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从中国的经济学建设来说，近代以来，经济学作为一个科学学科在中国开始建设，始自20世纪初期。我国大多数综合性大学设立经济学学科，初期基本上模仿西方大学经济学的教育体系。在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从最开始作为学科引进，全面偏向西方，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很大程度上又偏向了苏联。独立地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程，可以说是在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才真正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和历史相比，中国现在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有一个好的条件: 既有鲜活的问题和强烈的理论需求，也有以往所不具备的理论的自觉和探索的自信。

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是借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学科建设进行调整的机会，讨论关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学的建设发展和我们下一步面临的任务的话题。在此，我讲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自信。我们有没有或者能不能树立理论自信？从中国的经济学建设来说，近代以来，经济学作为一个科学学科在中国开始建设，始自20世纪初期。我国大多数综合性大学设立经济学学科，初期基本上模仿西方大学经济学的教育体系。之所以如此，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西方列强，我们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蒙了，所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教育方式不够自信，就开始学习西方。学习西方很重要的就是科学，科学民主成为时尚，按照西方的现代分科理念开始设立大学学科教育，包括经济学。我查过当时的一些国立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以及南开大学（私立）等20世纪20年代的学科设置，就是学习西方大学经济学的学科设置，从课程到专业，从专业到系，基本上都是如此。这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在那个时代，我们也有一些自己的探讨，比如后来我们党开展的根据地的经济研究等，但是没有进入大学的课堂。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以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作为一个新的重要发端，中国的大学及学科和体制机制建设开始了新的历史，当时说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的大学，按照刘少奇同志的说法，以后中国的大学都要按照这样一个方式去办。

在这个背景下，在很大程度上我国教育体制和学科设置实际上在朝着苏联的体制倾斜。比如现在中国人民大学南侧很有名的友谊宾馆，在建成的时候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苏联专家招待所。苏联专家来城里上课来回跑太远，所以就建了友谊宾馆。再比如教研室体制，西方高等教育中大都是没有的，这是苏联的体制。从体制到课程，特别经济学课程的设置，很大程度上受了苏联的影响，高等教育学习苏联，特别是中国人民大学集中了全国各高校的政治经济学骨干教师，邀请苏联专家授课，开办研究生班等等。这时也有毛泽东同志的独立思考，我们知道毛泽东关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就有独立的思考，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也表现了他的独立思考。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主席写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以及以后的著作，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力图扎根中国土地、做出自己思考的努力。

1984年，邓小平同志说，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写出了一部政治经济学的初稿。从一部初稿，做出关于深化改革的决议，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一个历经了将近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从最开始作为学科引进，全面偏向西方，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很大程度上又偏向了苏联。独立地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程，可以说是在进入改革开放以后才真正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改革开放以前，虽然毛泽东时代就有关于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的探讨和努力，但是实质性的变化，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一个国家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它对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的讨论不会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改革开放伴随着拨乱反正、党的初级阶段理论和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确定，是一个伟大的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讨开辟了新的道路。改革开放40年，我们在取得很多成就的基础上也发现了很多问题，一方面给我们树立了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讨的自信，另一方面也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实践中的鲜活的问题，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作为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者不能辜负了这种历史的机会。这是第一个问题，关于经济学的理论自信问题。为这种自信的树立和恢复，我们国家在历史上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中国经过了艰辛探索才赢得的这样一个局面，经济学人要珍惜、把握好这个局面。

第二个问题，中国经济理论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基础性的，这些基础性的研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没有贡献？这个问题看起来不是一个问题，但为什么要在此专门讨论呢？因为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和苏联东欧国家相比，中国的改革开放好像没有系统而充分的理论准备。很多国家的转型，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陷入所谓“拉美漩涡”的转型国家似乎也没有很好的理论准备。这些国家转型的理论依据来自“华盛顿共识”，而“华盛顿共识”是西方学者给这些转型国家开的“药方”，是西方学者为发展中国家设计的发展理论。

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有没有自身的理论准备？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经济理论探讨、经济教学研究带有很大的草莽气，很多是不规范的，对西方的经济发展和理论研究的进程、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理论分析等都还没有深入的研究。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的改革是“实践走在理论前边”，这是有道理的。但是，若依此认为中国的改革没有理论指导，这个判断可能就值得讨论，毕竟思想解放是实践的先导。

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经历了至少三场比较大的理论争论，这三场比较大的理论争论背后是关于改革的思想启蒙，一场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个思想解放、一个伟大的动员，标志性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胡福明教授作为自由投稿人投稿到了《光明日报》，经过**同志组织中央党校老师多次修改后先是发在《理论动态》后又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章，意义不用多说。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路线和认识论、方法论、世界观上的改革发动，从哲学上明确了改革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第二场大的讨论是1979年底，中央召开理论务虚会，这个会开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可能卫兴华教授等老一代人都有印象。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这几十年搞的是不是社会主义？如果是社会主义，为什么社会主义这么穷，那么社会主义还应不应该搞？这一系列非常尖锐的问题提出来了。后来邓小平同志在务虚会结束的时候，提出了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次务虚会形成的结论是：我们应当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不是传统经典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应不应当走社会主义道路，应当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理论争论的成果是，明确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写进了党的十三大报告，它的意义在于从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上明确了我们改革的方向。第三场比较大的讨论，也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后，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争论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经济性质和制度根本特征的争论。过去传统的观念计划与市场是对立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党的十二大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这突破了对立论，这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党的十三大从主辅论进一步发展到结合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计划和市场都覆盖全社会，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主辅论的局限。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导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第一次在党的历史上提出了以市场化作为改革的目标导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对立论到主辅论、结合论，再到市场论，这个认识的过程是在中国的改革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突破，其根本意义在于从经济制度和机制上明确了改革的方向。

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理论动员不仅有，而且非常全面，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至少在这三个方面——对改革的哲学动员、科学社会主义的准备以及政治经济学的认识上做了系统的理论准备和深刻的思想动员。经过前面的理论讨论和实践发展，现在逐渐形成并集中凝聚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

总结第二个问题，中国的经济改革有没有我国经济学的理论支持？应当说是有深刻的思想启蒙，有极具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具体的理论细节可以再讨论、再梳理。

第三个问题，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经济理论发展，与前一时期相比，总体上是否“进步”？有学者曾提到这个问题，中国的经济学从总体范式上看，其教学和研究以及具体问题的解释，与过去相比，是进步还是倒退了？有些方面肯定是极大地提升了水平，包括从事经济学学习和教育、研究的队伍极大地扩大了，经济学从不被人知成为热门，我1977年高考报名时就不知道大学里有经济学系；对西方经济学的了解研究水平大大提升了，包括在国内的学习和出国留学的学者都有很系统的训练；现代经济学分析工具运用能力也显著提高了，包括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科学水平，经济数据处理能力，数理经济分析水平；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运行机制、经济制度、相关政策等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无论是水平还是关注度均显著提高，与过去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等等。它本身取得了成绩，但也存在令人担忧之处。如何进行客观评价？首先，从经济学的研究层面上看，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具有历史发展前进的方向性。但同时，经济学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如果把意识形态、历史价值观等问题放进经济学发展的大背景中考察，就不仅仅是历史的方向性明确前提下的水平提升程度问题了。经济学朝着某一个方向的发展究竟属于进步还是倒退，需要深入的考察。在某种情况下，经济学领域的很多付出和努力，进行的很多探索，在综合历史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标准之后，结果可能是“探索”的性质属于背道而驰。其次，从经济学的教学层面上看，经济学的教学与过去相比，是进步还是倒退也不能简单地下结论。经济学教学包含很复杂的内容：课程体系如何设置？教材如何建设？课堂教学怎么样？这不仅涉及质量、结构、导向等问题，而且综合来看，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教学评价标准、评价体系是什么？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认真思考和探索。否则，就无法明确与别人的差距和短板，也无法明确下一步努力的方向。不明确就可能事倍功半，会发生根本价值取向性的错误。中国经济学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既涉及我们对过去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学发展的评价，更涉及今后经济学建设和发展的未来。

第四个问题，中国经济学教学研究的目的和任务要解决什么问题？经济学教学研究的任务可能非常广泛，聚焦到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上，我认为：一是经济学要研究为什么要选择某种制度并为之正名？二是如何运用这种制度以达到要追求的目标？西方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开始就在努力回答这个问题，古典经济学研究生产的性质、分配的性质，价值理论成为热点，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公正”。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在当时是公正的，比封建社会要公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代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资本主义制度的公正性体现在什么地方？等价交换。什么叫“等价”？什么是“价”？由此，价值理论、分配理论成为它的核心。因为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在自由竞争的历史上升期，还不稳定，其优越性还未充分展现，特别需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思想家去努力揭示其优越性以阐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西方经济学发展到马歇尔时期发生了变化，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不再是论证为什么要选择资本主义制度，或者说不再需要更多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速度和成果已经显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已是不可逆。进入新历史时期，经济学家论证的重点任务是怎么运用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代表这种生产方式的统治者、资产阶级的利益最大化。所以马歇尔开始进行经济学的第二次整合，整合的结果是“一般均衡”，经济学要义在于发现均衡的状态，所以“均衡价格理论”代替了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成为经济学的热点。因为“均衡状态”是资本利益最大化的位置，如何发现均衡状态的核心就是如何运用资本主义制度使资本的利益实现最大化。我们经常讲，当一个制度不稳定、优越性没有充分发挥、没有被一般人发现、没有被历史充分证明的时候，需要代表这一制度并对其具有坚定信仰的学者去弘扬、阐释这个制度的优越性，尤其需要思想的先行者对于它的未来前进的方向和历史必然性给予揭示，而当其稳定居于统治地位之后，则更多需要关注如何运用，包括如何完善这一生产方式以实现利益目标的最大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历程与资本主义制度历史也有相似之处。社会主义制度在很多方面都有全面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目前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在很多方面未能实现也未能被人发现。但它代表了人类的未来，这就需要有一些先行思想者，发现、弘扬、阐释其历史进步性。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全面超过资本主义，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已经在历史上发展实践充分展示的时候，任务的重点就不仅是阐释它的必要性、优越性，而是要阐释如何运用、如何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更有效。从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史来看，阐释制度的优越性和发现制度的有效性，这两方面的任务有其历史的承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和任务，从当下而言两方面同时具备，因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照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经过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估算一下，几代人就是几十年，十几代人就是几百年，几十代人就是上千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是一个初级阶段，不是高级或成熟阶段，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球现象而不是国别现象，只要社会主义还是国别现象，就只能是初级阶段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既要论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优越性，同时也要特别结合我们的实践来论证怎么改革、怎么完善，以更好地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我们民族现代化的水平。即是说，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任务，一方面是论证制度的优越性、必要性，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是阐释怎么不断深化改革完善制度，进而有效运用我们的制度来解放发展中国的生产力。

和历史相比，中国现在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有一个好的条件：既有鲜活的问题和强烈的理论需求，也有以往所不具备的理论的自觉和探索的自信。以上是我初步的思考，尚不太成熟，提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

本文刊发于学习与探索  （2019年第8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及作者。  

作者：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