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新发展格局是在新的全球经济形势急剧变化、原有发展格局难以满足我国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背景下提出，旨在解决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这就内生地决定了新发展格局是一种“整体发展格局”，其战略实质是“供求动态平衡”。现阶段，我国面临着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和经济风险加剧的压力，客观上决定了新发展格局是一种“改革深化格局”和“风险防范格局”。因而，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撑是创新引领，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战略方向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重点是“一带一路”，战略突破口是区域改革开放新高地，战略目标是现代化经济体系。我国正处在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基础上开启第二个百年目标新征程的新起点上，应统筹“两个大局”，这就历史性决定了新发展格局是一种“目标导向格局”，其根本目的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的最新判断和强国战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新发展格局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新时期面临着新的发展困境和新的挑战，特别是随着新时代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传统发展格局和增长模式的局限日益凸显。

（一）原有发展格局下，传统增长模式不可持续，难以满足高质量发展需要

伴随过去40多年的经济增长，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出口贸易总额位居世界第一，步入经济大国行列。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就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规模很大、但依然大而不强，我国经济增速很快、但依然快而不优。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从国际竞争环境看，在过去的40多年中，我国凭借工业成本优势推动中国制造全球地位的确立，但“老是在产业链条的低端打拼，老是在‘微笑曲线’的底端摸爬，总是停留在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环节而占领不了附加值高的研发和销售这两端，不会有根本出路”。同时，随着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增大，中国制造传统成本优势不复存在，曾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出口加工贸易逐渐由东南沿海转向劳动力和环境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特别是随着发达国家吸引制造业回流的趋势不断明显，我国工业发展面临的国际竞争迅速增大。传统粗放式增长模式对外依赖较大、经济结构失衡、潜在风险加大等问题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实质性解决，逐渐积累加深，并伴随着外部压力增大，日益成为束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

从国内经济结构看，过去粗放式发展模式积累了大量结构性问题，包括产业结构、动力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城乡与区域结构等方方面面。“在经济结构、技术条件没有明显改善的条件下，资源安全供给、环境质量、温室气体减排等约束强化，将压缩经济增长空间。”经济增长空间的压缩表明，传统数量型高速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在这种情况下，亟须重塑新发展格局，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经济高质量的发展。

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看，打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外循环协同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大势所趋。“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二）原有发展格局难以应对新的全球形势变化

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是改革开放后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环境的快速变化，逆全球化出现，新兴经济体竞争加剧，以及大国经济博弈下科技创新在经济发展中重要性凸显，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面临更多的风险和困难，迫切需要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新格局。

纵观历史，我国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紧密联系在一起。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开始进入加速时期，我国的改革开放正好顺应了全球化浪潮，而庞大的人口和市场规模也吸引着发达国家的潜在投资者。

正是在全球化浪潮兴起的背景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矛盾尚未充分显现。2001年，成功加入WTO以及《中美贸易发展框架合作协议》签订，使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趋好。改革开放与经济全球化浪潮兴起的需求一致，为我国经济的快速腾飞提供了较宽松的国际环境，我国经济通过吸引外资弥补国内资本不足的缺陷，通过对外贸易驱动国内工业发展，引进技术进而在“干中学”中促进技术升级。一系列有利于我国开放发展的世界经济环境为我国扩大投资、经济增长提供了供给和需求方面的支持，也是我国传统经济模式创造“中国奇迹”的重要条件所在。

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环境发生显著变化。“一些国家政策内顾倾向加重，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逆全球化”改变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驱动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生存环境。一方面，国际经济秩序发生新变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使得发达国家转变其全球化经济策略，发达国家经济“逆全球化”现象逐渐出现。这使得国际范围内的贸易争端和投资壁垒不断加剧，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在促进制造业回流的政策主导下，美国政府实施了大量的税收优惠和政府行政干预等措施。美国是我国主要的FDI来源国，其对外投资政策的转变直接影响到我国的投资水平，进而制约传统外资利用型经济驱动方式的增长潜力。

在此背景下，2020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二、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

伴随着国内结构性矛盾加剧以及国际环境的日趋复杂，我国经济亟须按照新发展理念要求，构建新的发展格局，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化和高质量发展，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目标。在这一背景下，新发展格局应运而生。新发展格局所处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其本质特征。

（一）新发展格局是系统的“整体发展格局”

不同于以往针对某个产业或地区的发展规划，新发展格局是系统性的“整体发展格局”，以经济社会中各环节、各层面、各领域的互联互通为前提，通过国际国内双循环联动，实现国民经济“大循环”的一个有机整体。因此，新发展格局不可简单地套用到局部的地区、行业、环节或领域内，以防止经济结构失衡的加剧，防止出现地区性市场分割和“小而全”“大而全”的重复性资源配置。

从纵向看，应保障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环节畅通。在生产环节，减少和消除制度、技术、成本等方面的制约，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在分配环节，通过更加合理完善的收入分配体系促进生产、消费等环节的畅通。流通环节重点是打通生产、消费的中心环节，只有打通了流通堵点，才能真正发挥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但是，目前我国基础设施水平和流通体系现代化、一体化程度仍然不高，物流成本过大且效率较低。在消费环节，我国当前的消费率水平仍低于同期同等收入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释放消费潜能的关键，在于降低生产到消费环节的信息不对称水平，加强监管，提升消费产品质量，尤其在老龄化背景下，需要着重创新消费服务形式，不断满足消费者需求。

从横向看，应保障产业、地区、供给和需求间的畅通。在产业间，减少低端产品的无效供给和产能过剩，缓解高端产品的供给不足。当前，我国存在着产能过剩和产能短缺并存的失衡现象，一些传统产业的产品无法被市场完全消化，产能得不到充分利用。与此同时，公共服务、新产品，包括许多高质量的传统产品等又普遍无法满足人民需求。在地区间，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本地就业、增长水平，往往采用“以邻为壑”“画地为牢”等方式扶持本地企业，不仅阻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而且容易引发地区间重复建设、产业同构的问题，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实际上，产业、地区间的供需失衡问题归根到底是要素配置问题。目前，我国在不同维度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要素配置扭曲，引发了大量的生产效率损失，根本原因仍在于尚未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要素配置机制。因此，未来的关键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方向，优化要素配置，解决纵向、横向的不畅通问题。

（二）新发展格局是一种“改革深化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但是，改革走到今天，已经进入了“攻坚期”“深水区”，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导致一些地方改革“迟滞”“拖延”等现象不断增多，一些领域体制机制的弊端得不到实质性解决。例如，垄断性行业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缓慢、民营经济的生存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自主创新动力需要充分释放等。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会直接威胁到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格局以畅通国民经济的各个环节循环为主题，通过深化改革打通发展过程中的“堵点”“难点”，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新发展格局，依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和技术创新，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投入获得大的产出水平，不断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适应高质量、高效率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需要。新发展格局重视消费拉动的需求动力转变，强调创新驱动的要素动力转变，侧重服务业发展的产业动力转变，全方位推进的制度供给动力转变等方面，推进新时代经济增长的动力变革。

在本质上，新发展格局是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指南。因此，依靠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才能不断破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从而补齐经济发展的短板弱项，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三）新发展格局是一种“风险防范格局”

“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考虑是主动防范风险，维护国民经济安全，是一种统筹发展和安全风险防范底线管理的发展格局。

从国内形势看，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内循环中的技术创新等短板、弱项十分明显，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突出，因此，企业生产容易受到掣肘，随时面临产业链断裂的风险。可见，无论从国外还是国内形势看，启动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国际国内双循环格局进行风险防范是历史必然。

从国际形势看，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损失。伴随着世界各国内部矛盾的累积，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必须通过新发展格局对冲风险。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以来，整个世界经济政治局势动荡不平，中美关系渐趋复杂，贸易争端不断，打破了过去几十年全球贸易共赢的格局。在这种局势下，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国家间博弈方式，平添了很多不确定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则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的衰退和国际市场需求的萎缩，这就要求我国及时作出防范，重塑新的发展格局。

（四）新发展格局是一种“目标导向格局”

新发展格局的目标是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时代矛盾，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波动性和周期性，从而保障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目标。

一方面，新发展格局从一开始就具有突出的问题导向，是出于更有效地解决发展所面临的突出矛盾的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发展格局就是针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通过“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实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从而保障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的格局，最终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另一方面，新发展格局是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党的十九大提出，在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基础上，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现代化新征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具体部署了这一历史进程，在“十四五”期间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赶上当代中等发达国家；2050年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赶上发达国家，在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这一历史进程的实践，将根本改变现代化的格局和路径，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但也面临一系列挑战，新发展格局恰是应对挑战的必然要求。

三、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

在认识新发展格局四大本质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新发展格局是一种“整体性发展格局”，要求全面破除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质是供求均衡。供求均衡作为经济均衡发展的底层逻辑，也是新发展格局理论逻辑的起点；第二，新发展格局是一种“改革深化格局”和“风险防范格局”，表明新发展格局下实现供求均衡的战略支撑是创新引领，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而在这一过程中，又需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方向，以“一带一路”为战略重点，以“区域改革开放新高地”为战略突破口；第三，新发展格局是一种“目标导向格局”，最终服务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达到这一根本目的，需要以构建现代化的经济体系为目标，实现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一）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实质是供求均衡

新发展格局作为一种“整体发展格局”，旨在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因此，新发展格局逻辑的起点是供求均衡。供求均衡包括总量均衡和结构均衡。

1.总量均衡。

总量均衡是供求均衡的基础，总量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会形成经济短缺和通货膨胀。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落后，再加上长期忽视经济发展，以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出现的预算软约束等体制原因，供给能力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规模还是结构，都远远不能适应需要。这一期间因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发生过3次严重的通货膨胀，1985年（CPI上涨9%以上）、1988年（CPI上涨18%以上）和1994年（CPI上涨24%以上）。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生产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市场约束日益强化，近些年，我国总量失衡问题更多地演变为供给过剩和部分地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

2.结构均衡。

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资源配置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等方面的均衡，是现阶段应着力解决的问题。在产业结构方面，应着力破除并存的产能过剩和产能短缺的失衡现象。目前，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低端传统行业和低质量消费品及服务方面，而产能短缺主要表现在公共服务品、创新性产品和高质量消费品和服务上。在区域结构方面，地区间差异显著，2019年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均GDP水平已接近西部地区的2倍，南北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仍然巨大，未来“要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衔接起来”。在资源配置结构方面，仍存在一定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未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是新发展格局的体制条件。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城乡、地区间的收入差距问题依然严峻，这种差距的存在和扩大，会从总体上限制国民经济中消费需求的增长，成为国内大循环构建的障碍。

（二）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撑是创新引领

从世界经济大国博弈的历史进程看，一个明显的规律在于，“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之所以能够在与英国的贸易竞争中取胜，正是得益于技术创新和生产变革。这就意味着，创新引领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既是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也是摆脱西方国家“卡脖子”、提高国际竞争主动权、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面临着较为严重的资本和技术约束，自主技术创新的成本较高。当时，我国整体的发展程度较为落后，技术水平距离世界前沿面的距离较远，与发达国家不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能够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和吸收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快速实现技术进步，同时，降低技术创新的成本和风险，形成后发优势。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技术水平距离世界前沿面越来越近，与发达国家在创新领域的利益冲突逐渐增大，技术引进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不仅如此，对于那些最前沿的领域，也必须通过自主创新才能实现技术进步。

“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如果自主创新能力得不到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得不到根本性解决，那么国内大循环的构建也就无从谈起。现阶段，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着力破除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完善政策和法律法规，创造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动的体制环境”。而“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动的体制环境”需要在“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府搭平台”的创新体制机制构建框架下，改变传统增长模式以投资拉动和技术引进为主的技术升级路径，打破传统增长模式对企业创新积极性和创新能力积累的体制机制束缚，实现科技创新由引进吸收向自主研发为主的根本性转变。

（三）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

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潜能，随着国际经济形势变化、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趋势加剧、新冠疫情冲击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做好应对国际市场萎缩的防范，其战略基点便是扩大国内市场需求。这与新发展格局作为一种风险防范格局是内在一致的。

从投资需求看，2015年以来，我国工业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2018年工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达23.47%，制造业产值占全球比重已超过30%，拥有按联合国划分的41个大类、191个种类、525个小类部门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完整的产业链。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均超过50万亿元，但存在大而不强、大而不优，尤其是优质的投资需求不足，表现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信息化水平、产品质量等方面都与世界前沿存在着较大差距。对此，我国未来应围绕《中国制造2025》进行制造业转型升级，充足的投资需求潜力等待释放。我国仍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加速发展时期，完全有条件在未来释放出大量的投资需求。

从消费需求看，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达到8.5亿，占比60.60%，未来仍有巨大的空间释放“人口红利”，对消费方式水平和结构将产生深刻影响，拥有4亿多人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进一步支撑着我国消费需求的稳定基础。当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40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内消费品市场。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稳步提升，国内消费需求将进一步扩大。值得注意的是，在总量潜力巨大的同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制约消费需求的难题：进一步完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解决好人民群众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问题，充分释放消费需求。综上，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是扩大内需，并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实现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国民经济各环节之间的畅通循环、相互促进。

（四）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方向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新发展格局的重点任务之一是打通国民经济各个环节的堵点、畅通国民经济大循环。这就意味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方向。

第一，需求疲软导致的下行风险在于，无效供给得不到消化和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事实证明，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推进供给侧改革。”比如，“我国一些行业和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同时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依赖进口，国内庞大的市场没有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这种供需结构的失衡主要源于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资源大量被配置到那些市场无法消化的生产部门之中，形成了无效的供给和过剩产能，而那些市场需求仍未能得到满足的生产部门却获取不到足够的生产资源，形成供给的短缺。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归根到底是由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破除体制机制的不畅，对于无效供给的过剩产能予以破除，释放出更多资源用于创造有效供给，从而实现供给和需求的有效对接。

第二，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重要原因在于相应生产部门的生产成本较高。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中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土地红利、外贸红利逐渐变弱，实体经济的“硬成本”不断上升，进而为“软成本”的下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尤其是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清理涉企收费，降低用能、物流、融资等成本。从客观看，无论是当前民间投资增速下滑，还是外资撤离，都和实体经济成本过高有关，应进一步通过“放管服”改革实现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下降，也要对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的长期累积的诸多制度障碍（如融资困境、税负较重）予以破除。

（五）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重点是“一带一路”

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要高度重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并不是简单地强调国内大循环，而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通过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国民经济的新发展。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国策，新时代新型高水平的开放集中体现在“一带一路”建设上。因此，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出现经济疲软、“逆全球化”抬头的情况下，“一带一路”战略构成了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重点。

新发展格局下的“一带一路”战略，由我国倡议推动，基于沿线国家资源、人口、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各施所长、取长补短”。一方面，将对沿线国家具有发展潜力的优质且性价比高的产能因地制宜实现有效转接，能快速转化为高效率的生产能力，使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继续保持竞争力，从而“对内”实现要素有效配置、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通过满足沿线国家市场需求，加强资源开发和产业投资，延长产业链条，有助于东道国实现生产要素升级，产业结构优化，以促进当地经济增长，且通过促进就业提高东道国人民收入水平，改善生活质量。因此，“一带一路”能够实现我国与国际经济双循环的优势互补，使国内循环带动国际循环，再通过国际循环优化国内循环，构建新型互利互惠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一带一路”推动发展双边、多边自贸区与国际组织合作，能够促进商品与服务贸易，扩大投资，开展国际技术交流与合作，以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地参与到国际市场中，有利于激发技术溢出、制度创新、市场竞争活力，进一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劳动力结构、促进技术、制度以及管理创新，最终服务于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国内双循环。

（六）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突破口是区域改革开放新高地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历程，一个不可忽视的制度创新是以试点方式开展政策试验机制。试点作为一种以局部试验带动整体改革的渐进式治理机制，极大缓解了改革的不确定性，以较低的成本推进改革。“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因而，利用试点的方法，以区域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打造作为战略突破口，创造更多更好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发挥示范效应和引领效应，可以更为有效地带动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区域分化和差距过大是当前我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未来，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需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因此，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有利于打破既有的体制机制束缚，解决当前一些区域发展中资源配置和要素流动机制不畅、合作分工程度不足、重复建设等严重问题，形成新的增长极。新的区域性增长极的培育对于构建新格局具有示范引领作用。近年来，国内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增大，党中央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大胆设立各种经济“试验田”，意图通过这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构筑区域增长极，为我国经济崛起寻找新的突破口。

（七）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新发展格局是一种“目标导向格局”，其目标在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具体而言，现代化经济体系又集中表现在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全面开放体系和经济运行体系”几方面。

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是一种“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意在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的协同发展。具体而言，就是“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现代化的市场体系就是“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市场开放有序、市场竞争充分、市场秩序规范，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现代化的收入分配体系应当是“公平与效率携手并进”的分配体系，通过这一体系，实现“收入分配合理、社会公平正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现代化的区域发展体系要发展成为“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核心是实现“区域良性互动、城乡融合发展、陆海统筹整体优化，培育和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加强区域优势互补，塑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现代化的绿色体系就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现代化的全面开放体系，就是“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现代化的经济运行体系，就是“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实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

总之，“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是新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新发展理念的机制和条件。这种本质特征，也恰恰是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根本要求。

（八）新发展格局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对新发展格局的理解，必须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看待。新发展格局不是一时被动的选择，而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百年历史，实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新中国建国伟业，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创造了极为重要的制度基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探索，实现了社会主义中国“富起来”的全面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创造了人类反贫困的发展奇迹，并为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发展基础。在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了“强起来”的现代化新征程。新发展格局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面对挑战，把握这一新的历史性机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新发展格局被赋予了“更高起点、更高层次和更高目标”的使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更高起点”，就是站在我国过去四十余年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基础上，继往开来，对于我国未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作出新布局；“更高层次”，就是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突破现有体制的障碍，破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更高目标”，就是瞄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坚定地沿着“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一步步落实，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者：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刘瑞明，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本文刊载于宏观经济论坛（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