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四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国内外称为“中国奇迹”。解释中国奇迹的文献汗牛充栋，以市场化改革论、比较优势论和地方竞争论为典型代表。市场化改革论认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实施所有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比较优势论强调要素禀赋和国际市场的重要作用，将中国奇迹归因于利用大量廉价劳动力发展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地方竞争论关注制度框架与地方政府行为，认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通过税收和官员晋升激励激化了地方政府竞争，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三种典型理论为理解中国奇迹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但市场化改革论无法回答为何许多采取了市场化改革的国家没能创造增长奇迹；比较优势论难以解释那些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类似的人口密集型国家为什么没能获得同等增长；地方政府竞争论忽略了中央政府的作用，且无法合理阐释中西部地区的落后，现实中地方官员的收入与晋升机会与地方GDP并没有呈现出较强的相关性。这些理论都只抓住了中国经济转型增长某一阶段的重要特征并将其当作中国奇迹的根本因素，不能从总体上分析中国长时段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当中国经济体制和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调整时，其解释能力会大大下降。

目前学界对中国奇迹鲜有立足于问题导向的、长时段的、全面的历史分析。中国奇迹是在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过程中，由经济内部矛盾演化推动的阶段性增长的过程。“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从“经济体制改革—技术经济体系”互动的视角建立转型增长的动态矛盾分析框架，提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经济体制改革通过调节旧技术经济体系内部生产方式与社会需要的矛盾，消除新技术经济体系形成的障碍，确立新技术经济体系的发展方向以促进经济增长。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合理阐释中国奇迹对恢复经济增长动力、构建新发展格局、预测和指导未来的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经济转型增长的“经济体制改革—技术经济体系”分析框架

现代增长理论基于理性“经济人”和市场经济制度永恒性假定，在总量生产函数中研究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和技术等如何驱动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发展经济学将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作为研究对象，认为完善自由市场制度，保护私有产权，根据本国要素禀赋开展生产，将自然而然地实现经济增长。现代增长理论面临以下问题：总量生产函数来源于收入恒等式（收入等于利润加工资），全要素生产率只是工资率和利润率的函数，不代表任何实际生产过程，经济增长真正的内涵是“生产能力和结构的转变”，研究经济增长应当回归生产主义；现代增长理论也难以考察经济体制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动态联系。

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不断认识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社会的发展是由经济体内部矛盾演化推动的。任何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本质上是社会需要与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发展阶段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社会需要在生产过程中被满足，同时新的社会需要也不断产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需要在数量和质量上呈现出向上的变化趋势，形成了一个需要的历史序列。社会生产方式是某一阶段占主导地位的相互关联的产品和工艺、技术形式、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的结合，特定的社会需要与满足需要的生产方式共同构成技术经济体系。在特定社会经济体制下，生产方式在一定时期内沿着满足社会需要的方向发展，使得该阶段的技术经济体系能够创造大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表现为持续的经济增长。但生产方式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同时又制约着需要的满足程度，如果某特定阶段的生产方式无法适应社会需要的向上发展，技术经济体系内部的矛盾就会阻碍经济增长。由于技术经济体系内部各经济主体和要素的调整意愿和速度不同，技术经济体系内部的矛盾无法自行解决，需要社会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若新技术经济体系的形成要求经济体制发生重大转变以致经济运行机制改变，则意味着经济转型。

变革经济体制以调节技术经济体系是不断探索和适应的过程，涉及政府、企业以及居民部门等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反馈。（1）企业部门是生产主体，能够满足特定社会需要的生产方式从最初的几个企业（或产业、应用领域）向更广泛的企业乃至整个经济扩展，带动了整体经济增长。（2）居民部门的消费需求是社会需要的主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升级，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总体来看，消费升级领先于生产方式调整。（3）政府是改革措施的制定者和推动者，当旧技术经济体系内部出现矛盾需要转变时，现有经济体制形成的经济结构可能会成为技术经济体系转变的阻碍，政府将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消除阻碍转变的体制性因素，通过改变经济关系（包括经济主体的权利关系、企业竞争关系、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关系等）激励经济主体改变行为方式以重塑技术关系（包括生产过程的组织形式、要素成本结构等）。在此基础上，政府通过中长期规划，引导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淘汰落后的生产方式，形成满足社会需要的新生产方式，保证技术经济体系朝着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向转变。在新的技术经济体系下，生产方式与社会需要达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带来新投资和盈利机会的一组经济体制与技术经济体系的组合将主导下一阶段的增长。随着居民需要不断升级，技术经济体系内部将再次出现矛盾，政府继续调整经济体制促进新技术经济体系形成以解决矛盾，如此循环。因此，经济的转型增长是不断变革经济体制以形成新技术经济体系的过程，没有一种要素能线性化影响经济增长，在某一阶段促进增长的要素很可能在另一阶段成为增长的制约因素。

中国经济的转型增长就是在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引导下，结合中长期规划，不断革新技术经济体系以适应广大人民群众需要变化的过程中实现的。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正确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需要和生产之间的矛盾，并对主要矛盾的内涵进行过两次正式的阐述。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017年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以不同方式呈现出来，表现为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需要与当前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化解这组矛盾也是化解其他矛盾、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着力点。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研判经济发展形势，采取渐进式改革政策，在国家主导下引入市场调节机制，从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78—1992年），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2001年），再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2—2011年），相应地形成了“数量型温饱消费+缺乏技术进步的粗放式生产”“质量型温饱消费+伴有技术进步的粗放式生产”“大规模标准化消费+大规模生产”三类技术经济体系，经济增长分别表现出消费拉动、消费拉动—投资推动、出口—投资联动的特点，增长率在20世纪80年代上一个台阶，到90年代再上一个台阶，进入21世纪后经济增长同时显现出了规模效应和增长率效应。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表明不断升级的社会需要同大规模生产方式产生矛盾，当前技术经济体系的潜力逐渐消耗，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期通过深化改革塑造新技术经济体系以维持经济增长（如图1）。

三、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数量型温饱消费+缺乏技术进步的粗放式生产”的技术经济体系：1978—1992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薄弱的国内工业基础和巨大的国际军事压力，国家的核心任务是快速实现工业化，在计划经济体制的保障下，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在短时间内建立了独立且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快速工业化以抑制消费为代价，居民收入受到严格管制且倾向重工业的产业结构无法满足居民消费需求。20世纪70年代国内外局势趋稳，重工业产品需求锐减的同时居民消费被压抑，工业产能无法释放，阻碍了经济增长。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明确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核心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通过实行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贯彻按劳分配体制，以及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等方式，调动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释放潜在的消费需求和生产能力。

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在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同时释放了长期压抑的消费需要。在城镇，中央上调职工工资，企业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职工奖励基金数额增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3元增加至1992年的2026.6元。在农村，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农用工业品成本降低、农业贷款增加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改革措施增强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33.6元增加至784元。居民收入提高释放出大量数量型温饱消费，包括食品、服装、日用品等。1978—1992年间，居民消费水平分别从183元攀升至1051元。与日常生活、居住相关的耐用消费品需求规模扩大，1981—1992年期间，城镇家庭每百户彩色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拥有量分别增加了262倍、12倍和124倍，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转变。得益于计划经济时期平均化收入分配体制，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同步增长，且城乡内部差异不大。

通过“放权让利”调动了各类经济主体的积极性。（1）乡镇企业快速发展，成为20世纪8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力军。由于农业生产力提高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财政包干制激励地方政府开办乡镇企业创收以及中央给予的税收优惠，乡镇企业发展起来，突破了计划经济时期社队企业的经营限制，根据市场需求灵活调整生产。1988年乡镇企业产值达到全国工业的1/4，为将近1亿人提供了就业机会。（2）国有企业自主权不断扩大。从1980年的“利改税”到1984年承包制改革再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股份制改革试点，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扩大，能够获得利润留成，激发了企业生产积极性。但由于隶属于行政机构且缺乏有效的金融控制，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有限，仍享有软预算约束，效率没有显著提高。（3）个体、私营和“三资”企业等民营经济出现。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实施，高度国有化的所有制结构让位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格局。1990年，非国有企业（包括集体企业）约占工业总产值的45.4%，占零售业销售额的60.4%。

20世纪80年代，“六五”计划提出要“大力增加适合社会现实需要的农产品、轻纺产品和其他日用工业品的生产”的目标，“数量型温饱消费+缺乏技术进步的粗放式生产”的技术经济体系逐渐形成。该技术经济体系以居民温饱消费的数量型扩张为增长动力，轻工业高速增长，耐用消费品产量迅速增加，闲散的生产资源得以利用，带动了整体工业的增长，使中国经济增长迈上了新的台阶，1978—1992年间GDP平均增长率达到9.6%，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8.9%。新兴非国有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是主要生产者，位于产业链下游，规模较小但灵活度很高，能够迅速根据居民需要开展生产。在向下游消费品工业引入市场调节的同时大部分上游生产资料工业品价格仍处于计划调节，提高了消费品价格且降低了生产成本，极大地动员了经济主体参与消费品工业的积极性。但下游生产企业本身技术水平较低，在市场调节机制下，短期利润导向型投资导致企业经营分散化、地方化和规模小型化，企业盲目引进来源众多且互不兼容的生产设备和关键零部件，无法有效吸收新技术，难以提高技术水平，主要从事外来零部件的组装，导致该技术经济体系表现出缺乏技术进步的粗放式生产特征，无法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只能满足基本的数量型温饱消费。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居民低档消费品需求饱和，粗糙的产品不再适应逐渐升级的消费需求，出现了产能过剩。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冰箱、彩电和洗衣机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持有量增长率已经跌破10%，大量工业生产能力被闲置。缺乏技术进步的粗放式生产从根本上源于增量改革下价格变动不同步和产业发展不平衡。仅在下游消费品加工业中引入市场因素和国家优惠政策，导致轻重工业发展不平衡，基础工业的缓慢发展制约了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另外，新兴企业快速发展以国有企业的相对低利润高税负和中央财政高补贴为代价，导致众多国有企业经营环境恶化，中央财政捉襟见肘，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经济增长的矛盾集中表现为1988—1989年的通货膨胀，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达到18.4%，紧随其后的是市场萧条、企业亏损和增长停滞，中国进入三年治理整顿时期（1989—1991年）。在此期间，全国工业企业亏损比例平均超过15%，存货增加额达到将近GDP的10%，GDP增长率平均跌至5.8%。

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质量型温饱消费+伴有技术进步的粗放式生产”的技术经济体系：1993—2001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目标。新一轮改革完成了价格并轨，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市场引导资源配置的模式，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在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外汇体制、社会保障等方面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的基本框架。

分税制改革调整了中央与地方关系，激发了地方政府竞争，提高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分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由企业所有者变为征税者，要求地方政府开拓新的收入来源。地方政府依靠招商引资引入新税基，通过劳动力、环保、工业用地及配套设施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和私营制造业，东部沿海地区首先建设了一批工业开发区，“以市场换技术”政策指导下外商直接投资成为20世纪90年代技术引进的主要方式。同时，以土地征用及出让为代表的预算外和非预算资金成为地方财政的新增长源，地方政府利用土地收入—银行贷款—城市建设—征地的循环链条，形成了“经营城市”的增长模式，开启了城市化进程，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张使得相关行业迅速发展。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提高，增强了中央政府政策调整和进行各种基础性投资的能力。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和配套要素市场的形成推动了企业的现代化进程，规模效应开始显现，微观经济效率有所提升。（1）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国有企业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从政府部门的附属转化为独立的市场主体，通过“抓大放小”促使大中型国有企业合并成国家控股的更大规模、更有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小型国有企业通过破产、出售、拍卖、收购和合并等方式退出市场或民营化，淘汰了低效和过剩的产能；国有企业逐渐退出了不占有竞争优势的领域，在具有竞争优势和国民基础性领域的规模效应增大，有利于重大技术创新的开展以及发挥稳定经济的作用。（2）民营经济加速发展。党的十五大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地方政府将民营经济作为新增长点，设立经济开发区，吸收国内外资本。民营企业充分发挥优势，填补了国有企业退出领域的空白，形成了高度协作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垂直产业结构。与20世纪80年代分散化、缺乏协调的情况不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市场份额向行业优势企业集中，重化工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大企业集团崛起，规模经济开始出现，轻工业产业集群在东南沿海兴起，专业化协作水平和大中小企业的社会分工程度提高，全国市场统一化程度有所提升。（3）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制的建立为企业现代化经营提供了必要条件。劳动力市场的形成释放了国有企业内部的冗员，为民营经济提供了劳动力；社会保障体系减轻了国有企业的福利支出责任；金融体系多元化发展为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外汇外贸体制深化改革允许私营企业经营外贸业务；多元化的投资体制弱化了政府投资主体的角色，企业开始进行自主投资。

20世纪90年代，“八五”和“九五”计划提出要促进经济结构优化，振兴支柱产业和发展高科技产业，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以适应市场需求，“质量型温饱消费+伴有技术进步的粗放式生产”的技术经济体系逐步形成。随着耐用消费品普及和收入水平提高，居民的温饱型消费转为质量型增长，城镇耐用消费品进入追求高质量、高档次、多功能的更新换代期，同时出现了以空调、电话、电脑为代表的新一代耐用消费品，上一代耐用消费品持有量在农村家庭中快速增长。为了满足居民消费需求，20世纪90年代的粗放式生产伴随着技术进步，产品质量得以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水平的全面提高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这主要归功于政府主导的内涵式投资。为了缓解基础工业对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中央政府加大了对能源、交通通信等部门的投资，同时价格并轨后基础工业产品价格提高，吸引了其他社会资金，1992—1996年间基础工业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从14.62%上升至49.02%。在国家产业政策和地方政府关于引进外资的竞争作用下，上游元器件和装备工业发展起来，加之企业改革带来的规模效应，下游消费品加工业已经有能力吸收和消化引进的技术，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迅速增长，国产品牌的质量和档次明显提高，产品质量和功能已经能与国际接轨。1996年，国产品牌的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和空调的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67%、99%、89%和64%。在国内经济下行周期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双重压力下，1993—2001年的GDP平均增速依然达到9.9%，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再上了一个台阶，居民消费和投资对GDP的贡献率此消彼长，投资在1993年达到了59%的水平。

1998年我国彻底告别短缺时代，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技术含量低的一般加工制造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深加工的高技术产品难以满足消费需求。另外，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收入两极分化导致居民消费能力分化，一部分居民有消费能力没有消费需求，另一部分居民有消费需求没有消费能力。在消费需求的制约下，投资增长也开始放缓，企业和地方政府不愿投资、银行不愿贷款，1993—1996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为31.0%，而在1997—1999年间骤降至9.3%。同期，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恶化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1998年出口总额在改革开放后首次出现了负增长。为了稳定经济，1998年起中国政府实行了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大规模发行国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1997年和1998年反超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在危机期间起到了投资稳定器的作用。但投资的收入效应没有启动消费，反而成为进一步扩大投资的压力，经济增长没能摆脱消费制约，1998—2002年上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中央政府直接投资拉动。

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大规模标准化消费+大规模生产”的技术经济体系：2002—2011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包括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发展，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等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措施为中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城镇化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2001年末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对外开放进入了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新阶段。中国能够在全球制造业转移的浪潮中抓住机会，以生产和加工模块化组件的方式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并迅速获得跨越式增长源于三个条件：第一，坚持对外开放战略和市场化改革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提供了制度基础；第二，大量廉价且受过教育的农村剩余劳动人口释放；第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使投资可以快速转化为生产能力。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后，中国贸易量迅速增长，加工贸易于21世纪初开始迅速增长（见图2）。2002—2007年间，中国的加工贸易占进出口总额平均约为47.5%，而1981年该数值仅为6%。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有利于中国通过“干中学”促进产业升级，推动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增长。此外，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催生了对劳动力的刚性需求，促使劳动力向城市集中，是中国城镇化进程加速发展的国际因素。

地方政府以“经营城市”为主要竞争手段，城镇化快速推进。随着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和要素流动性增强，地方政府为提高收入，争夺各类要素和资源的竞争强化。得益于土地出让制度改革，地方政府凭借土地征用、开发和出让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土地财政，推动了城镇化，包括建立开发区、建设新区新城、城市扩展、旧城改造、建设CBD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增长，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份额从2002年的81.6%增加至2011年的97.1%，增速也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10%左右增加至2011年的25.3%，在2009年还达到30.4%。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稳步增长，在2011年首次突破50%，产生了大量住房刚性需求，推高了房价，形成了巨大的投资空间，带动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商品房销售额从2002年的0.6万亿元增加至2011年的5.9万亿元。

21世纪头十年，“十五”和“十一五”计划提出要优化工业结构，增强国际竞争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面向生活消费的服务业等，形成了“大规模标准化消费+大规模生产”的技术经济体系。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带来了出口扩张，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工资收入稳步增长，形成了生产扩张—收入增长—消费增加的良性循环，促使大规模标准化的消费市场形成。居民消费整体上具有模仿型排浪式特征，消费结构从“吃、穿、用”等基本消费向“住、行”等提高生活质量的消费转变。为了与国际生产标准接轨，以可互换零部件和流水线生产为特征的大规模生产方式日趋成熟，与国内大规模标准化消费模式相匹配。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企业改革形成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垂直结构，加工贸易业、房地产业、汽车行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通过产业链上下游关联效应带动上游产业产能扩张，实现了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2002年下半年开始，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2002—2011年，GDP平均增长率为10.7%，其中2002—2007年间，经济增长同时显现出规模效应和增长率效应，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速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黄金增长期”。这一阶段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靠大量出口和投资，出口和固定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分别达到30.0%和49.9%，而居民消费平均贡献率下降为31.6%。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我国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额在2009年经历了暴跌（见图2），当前技术经济体系受到外需疲软的直接冲击，经济增长增速逐渐放缓。为抵御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采取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4万亿计划和10万亿信贷政策），短期内经济中的流动性迅速扩张，虽然令中国在2008—2011年得以维持10%左右的增长率，规避了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但2011年以后，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刺激效果越来越有限，反而使得一、二线城市住房价格普遍加速上涨，成为经济脱实向虚的导火索。随着限购令等平抑楼市泡沫的政策出台，过剩的流动性转向金融市场寻找投资机会，造成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市场的震荡，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不仅加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还进一步加重了实体经济的融资困难，推高了实体经济增长的成本，加剧了金融、房地产业和实体经济的失衡。

六、破旧再立新：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

2012年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跌破8%且连续8年下降，2019年经济增速约为6.1%。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明显放缓，从2012年的21.3%下降到2017年的3.1%。实业投资意愿下降导致了脱实向虚，金融和房地产企业的利润份额自2008年起逐渐超越了第二产业，非金融地产上市企业的金融利润份额迅速攀升。与此同时，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主要国家民粹主义盛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逆全球化趋势更加明显，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大冲击，风险加大，我国经济面临着发展和安全的双重考验，“大规模标准化消费+大规模生产”的技术经济体系的矛盾开始显现。

首先，外需下降引致全面产能过剩。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下行、需求缩减的同时我国劳动力供给缩减和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加工贸易成本提高，我国企业出口竞争加剧，加工贸易额在2010年到2018年期间几乎陷入停滞（参见图2）。下游加工贸易企业投资紧缩传导到上游行业，导致上游重化工业企业同样出现产能过剩，由于重化工行业固定资本投入大，产能缩减不易，产能过剩现象更为严重。2016年，我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以及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59.5%和71.7%，均低于全国工业平均水平。其次，国内收入分化使得全国统一的大规模消费市场让位于标准化、个性化并存的多元消费市场，大规模生产方式并不适应消费模式的变化，导致消费不足与消费外溢并存。由于在出口导向型部门就业的劳动者长期面临国际竞争，收入提高有限，2020年我国约6亿人每月收入1000元左右。低收入群体依然维持着有限的标准化消费。中高收入群体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迅速崛起，形成了个性化多样化需求，但当前大规模生产方式只能生产标准化产品，造成中高收入人群消费外溢，2018年中国进口消费已达到2万亿人民币，是本土消费的4.4%。由于大规模生产方式下生产专一化产品的专用机器投资沉没成本很高，生产方式转变艰难且漫长，是导致我国制造业投资意愿下降的根本原因。最后，我国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和资源能源依赖进口，面临各类“卡脖子”和瓶颈问题。2019年，我国半导体进口量达到2.24万亿人民币，在最重要的非资源型六大工业进口品中占比高达63.9%。同时，2018年我国石油和天然气、金属矿的进口和国产使用量之比已经分别达到143%和82%。

恢复经济增长动力亟须通过深化改革促进技术经济体系转变。近年来，中国政府坚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构建更加完善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陆续推出了多项改革政策和指导意见，以期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促进新技术经济体系的形成。随着出口和投资放缓，国内消费成为新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新发展格局将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扩大内需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路径，将中高端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首要新动能，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作为提振消费的重要政策目标。为适应国内需求结构的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同时坚持创新驱动，大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和基础创新，加快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推进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转型，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实践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效果显著，2019年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以及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产能利用率较2016年分别提高了11.1%和8.3%。与此同时，一些代表性企业（如华为）坚持自主创新，瞄准高端市场，推出个性化多样化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占有率不断上升。为破除经济中阻碍技术经济体系转变的体制结构因素，高水平市场经济体改革还通过优化国有企业布局、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等措施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建立高标准的市场体系，深化现代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提升政府经济治理能力等。“十四五”时期，中国将继续努力探索恢复经济增长动力的有效路径，未来有望在建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案下，形成“多层次动态消费+智能化网络化生产”的技术经济体系。

七、结语

本文初步构建了一个“经济体制改革—技术经济体系”互动的分析框架，分析了中国经济转型增长的动态过程，表明经济增长过程是不断变革经济体制，根据社会需要调整生产方式以形成新技术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国经济转型增长的实践可概括为以下基本经验。

第一，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是改革的目的，也是稳定的保证，生产力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工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工业生产方式的不断革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在质和量的方面都有了显著提升，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升级的消费需求。坚持实业兴邦、制造强国的发展道路，使中国在全球金融自由化的环境下免于落入金融化的陷阱。面对经济新常态，“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进工业转型升级，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促进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

第二，坚持问题导向原则。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深化，中国共产党坚持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渐进式改革道路，从实际问题出发，随时总结改革经验，“摸着石头过河”。党深刻认识到要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定中长期规划来解决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随着新的社会需要模式的形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未来深化改革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中国政府已经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第三，坚持发挥党的能动性优势。党一直以来都将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解决人民需求是贯穿于整个经济转型增长过程的主线，是发展的首要目标。党的能动性优势保证了增长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制度等各方面资源被有效吸纳、整合与动员。在党的统筹、组织和协调下，社会各界利益主体结成命运共同体，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共同应对经济建设过程中的风险和挑战。党的能动性优势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的过程中得以延续。（作者：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匡晓璐，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本文转载自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11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