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来，我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已经成为当前我国面临的五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之一。作为资本的高级形态，金融资本积极适应时代发展与环境变化，不断提高运行效率，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要清醒地认识到，金融资本在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仍存在各种矛盾和问题。一方面，现实中经济金融风险隐患增加、金融未能有效服务实体经济、金融监管和金融治理效果不佳；另一方面，理论上简单套用西方金融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本的性质和行为规律认识不清。2023年10月30日至31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强调：“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努力把握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持续推进我国金融事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2024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上进一步强调“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从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来看，金融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之一，其健康发展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内在要求，直接关乎金融强国建设。在新发展阶段下，如何系统阐释中国特色金融资本的性质与行为规律，推动中国特色金融资本健康发展，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

回顾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金融资本介入经济循环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提升，逐渐成长为现代资本体系的核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0年至2019年间，我国金融部门资产在总资产中占比从23.00%上升至26.61%，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占自身总资产的比重也从43.07%上升至56.53%。但在此过程中，金融资本发展也引发一系列风险与挑战。从一般性上看，金融资本为追求利润而出现经济“脱实向虚”倾向、金融风险积累等是各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都要面临的挑战，因而应当通过制度设计来引导金融资本行为，而非简单地否认金融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本性。从特殊性上看，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公有金融资本的主体地位，而公有金融资本的风险管控不足则导致了区域金融风险增大、投资效能不高等问题，这也要求我们立足中国实际来完善相关制度设计。

从已有文献来看，学者们对中国特色金融资本的直接探讨并不多见，与之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出发，探讨金融资本形成和运行的理论机制，考察金融资本阻碍经济运行、引发金融危机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问题；第二，基于现代货币金融理论分析中国特色金融问题，从实践层面认识金融资本运作方式，例如国有企业与金融体系改革、央地金融分权、民营经济的金融困境等内容；第三，分析现代技术新变化对金融资本的影响，认为数字技术、数字平台等重塑了金融资本的理论基础和运行机制。

整体来看，已有文献虽然丰富了我们对金融资本的认识，为探讨中国特色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但仍存在三点不足。第一，关于金融资本理论的探讨仅来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没有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来承继和创新马克思列宁主义金融资本思想，对中国特色金融资本的理论逻辑认识不足。第二，在引导金融资本运行的实践过程中简单沿用西方国家金融发展的逻辑架构，没有考虑到我国公有金融资本和非公有金融资本共同发展的国情特色，未能从一般和特殊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的本质问题与底层逻辑。第三，遵循私有金融资本主导的行为逻辑提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的改良路径，无法体现中国特色金融资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阐释中国特色金融资本发展路径的研究有待系统化。

为此，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在明晰中国特色金融资本理论逻辑的基础上，分析当前中国特色金融资本的本质特征，并借此探索新征程上中国特色金融资本的可行路径。余下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在系统梳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金融资本思想、西方金融化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践明晰中国特色金融资本的理论演进；第三部分重点探讨公有金融资本、非公有金融资本以及二者协同发展过程中的本质特征；第四部分针对中国特色金融资本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给出新征程上更好地推进金融资本健康发展的可行路径；最后是本文的结语。

二、中国特色金融资本发展的理论逻辑

作为资本的高级形态，金融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其相关理论研究随着人类社会发展逐渐丰富与完善。探索中国特色金融资本发展之路，首要任务是厘清中国特色金融资本的理论逻辑，并对相关理论形成的历史条件和理论脉络形成清晰的认识。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金融资本思想是中国特色金融资本理论的理论源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论证了货币和资本的本质与运动规律，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生息资本、虚拟资本与职能资本的矛盾关系，为后续政治经济学学者分析金融资本问题提供了理论依循。在此基础之上，列宁在对俄国社会革命的实践探索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早期金融资本的思想，并结合俄国复杂的国内形势，驳斥了希法亭关于金融资本的“流通决定论”，从生产领域系统地分析了金融资本的本质特征与演化路径，为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国特色金融资本理论提供了重要参考。

19世纪中叶，随着欧洲进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高峰期，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迅速发展，对资本本质和运动规律的学理化探讨也受到了普遍关注。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以往资本理论进行了批判与重构，使得人们对资本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在马克思关于资本的讨论之中，并没有明确提出“金融资本”的概念，而是在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分化为职能资本、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互动关系等方面的分析中蕴含了金融资本思想，这为后续的金融资本理论分析奠定了基础。 “金融资本”的概念最早由拉法格在1903年的《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中提出，“金融资本家们，在各种公司的名义掩盖之下控制着各种类型的工业企业、商业企业和金融企业”。但拉法格并没有系统阐释金融资本这一概念形成的理论逻辑，也没有继续分析金融资本形成的意义。1910年，希法亭首次对金融资本进行了系统阐述，主张从流通领域入手研究货币问题与信用扩张，并以此来阐明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如何衍生出金融资本。然而，正是这种“流通决定论”造成了希法亭后续帝国主义论的根本缺陷，其错误地认为高度发达和垄断的金融资本主义将形成“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进而缩短萧条时期以及缓解经济危机。

针对这一问题，列宁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角度进一步阐释了金融资本的内涵，并集中讨论了金融资本的形成过程、金融资本的主导性地位和金融资本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深远影响。针对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理论，列宁肯定了其科学性和时代性，指出《金融资本》“这本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希法亭这本书的副标题）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但也从概念内涵、时代判断以及理论倾向等多个角度批判与发展了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理论。首先，列宁认为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内涵并不完全，应当从生产集中的角度来阐释金融资本形成的历史源头，以此来概括金融资本的真实内涵。列宁指出：“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 ——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其次，列宁反对希法亭的机会主义倾向，指出由金融资本参与的帝国主义垄断不会有组织的生产分配，而是由于其寄生性和腐朽性导致进一步瓜分世界来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也就不可能通过和平改良的方式长久存在。“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二）西方金融化理论为中国特色金融资本理论提供了有益借鉴 

西方主流经济学者基于自身的价值观判断和研究范式特征，从宏观、微观等不同视角形成和发展了现代金融理论，并以此指导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发展、阐释金融业膨胀和企业金融化背后的动因等。其中，与金融资本有关的内容集中体现在金融化理论上。西方金融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金融资本的形成过程和运行机制，可为中国特色金融资本理论提供有益借鉴，而合理运用金融化理念、厘清金融化理论的深层次逻辑也有利于构建中国特色金融体系。

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从生产关系考察金融资本不同，西方主流经济学者们往往将金融资本视为一种单纯创造财富的生产要素，并称之为“金融资产”，主要包括货币、债券和股票等能取得价值的所有权凭证，与工厂设备、土地等实物资产相对应。可以看出，金融资本与金融资产两个概念包含的金融工具品种除货币外基本一致，但后者实际上掩盖了货币收入来源与金融资本对现实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分割这一事实，因而忽视了金融资本所暴露出的垄断性、掠夺性和脆弱性。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的部分学者使用金融资本来批判性考察金融资本主义，如Harvey对新自由主义讨论的代表性文献，西方主流经济学者基本很少使用这一概念。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从生产关系角度对金融资本本质进行深入讨论，但其基于金融化理论对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关系的剖析以及金融发展的经验成果仍然值得我们借鉴与思考。沿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界定，金融化是指金融对经济领域的渗透和主导。金融化研究主要关注经济活动重心向金融部门偏移的动态进程，强调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或者负面影响等。

从整体上看，金融化理论中与金融资本相关的研究主要是学者们从量变和质变的角度探讨金融化的发展进程及其社会影响。一方面，学者们从量变角度阐释经济金融化引发的金融部门占比提升、全方位渗入社会经济的表象，体现为非金融部门利润获取和积累方式更多地依赖金融渠道，导致生产性资产占比减少。这些研究专注于金融资本增殖的问题，即金融资本积累规律，也佐证了金融资本不直接创造价值，而是通过分割价值来实现自身增殖的过程。另一方面，学者们从质变角度讨论了金融化是欠发达经济体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也是成熟经济体系统转型的重要影响因素，表现为金融化革新现有经济积累模式，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或阻碍的作用。这些研究实际上是对金融资本主导地位的肯定，明确了金融结构这一“质”的提升对于推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西方金融化理论也是从资本增殖和资本分工的角度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金融资本的积累逻辑，对探讨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如何协同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有助于我们对金融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新的思考。

（三）中国特色金融资本理论在实践中的形成与发展

金融资本仍属于资本范畴，遵循资本的逻辑参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中，同时又具有信用创造、杠杆功能、高流动性等一般金融职能。从理论发展脉络来看，中国特色金融资本理论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过程。

中国特色金融资本理论根植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金融资本思想，在借鉴和吸收西方金融化理论合理成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飞跃。从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构想来看，社会主义社会并不需要资本的存在，但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与市场经济并存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基本国情等，资本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作为资本的高级形态，金融资本同样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理论，同时由于其金融职能具有独特的理论内容，在前者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特色金融资本理论，差异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本存在的历史动因、金融资本的特性与行为规律等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金融体系的基础上，肯定了金融资本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逐渐明确金融资本在我国存在的合理性，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金融资本理论。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金融资本作为一种主导资本，同样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经济范畴，可以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国家鼓励金融发展的政策下，金融市场日渐活跃，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多种金融业务迅速发展起来，中国逐步建立起多元化的金融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金融资本理论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沿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理论进一步阐释了不同类型金融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等内容，实现了“从有到优”的飞跃。第一，正确理解公有金融资本的形成机理，对公有金融资本的认识更加深入。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党中央认识到，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中国特色金融资本基于我国特定的经济制度而产生，表现出公有金融资本的主体性，以及公有金融资本与非公金融资本的协同性。第二，进一步厘清了不同类型金融资本的功能与作用，对金融资本运行机制的理解更为全面。一方面，公有金融资本掌握国家金融命脉，维护社会金融系统有序运行，在防范金融风险、抵御金融危机方面发挥着“稳定器”作用。另一方面，非公有金融资本内生于非公有制经济，为不同所有制经济融资需求提供了横向补充，还与公有金融资本在产业链上下游投资方面形成了纵深关联。第三，对中国特色金融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的把握更加科学全面。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资本问题和金融问题发表重要讲话。2022年4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2023年10月30日至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随着对资本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的特性与行为规律逐渐清晰化。从金融资本特性看，金融资本仍具有资本的一般特征，表现为金融资本是一种运动、金融资本是一种价值、金融资本是一种生产关系。此外，金融资本也具有一般金融属性，即可以利用债券、股票、信贷等金融工具提供金融服务并获取利润。从金融资本的行为规律看，金融资本具有追求价值增殖的运动规律、在生产领域和非生产领域的双重积累规律等等，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表现出公有金融资本服务全体人民利益、非公有金融资本在社会主义制度约束下进行金融活动等规律。

三、中国特色金融资本发展的本质特征

随着对社会主义和金融资本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国特色金融资本理论持续丰富与完善，公有金融资本与非公有金融资本也在长期经济发展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本质特征，共同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系统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本发展的本质特征，剖析我国现阶段公有金融资本和非公有金融资本发展的制约因素，对全面实现中国特色金融资本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公有金融资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本的发展情况来看，公有金融资本形成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强烈的现实需求。在理论层面上，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市场经济与资本关系同时存在，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使得公有资本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公有资本也自然地与增进人民福祉的目标相结合。公有金融资本的产生逻辑、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免疫力与公有资本一致，因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是其应有之义。在现实需求上，公有金融资本不仅承担国家战略目标中与金融相关的任务，如先导产业布局、普惠金融发展等，也会在经济下行时期配合货币政策维持宏观金融与经济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有金融资本是最能体现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的资本。

在我国金融改革过程中，公有金融资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民生支柱产业提供金融支持，保障国家金融自主性。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有限的资金供给，为了完成重点发展重工业的要求，党中央通过对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主义金融机构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一套有效且集中的资金配置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央行将商业银行职能逐渐剥离，由国家财政出资或国家控股建立起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为国家工业发展、民众经济活动、民生基础设施建设等提供了大量的金融资源。新时代以来，我国金融资本积极适应市场变化，形成了多元化金融资本形态。公有金融资本占据主体地位，率先推出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养老金融等惠及广大民众的新型金融业务。截至2022年3月，全国银行机构网点覆盖超过98%的乡镇，基础金融服务基本覆盖所有的行政村，公有金融资本把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民生重点领域和发展薄弱环节。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党中央对公有金融资本提出了“保值增值”“做强做优做大”等新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公有金融资本在此前提下提高运行效率，通过金融工具服务于国家实体经济命脉，维持我国金融市场稳定和保障国计民生。

作为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国有金融资本为代表的公有金融资本由于风险管控不足、投资效率低下，同样会衍生出一系列现实问题，集中表现为区域性金融风险增加、长期资金匮乏等。从区域性金融风险的角度来看，由于政府部门的多头管理和授权不清，长期以来都缺乏明确的管理制度对公有金融资本特别是国有金融资本的行为加以规范，风险管控机制自然也会失效，导致当前区域性金融风险与市场风险叠加。如部分地方城商行“影子银行”业务的迅速扩张使得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金融化，并存在在未来经济运行中大规模爆发的风险，这反过来又将使得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遭受较大的风险冲击，进而导致地方金融风险上升，陷入恶性循环。从长期资金匮乏角度来看，公有金融资本在投资过程中往往直接投资于融资轮数靠后的企业或二级市场来规避风险，以至于投资同质化、短期化、低效化，进而造成长期资金不足。例如，一些未上市的初创公司尽管具有推动产业变革的可能性，但作为高风险融资群体大多难以获得公有金融资本的资金支持。 

（二）非公有金融资本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内生力量

在理论层面，非公有金融资本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内生力量这一判断，一方面以经典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为基础，另一方面以中国特色金融资本理论为重要指导。经典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认为金融资本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社会分工”，资本分工机制使得货币资本有可能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中内生地裂变出来进而形成金融资本。在我国，公有金融资本主要来源于政府直接出资，具有外生性，而非公有金融资本是由于资本分工机制作用导致职能资本分化，内生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具体来看包含民营金融资本、外国金融资本等资本类型。进一步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民营金融资本是民营经济由于自身在经济活动中受到的金融约束而内生出来的，在政府支持和引导下为社会民生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外国金融资本则是伴随着国内外资规模的扩大而内生于国内经济市场，成为中国特色金融资本类型的重要补充，主要利用成熟的金融创新业务为我国金融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在实践层面，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有序放开了对民营金融资本与外国金融资本的市场准入门槛、业务范围等限制，非公有金融资本也开始按照市场化运作和利润最大化原则在金融市场中开展金融业务。民营金融资本在市场化进程中快速发展，外资金融资本也在金融开放的指导理念下逐步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基于服务社会主义生产和发展的目的，民营金融资本以其灵活性、专业性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福祉持续增进做出了重要贡献。截至2021年底，国内共有19家民营银行获批开业，总资产规模达1.64万亿元，并全部实现盈利。除银行外，民营金融资本还从事保险、信托、证券、基金、期货等金融业务，基本实现了金融领域的全覆盖。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渐进式地吸引外资进入金融业，为我国外国金融资本的形成创造了必要条件。以银行业为例，中国自2003年底开始逐步取消对外资银行的地理限制和客户限制，并承诺2007年全面开放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金融市场。截至2019年底，我国外资银行总资产达34822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1.20%。外国金融资本的形成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必然之举，也是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本类型的重要补充。随着政府逐步放宽对非公有金融资本的各类限制，非公有金融资本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资金支持，同时其成熟的金融创新业务也为我国金融业注入新的活力。

然而，非公有金融资本在发展中同样存在着诸多现实问题。在市场层面，非公有金融资本会依托互联网或线上平台追求垄断地位，利用回报率优势、成本优势过度占据金融市场份额，进而出现了某些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和威胁金融安全的行为。部分依托大型民营企业而建立的、具有私人垄断性质的民营金融巨头，通过躲避监管、渗透政府机关等方式进行无序扩张，从事不合规金融活动，影响国家金融稳定安全发展。例如，明天系、安邦系等资产负债规模大的高风险金融企业集团都存在长期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阻碍了金融系统的稳定运行。在政府监管层面，由于近年来产品业务创新、经营模式创新、跨界混业等趋势日益普遍，监管中面临的界定和识别难度大大增加，监管空白地带的出现也为非公有金融资本绕开监管实现套利提供了可能性。在当前金融发展实践过程中，非公有金融资本依托数字技术开展了诸多创新型金融业务，同时相互渗透趋势增强，推出了众多跨行业、跨领域的交叉性金融产品，而传统分业监管体制已难以确定其适用范围和监管对象，导致监管存在空白。

（三）公有金融资本与非公有金融资本协同发展

金融资本属于资本的范畴，具有资本的一般性运动规律，即在不同社会形态或不同所有制中均表现出的运动规律，包括追求价值增殖、通过竞争获得利润等。中国特色金融资本仍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也具有追求价值增殖的一般性。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本不再单纯地以最大化分割剩余价值为其核心要义。公有金融资本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下，有责任对行业利润率较低、投资规模较大、回报时效较长的行业进行投资或提供信贷服务，在协助国家战略发展、保障国计民生中发挥“稳定器”作用。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非公有金融资本对市场变化反应更为迅速，在投资布局上也更具灵活性，更愿意投资于新兴产业等领域。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公有金融资本和非公有金融资本形成了各有侧重的分布格局，并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形成了新的协同发展逻辑。

从微观层面来看，公有金融资本和非公有金融资本针对特定市场构筑了混合金融资本，以混合金融机构和金融企业来共同推进企业发展。对于涉及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专精特新”等领域且资金需求迫切的企业，由于投资周期长、投资风险高、回报率较低，非公有金融资本一般不愿意涉足或很少进入，而公有金融资本能够在提供中长期资金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各方共建市场、信用和制度，以此引导非公有金融资本投入国家重点领域，以混合金融资本的形式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从中观层面来看，公有金融资本和非公有金融资本形成了在产业链上下游相互补充的资本布局。公有金融资本重点为关乎国计民生、具有战略性的上游产业部门提供金融资源，以此来推进公有经济部门的战略性重组和产业升级优化，并为非公有制经济的长期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非公有金融资本则主要集中在竞争性领域，在宏观投资方向上会优先选择更贴合下游市场需要的餐饮、旅游、快消品、生活耐用品等传统行业，以及互联网科技、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在此过程中，非公有金融资本在产业链投资上完成了对公有金融资本的补充，有效降低了实体产业链不同位置上的融资供需错位。从宏观层面来看，公有金融资本与非公有金融资本相互配合，在避免非公有金融资本垄断的前提下共同为社会环境稳定和宏观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公有金融资本在基础性、前沿性领域发挥着引领作用，促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同时，公有金融资本积极应对由非公有金融资本引发的潜在风险，例如在部分民营金融机构“爆雷”情况下迅速介入，避免民众利益受损，在保障国民经济循环稳定、防范和抵御重大风险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公有金融资本和非公有金融资本的协同发展完成了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协同发展，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金融资源。但是，公有金融资本和非公有金融资本的协同发展在所有制层面仍存在横向缺位等问题。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信贷回报不确定等原因，公有金融资本一般不愿意向非公有经济直接提供信贷支持，导致非公有经济融资困境长期存在。另一方面，非公有金融资本在地理位置、规模、技术、制度等方面都面临公有金融资本的成本竞争压力，不得不进一步挤压自身的市场份额，难以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

四、新征程上中国特色金融资本发展的可行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凭借着所有制结构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等独特优势，中国特色金融资本在推动经济增长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新征程上我们需要立足中国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规范和引导公有金融资本和非公有金融资本健康发展，进而在规范中更好地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

（一）完善公有金融资本管理制度，构建专业化风险管控机制

公有金融资本作为中国特色金融资本的底色，是承担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的核心资本。2020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暂行规定》，明确了财政部门履行国有金融资本的出资人职责，并规定了出资人和受托人职责等内容，是推动国有金融资本由“管公司”向“管资本”迈进的一项重大举措，为优化国有金融资本布局、规范资本运作、提高资本回报、维护资本安全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实际操作层面，可以从处理委托代理关系、提高专业化风险管控能力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公有金融资本管理制度。

从处理委托代理关系来看，一方面，要分类委托授权国有金融机构，将影响国家金融安全、外溢性强的政策性国有金融机构和处于竞争性领域、追求市场效率的商业性国有金融机构分别由不同的机构进行管理，从而避免出资人和管理人混淆导致的政企不分问题。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明确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关系规定，通过市场第三方考核机构来进行评价、监督和考核，切实保障财政监管职责，防止多头管理带来的效率低下和过度监管问题。

从提高专业化风险管控能力来看，公有金融资本需要将内外部风险管控专业化，构建全面的风险管控机制，优化金融决策。在避免政府直接干预的前提下，商业性国有金融机构需要派驻专业人才来担任监督岗位，以保证政策的有效执行和企业的审慎合规经营。这不仅要确保监督人的专业资质，要求其对金融机构重大事项和潜在风险具有专业的分析能力和参与能力，而且要明确监督人与被监督金融机构的利益不相关，以保证对于公司经营行为判断的独立性。同时，在此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地方差异，尤其对区域性金融风险较高、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应针对监督岗位设定差异化岗位要求、薪酬待遇等。

（二）促进非公有金融资本穿透式监管，健全新型金融监管体制

得益于高度市场化的运作模式，非公有金融资本往往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但同时也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衍生出诸多金融乱象。2023年3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开始组建，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针对当前复杂交叉的金融活动进行穿透式监管。穿透式监管的有效推动不仅需要从制度层面革新监管的核心理念、完善实施细则，而且需要在技术层面积极使用监管科技，适应创新金融产品的数据与算法。

从制度层面看，需要变革监管理念，依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重视产品性质的识别，同时强化信息披露和合规管理，提高市场透明度，把握好非公有金融资本穿透式监管的本质。穿透式监管要求对金融业务的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包括市场准入、经营管理、市场退出和资金流动等各个环节。在认定产品性质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监管职责，构建和完善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法律制度。一方面，要求监管机构自身实时向投资者公布监测信息，加强各个监管分支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与交流；另一方面，要求金融机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职责，自主评估投资风险。

从技术层面看，穿透式监管要求监管机构积极适应金融科技的发展，主动变更监管手段，围绕透明化、协调性来引入监管科技。在平台构建方面，监管部门可以利用区块链技术制定智能监管系统，将各类型金融机构、宏观金融市场数据实时录入系统，并依据预先设定好的监管指标进行自动化监测，为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搭建起交互式智能平台。在算法应用方面，要把金融机构的代码治理作为切入点，将监管规则转化为代码的形式，要求金融机构在设定、建构和维护代码的过程中适时内嵌上述代码，逐步建立数字化监管规则的代码库，循序渐进地提升智能化、自动化水平和合规能力。

（三）改善企业融资体系和泡沫预警机制，促进公有金融资本与非公有金融资本协同发展 

在正确认识和把握公有金融资本和非公有金融资本协同发展的基础之上，如何使二者在协同过程中避免融资横向缺位，促进公有金融资本和非公有金融资本协同投资，使更多的金融资源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提升公有金融资本和非公有金融资本协同投资的质效，核心在于打破金融资本、实体企业与监管机构三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应分别从企业融资体系和泡沫预警机制的角度来处理两类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间的关系问题。

一方面，完善现有的企业融资体系，充分利用创新型金融建立面向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体系，并通过修订和完善相关基础性制度来支持公有金融资本参与非公有经济的直接融资，完成所有制层面上的横向补充。创新型金融的出现能有效缓解公有金融资本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金融支持不足的难题。例如，供应链金融可以通过供应链中的大型企业来完成银行授信，使得核心国有企业上下游相关的中小型民营企业从国有商业银行中获得金融服务。

另一方面，针对非公有金融资本风险频发的重点领域，应建立泡沫预警机制，避免非公有金融资本脱离资本布局而引发资产高度泡沫化和金融风险叠加等问题。有必要构建一个金融泡沫的预警指标体系来加以动态监测，尤其要思考如何有效利用宏观、中观和微观的指标来精准化监测中小金融机构的金融行为。这就需要政府、理论界、实务界多方共同研究相关思路和方法，立足地方金融特色识别和预警泡沫风险，为保障金融体系稳定、推动实体经济长足发展提供制度支持。

结语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金融资本无序扩张是导致西方社会金融危机、系统性金融风险等一系列金融领域矛盾和问题的核心。自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们已对金融资本的特性和运动规律进行了较多讨论，对金融资本如何影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相关研究也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学者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本的理论归纳和现实总结却不多见。本文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金融资本思想基础上，借鉴和吸收西方金融化理论的合理成分，结合我国的国情特色，提出并发展了中国特色金融资本理论。在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过程中，中国特色金融资本表现出独特的本质特征，主要包括公有金融资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非公有金融资本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力量以及公有金融资本和非公有金融资本的协同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制度体系不完善等，中国特色金融资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包括公有金融资本风险管控不足、非公有金融资本监管缺位、协同投资在所有制层面横向缺位等。新征程上，我们需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不断开创新时代金融工作新局面”。只有正确理解中国特色金融资本的新变化、新特点和新规律，并制定与之相匹配的科学实践方案，在规范中更好地支持和引导金融资本健康发展，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才能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开创新时代金融工作新局面。

作者：范欣，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陈浩文，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转载自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