攀比和模仿，从而使消费和储蓄的变动独立于绝对收入水平。相对收入假说认为家庭消费和储蓄并不是孤立的个人或家庭的行为，承认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的社会性，并试图解释这种社会性，但它的解释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不可否认，消费存在一定的示范效应，但这种示范效应脱离生产、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生活资料平均范围是不能得到科学解释的，示范效应对消费和储蓄具有一定影响，但影响的程度仅是示范效应本身并不能全部反映，同时消费的示范效应更不能解释储蓄的长期动态变化，不同国家储蓄率的差异也不能用示范效应强弱来说明。此外，相对收入假说的分析是以假定收入分配保持不变为条件的。按照相对收入假说，当收入分配趋于均等时，每一收入水平上的家庭所受到的“赶上别人家庭”的压力会减弱，示范效应因此受到影响，结果所有家庭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会下降，按照这个逻辑，收入的均等分配会导致储蓄的增加。实际上并非必然如此，由于家庭储蓄取决于收入及收入增长预期和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平均范围及其变动的情况，因此收入的改变是增加还是减少储蓄，取决于上述两组变量对比的情况。在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没有变动的情况下，上述意义上的收入分配的变动不会对整个家庭储蓄产生大的影响，而在生产、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快速扩大，相应生产、再生产劳动力社会成本或费用快速增加时，则会引起储蓄的增加。因此，不能脱离收入和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以及因此受到影响的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成本或费用说明家庭部门消费和储蓄的变动情况。

与绝对收入论和相对收入论着眼于家庭“现行收入”解释消费和储蓄行为不同，弗里德曼用持久收入来解释他的消费函数理论。在弗里德曼那里，持久性收入“被解释为有关的消费者单位所认为是持久的中数平均数的收入，这个收入又依赖于其眼界和远见。”在弗里德曼看来，如果把社会看做一个整体，那么，其持久收入“就可以看作是当前测得收入和过去测得收入的加权平均，并根据稳定的长期趋势而向上调整永久性收入，而时间越早的侧得收入的权重越小。”弗里德曼认为，持久消费和持久收入之间存在一个固定的比率，这个比率的大小不依赖于持久收入的多少，而是取决于利率、非人力财富与收入的比率以及影响消费单位在当前消费与积累资产之间的偏好等其他因素，如收入的不确定性、消费单位的年龄及其特征、种族或国籍等文化因素的客观指数等。人们的消费和收入中的暂时性部分与持久性部分互不相关，而且暂时性消费与暂时性收入也互不相关。按照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持久消费是持久收入的一个常数比率，持久消费不随现行收入的改变而改变，这意味着当平均消费倾向表现为对持久收入的比率时，在家庭收入的所有水平上，各家庭的平均消费倾向是相同的。这意味着，在家庭收入的所有水平上，各家庭的平均储蓄倾向是相同的。富人和穷人在他们的收入中，以同样的部分投入储蓄。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不再把消费和储蓄与当前收入相联系，而与持久收入相联系，同样不能摆脱理论上的困境，很难想象暂时或短期收入增加对消费不产生任何影响，最重要的是他没有认识到劳动力再生产与消费储蓄之间的关系，消费和储蓄的比例不仅受收入因素的影响，而且受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变动的影响，而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变动并不完全受个人收入的支配，它的决定带有一定的社会性，生产越是社会化，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社会性就越强。忽视消费是劳动力再生产，把消费和储蓄看作与社会生产无关的事，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自然缺乏现实的解释力。

三、基于劳动力再生产视角的消费储蓄政策选择

居民消费和储蓄虽然受多种因素影响，但收入和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成本或费用是决定和影响居民消费和储蓄的两大基本因素。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增长主要受到这两方面因素的限制。

居民消费需求增长在收入方面的限制，主要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降低居民平均消费倾向，限制消费需求的增长。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这里不再赘述。

居民消费的另一限制因素就是劳动力再生产社会成本或费用的过快增长。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并非完全由单个劳动者自身收入状况决定，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决定的劳动力再生产必需的消费资料情况。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消费资料可以分为日常用一般消费资料和耐久性消费资料，前者如日常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消费品，后者如住房、教育、医疗等。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会随着这两方面生活资料支出增加而增加。在收入既定的条件下，如果后者价格过快增长，就会造成居民在这些消费资料方面的支出过快增加，相应抑制一般消费性支出，同时由于推高了社会标准的劳动力再生产社会成本或费用及其预期，将使得社会范围内应付未来费用增长而实施强迫性储蓄。由此造成劳动力再生产和消费储蓄行为的扭曲，带来严重后果。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所需要的消费资料的平均范围不断扩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从劳动力再生产的角度看，出现了由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价格过快增长引起的劳动力再生产费用过快增长的问题，我国消费增长乏力，（见图1、2）储蓄率居高不下，概与此有关。

住房本质上是消费品，并且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品，具有不可替代性。近年来，住房的消费品属性被忽略，越来越多的人当其为投资品，通过投资房产牟利。这一领域的过度金融化，推动了房产价格不断上涨，尤其是一、二线城市房产价格快速上涨。居民购房支出负担增加，自然会挤压一般性消费，同时，房地产领域吸引着大量居民储蓄流入，房产已成为居民持有储蓄的重要资产形式，居民收入很大程度上被房地产所绑架，出现大量房奴，过量透支未来收入，限制正常的消费增长。住房、教育、医疗等消费资料平均范围的扩展和价格过快上涨引起的劳动力再生产社会成本的过快上升，无疑成为推动我国工资增长的因素。人们自然地把自己收入与劳动力生产的成本特别是购房支出相比较，房价成为要求提高收入的原因。而如果适应房价提高收入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扭曲，对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如引起社会生产成本的过快上涨，并引发连锁反应。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成本的快速上升会成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严重障碍。由于居住成本高，落户城市的成本陡升，人口城市化的难度随之增加。由于城市房价高企，大量农村务工人员不能实现城市化，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打工需要租房，同时农村房屋闲置，这不仅限制了他们的消费需求，而且造成多方面浪费。

我们知道，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消费资料会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不断扩展其范围，同时劳动力再生产对所需要的消费资料的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开放条件下，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由于能够通过国际市场来购买，因而国内消费市场会由于本国居民国外购买而受影响。由于发达国家在一些消费品领域的生产上居于领先地位，国内生产的一些消费品缺乏对国内消费者的吸引力，他们的消费愿望在国内难以实现，因而转向国外购买，从而导致消费力的国外转移和消费需求的外溢，这无疑会抑制国内消费市场的发展。可见，开放条件下，劳动力再生产具有国际化的意义，也就是说，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消费资料能够通过国际市场购买来实现，如果本国消费资料生产缺乏竞争力，缺乏质量上的可靠性和吸引力，国内消费力自然就会转向国际市场，国内消费市场会由于这种消费力的外溢或国际消费品对国内的替代而萎缩。近些年来，国内居民出国旅游购物，在国际上表现出惊人的购买力，与国内消费市场清淡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这说明，国内能否生产出满足人们需要、质量过得硬的消费品决定着潜在消费需求能否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缺乏这种生产能力，国内潜在需求必然转化为国际市场的现实需求。这不能不是我国国内消费品市场增长缓慢的原因之一。

正确引导居民消费，合理分流居民储蓄，需要从收入和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成本两方面入手。从收入方面看，主要是控制收入差距，以提高居民的整体消费倾向。在初次分配领域，要控制生产条件分配不公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再分配领域，要逐渐实行统一的国民待遇，加强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这方面已达成社会共识，无需多说。这里主要分析第二个方面。

从劳动力再生产的角度看，为引导居民消费，合理分离居民储蓄，首先要控制住房、教育、医疗价格上涨引起的劳动力再生产社会成本或费用的过快上涨，以释放一般性消费需求。现阶段，房价是影响劳动力再生产社会成本或费用的最突出的因素。住房不同于一般的消费品，影响不止一代人，且住房商品没有替代品，住房商品消费的社会决定性更强，因此，它对劳动力再生产的影响是持续的、长期的。住房等方面支出过快增长挤压了一般性消费性支出，这是我国消费需求不振的重要原因。通过控制住房等价格影响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过快增长，有助于推动劳动力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调整扭曲的家庭支出结构，释放正常的消费需求，同时避免由此引起的劳动力再生产社会成本或费用的过快上涨带来的多方面不良后果。控制房价的过快上涨，关键要控制住房领域的过度金融化。过度金融化是我国近些年资产价格上涨过快的主要原因，也是我国出现“脱实向虚”倾向的主要推手。与一般实体经济相比，住房领域更易于过度金融化，金融化对房地产发展的影响更为直接和强烈，各国实践证明，金融化容易在房地产领域过度发展最终导致资产泡沫化。在我国现阶段，金融化推动房价过快上涨不仅造成劳动力再生产社会成本上升，而且必然导致金融风险累积。为此，需要严控房地产领域的金融化，防止对住房投资或投机的金融信贷支持。

其次，强化消费品生产能力和竞争力，提高消费品供给的质量和吸引力。消费品的生产必须适应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平均范围的不断扩展和质量提升的需要，否则居民潜在消费需求就难以转为现实国内消费需求，开放条件下国内的潜在消费需求会外溢到国外，转化为国际市场的现实消费需求，造成消费品购买力的国际转移，从而挤压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空间，甚至造成国内消费需求的萎缩。因此，启动和引导国内消费需求，需要大力进行消费品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建设，增强其消费品生产的适应性、创新性和升级换代的能力，不断提高消费品供给的质量和有效供给能力。现在，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逐渐成为趋势，对质量好、服务好的产品需求较大，消费增长的潜力巨大，我国消费品生产与需求失衡的矛盾十分突出，激活消费潜力的关键在于启动适应性的高质量消费品生产，用高质量的供给去启动、创造消费需求，拓展消费增长的空间。

再次，完善社会保障，促进社会范围内劳动力的正常再生产。社会保障不仅有助于控制和缩小社会收入差距，而且有助于降低居民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面临的经济不确定性和风险，为劳动力正常生产、再生产提供生活和收入保障，降低居民强制性储蓄的意愿，释放城乡居民的消费潜力。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应不断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修补城乡居民社会保障这一安全阀上的漏洞，减少城乡居民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后顾之忧，进而减少因此形成的强制性储蓄，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和社会范围内劳动力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本文刊发于经济纵横（2018年第08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及作者。

作者：陈享光，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