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根本要求，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重要动因，中国的改革是以经济改革为突破，特别是以经济体制、生产资料所有制、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为核心内容；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目标在于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部改革最终落脚点和检验标准，集中体现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布置的2025年九大任务中，明确要求“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标志性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具体部署了近期重要的改革任务。

一、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认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矛盾运动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是辩证的，生产力具有决定性。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仍需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改革的核心是生产关系的变革，是依据生产力的性质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来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按照唯物史观，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根本动因所在。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是变革、完善生产关系，从而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变革的本质是经济关系的变革，是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包括基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体制和机制等。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需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要求。这一基本立场要求我们一定要明白，一切制度变革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立足点、出发点都将最终聚焦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无论何时我们都要坚定地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根本要求，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当前我们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践行这一中心任务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要求“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强调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立场，这个基本立场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适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的要求。

因此，我们的工作要体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根本要求。总结过去的成功经验及失败教训，一旦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偏离，我们很可能将付出高昂的代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视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里程碑，这次全会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到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任务上来，这是非常重要的。

二、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重要动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新时期改革方面的主要任务是什么？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部署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历史任务，即“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中国农村开始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1982年至1986年五年间，中共中央连续发布”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改革发展的意见，在党的指导和农民群众创造下，取得了巨大成就。到198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超过4亿吨，人均产量为390公斤，中国人吃饭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

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的成就，根本动因是经济改革推动生产力解放和发展，这不是一般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而是聚焦于所有制方面的改革，是土地制度改革，是对经济制度的根本核心内容进行改革，实现了生产力的解放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在此基础上，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自此经济改革从以农村为重点，开始全面向以城市为重点转移。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改革”强调的基本内容是经济体制改革，其直接目的是变革经济制度、解放生产力、推动生产力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发展，都有了新时代的新的约束条件和发展目标。推动新时代的发展需要体制方面的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是全面的深化改革，并提出“五位一体”的总体战略和“四个全面”战略举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协调统筹推进，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要纳入到系统安排的改革范围之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时，明确这个“全面深化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各方面改革相互协调，是有逻辑关系的推进，不是简单的罗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改革逻辑关系的关键是以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为基础。各个方面的改革应均以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为根本，而生产关系的变革就是经济改革。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全面深化改革，但同时强调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重点。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变化，要适应现代化的新征程，为其提供各个方面的体制、机制保障。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基础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决定》在强调“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的同时，还特别提到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仍需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习近平总书记就《决定》起草的有关情况向全会作说明时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这是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一以贯之的。

改革的成功经验是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的改革是以经济改革为突破，特别是以经济体制、生产资料所有制、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为核心内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的改革从“经济改革”升级为“全面深化改革”，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又升级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强调了改革的系统性、全面性、协调性的同时，又强调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要坚持系统观念，强调改革要突出重点，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落脚点、为根本任务，这也体现了经济体制改革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程当中的历史地位。

三、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目标在于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那么改革的直接目标是什么？是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经过理论与实践长期探讨的宝贵经验，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发展，更是对西方经济学正统教条的突破。现代化的进程不一定都是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现代化”这个词在进入中国之初时被称为“西化”，后来我们发现不仅西方有资本主义工业化，东边的日本也有现代化，觉得“西化”这个词不准确，将其改成“洋化”，直至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的知识界关于现代化和传统的争辩中，才提出了“现代化”这个词。思想家、教育家冯友兰先生曾有篇文章说，中国人能提出现代化来代替西化和洋化实乃中国人对现代化的一种民族自觉的提高。

我们过去讲的制度文明似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中国现在要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这角度来说，我们不仅要开拓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文明，还要在实现这个物质文明的过程中，创造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文明，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的突破。

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总结了我们的历史经验和国内外的历史发展规律，概括得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包含的内容与面临的任务。

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要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制度。结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分析，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制度分为主体制度、交易制度两个方面。

主体制度方面，主体制度就是企业制度，要坚定贯彻“两个毫不动摇”，做优做强国有企业，扶持鼓励壮大民营企业，培育市场竞争主体，造就世界一流的企业和一流的企业家。主体制度明确的是“谁在竞争”。鉴别一个市场水平的高低，首先是看这个市场中竞争者的质量，以及是否受市场硬约束。

竞争制度第二方面内容就是价格制度，或者说是交易制度。交易制度的关键是能否贯彻等价交换原则，也就是竞争的秩序是否公平，有没有垄断，包括企业垄断、政府垄断，以及有没有对市场的分割，是不是统一的大市场，讲的是市场交易秩序。交易制度回答的是“怎样竞争”的相关问题。竞争是交易，怎样实现交易，谁在竞争？怎样竞争？这两方面的制度安排构成市场内在的竞争秩序，或者说是市场竞争制度。

与内在竞争制度所对应的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基础制度实际上是为内在竞争制度提供存在的基础和维护，包含两方面内容：一个是法制制度；一个是信用制度。从法治和信用制度上维护市场内在竞争制度是基础制度的基本内涵。法制、契约、诚信、信用等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内在竞争制度和市场基础制度的统一，构成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主要任务，在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求基础上，在培育市场竞争制度上重点强调深化企业改革，包括高质量完成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等，同时强调完善市场秩序，包括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加强监管、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等。

其次，是与微观的市场制度相适应，现代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科学的宏观治理体系。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标志性改革任务中，关于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要求在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上，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直接目标就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数字经济时代，在数字资本、知识资本崛起的时候，对产权制度、分配制度、宏观调控制度、企业的公司治理都提出了崭新的要求；在绿色化转型过程中，对所有制的安排、企业治理结构等也同样提出了崭新的要求。崭新的要求加速我们深化改革的必要，形成新型生产关系，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

马克思、恩格斯曾表示，经济基础的变化离不开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权利的上层建筑；另一方面是观念的上层建筑。权利的上层建筑就是国家，各种国家制度；观念的上层建筑就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变革是完善经济基础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一定是全面的、系统的。作为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改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改革和完善则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性质，建立在相应经济基础之上并服务于经济基础。因此全部改革最终落脚点和检验标准，集中体现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作者：刘伟，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一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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