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趋势显著，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积累模式在一定时期内刺激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但也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而今，距离危机的爆发已经十余年，危机后当代资本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调整。本文考察了危机后美国政府的系列“再工业化”政策、新自由主义持续强劲的势头、新形势下美国经济的新矛盾与新变化，探讨“再工业化”能否为美国寻得摆脱经济危机的新型积累模式、危机后金融部门为何迅速恢复并依然主导美国经济、劳资矛盾的持续加剧能否催生新的变革等问题，认为危机后美国经济金融化趋势尚未逆转，新型积累模式尚不可得，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内部的经济调节机制无法解决其持续激化的基本矛盾，而矛盾的激化酝酿着新的变革。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世界经济低迷，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事实上，全球发展深层次矛盾的激化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即已出现，世界发展不平衡性加剧，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多种尝试，试图挣脱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体制，逆转经济金融化趋势。

所谓金融化，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实体经济发展相对停滞，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依赖金融统治地位及繁荣发展以实现经济总量增长的现象。因其分析方法和研究问题的差异，学术界围绕“金融化”的定义有诸多争议，代表性的阐释有两类，一是从宏观层面指出“金融化”表现为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和金融机构在金融领域扩张、非金融企业运行及资本全球流动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另一种是从微观层面指出在金融化过程中资本的利润不再是主要通过贸易和生产渠道产生，而主要来自于金融渠道，如利息、股息、红利等。而依据马克思主义对资本及资本主义体系的分析，金融化从本质上讲仍然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过程中竞争领域和形式持续扩展的结果，归根结底，金融化现象的出现来自金融资本势力周期性扩张。但是，金融资本的积累不等于现实资本积累，金融的繁荣也不代表实体经济的繁荣。金融化发展到较高的程度，不可避免会催生金融泡沫，泡沫的破灭必然引发金融和经济的动荡与危机，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金融化的直接结果。

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社会影响深远，危机充分暴露了过度依赖金融的美国经济的脆弱性，暴露了经济金融化的弊端。时至今日，危机已经过去十余年，美国历经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采取了系列政策举措以期摆脱金融化泥淖，结果如何？次贷危机后美国经济金融化趋势能否逆转？资本主义体系能否探得新型积累模式？这对于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经济、金融又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第一部分首先考察了危机后美国为重振经济而出台的一系列“再工业化”政策，进而探讨“再工业化”是否为美国寻得摆脱经济危机的新型积累模式；第二部分考察危机后新自由主义持续强劲的势头，进而讨论金融部门为何迅速恢复并依然主导美国经济；第三部分考察了新形势下美国经济的新矛盾与新变化，讨论劳资矛盾的持续加剧能否催生新的变革；第四部分总结得出结论并进行展望。

一、危机后美国“再工业化”政策能否有效？——新型积累模式尚不可寻

20世纪金融资本的第二次崛起是从70年代末开始的，金融资本势力逐渐增强，金融部门蓬勃发展，金融逐步超过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美国经济增长表现为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积累模式。次贷危机后美国政府为了应对危机，一方面加强金融监管，另一方面则试图开辟新型积累模式以促进美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美国一边尝试“去金融化”，一边尝试推动制造业复兴计划即“再工业化”，试图重振制造业繁荣，寻找以工业化为动力的新型积累模式。

危机后美国政府在对金融企业进行救助以及对金融业加强监管的同时，也为一些“大而不能倒”的濒临破产的非金融企业提供了大量救助，如2008年美国财政部设立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TARP计划有五项具体计划，其中就包括用大约820亿美元致力于稳定美国汽车业。同时如表1所示美国政府在2009年之后出台了大量的振兴工业的计划，旨在通过振兴制造业带动整体经济发展。可以看出，奥巴马政府再工业化战略分为两大阶段，恢复传统制造业和鼓励先进制造业并行，第一阶段是恢复传统制造业，通过减税等措施降低企业成本，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稳定社会秩序；第二阶段是鼓励先进制造业发展，加强人才培养，鼓励创新引领，加强技术研发，开拓新兴产业和新能源领域，抢占新一轮工业制高点，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继续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在2017年12月18日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就提到了“减税”“保护国家工业安全和创新基地”“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等进一步强化再工业化战略的举措；2018年10月5日白宫发布了四年一度的《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战略》，该战略指出加强新技术开发和未来劳动力的培训，同时加强美国国内制造业供应链能力，推动智能创造保持美国在先进制造业的领先地位。与奥巴马政府相似，特朗普政府的“再工业化”政策也是旨在促进制造业复苏，维持美国在全球工业顶端的领先地位，不同之处在于特朗普政府认为一些国家“抢走”了美国的制造能力、进行不公平贸易，主张通过种种贸易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的措施，让“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同时特朗普在减税改革中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旨在刺激企业加大投资，尤其是对实体经济的投资；降低海外利润汇回税也是希望资本回流，加大海外企业对国内实体投资，促进美国再工业化战略。

危机后美国试图寻找新型积累模式的探索也已进行十余年，两届政府奉行的“再工业化”战略是否能够促进制造业再次繁荣，找到比原有金融资本为主导的积累模式更加持续的发展道路呢？

为回应这一问题，学界进行了多种考察研究。部分学者详细考察美国经济运行相关指标后指出，美国“再工业化”效果不佳，“再工业化”战略也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被动修正。王丽丽和赵勇以及陈江生等指出“再工业化”战略实施在总量意义上促进了制造业部门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复苏，但是相对于服务业和其他国有经济部门“再工业化”没有从根本上带来制造业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地位的上升，美国的“再工业化”效果不佳。张继彤和陈煜利用随机前沿模型考察了美国制造业产出效率，发现“再工业化”未能提升美国制造业产出效率水平，不管是先进制造业还是传统制造业或是制造业全行业。还有一部分学者指出“再工业化”只不过是被动修正，根本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矛盾，新型积累模式的探索尚未成功。张福军认为美国“再工业化”短期效果并不佳，原因在于“再工业化”无法破解实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就业双重目标的难题，也无法破解政府主导与自由市场之间的难题，因此“再工业化”只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一次重新调整，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再工业化”也是下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开端。胡连生也认为从美国“再工业化”的时间点和举措来看，这并不是资本主义主动推行的工业变革或产业改组，而是对其过度金融化和“去工业化”的被动修正，同时“再工业化”收效甚微，既没有使得制造业快速发展也没有提振整体经济发展。张晨和冯志轩、许平祥和周鑫认为危机后美国呈复苏态势的增长并非“再工业化”带来的，而是深度依赖“再金融化”的“食利型增长”，依赖“再金融化”的增长模式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经济金融化的程度，经济呈现以虚拟交易活动为主的再次“繁荣”，这将促使美国走向新危机而不是新繁荣。苏立君认为美国推动“逆全球化”的目的是要实现本国“再工业化”，其本质是要使低端制造业回归美国以增加就业，同时保持高端制造业的竞争力。但是，使美国发生“去工业化”的根本动因并没有改变，仅仅通过逆转经济全球化，显然不能使“再工业化”战略取得成功。

而从美国制造业当前的实际来看，危机后制造业的发展态势表明“再工业化”政策并没有奏效。如图1所示，从2008年起一系列振兴工业政策出台后，制造业净增加值占GDP比重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在2013年后持续下降，在2019年达到最低值；从ISM制造业指数来看，2019年12月美国ISM制造业指数仅为47.20，与2008年危机时期水平相当；从制造业就业人数来看，危机后制造业就业人数不断下降，2010年制造业就业人数成为近十年最低仅为1159.5万人，2019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例仅为8.46%，这表明“再工业化”政策对缓解就业压力效果并不大；并且从图3可以看出，美国2007-2019年制造业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速仅为0.4%，比2000-2007年4.4%的增速低了4个百分点。反观金融业则在危机后快速恢复并且继续发展，图2表明，2009年金融业净增加值占GDP比重就恢复到2007年水平，此后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2019年金融业净增加值占GDP比重就已经高达21.2%，相比之下2016年制造业净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11.2%。从2013年起金融业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制造业发展速度，虚拟经济日渐膨胀而实体经济逐步萎缩。

事实上，危机后非金融企业部门资金并未回流制造业，反而在金融市场更加活跃。从非金融企业来看，美国通过一系列“再工业化”政策鼓励制造业回流，同时特朗普政府还配合减税等措施降低企业成本，旨在刺激企业加大投资，尤其是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并且降低海外利润汇回税也是希望资本回流，促进海外企业对国内实体投资，但是危机后非金融企业依然持续扩大金融投资，并没有将资本投入制造业，反而在金融市场更加活跃，“特朗普减税实质上是以新自由主义挽救新自由主义，减税在实践上并没有刺激实体投资，海外利润的汇回仍然流向金融市场，加剧了经济金融化”。如图4所示，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资产从2008年起就不断增加，2009年美国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资产占非金融资产的比重高达95%，此后一直保持在80%左右的水平，同时2008年后用于投资金融公司子公司的金融资产有所下降但很快从2011年起就呈现直线上升趋势，现在基本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从非金融企业负债方面来看，2008年起非金融企业总债务不断攀升，2019年总债务是2008年的1倍之多。通过图5我们可以发现，总债务和债务中的股票和投资基金走势大致相同，这表明美国非金融企业在危机后依然加强了在金融市场的活动，对金融领域的投资依然只增不减，“再工业化”以及减税政策均未能刺激非金融企业加大实体投资。

综上，危机后美国政府不管是对非金融企业的救助还是发布一系列“再工业化”政策，均未让制造业重新崛起，没有使实体经济焕发活力，因而危机后美国虽然进行了一系列尝试但尚未寻找到新型积累模式，美国继续通过不断强化金融化来恢复经济，这与70年代末用金融化缓解“滞胀”问题相似。福斯特和麦克切斯尼指出，当前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唯一能接受的克服危机的办法是经济重新金融化，金融扩张与膨胀成为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的“修复手段”，但这丝毫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矛盾，将酝酿出更大的危机和长期慢性萧条。可见危机后美国试图寻找一种以工业化为动力的新型资本主义积累模式，“再工业化”战略的设想是美好的，新型积累模式相对于通过金融渠道并非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进行积累的金融资本为主导的积累模式更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但从目前的现实来看新型积累模式的探索尚未成功，原有的积累模式依然坚固并且在危机后起着重要作用，金融资本势力依然强盛，金融化趋势未能逆转。

二、危机后金融监管政策为何持续宽松？——新自由主义依然强势

2007年次贷危机的爆发，首先表现为美国华尔街股市的崩盘，美国金融业最先受到这场危机的冲击，为了控制危机进一步蔓延，美国政府首先对危机中受损重的金融业进行了救助，2008年9月起先后宣布以优先股、认股权证为交换，向房利美和房地美、美国国际集团、花旗集团、美国银行等大型金融企业注资。同时为了精准救助，2009年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对风险加权资产在1000亿美元以上的19家主要银行进行压力测试，进而判断银行的财务状况以确定注资对象。从美国金融部门净收入和金融资产数据来看，危机后美国金融业很快就呈现复苏状态，如图6所示美国金融部门从2007年开始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净收入下降，2008年净收入降为负值，但2009年金融部门净收入极速上升，比2005年净收入多49.8%，此后三年净收入均比危机前的净收入还高，2013年虽跌落至2007年左右的水平，但2014年起又很快回升，2019年美国金融部门的净收入高达2639亿美元。从图7可知美国金融部门金融资产增长率在2007年次贷危机出现明显下降趋势，但从2009年开始金融资产就继续增加，2019年美国金融部门金融资产比2005年增加83.6%。由此可知，危机对美国金融部门造成的影响持续时间很短，危机后美国金融资本势力只增未减。美国政府对主要金融企业的救助使得金融业很快从萧条中走了出来，金融业就业人数不断增多，失业人数逐渐减少。2010年之后美国金融业失业人数逐年下降，2019年美国金融业失业人数降至23.6万人，比2010年金融业失业人数减少了近63%；并且从2010年起美国金融业就业人数也逐年增加，美国金融业2019年底就业人数高达881.4万，比2010年增加了14.7%。2009年3月起美股再次焕发活力，美股指数不断攀升，2013年就恢复到危机前水平，2020年2月12日道琼斯指数收盘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29551.42，比危机时期增长了近312%，美国金融市场危机后近十年更加繁荣。

从上述数据可知，危机对美国金融部门的影响持续时间很短，美国金融部门在经历了2007-2009年短暂的萧条时期后很快便复苏，金融部门的金融资本数量逐年增加。危机后美国金融业为何能在短期内迅速恢复呢？一方面是由于危机爆发后奥巴马政府对金融业的大量救助，另一方面则是奥巴马政府试图加强金融监管但效果不佳，以及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主张放松金融监管，这些都表明新自由主义在美国依然强势，美国经济金融化趋势进一步加强。

第一，危机后奥巴马政府加强金融监管的举措效果不佳。早在危机爆发之前，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彻底废止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金融监管不断减弱，允许美国银行、证券、保险业之间混业经营，实行全能银行模式。在近20多年的金融去监管过程中，美国金融业迅速发展，各种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奥巴马政府在反思危机成因后，为了遏制过度金融化，加强了对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的监管，通过制定金融监管法案并且设立专门监管机构加强监管力度，在2010年7月21日出台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从提高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标准、填补对对冲基金等金融行业的监管空白、对证券化及场外衍生品金融市场进行规范和约束、严格银行资本金监管和业务监管、华尔街高管薪酬监管等几个方面对现有监管规则进行了调整和改革。这次改革力度号称是继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后最大的一次，针对危机中美国金融系统和金融监管暴露的问题也进行了较有针对性的金融监管改革。奥巴马政府试图通过加强监管结束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的现象，同时保护消费者免受不良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带来的损失。但是在危机后金融机构的行动表明这次监管未能获得预期效果，比如金融机构依然加大在证券化市场的活动，债务证券占净收购金融资产的比重在2008年后不断增加，金融部门的债务证券收购额由2008年的5359亿美元增至2013年的14086亿美元；关于华尔街高管薪酬限制也是一纸空文，“在危机中有17家接受TARP援助计划的银行在危机期间向高级管理人员支付了金额16亿美元的奢华金融”，这些都表明奥巴马政府实施的加强金融监管政策作用有限，金融化趋势依然非常突出。

第二，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主张宽松的金融监管政策。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一改之前较为强化的金融监管政策。特朗普早在上台之前就多次在竞选中提出要废除作为危机后奥巴马政府金融监管改革核心的《多德-弗兰克法案》，首先在2017年2月3日特朗普签署的13772行政命令中就提出要推动美国金融体系监管制度改革，改革旨在放松金融监管；2017年6月特朗普政府经众议院通过了《金融选择法案》，该法案废除了《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部分条款，取消在严重经济困难时期保证银行债务，对“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取消政府兜底。2018年5月美国参众两院又推出《经济增长、监管放松与消费者保护法案》，法案规定所有资产在1000亿美元以下的金融机构，都可以像中小银行一样免受相关监管限制；对部分银行豁免“沃尔克法则”，允许总资产低于100亿美元的银行，以及总交易资产与负债低于总资产5%的银行从事自营交易、持有或赞助对冲基金及私募股权基金。特朗普政府主张放松金融监管一方面体现了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积累模式依然强势，依靠金融领域才能重振经济，以金融医治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惯用的危机拯救方式，这次危机也不例外；另一方面则体现了新自由主义在美国依然强势的现实，金融监管宽松实际上是以自由市场原则重新整合美国金融监管制度。从1933年起的历史进程来看，每一次危机都会促使资本主义金融监管体系进行大调整和大改革，危机后一般都是强化金融监管的改革，而特朗普政府废除了《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部分条款，放宽金融监管，如果之后继续强化金融去监管政策，在金融监管宽松的条件下短期内金融业会继续高速发展，金融化趋势会进一步加强。

第三，不仅是通过放松金融监管来鼓励金融发展，特朗普上台后实行的新型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实质上也为金融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条件支撑。为了恢复国内经济，特朗普上台后大行贸易保护主义，其新型贸易保护主义改变了原来的商品贸易保护，以新的形式破坏全球贸易秩序，表现在贸易救济、绿色壁垒、知识产权、劳工权利、劳动标准、金融及投资等诸多方面。特朗普认为“贸易保护政策应从提高关税和重新进行经济谈判或退出国际经济组织入手”，其主要目的是巩固美国霸权地位，实质是危机后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利益而对其他国家进行的深层次的剩余价值掠夺。美国实行新型贸易保护主义一方面是为了缓解其国内矛盾，促进国内经济恢复；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捍卫其世界霸权地位，不允许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崛起。美国绝不是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反而是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加强资本输出，创造出一个更有利于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利益的有利环境，为金融化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综上可知，危机后美国政府一边试图加强金融监管，一边试图寻找新型积累模式替代原有的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积累模式；但一方面金融监管效果不佳，另一方面“再工业化”尝试效果也不佳。因而美国只能继续选择原有积累模式发展经济，用金融医治金融危机依然是美国应对危机的根本方式。特朗普上台后更加强调放松金融监管，美国新自由主义依然强势，金融化趋势不可逆转，同时新型贸易保护主义也为金融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三、新矛盾新变化是否预示金融化趋势逆转的可能？——劳资矛盾持续加剧

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是财富在一端积累，贫困在另一端积累，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积累模式一方面加快了财富在资本家手中的积累，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工人阶级更加贫困、雇佣劳动对资本的隶属程度加深。金融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劳资矛盾不断加剧，加剧了贫富差距，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更加暴露了劳资冲突，进一步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第一，美国家庭部门逐渐卷入金融化进程，不稳定性增强，尤其在全球危机背景下普通工人在金融化进程中被掠夺程度加深。普通工人在实际工资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储蓄率不断降低、负债逐渐增多，信贷消费不断增加。“金融化条件下工人家庭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易受不稳定因素及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利于生活水平的提高，泡沫一旦破灭将会给其带来灾难。2008年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就给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通工人带来了沉重打击。从表2可知危机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失业率急剧上升，美国失业率从2017年起才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欧元区失业率至今还是高居不下，日本的失业率在2014年降到4%以下，相比欧元区和美国，失业率处在较低的水平。危机下的高失业率使得不少普通工人失去工作或者工资下降，生活水平逐渐下降，美国1993-2001年平均贫困率达11%，2008年贫困率为13.2%，至2012年11月美国贫困率达到16%，约超过4360万（近15%）美国人陷入贫困，其中包括20%的儿童。汉斯·德斯潘指出目前寡头垄断资本主义内部不稳定，在宏观经济层面金融投机的增加导致了更大的不稳定和不平等，同时这种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和不平等性导致剥削率上升。

第二，金融化快速发展导致美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海因认为，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主要通过经济部门结构的变化、高管薪酬的增加和食利者阶层利益要求的增加以及由此导致的日常费用管理增加、工会议价能力下降这三种渠道使得劳动收入比重下降。一方面金融化条件下工人家庭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另一方面危机后美国金融业很快恢复，金融精英的工资没有下降。2011年美国年收入最高的3位对冲基金经理分别收入39亿美元、25亿美元和21亿美元，与2013年美国最顶层5位CEO的年收入7840万、3430万、2610万、2540万和2530万美元相比都高到了一定程度，并且“超级经理人”即大公司的高管的出现更加剧了美国的不平等程度。皮凯蒂的数据分析显示，“在许多美国大公司里远不止5位高管位列为前1%人群（2010年他们的收入高于32.5万美元）以及前0.1%人群（年收入高于150万美元），在超高收入群体中即0.1%人群中金融行业从业者约占20%”。2008年危机后家庭部门被迫卷入金融化进程中加大了资本对普通工人家庭的剥削程度，普通工人家庭生活质量没有得到改善，普通工人更需要不断出卖其劳动力以维持基本生活；但同时，金融精英依然占有大量财富。总之，金融化通过降低工人议价能力、提升食利者和管理层收入水平、增强消费信贷等多种手段，扩大了美国贫富差距。

第三，危机后资本主义福利制度改革使普通工人家庭“雪上加霜”。危机后资本主义国家赤字和债务不断增加，削减社会福利成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危机的措施。欧洲各国由于欧债危机的深化不得不削减原来的高水平福利，以减轻财政压力。美国相对于欧洲国家福利水平比较低，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并没有立刻削减福利，反而采取了减税、推进医疗保险改革等举措，但由于庞大的经济复苏及救助计划使得政府财政负担不断加重，也不得不开始削减福利开支以减少政府开支。普通民众本就在危机中受到了较大影响，大批工人失业、实际生活水平降低，削减福利支出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因此福利改革引发了工人的罢工运动。民众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一方面是由于工人失业、实际工资降低、福利减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政府应对危机时对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垄断金融资本不仅没有管制反而以增加债务削减开支的方式斥巨资加以救助。同时还需要明确福利制度只是资本主义分配方式的调整，它只能在短期内缓解矛盾，并没有改变资本剥削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资矛盾，危机后劳资矛盾更加突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加剧。

综上，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模式并不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金融化使得劳资矛盾更加突出，基本矛盾不断激化，这些矛盾蕴藏着变革的可能。

四、结论：稳定不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

对危机后美国政府的系列“再工业化”政策、新自由主义持续强劲的势头、新形势下美国经济的新矛盾与新变化进行考察，可以得出结论：危机后美国经济金融化趋势尚未逆转，金融资本依然强势，在试图寻找以工业化为动力的积累模式未能成功后，原有的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积累模式依然稳定发挥作用。但金融资本本身并不生产剩余价值，金融资本快速膨胀而实体经济的发展日渐萎靡，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积累模式极不稳定。金融风险袭来，整个经济系统会受到巨大打击，进而再次引发危机。因此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发展的趋势将是稳定与矛盾并存，稳定在于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博弈过程显示现代金融资本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据支配性地位，金融资本垄断程度加深并且在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和新型贸易保护助力下势力不断增强，金融资本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积累模式是长期稳定的，金融化趋势难以逆转；矛盾在于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模式并不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金融化加剧了劳资矛盾，扩大了贫富差距，基本矛盾不断激化，一些新矛盾、新变化的出现蕴藏着金融化趋势逆转的可能。譬如美元霸权地位和美国金融霸权地位不断遭受挑战，是否会导致“美元危机”再次出现；比如在技术革命下随着产业后备军的扩大、劳资矛盾不断加剧，组织性、抗争性持续增强的工人能否催生新的变革……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和探究。从其不断激化、无法缓解的基本矛盾来看，资本主义经济是不稳定的经济，持续金融化以换取经济恢复与增长无疑是饮鸩止渴。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考验。2020年3月9日和12日，美股在一周时间内出现两次历史性“熔断”，3月15日美联储临时开会宣布实行零利率并启动了一项规模达7000亿美元的大规模量化宽松计划。而早在3月3日美联储就宣布降息0.5%，不到半个月连续两次紧急降息表明美国陷入经济衰退的风险很大，同时这次救市是继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又一大动作。紧接着3月16日和18日美股再次“熔断”，创下了十天四次的历史性纪录。距离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已13年，股灾是否意味着新一轮“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危机即将开始？如何应对新一轮经济和社会危机？资本主义是否会有新调整和新方案新探索呢？这些对于进一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及金融化问题无疑是重要关注点，也是后续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当今世界经济形势波谲云诡，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形势更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格局，美国这种饮鸩止渴的经济发展方式，蕴藏着巨大风险。当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在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的形势下提出来的，每一步理论与实践都带有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考量。我国的经济、金融发展需要充分吸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金融化的教训，正确处理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警惕经济“脱实向虚”风险，不断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进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中推动我国经济行稳致远。（作者：马慎萧，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兰楠，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本文转载自政治经济学评论（2021年3月）。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 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