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立足于马克思的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劳动与资本之间）和交换关系（企业之间竞争）这一分析框架，认为：（1）平台经济这一概念可能是最适合用来分析这种新的业态；“数字经济”强调这种新业态的物理存在形式以数字技术为基础，“共享经济”强调了这种新业态对闲置资源共享利用和协同生产的潜力，“零工经济”看到了随着这种新业态的发展，劳动者就业方式的新变化。（2）从竞争领域来看，以数字平台的规模效应、网络效应以及数据的潜在生产力为基础，平台经济中各类组织形式之间的竞争关系是动态的不完全竞争关系具有天然的垄断倾向；（3）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来看，依靠广泛采集和传递信息的数字平台，平台组织重组了劳动过程，使劳动（知识劳动、传统劳动和新纳入的社会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日益向实际隶属转变，就业不稳定化趋势的日益加深就是其典型表现；（4）作为一种同数字技术体系的资本积累和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平台经济实现了对社会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活动的跨空间、跨部门集成，最终表现为对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巨大促进作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平台经济形式仍然是服务于资本积累过程的组织，蕴含着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作者建议，未来的研究可以从数字技术革命所推动的业态变革方向入手，分析资本主义平台组织竞争的新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劳动者经济、社会地位的影响，和对社会稳定、制度合理性和全球秩序的挑战。

以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为核心特征，人类社会正迎来新一轮工业革命。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机器学习等数字技术体系的发展，各种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和产业形态重组了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各个过程。例如，人们点击智能手机就可在优步（Uber）上预约车辆出行，在爱彼迎（Airbnb）上预约民宿租住，在巧手匠（Handy）上预约房屋清洁服务；企业不仅可由通用电气的工业云平台Predix实时监控流水线和库存，还可以通过亚马逊网络服务（Amazon Web Service）平台的虚拟服务器功能，进行数据的计算和存储。这场正在迅速发展的经济组织变革，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分别基于不同的视角，以“共享经济”、“分享经济”、“零工经济”、“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等新的经济范畴加以概括和分析。

在西方传统经济学界，有的学者聚焦于以优步为代表的共享经济，认为这种经济组织形式引发了资本主义从私人占有转向资源共享与共同创造的革命，着重分析它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拓展社会劳动分工和组织形式、推进环境保护等具体方面的积极作用。有的将具有间接网络效应的企业，视为一种居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新型经济主体即平台，并基于罗歇和梯若尔的双边市场理论考察平台的竞争策略、价格结构和反垄断问题。国外管理学界的学者从计算机科学中，借鉴意为“作为多种相关产品基础的组件集合”的“平台”一词，描述搭建技术体系的模块化架构，或进行竞争和创新的组织单元，从平台的经济特性、平台竞争和创新策略等方面进行技术性分析。国内经济学及管理学界对双（多）边平台的竞争和管理策略进行了详细介绍，并作了一些有益的拓展。此外，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有学者考察数字时代，社会生活的商品化进程和各类数字劳动者的不稳定化生存状况。法学界的学者着重讨论互联网新经济范畴中，平台的法律地位和劳动关系类型的认定等问题。在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些学者重视数字技术条件下，社会网络的核心组织形式平台的兴起，并以“平台经济”或“平台资本主义”对新经济范畴加以概括。在此基础上，他们或考察平台兴起的技术背景，预言这种组织方式将带来经济总体的革命性重组；或着眼于数据的重要作用，探讨平台的起源与运行逻辑，特别是数据攫取逻辑支配下平台间竞争的发展趋势；或讨论平台的垄断倾向，以及平台企业和风险资本间的关系问题。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还反思了数字经济带来的生产过剩和过度金融化问题。

对于这场正在兴起的新科学技术革命，从不同方面跨学科的研究，促进了人们对数字技术体系下新经济组织形式的认识，但远未形成科学和统一的分析框架。多边市场理论认知双（多）边平台型企业不同于传统企业，但如马克思指出的，简单地使用归纳法，会错误地“把构成发展的差别抛掉，使一切都归结为某种现实的经济关系”。管理学学者着眼于技术和组织革新，但对社会经济总体在新技术条件下发生的变革缺乏研究。已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虽刻画了数字技术下新经济组织形式的兴起，但从数字技术变革条件下社会再生产的总体角度，对这种经济组织形式的认识存在不足。为了深化对数字技术条件下新经济组织形式的认知，需要在辨析各种新经济范畴的基础上，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回答涉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系列问题，如这种新组织形式的本质是什么、有何特性、将会怎样发展等。本文分析表明，这种生产与再生产的新组织形式，仍然是数字技术体系下因应资本积累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们在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同时，也蕴含着其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下分为四个方面阐述：（1）平台经济特征，（2）平台经济的组织间关系导致的动态不完全竞争，（3）平台经济的劳动与资本间关系，（4）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平台经济矛盾，最后是结论。

一、平台经济：范畴、特性与类型

目前由西方学术界传播的、用于概括数字技术体系基础上新组织形式的范畴，主要有“共享经济”、“分享经济”、“零工经济”、“数字经济”和“数字资本主义”等。究竟哪一种更确切地适合概括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呢？下面从多角度辨析它们的内涵，进而主张“平台经济”概念可能最适合概括其表征。

（一）新业态或新组织形式的相关概念辨析

“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起源于21世纪初新兴的互联网开源项目和社区自发的互助拼车行为，最初主要指基于闲置资源共享利用、协同生产和社区互助的社会经济活动。直到2010年后，以优步和爱彼迎为代表的硅谷新组织形式大量出现，“共享经济”才作为一种富有希望的商业模式，迅速进入国内外主流媒体和学术界的视野。现在，“共享经济”已发展为大规模出租闲置资源和空闲劳动时间的中介服务代名词。“分享经济”（share economy）最初是指“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为解决国内滞胀问题，提出的将工资与企业利润关联的理论”，用它来描述当前的组织形式纯属误用。这种误用多是由英语中“share”一词具有“分享”与“共享”的双重含义引起，目前无论是在社会生活还是学术研究中，“分享经济”都已成为“共享经济”的同义词。“零工经济”（gig economy）中的“零工”（gig）一词，起源于20世纪初的美国，最初指“雇佣音乐家演奏的某一特定曲目或仅持续一晚的演出”，后来被用于指代仅为完成某一特定任务的非正式计件工作。互联网时代的“零工经济”，系指数量众多的劳动者作为“独立承包人”，通过互联网企业的中介自主地提供计件工作的经济形式。“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的概念由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丹·希勒提出，用以概括20世纪末展示的新形势，指电脑网络空间“在拓展市场有效范围的同时……正在扩大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与文化的范围”。随着数字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数字经济”和“数字资本主义”，逐渐成为基于数字技术体系日益庞大的新经济形式的总括概念。

可以看出，以上几种概括都仅聚焦于新经济组织形式的某一方面特征，并非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角度，全面认识这种组织形式的特征。“共享经济”专注于闲置资源共享利用和协同生产的表面描述，缺乏对社会生产力进步下参与“共享”的不同主体间经济关系的分析。“零工经济”看到了劳动雇佣方式的新变化，但忽视了这是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发生组织变革的结果。“数字经济”和“数字资本主义”强调这种新组织形式的物理存在形式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但对于这种组织内部的分工与各方经济关系缺乏分析。它们都仅着眼于数字技术发展条件下，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数字化和集中化趋势在交换关系、劳资关系、技术形式等方面的某些映像，存在“盲人摸象”般的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着眼于经济体中主导性组织形式，斯尔尼塞克提出了“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这一极为深刻的概括。在某种程度上，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的确可以由主导性的组织形式来概括。但平台企业和平台体系目前尚未发展成形，或许在不远的将来可能成长为如过去近百年福特主义那样占主导地位的组织，至少在目前“平台资本主义”还不是恰当的概括。

（二）平台经济及其特性

要对这种新经济组织形式进行恰当概括，首先需要分析数字技术的变革，以及它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重塑。新生的数字技术体系，以发达的数据采集和传输系统（各种智能传感器网络和搭载其上的软件系统）为基础，使得将现实物理世界中越来越多种的信息，标准化为海量的二进制可编程数字信息成为可能。但更为重要的是，飞速提升的计算机硬件与先进的云计算技术相结合，为全社会提供了巨大、廉价且普及的算力。这种算力推动基于人工智能等强大算法的应用程序体系运转，针对需求进行着海量数字信息的处理。处理的结果再次通过响应，向接入网络的人与物传递，实现对部分生产与再生产活动的模拟和控制，或使某些目的性活动直接实现。发达的数字技术体系，对现实世界的信息实现了数字化的抽象同构，进行数字信息的快速处理和传递，造就了广泛集成社会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关系的能力。其具体应用包括，通过云计算为全社会集中提供最底层的互联网硬件和软件，为产品和服务的跨地区和跨品类交易提供一般性的数字场所，以及提供全球化数字社交的媒介设施，等等。

我们将这种可以收集、处理并传输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等经济活动信息的一般性数字化基础设施，称为数字平台，它为数字化的人类生产与再生产活动提供基础性的算力、数据存储、工具和规则。那些运营和维护数字平台，并依赖数字平台参与社会经济运行的新型企业组织，可称为平台组织。这种新生的组织形式在竞争中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进行了基于数字化逻辑的革命，除与平台直接相关的各种社会活动外，原有的产业和产业组织活动也会被重塑并整合纳入平台的运行逻辑。平台组织在经济的循环和周转过程中，与经济中其他主体所形成的各种经济联系的总体，就是平台经济。平台经济以敏感的数据采集和传输系统、发达的算力和功能强大的数据处理算法为基础，以数字平台为核心，可以跨时空跨国界跨部门地集成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活动的信息，促进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顺利进行。

数字平台具有巨大的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数字技术体系使得不同地域和部门中具有相似逻辑的经济活动，都集成到同一数字平台上进行。这意味着，同一套硬件、软件和管理组织取代了原来分散的经济组织，用户的增加意味着初始投入成本的直接摊薄，即具有供给方的规模效应。由于数字技术的高度抽象性和流动性，地理时空界限和企业内部管理能力局限，对数字平台供给方规模效应的作用范围所施加的上限，远高于传统工业和商业企业。数字平台的网络效应兼具直接和间接两类。直接网络效应系指某一产品或服务的使用者数量的增多，会提升其使用价值。例如，作为熟人社交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脸书网（Facebook）的用户越多，就越能充当熟人社交的数字媒介。间接网络效应是指产品或服务的某一类使用者增多，会提升它对于其他类使用者的使用价值。如亚马逊网上商城作为商品交易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买家增多可使卖家的商品销量更大、出售更迅速，卖家增多又可使买家更容易买到需要的商品。网络效应使得平台用户的平均付费意愿，随用户规模的增长而增加，因此也称为需求方的规模效应。

此外，数字技术体系通过记录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活动而产生的数据，可以被一般性地用于生产过程的改良，通过技术革新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可被一般性地用于社会需要的研究与开发，以改善产品和服务，更能适应社会需要。这种使用价值的一般性，既缘于人类社会生产与消费活动的一般性，也缘于数据可以被无限复制、被多个主体同时使用的低成本或零成本。我们将这种潜在的使用价值称为数据的潜在生产力，通常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开发。

（三）平台组织和平台经济的类型

已有研究通常根据平台组织所出售的产品或服务类型，或用户通过平台组织的中介所进行的互动类型，对平台组织进行粗略分类。我们认为，平台组织是通过集成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活动参与总体经济运行的，应当根据它们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中的角色与功能进行分类。由于少数互联网巨头企业占有大多数数字平台，同一平台企业可能拥有几种不同类的平台组织。平台经济运行的核心是平台组织本身，平台经济也可以根据其核心平台组织的类型进行分类。

第一类平台组织促进商品和劳务的流通，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线上交易中介服务，向卖方收取服务费或从交易金额中抽成。美国的亚马逊公司是典型的产品线上交易中介。它运营的网站允许世界各地的卖家通过文字描述和图片展示商品，而世界各地的买者可以进行商品检索和筛选，购买商品。谷歌和苹果各自运营的应用程序商店，则是应用程序线上交易中介的典型代表。它们制定了搭载应用程序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的开发规则。美国的爱彼迎、优步和巧手匠等企业组织，是服务的线上交易中介的代表，这种交易的逻辑和形式也与前两类相似。后两种组织都认为，与服务提供者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不需为其提供劳动资料和社会保障。

第二类平台组织便利信息传递和社会交往，提供免费的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服务，通过出售广告位获取收入。社交媒体最具代表性的，是脸书公司运营的脸书网。它在数据库中为用户创造了一个虚拟身份，用户可以选择在自己和他人的虚拟身份间形成“好友”关系，通过该网站或程序的功能，与朋友进行网上互动。搜索引擎的典型代表是谷歌搜索。它通过开发搜索与排序算法和部署服务器，为用户提供通过关键词和运算符检索公开网页的功能，并对检索到的网页进行智能排序。

第三类平台组织为整个平台经济的运行，提供数字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向使用者出租互联网硬件和软件，收取租金费用。这类平台在技术上可分为“将基础设施作为服务”和“将平台作为服务”两类。（1）将基础设施作为服务，把“处理、存储、网络以及基础计算资源”，通过技术手段封装成可模块化调用的服务，供用户使用。其中最典型的是亚马逊网络服务，为各类互联网企业提供弹性云计算、云存储等服务。这类服务本质上是对硬件（算力、存储空间等）的出租。（2）将平台作为服务系指提供应用程序的运营环境，让用户可以“使用服务提供者所支持的编程语言、资源库、服务和工具”，开发自己的应用程序。其中最典型的是谷歌应用引擎和通用电气工业互联网平台。谷歌应用引擎提供一系列可直接调用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允许用户编程调用库中的方法，或“通过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使用谷歌应用程序引擎提供的服务”。通用电气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运行逻辑与此类似，它提供的服务针对的是工业的数字化需求。

作为拥有、运营和维护数字平台的经济实体单元，平台组织无论类型如何，都借助对关键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垄断，引导甚至决定产品及信息生产与交换的走向。拥有数字平台也就意味着，占有了用户在数字平台上产生的数据。马克思揭示，工人“协作发挥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被雇佣他们的资本家所占有。平台数据的潜在生产力也会被数字基础设施所有者占有。

近年来，以平台组织为核心的平台经济，正随着平台组织的发展而迅速壮大。目前，各国并没有发布以平台经济范畴进行统计的官方机构权威数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数字经济估算，包括数字使能基础设施（digital-enabling infrastructure）部门、电子商务部门和数字媒体部门，与本文平台经济范围较为接近。我们以该数字经济数据对美国平台经济作近似估计。2006—2016年美国数字经济年均增长率达7.8%，同期美国GDP增长率仅为1.5%。到2017年美国数字经济产值占GDP的比重已达6.9%，所贡献的就业占总就业人口的3.3%。截至2019年4月12日，美国前五大数字平台公司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脸书网的市值总额已达4.14万亿美元，2018财年的净收入总额达1413.74亿美元。

二、平台经济中的组织间关系：动态的不完全竞争

马克思写道，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企业组织“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各种不同形式的数字平台组织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下的优势地位，是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建立的。平台经济中各类组织形式之间的竞争关系，以数字平台的规模效应、网络效应以及数据的潜在生产力为基础，具有天然的垄断倾向。但平台组织仍需依赖非平台组织完成价值增殖的循环；社会需要和数字技术的迅速变动，为小平台的创立和成长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大小平台始终处于动态的嵌套型层级结构和竞争中；大型平台之间则基于不断发展的平台体系进行着持久的垄断竞争。

（一）平台组织与非平台组织之间的竞争：支配—依赖关系

平台组织通常并不直接参与物质资料生产过程，它主要依赖非平台组织来完成价值增殖的循环。但是，平台组织控制了生产与交换所必需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数据的潜在生产力，这种依赖关系又以平台对非平台的支配为主要特征。

就同行业内的竞争而言，这种支配性表现为平台组织在许多领域挤出了非平台组织。以商品的一般流通领域为例，亚马逊等全球性网上商城取消了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扩展了市场范围和交换深度。亚马逊平台上大规模的“真实用户评价”和“一系列实用的用户和运营分析工具”，还可以帮助卖家提炼用户的核心需要，帮助“产品的具体化分析与研发”。为第三方卖家提供仓储配送一体服务的亚马逊物流服务，也使得卖家可以实时查看整体库存状况和销量统计，加快了平台线上商品价值的实现。相对于各地实体店经销商，亚马逊网上商城因而具有压倒性优势，导致前者在许多领域的中小商业组织大规模灭亡，及其大型商业组织的价值损失。

就上下游的竞争而言，平台组织虽然依赖于非平台组织完成价值增殖的循环，但因为垄断了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数据的潜在生产力，因而控制着非平台组织。这可以由苹果公司和它的供应商之间的支配—依赖关系得到说明。2004—2012年，苹果的税前利润率从4.47%逐年上升到了35.63%，此后一直在30%上下波动。而作为苹果的主要外包生产商之一的富士康，税前利润率从2004年的6.54%下降到2011年的2.97%，之后的逐渐回升仅至4%左右。狭窄的利润空间使得富士康不得不“经常试图偷工减料，或者用便宜的替代品代替昂贵的化学制品……迫使工人做得更快、工作时间更长”。通用电气的工业云平台对使用它的工厂也形成类似的支配—依赖关系。作为一个“可用于任何工业设备的、搭载特定应用程序的平台”，它向工业互联网软件的第三方开发者和使用者开放。凭借对工业程序开发和发行的垄断，它可从交易中抽取利润。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能借此掌握大量制造业工厂的实时生产信息，用于不断优化其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软硬件设施。这使得非平台的工业组织日益依赖通用电气的工业云平台等，进行生产的组织和管理。

（二）大小平台间的竞争：动态的嵌套型层级结构

平台组织间竞争关系的最显著特征，是大平台对于小平台的相对控制。全球大大小小的平台企业组织，在产品与服务的提供上互为上下游，在股权投资关系上互为投资方和被投资方，形成了控制与依赖紧密维系的“嵌套型层级结构”。这种竞争关系的形成，既是数字平台技术特性带来的自然垄断倾向的结果，也是现代产业—金融体系运行逻辑的产物。

高度抽象与灵活的数字平台引发的巨大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和数据的潜在生产力，使得平台组织具有天然的垄断倾向。这首先导致平台组织以基于数字技术体系所整合的经济部门为限，形成嵌套型的不完全竞争格局。提供基础算力和数据存储的平台组织位于最底层；提供各类型开发工具的平台组织位于较上一层；提供实际应用软件的平台组织位于最上层；提供各层面规则和交易场所的平台组织则穿插其中。每一层中的每一种经济类型，通常为少数几个平台组织所垄断。这种自然垄断倾向，不仅体现为大平台对于服务器计算和存储能力、算法、操作系统等实体的垄断，也体现在它们通过数字化基础设施构建的、对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垄断控制。例如，脸书公司在一系列社交应用内，对新兴应用的广告推荐力度，极大地影响了其接触者和使用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新兴应用的发展速度，甚至发展前景。

大平台对小平台的相对控制，也是现代产业—金融体系运行逻辑的结果。网络效应和转移成本的存在，意味着初创平台必须发现新的有潜力的技术，或新的需要实现模式，才能突破大平台的封锁。但是，新的技术和模式又必须依赖既有的大平台进行生产、提供和推广。大平台本身具有模仿初创平台的技术或需要实现模式的强大能力，对小平台施加着强大的竞争压力。开拓新领域的小平台，在创立初期通常缺乏平台扩张的资本金。而大型平台的垄断地位使其拥有充盈的流动资金，可以对小平台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和并购。这就造成了初创小平台多被少数大型平台收购，或被纳入由后者大比例参股的嵌套型层级结构。

在这种情况下，集中和垄断成为必然趋势。但是，这种集中和垄断实际上并没有排斥垄断平台的更替，甚至依赖于平台更替来维持整个平台经济的积累体系。这是因为随着大型平台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控制权的集中，大型平台往往难以迅速开发和应对新的社会需要、革新技术和组织。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交换深度的拓展，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潜在竞争压力，又迫使大型平台不得不采取某些措施应对上述挑战，以维护对数字化基础设施、数据和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垄断权。对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的小平台进行投资或收购，是一种能兼顾上述两方面的措施，为小平台不断产生和迅速成长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马克思分析了资本积累规律的活动形式，单个资本间的“互相排斥”，包括“从原资本上会分出枝杈来，作为新的独立资本执行职能”。否则，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如果没有相反的趋势总是在向心力之旁又起离心作用，这个过程很快就会使资本主义生产崩溃”。优步、爱彼迎等新领域的小平台，在各自擅长的领域谋求垄断，巩固之后便可以继续通过融资、上市等方法支持投资、研发和并购。如果战略制定和执行得当，它们仍有可能逐渐成长为大型平台，是相关领域中原有大型平台的潜在竞争对手。

（三）大型平台间的垄断竞争：基于平台系统的创新竞争

通过一系列相互兼容、补充和依赖的数字平台，大型平台可以构建一个平台系统。平台系统急剧增加了用户在不同大型平台的产品间切换的转移成本，利于大型平台垄断地位的维护，因此成为大型平台相互进行垄断竞争的基础。大型平台垄断竞争的赢家，必须不断技术创新，才能对未来生产与交换施加影响。

平台系统的垄断性可以由苹果公司的产品加以说明。苹果公司推出的智能手机、个人电脑、智能手表等产品系列，搭载有苹果专属操作系统、苹果应用程序的专属发布平台，以及长期累积的各种苹果专属的应用程序，构成了以苹果手机、电脑为核心的平台系统。相较于单个平台，平台系统内不同平台的交互与配合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消费者转移成本的提高，阻碍用户在多个平台系统之间的选择和转移，加强了苹果公司的垄断地位。

基于数字控制的大型平台间竞争，不仅垄断现在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更在于引领和控制未来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和创新方向。平台数据及对生产与再生产的影响力，通常仅在相近领域间具有较大的转化能力。平台系统抢占先机并保持垄断影响的努力，表现为不断新建和发展相互补充和依赖的数字平台的努力，也就表现为构建更大更广泛的平台系统的努力。亚马逊公司是维护平台系统垄断最典型的成功案例。它依赖自身的在线购物平台推出了面向第三方的交易市场和物流服务，随着自身数据计算量的上升，开始向各类型互联网企业提供云计算、云存储等服务，随后还通过并购和研发，开发了可以搭载第三方应用程序的智能音箱和智能语音助手等。凭借不断增多和发展又相互补充及依赖的各类平台，平台系统使亚马逊在2018年，成为继苹果公司后第二个市值超过一万亿美元的公司。

构建数字平台并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中进行推广的过程，是众多平台组织相互竞争，直至建立少数几家大公司寡头垄断地位的过程。其间大多数平台被市场淘汰，大多数投资丧失价值；非平台组织更被大规模地挤出了市场，或也开始采取基于平台的组织形式。同时，开创新领域的小平台不断涌现和成长，大型平台间的组织竞争日益尖锐，形成的动态嵌套型平台层级结构，与少数几家不断发展和对抗的巨型平台系统一起，形成了平台经济下组织间的动态不完全竞争格局。

三、平台经济的劳资间关系：就业不稳定化与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形塑

作为适应数字技术体系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新组织形式，平台经济缩短了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便利了商品价值的实现，极大地提高了商品周转速度和货币流通速度，在资本积累驱动下造就的产业后备军越来越庞大。平台组织依靠广泛采集和传递信息的数字平台，得以重组劳动过程，使知识劳动、传统劳动和新纳入的社会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日益向实际隶属转变。这种隶属的典型表现就是日益加深的就业不稳定化（precarious）趋势。借助数字平台强大的信息渗透能力和“产消者”（prosumer）活动的发展，劳动力再生产过程被进一步纳入资本积累的逻辑，以不断扩大的社会需要保证资本积累的稳定进行。

（一）知识劳动的不稳定化：“众包”革命与技能退化

随着数字平台兴起并趋于集中化，知识劳动者正经历工匠劳动者曾经历的退化和贬值，逐步陷入工作和收入不稳定化的境地。通过平台进行的数据标准化采集和处理，减化和降低了大多数从事统计和管理工作的劳动者技能及其需求；基于数字互联网逻辑对知识劳动进行的科学分解和重组，使得大型平台企业可以便捷地使用“众包”（crowdsourcing）、离岸外包等方式，降低雇佣知识劳动者的成本。

在知识劳动领域，平台企业引领的“众包”革命，使资本持续获得高技能知识劳动者的无酬努力。软件开发行业是一个典型案例。苹果公司和谷歌公司为首的应用程序商店，出售的应用程序通常来自众多的第三方软件开发者。他们与平台签订协议，以平台运营的操作系统为基础，自主开发应用程序，在应用程序商店线上发行。用户购买并下载所需软件，向开发者提供一定的数据使用权限。平台从用户向开发者支付的费用中抽成，并取得一部分统计数据。

相关研究表明，“众包”模式下的软件开发者往往表现出“强大的自我控制、自我商品化和自我理性化”能力，因为他们的收入完全来自购买或使用软件的用户。他们在市场上完全自负盈亏，独立安排、监督和管理自己的工作活动，需要持续更新已有的知识技能。激烈的竞争压力，迫使他们主动选择越来越高的劳动强度和越来越长的劳动时间。在软件开发的全过程中，平台并不直接监督和控制“众包”开发者的劳动过程，只是不断教诲他们“个人的成功取决于个人能力的提高，这种提高会增加他们的就业能力”。内化了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软件开发者，被迫日益模糊自己工作和生活之间的时空界限。

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从形式隶属向实际隶属的转变是辩证发展的。马克思指出，“第一种形式总是第二种形式的先驱，尽管第二种更发达的形式又可能成为在新的生产部门中采取第一种形式的基础。”过去30年间，软件开发行业劳动者最初的确具有一定技能上的垄断权力，但随着信息技术扩散导致的劳动退化和平台企业引领的“众包”革命，面对不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他们处于转向实际隶属于资本的过程中。而苹果公司和谷歌公司作为应用软件的发行平台，通过对数字基础设施的垄断，便取得了巨额利润。

（二）传统劳动的不稳定化：外包普遍化和工人的频繁流动

除了对知识劳动者实行自我控制的规训，平台组织还将许多运营活动外包，使资本积累具有更大的地缘灵活性。在信息通讯大幅便利的背景下，企业的服务和生产活动皆可以成为外包的对象，于是传统的劳动过程被重塑。

数字平台推动的新一轮标准化和模块化，使传统劳动的外包更为普遍和深化。一方面，作为外包或承包商的供应链下游企业，面临着平台企业垄断数字化基础设施平台和数据潜在生产力的压力，只能接受极低的利润率，压低工资支付。另一方面，数字信息技术造成的去技能化，在世界范围造就规模日益庞大的产业后备军，为资本对剩余劳动的剥削提供了更大的博弈空间。这种变化导致“通过新的信息化技术、生产的自动化控制和自主性工作集体来增强工作紧致度”的新福特主义发展，其典型特征表现为外包企业工人频繁流动的不稳定就业。

服务外包的不稳定就业，可以呼叫中心为例。对一家跨国呼叫公司的调查显示，由于在与客户的利润博弈中处于弱势，该公司借助员工的大规模流动，实施后福特主义的间接管理体系。它将新员工直接投入一线呼叫响应工作，利用他们缺乏准备而产生的不安，逼迫员工进行呼叫响应技能的自我学习，付出的学习成本得不到任何奖励，直到新员工发现无法达到工作要求，或者工作前景黯淡而离去。但会有大量新员工陆续加入，整个工作场所始终处于动态平衡中。

制造业外包的不稳定就业，可以富士康为例。由于在与苹果等数字平台公司的利润博弈中处于弱势，富士康的利润率长期低迷，面临极其尖锐的劳资冲突。富士康采取“机器换人”、“体验改善”、迁移等措施，试图降低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缓解劳资冲突。但面对狭窄的利润空间，“即使富士康真诚地希望加强劳动者的认同，经济上的限制也使其根本无法实现”。富士康不得不以频繁的换工为代价，维持由员工“被同意”的强制管理模式。

（三）按需劳动的不稳定化：平台包买商和零工经济

数字平台提供的广泛且即时的信息采集、传输与匹配，使得按照需求组织劳动的大规模“众包”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资本复活了包买商及计件工资制度，把退出生产过程的生活资料重新作为自备的固定资本，以及把退出生产过程的劳动者空闲时间，都吸入了新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过程。其具体经济表现形式是按需（on-demand）劳动的不稳定“众包”，所谓的零工经济与共享经济。

零工经济平台的典型代表是群体流动者（crowdflower）、巧手匠等，以及提供服务“众包”的平台企业。消费者在零工经济平台线上下单，在平台上注册的劳动者根据自身技能在平台上接单，并在给定时间内完成相应工作。在这些平台上发布的工作，包括上门组装家具、清扫房间、代取快递等。正如群体流动者网的首席执行官所说，“有了技术，你就真的可以找到这样的人（即零工劳动者），付给他们微量的薪水，然后就可以在不再需要的时候摆脱他们”。计件工资作为“最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资形式”，在数字时代以零工经济形式再现了。

以优步和爱彼迎为代表的所谓共享经济企业，实际上相当于数字时代的包买商。它们为自备生产资料从事计件工作的劳动者，提供出卖剩余劳动力的平台，并以平台使用费、维护费等名义向交易双方抽取费用。以爱彼迎为例，平台上的房主使用自己的房屋作为生产资料，为消费者提供按天短租房屋服务，平台中介按比例抽成。这两家平台企业最初都打着“资源共享”旗号广为宣传，实际上是“用利益的杠杆‘强制’人们将自己的休息时间，转变为创造剩余价值的时间”。可以说，“共享经济已经从‘我的就是你的’慷慨，变成了‘你的就是我的’自私”。

通过数字平台，经营零工经济和共享经济的平台企业，实现了按需劳动的大规模“众包”，既节约了生产资料的投资和折旧，又避免了长期契约的劳动保障支出，将风险和成本全部转嫁给了劳动者。凭借对这种交易途径的垄断，平台可将交易金额的一部分占为利润，并取得个人出行、租住等隐私的大规模数据。随着平台垄断优势的建立，劳动者除了出卖劳动力别无选择，日益陷入就业不稳定化的困境之中。

（四）数字“产消者”与劳动再生产过程的形塑

平台经济不仅通过技术变迁重组了直接劳动过程，使得劳动对于资本的隶属加深，还将劳动力再生产过程进一步纳入资本增殖的循环中。这主要是借助“产消者”在平台上的数字活动完成的。在平台经济中，大型平台垄断了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大部分商品和劳务的消费、社会交往等所必需的数字基础设施。用户使用这些平台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同时提供了平台上绝大部分的数据和内容。作为消费者，用户同时又是平台数据和内容的生产者。数字“产消者”的活动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被纳入资本积累过程。

第一类数字“产消者”活动，生产可供研究个人需要以便推销广告的数据。例如，用户在使用谷歌网站搜索信息，或在脸书网与朋友互动、站内点击和阅读时，都将在平台上产生可被用于推断个人需要或社会关系的个人数据。平台组织利用海量用户数据，可更加精确地定位广告的目标受众。第二类数字“产消者”活动，生产可为平台吸引更多用户的数字内容。例如，谷歌母公司下属的视频网站YouTube上可供观看的视频，绝大多数都由用户自行制作。平台用户出于兴趣爱好而创作的内容，成为平台持续获取新用户，及其扩大对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影响权力的关键。

随着社交媒体平台越来越成为社会信息传播和个人信息获取的重要渠道，通过“产消者”的数字活动，对劳动力再生产过程进行引导和塑造，变得越来越容易。企业可在用户众多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投放商业广告。用户在浏览广告后进行点赞、评论或转发，都在传播这条信息和自己对此的态度。这不仅扩大了接受广告信息的用户数量，也形塑了信息传播过程中大众对广告商品的态度。用户既是广告的目标受众和消费者，又是具有自主性的、使广告信息广泛传播的平台载体。平台通过垄断用户的数据以及信息传播与获取的渠道，为资本提供基于“产消者”活动、更深入且不易察觉的渠道，形塑劳动力的再生产。平台“积极引导、制作和编码信息的流通过程”，帮助社会需要的扩大和商品价值的实现。其间劳动者日益面临不稳定就业的困境，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不断向实际隶属转变。

四、平台经济的解放潜能与资本积累过程的矛盾

数字技术体系高度抽象化的信息存在形式及其传输处理的技术形式，以及其高度发展的物理基础，正在逐步消除各种类型信息采集、传输和标准化利用的障碍，超越了自然地理空间的界限，缩短了信息传播和作用的时间。依托于大数据、云计算、算法革命与物联网等新技术，人类可以实现对现实世界的同构与模拟，第一次可能控制社会再生产过程中部分活动的实时运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促进社会再生产运行的能力。这种再生产组织形式的潜能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新发展，呼唤对社会生产关系从而全部社会关系基于数字化逻辑的变革。

第一，平台经济各种类型信息的收集、储存、传输以及标准化利用，使信息传播可以迅速突破时空界限，各个分立的生产生活领域和相应的经济部门，根据活动逻辑的抽象相似性，被跨国界跨部门地集成到一起。平台根据消费者的个人数据，使产销敏捷对接，缩短商品流通时间，节省流通费用。数字平台“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开拓了社会发展的新天地。

第二，平台经济在数字技术体系基础上，推动了全球化发展。它通过改造劳动过程，将传统劳动的控制与效率建立在外包工人的频繁流动中，使工人在不同行业就业的流转及培训中，劳动能力得以被动地向全面性发展。平台经济用“兴趣”和“参与意识”，将分散在全球各个角落的各类劳动者的创新欲望和知识，都调动起来，融入社会化大生产中，并将为使用价值生产的传统生产方式，转变为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这种转变使一般劳动分化为专业劳动，成为直接依赖世界市场的片面劳动，创造出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教育链等搭建的、广布全球的社会分工体系。

第三，平台经济使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各个环节之间的界限模糊化，将更多的社会经济活动纳入社会化大生产，急速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程度。任何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环节中的活动，现在都可以成为“数据”，被数字平台加以整合。许多过去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劳动和资源，现在都可用来进行社会剩余价值的生产。平台组织通过将固定资产去组织化、去地域化，在差异与多样化的社会空间内寻求各种类型的个体动员。平台经济正“将信息产业的社会化大生产推到工厂流水线、电讯服务业和小商铺以外的时空，推到我们的书房和任何可以手机上网的地方，推到我们的闲暇空余时间”。

基于数字技术体系的平台经济，带来了协调社会再生产发展比例关系的巨大潜能。但是，正如哈维所言，“历史上很多事物看似蕴含着解放的可能性，结果却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支配性实践的回归。”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生产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本矛盾的制约，平台经济社会形式仍然是服务于资本积累过程的组织，资本积累的矛盾仍然是推动这种新社会形式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

首先，矛盾表现为资本主义条件下平台经济具有的内在垄断倾向。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平台的技术特性导致少数几家大型平台企业，占据绝大多数数字基础设施。这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产生了直接影响。一方面，平台可以借助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相关的关键性信息，对大量产业资本实施直接影响和控制。另一方面，支付平台的出现对传统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资本提出了直接挑战。苹果公司近期成功进入了信用卡发行领域，同高盛集团联名发布内置于苹果手机的电子信用卡。这意味着，大型平台可以控制以往垄断性产业组织难以完全实现一体化的金融货币资本。平台经济的出现预示了一种更大规模的垄断性组织发展。

其次，垄断性平台的兴起将大量非垄断性过剩资本挤出市场，以致推向毁灭，使资本积累的平衡发展因而得以短暂修复，但同时导致中小资本和新增资本的普遍过剩，无数风险投资丧失了价值，从而以更大的规模加剧了资本积累过剩的矛盾。“在任何情况下，平衡都是由于一个或大或小的资本被闲置下来，甚至被毁灭而得到恢复”；被大型垄断平台排挤出传统领域的大量中小资本，除少数通过创新采取平台经济运行逻辑外，其余“被迫走上冒险的道路：投机、信用欺诈、股票投机、危机”。大型平台垄断地位带来的巨额垄断利润，面对贫富分化的社会大众，造成了新的资本生产过剩。垄断竞争的激化，迫使垄断平台组织不断扩大再生产，大力推行消费主义，借助软件和硬件的快速更新迫使客户负债提前消费。例如，苹果和三星的软件升级甚至故意减慢手机的运行速度，以销售更多的时尚新手机。但这些都不能从根本上阻止周期性的生产相对过剩。2019年第一季度，苹果公司智能手机的营业收入同比下降了17%，三星智能手机的营业收入下降了40%。

最后，矛盾表现为平台经济对劳资关系的影响。在平台经济下，工作性质被重塑，导致劳动者就业日益不稳定。平台经济赋予垄断组织资本积累的高度灵活性，吸纳遍布全球的产业后备军，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大大加深了。对于知识劳动者，平台通过“众包”革命将其创造性劳动纳入了资本增殖过程。对于直接依赖平台的外围劳动者，平台依仗对关键市场信息的垄断，以及单次劳动的微薄收入，强迫劳动者“自愿”地延长劳动时间。垄断资本依赖平台经济的高度灵活性，成功规避了正式的劳动雇佣关系。平台经济所支撑的国际信息网络，造成一国劳动成本的国际逐底竞争。平台经济跨时空跨国界跨阶级的劳动动员，抑制了工会有组织的劳工抵抗。劳动者的工作模式日益不稳定，体现为工作机会和薪酬的不稳定化，以及兼职劳动者、临时工及自雇者比例的上升。这些矛盾和冲突已成为世界关注的新热点。

总之，基于数字技术体系发展的平台经济社会形式，导致资本积累过程扩展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规模和深度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扩张，进而使马克思揭示的资本积累一般规律向全球各个角落渗透。这些巨大变化为人类转向新经济社会形态的变革，进一步奠定了物质基础。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生产力和人类发展的三大社会形式。只是在第二大社会形式下，通过广泛的社会分工，基于交换价值的社会化大生产，“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同时也将形成向第三大社会形式转变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马克思强调，从第二大社会形式向第三大社会形式的转变，“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生产者个人相对于社会化生产条件的异己性和独立性，是前者向后者实现历史跨越的根本历史鸿沟。在第三大社会形式下，“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对他们的总生产实行控制”，全面发展的个人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而在第二大社会形式下，“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被设定为一般劳动”。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与全面依赖，“以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完全隔离和社会分工为前提”，“这种矛盾导致危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所以随着这种异化的发展，在它本身的基础上，人们试图消除它”。当时通过行情表、汇率、通讯电报等在普遍的供求作用压力下发展起来的统计与通信形式，“每一单个人可以获知其他一切人的活动情况，并力求使本身的活动与之相适应”，“而这种了解又对供求产生实际影响”。这里的描述与平台经济“产消者”今天活动的性能何其一致。正如马克思接着指出，“虽然这一切在现有基地上并不会消除异己性，但会带来一些关系和联系，这些关系和联系本身包含着消除旧基地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限度内，当今全球平台经济向世人展现的，正是其基本矛盾发展的最新形式。

结语

21世纪初的数字技术体系的发展及其应用表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形式正遭遇远未完成的历史性转变。经济学、比较劳动法学、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学派的学者面对未来的发展，遇到了一系列理论困境。例如，平台经济形式下各个生产部门的跨界融合，以及社会生产与生活边界的消融，是否造成新的垄断；“众包”、外包和按需劳动产生的劳动者工作关系如何认同；全球化条件下，平台组织生产性资产的虚拟性，以及第三方移动支付对国家税收能力的限制；消费者数据的生产及其确权和隐私保护，等等。我们能在理论上，对正在发生的变革过程及历史含义有大致的把握吗？本文从马克思的总体性逻辑和资本积累规律出发，基于数字技术体系的发展和应用，从相互联系的角度探讨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平台组织，及其主导下竞争过程和劳资关系的新形式。分析表明，平台经济预示了数字技术革命所推动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的变革方向，这必然会引起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矛盾的加深，以及劳动者经济社会地位的恶化，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稳定、制度合理性以及全球秩序构成了严峻挑战。2019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认为，更好的成人学习机会、不与就业挂钩的最低社会保障支持、全民基本收入都是未来可能的选择之一，其指向是逐渐普及以社会保障体系为核心的社会契约。

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驱动力。党的十九大制定了面向新时代的发展蓝图，提出要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一次全方位变革，将对人类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产生深刻影响。公平和效率、资本和劳动、技术和就业的关系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课题。”平台经济正在按照数字逻辑从根本上塑造着全球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必然对我国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发挥深远影响，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驱动力和重要支撑。在大力发展平台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唯物史观。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应该审时度势、科学决策，引领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网信事业要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高度发展平台经济，使之服务于人民群众综合素质的提升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根本改变核心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建设网络强国，是“三步走”《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制定的中国信息化发展战略目标。《纲要》要求，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为主线，让信息化造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泛在先进的基础设施是信息化发展的基石。要加快构建陆地、海洋、天空、太空立体覆盖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统筹规划建设国家互联网大数据平台。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负责这一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社会主义中国正在对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平台经济进行“积极扬弃”，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统筹规划政务数据资源和社会数据资源，完善基础信息资源和重要领域信息资源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是走中国特色信息化发展道路的根本保障。

文章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 （2019年12月）。

作者：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特政经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吴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王生升，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