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作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领域的复兴，分析政治经济学在21世纪逐渐发展成为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流派。分析政治经济学批判地继承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强调理论表达的精确性和严谨性，重视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采用多种分析工具和分析范式，是推动我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理论资源之一，在深化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分析政治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非马克思主义研究过多而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纲领弱化、过于强调理论表达的一般科学规范而忽视理论探索的方法论指引，以及过于注重基础理论研究等问题。为更好地发展，分析政治经济学在未来应当强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纲领，处理好与辩证法的关系，并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兴起于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是20世纪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强调使用逻辑分析和现代社会科学的分析工具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和命题，其代表性研究包括对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构，对剥削、阶级、分配正义和社会主义可行性等问题的探讨。1990年以后，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学术兴趣的转移，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逐渐衰落。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领域出现了复兴的迹象，逐步形成了分析政治经济学（Analytical Political Economy）的学术共同体，并发展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最活跃的流派之一。分析政治经济学批判地继承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在深化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将在梳理分析政治经济学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介绍其方法论特点，并探讨其不足之处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一、分析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脉络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化与重构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和衰落，其在经济学领域的影响也日渐式微。21世纪兴起的分析政治经济学继承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领域的复兴。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起点通常被设定在G. A. 柯亨（G. A. Cohen）出版其代表性著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的1978年，而正式形成的标志则是1981年9月柯亨、约翰·罗默（John Roemer）和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等学者在伦敦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创建了所谓的“九月小组”（September Group），但其理论渊源则可以追溯到更早的经济学研究。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方面的渊源之一是以日本的数理马克思经济学为代表的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长期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的日本数理经济学家森岛通夫。他把置盐信雄等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研究介绍到英美学术界，并广泛运用数学方法研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森岛通夫在1973年出版的《马克思经济学》一书使罗默走上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之路。据罗默本人回忆，他于1975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最早接触到了森岛通夫的这本著作，深受其影响并开始用它作为教材讲授马克思经济学，从而开启了他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分析性重构。他在这期间的一系列成果最终被收录在其代表作《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一书中。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领域的先驱还包括多部门增长模型的奠基者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和因投入—产出理论于197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瓦西里·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等学者。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渊源是“现代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意大利经济学家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在1960年出版的著作《用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理论批判绪论》。一方面，斯拉法早年非常熟悉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思想，后来，斯拉法长期在剑桥大学任教，与分析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关系密切，对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转向产生过重大影响，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称其为“葛兰西联系”（the Gramsci connection）。而反过来，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也影响了斯拉法的经济思想，其著作《用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理论批判绪论》也带有明显的分析色彩。另一方面，斯拉法之后所复兴和重建的现代古典经济学大量地运用现代分析工具，不仅在批判边际主义与新古典的资本理论等方面成绩斐然，也通过对话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正如罗默在评论伊恩·斯蒂德曼（Ian Steedman）的著作《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时所指出的：

应该强调的是，斯蒂德曼等人基于斯拉法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基于斯拉法对新古典主义的批评在性质上有着根本的不同：后者的目的是摧毁新古典主义分配理论和利润理论的根基，而前者的目的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一致且严谨的基础。

政治经济学不仅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也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九月小组”的主要成员就包括经济学家，除了前面提到的罗默，还有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家菲利普·范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以及发展经济学家普兰纳布·巴德汉（Pranab Bardhan）等。

同时，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深化和重构也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议题，这些研究深刻地影响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后续发展。例如，柯亨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埃里克·欧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虽不是经济学家，却都深入地参与到劳动价值论的争论中。罗默的剥削理论不仅影响了赖特对阶级的研究，也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导向对分配正义等问题的哲学讨论。而范帕里斯、罗默等对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等问题的研究则深刻地影响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危机以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解。

1990年代以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衰落。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一些代表性人物的退出，加之早期的研究人员年事渐高、年轻一代学者的缺乏，这一学派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同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进一步使得其在经济理论方面进入了蛰伏期。事实上，自1980年代后期开始，经济学者出身的罗默就已经开始转向了机会平等、分配正义等经济哲学议题，不再从事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学者吉原直毅在2001—2003年期间应罗默的邀请访问耶鲁大学时，接待单位是耶鲁大学的政治科学系而非经济系（罗默同时在两个系任教）。在访问期间，罗默曾悲观地向吉原直毅表示，“马克思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已经死亡”。而早在1986年，埃尔斯特就已经作过类似的宣告。

除了外部环境的变化和研究兴趣的转移，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式微也与其方法论有关，特别是其中一些代表人物（如埃尔斯特）排他性地坚持理性选择理论和方法论个人主义。这种狭隘的方法论导致他们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构走到了尽头，也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饱受诟病的地方。一些采用分析方法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也有意避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具有争议性甚至是负面的标签。

事实上，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反思和外部批判一直都存在，一部分学者认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运用各种现代分析工具，同时反对把“分析的方法”等同于极端的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这一传统在21世纪得到了复兴，形成了更为多元和包容的分析政治经济学。

分析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991年3月在美国圣母大学举办的“分析政治经济学研讨会”（Analytical Political Economy Workshop，APE）。这次会议由圣母大学经济学家阿米塔瓦·克里希纳·达特（Amitava Krishna Dutt）发起，其目的在于反对政治经济学应当排斥数学化的观点。达特认为，数理模型尽管不能真实反映现实，但却有助于理解现实世界的某些方面。他把分析政治经济学界定为“采用形式化、数学分析方法的非新古典经济理论”。随后几年，分析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者还在其他地点举办了三次会议，并出版了两部论文集。这些活动汇集了分析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众多研究成果，参会和投稿的学者包括美国新学院大学的兰斯·泰勒（Lance Taylor）、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彼得·斯科特（Peter Skott）和美利坚大学的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ecker）等人，他们的研究涵盖了结构主义宏观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多种研究传统。21世纪初期，分析政治经济学的活动再次进入低潮，直到2007年迎来新的转机。

2007年，分析政治经济学研讨会在英国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现名伦敦玛丽女王大学）举办，由该校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西蒙·莫汉（Simon Mohun）和新生代经济学者罗伯托·韦内齐亚尼（Roberto Veneziani）组织，参会成员包括早期的参与者达特、斯科特，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吉尔伯特·斯基尔曼（Gilbert Skillman）。自此以后，他们每年定期举办研讨会，并邀请其他相关学者，包括前文提到的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学者吉原直毅。这些分析政治经济学研讨会的核心成员也成为了该领域的代表人物。随着达特等人年事渐高，斯科特、吉原直毅和韦内齐亚尼逐渐取而代之，成为分析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人物。后来，吉原直毅从日本一桥大学转入斯科特所在的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系。同时在该系任教的还有前文提到的“九月小组”成员鲍尔斯等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定期举办面向博士生的“分析政治经济学工作坊”等学术活动，使得该校成为分析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大本营之一。

分析政治经济学在2007年以后的复兴和发展，既与后危机时代外部环境的转变有关，也得益于众多新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加入。以吉原直毅和韦内齐亚尼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加强了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遗产的批判性分析，扭转了分析政治经济学初期的研究者以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为主的局面。经过10多年的发展，分析政治经济学逐步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之一。2018年，韦内齐亚尼等编辑出版的《分析政治经济学》文集收录了11篇综述文章，详细概述了分析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主题包括宏观经济的增长和分配理论、基于主体模型和存量流量一致模型、金融化问题、马克思的价格与价值理论、剥削理论、贸易理论，以及马克思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是了解分析政治经济学最新发展的重要文本。

二、分析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特点

分析政治经济学批判性地继承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形成了三个特点，即：坚持广义的分析方法，强调理论表达的精确性和论证的严密性；重视宏观现象的微观基础，同时强调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辩证互动；对具体的分析工具和分析范式采取多元主义的包容态度。

分析政治经济学通过区分广义与狭义的分析方法，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作了方法论上的“清算”。不同的学者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有着不同的理解，对于什么是分析的方法，看法也不尽相同。例如，埃尔斯特强烈反对柯亨所提倡的功能性解释，而柯亨和赖特则不赞同埃尔斯特、罗默和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等人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排他性坚持。所以，不论是功能性解释还是理性选择理论，都不应该被视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共同的方法论。要合理地分析和继承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就不能笼统地加以批判，而是要对分析的方法作进一步的区分，以便探讨哪些方面应当坚持，哪些方面应当加以修正。

事实上，区分广义与狭义的思路由来已久，很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讨论何为分析方法时就已采用。柯亨就把狭义的分析方法理解为与整体主义相反的某种形式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广义的分析方法泛指对各种分析性工具的运用。这些工具的运用要么要求并促进陈述的精确性，要么需要并加强论证的严谨性，因而被认为是分析性的。

有的经济学者把所有广泛运用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分析工具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都称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无论采用的是纯微观模型、短期或长期的宏观模型，还是应用计量经济学的工具），并把其中专门探讨宏观现象的微观基础的研究单列出来，这些学者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微观基础”（Marxian Microfoundations）学派。后者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罗默为代表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者，主要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特别是瓦尔拉斯式的理性选择模型）重构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另一类是那些不属于“九月小组”的独立学者，他们一般采用不同于瓦尔拉斯式的理性选择模型，旨在加深对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理解。

类似地，韦内齐亚尼把赖特所概括的分析方法特征当作广义的定义，与“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Rational Choice Marxism）这种狭义的定义相区别。赖特认为，广义分析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在理论阐述和研究过程中坚持遵循一般的科学规范；二是强调系统概念化的重要性，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概念的系统化处理，这要求认真检视概念的定义及其逻辑一致性；三是重视对理论论证步骤的细致说明，无论这些论证是解释性理论中的因果过程，还是规范性理论中的逻辑联系；四是强调个体有目的性的行动在解释性和规范性理论中的地位。

狭义的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与广义分析方法的最大区别在于最后一点。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不只是重视个体有目的性的行动，更进一步坚持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广义分析方法只强调从个体行动出发可能是有用的，但并不认为这是唯一合理的方法，也没有指定研究个体行动要采取的范式。而方法论个人主义则认为“所有社会现象——无论其结构还是变化——原则上都可以通过只涉及个体及其特性、目标、信念和行动的方式来解释”，甚至认为这是唯一的方式，并且坚持采用理性选择的范式，即：

证明行为是理性的，并且是因为其理性而执行的。行为是理性的意味着，根据行为主体的信念，该行为是实现其计划或愿望的最佳方式。因此，理性伴随着某种形式的最大化行为。

这种对分析方法的狭义理解完全采用了还原论（reductionism）的立场，认为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都可以还原到个人的理性行动上。

分析政治经济学认为，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经济理论上的式微根源在于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狭隘方法论。通过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继承， 分析政治经济学普遍接受广义分析方法， 在方法论上呈现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分析政治经济学接受广义的分析方法，遵循一般科学规范，强调概念的精确性和论证的严谨性。分析政治经济继承了第一代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理论表达的精确性和严谨性的追求，但弱化了他们对不存在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如辩证法）的坚持，更多地把一般科学规范理解为在理论表达上的要求。最能体现这一方法论特点的典型就是分析政治经济学中运用公理化方法的研究。公理化方法虽常为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所采用，但其本身并不具备任何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方法论个人主义或还原论的特点，甚至没有必要采用任何数学模型。事实上，公理化方法的本质特征在于要求明确定义或假设背后的理论直觉和价值导向，清楚地呈现命题的内部逻辑结构。例如，在梳理转形问题的相关争论时，莫汉和韦内齐亚尼运用公理化的方法对劳动价值理论的不同内涵进行明确界定，清晰地呈现了不同论证的确切性质及其所依赖的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特定解释和特定公理结构（即一套假设和定义）。这种公理化的论证思路充分体现了分析政治经济学强调概念精确性和论证严谨性的方法论特点。

第二，分析政治经济学同意关注微观主体有目的性的行动，但反对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还原论立场，强调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分析政治经济学并不反对为宏观现象寻找微观基础，只是不认同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还原论立场。例如，“马克思主义微观基础学派”中立场相对温和的独立学者虽然普遍重视微观基础，但拒绝理性选择模型还原的要求，因为他们否认微观层面的优先性，认为微观与宏观／社会层面是相互决定、辩证互动的，所以他们要求微观模型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和现实性，以便刻画社会互动的潜在矛盾。这种微观与宏观的辩证互动关系很好地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个体行动的结构性约束，即社会制度、阶级关系等过去历史加诸个体行动的强制性框架，或者说是群体作为一个整体才会面临的约束；二是个体的社会形成，即特定生产关系对个人的所谓理性行为本身的塑造，因为信念和偏好都是社会地决定的（socially determined）。对个体行为结构性约束的分析一方面可以解释结构性约束的起源、变化及其对个人和集体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揭示社会矛盾和社会变革的产生。而对人类偏好的可逆性和个体社会形成的强调，更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区别，其重要性也为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者所承认。但是，这些政治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核心议题超出了理性选择理论所能讨论的范围。因此，在处理具体问题时，理性选择模型往往抽象掉对个体行动的结构性约束，并不得不假定偏好是外生（exogenously）给定的。分析政治经济学通过内部批判扬弃了第一代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在认可微观基础重要性的同时强调宏观与微观层面的辩证互动关系，尤其重视对个体行为的结构性约束和个人的社会形成的分析。

第三，分析政治经济学在具体分析工具和分析范式的选择上持多元主义的包容性立场。首先，分析政治经济学对遵循一般科学规范的坚持，并不专属于某些特定的分析方法，这为方法论多元主义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同时，分析政治经济学虽然批判了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缺陷，但实际上只是否定了对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排他性，而非完全反对在具体研究中采用理性选择模型。对待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所进行的理论重构，分析政治经济学主张通过具体分析展开实质性讨论，以揭示其中可能的合理成分和具体的局限性。换言之，分析政治经济学认识到对具体模型的批判未必具有普遍性，不认为采用新古典经济模型或博弈论就一定会得出非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对运用新古典经济模型重构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研究，应通过具体分析辩证看待。例如，罗默在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对马克思的剥削理论进行重构时完全忽略了劳动与劳动力的差别，从而无法考虑生产过程中对劳动的榨取，这是他自己也承认的方法论局限，但他在完全竞争模型下证明的“阶级—剥削对应原理”很好地刻画了马克思剥削理论的一个重要面向，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事实上，许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也承认，博弈论等分析工具可以卓有成效地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广义地说，分析政治经济学不仅包括理论分析，也有不少经验研究。它在理论表达上追求精确和严谨，但并不限制其表达方式，既可以采用形式化的数学模型，也可以像柯亨一样通过文字论证进行阐述；即便采用形式化的数学表达，在具体模型的选择上也有足够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既可以围绕模型的解析解给出相关命题的严格证明，也可以采用数值模拟等计算方法加以说明。在分析范式上，它允许吸收借鉴包括新古典经济理论、复杂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不同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从历年分析政治经济学研讨会的参与者和参会论文中，我们可以明显观察到这种方法论的多样性。前文提到的《分析政治经济学》文集汇聚了采用不同研究方法和视角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充分体现了分析政治经济学对不同分析范式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三、对分析政治经济学的反思

分析政治经济学批判地继承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强调理论表达的精确性和严谨性，重视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广泛运用多种分析工具和分析范式，在深化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我们在吸收借鉴分析政治经济学的同时，也应当认识到其不足之处。

第一，分析政治经济学中包括了大量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但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纲领。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构，一度掏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纲领，最后只剩下对经济平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导致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构最终陷入了“手术成功但病人死了”的困境。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分析政治经济学在与其他学派的对话中吸收了大量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现代古典经济学等其他学派的内容，形成了多元主义的方法论特点。这虽然客观上壮大和加速了分析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但也无疑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地位。因此，分析政治经济学有必要强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纲领，沿着马克思的思路研究当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运动规律。正如美国哲学家李丹（Daniel Little）所言：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一个核心关注点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定特征所导致的系统性后果。他认为，不同的生产方式具有独特的历史“印记”，而这些生产方式的独特运动规律源自其经济结构的基本属性。通过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本质特征，马克思试图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制度逻辑（institutional logic）：这些结构性和功能性的本质特征赋予资本主义经济哪些独特的组织形式和发展模式？由这些条件定义的生产方式又有怎样的“运动规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机器大工业的讨论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他讨论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如何在一个产业部门引起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进而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并导致社会上层建筑的调整，最终在全社会中确立这种新生产方式的主导地位。相应地，分析政治经济学应当回归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结合当代垄断资本的新变化进一步研究数字信息技术引发的以平台为代表的新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扩散及其影响。

第二，分析政治经济学过多地强调在理论表达上的一般科学规范，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重视不足，没有进一步处理好分析方法与辩证法之间的关系。第一代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倾向于突出分析方法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区别，反对把辩证法视为马克思主义独特的方法论。分析政治经济学虽然弱化了这一立场，但依然强调在理论表达上的精确性和严谨性，对理论探索的方法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重视不足。事实上，分析政治经济学所坚持的广义分析方法与辩证法并不冲突，二者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的关系。因为，辩证法并不是一种替代性的逻辑，而是一种理论研究的方法论指引，无意也不可能取代具体的研究和论证。辩证法不是解决具体实际问题的程序化方法，而是“一套警示标志”，提醒我们关注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不要陷入教条主义。正如马克思主义生物学家理查德·莱文斯（Richard Levins）和理查德·勒旺廷（Richard Lewontin）所指出的：

“要记住，条件会发生变化，并且某些过程启动所需的条件可能会被过程本身所破坏。要记住关注时空中的真实对象，不要完全迷失在理想化的抽象中。要记住，当现象被孤立时，情境和互动的质变效果可能会丧失。”最重要的是：“要记住，所有其他的注意事项只是提醒和警示，它们在现实世界不同环境中的应用是有条件的。”

辩证法寻求把某一对象或范畴放到更高层级的统一体的动态过程中以得到更全面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邓肯·弗利（Duncan Foley）在批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时曾经以冰碛与冰山为例加以说明：冰碛可以被视为根据力学定律进行确定性移动的岩石的集合，但是把它看作是在宏大时间尺度上发生的地质过程的表现，可能更有帮助。通过变换视角把某一范畴作为统一体内部彼此相互作用的一个方面来理解，有助于我们为现象提供更加全面的解释。对此，经济学家詹姆斯·戴维恩（James Devine）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他从辩证法的视角批判性地讨论了刻画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不同微观模型，包括他与迈克尔·里奇（Michael Reich）提出的基于分工和控制的生产模型、罗默的一般均衡模型，以及鲍尔斯等人的竞争性交换模型。戴维恩指出，这三种理论中的任何一种都是片面甚至错误的，全面理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需要综合三者的视角，并结合宏观动态、历史、制度等不同层面的研究加以补充。总之，厘清分析方法与辩证法之间的关系，合理地把辩证法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引，并与当代社会科学的各种分析工具结合起来，将有助于分析政治经济学更全面系统地揭示当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

第三，分析政治经济学过于关注基础理论问题，应当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理论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集中在劳动价值论（转形问题）、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置盐定理）等基础理论问题上，并且往往得出与马克思本人观点相悖的结论，引发巨大争论。分析政治经济学作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复兴，自然也会关注这些理论问题并加以重新清理，这就使得分析政治经济学的大量研究都集中在基础理论上，如关于技术进步与收入分配的问题以及剥削的合理定义和剥削的持续性的相关争论等。即便是其中的经验研究，大部分也是基础理论研究的延伸，例如，对价值与价格偏离的测算，对利润率变化趋势的讨论。对基础理论问题的过度关注意味着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不足，这既不利于分析政治经济学自身的发展和传播，也错失了与当前西方经济学中进步左翼的对话机会。正如罗默在一次访谈中所指出的：

当今进步经济学家中最具创意的工作是经验研究：如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和埃马纽埃尔·赛兹（Emmanuel Saez）关于不平等的研究，拉吉·切蒂（Raj Chetty）及其在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关于美国机会不平等的研究，以及像哥伦比亚大学的苏雷什·奈杜（Suresh Naidu）和斯坦福大学的阿维迪特·阿查里亚（Avidit Acharya）等年轻学者在经济史上的创造性研究。

因此，在深化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分析政治经济学应更多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新特点和新现象，加强与相关经验研究的对话。具体来说，分析政治经济学应当密切关注垄断力量变化及其宏观影响、数字平台经济中的新型劳动关系、资本积累与气候变化的关联，以及自动化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变革对产业组织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等议题，广泛了解相关经验研究提供的证据，通过交流推动基础理论与当代现实的结合。在研究方法上，分析政治经济学应当抓住数字时代定量分析方法革新带来的机遇，积极探索在政治经济学中合理运用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因果推断等实证研究的新工具，提高研究的可信度和有效性。总之，分析政治经济学只有回应时代关切，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纲领和辩证法的科学指引下，充分借鉴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合理运用多种分析工具深入研究现实问题，才能更有效地推动理论创新，持续增强分析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活力和解释力。

作者：陈伟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有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转载自国外理论动态（2024年第6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