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调整之中，危与机同生并存，如何把握时代发展的契机，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尤为关键。2020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指出“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越有利于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这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首次正式提出。2020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表明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事实上，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是为了应对国际环境的变化，也是根据我国新发展阶段的特征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做出的必然选择。作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纲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加快构建与形成已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因此，正确理解和阐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厘清新发展阶段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是我们不得不面对和回答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一、正确认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是什么？这是我们首先应予以回答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7月21日的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换言之，在新发展阶段下，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虽有主次，但应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二者都是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那么，什么是经济循环？如何理解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新发展格局的“新”应如何加以理解？这是科学认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须厘清的基本问题。

（一）经济循环的科学内涵

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什么是经济循环？从地理范围来看，经济循环分为国际经济循环和国内经济循环。国际经济循环理论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他认为分工能够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国家间的绝对优势是形成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基础。针对绝对优势理论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比较优势是各国进行商品交换的基础和原则。在此基础上，约翰·穆勒进一步提出国际价值理论，认为贸易不仅取决于国家间的比较优势即成本，还与相互间的需求有关，国际贸易总量由每个国家的进口需求水平和弹性决定。关于国内经济循环问题，早在重商主义学派就有类似观点，如托马斯·孟主张进口原材料并出口工业制成品，借助国家的力量保护国内市场，限制自然资源的出口，实施关税保护，发展本国的制造业和高端产业。李斯特的国家发展阶段理论同样主张保护国内市场，认为当国家经济处于较为落后的阶段时，应实施贸易保护、发展国内生产力和建设国内统一市场。针对经济大萧条现象和既有理论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凯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认为需求也会影响就业和国家经济发展，而需求不足是由心理因素造成的，因此需要国家的干预政策来刺激消费和投资，促进有效需求增长。这些思想均为国内经济循环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

究竟何为经济循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较为完整的论述。他指出“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同时，他也分析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关系，“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的内部差别。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这意味着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互相影响，相互交叉，共同构成国民经济循环。其中，生产阶段属于供给端，消费阶段属于需求端，分配和交换属于流通领域。以单个产业资本的循环为例，可用资本循环总公式来表示：G—W...（P）...W'—G'。其中，G为投入生产过程的资金，W包括劳动力和生产资料，（P）代表生产过程，W'为最终产品，G'为收回的原始金额和盈余。资本循环包括三个阶段，G—W为购买阶段，（P）...W'为生产阶段，W'—G'为销售阶段，在资本循环中资本的三种状态分别对应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W'与W的不同之处在于W'是包含剩余价值的产品，只有W'在市场上成功卖出，其价值才能实现，得到的收入G'部分或者全部被用于重新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以进行下一轮商品生产。W'作为商品资本的职能是转化为货币，如果资本停滞在商品资本的形式，生产过程将无法继续进行，因此最终产品的价值能否实现，是生产能否顺利进行下去的关键。当最终产品卖出去后，其销售额的一部分用来补偿生产成本，另一部分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一部分用于资本积累以扩大生产，一部分用于非生产性消耗。资本循环过程中任一阶段的中断，不仅会对其他阶段的循环产生影响，也会对总循环产生影响。“在一个阶段上的任何停滞，不仅会使这个资本的总循环停滞，而且会使整个单个资本的总循环发生或大或小的停滞”，只有相继不断地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生产才能顺利进行。与此同时，马克思还将商品生产分为两个部类以此来研究比例性的问题，第一部类是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第二部类是生产生活资料的部门，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需要两个部类之间以及各部类内部的商品满足一定的比例关系。只有当两个部类生产的商品符合各自和相互需要的比例时，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因此，经济循环四个阶段的畅通要求供给和需求不仅在总量上，而且在结构上保持均衡。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国民经济循环是使适应我国发展阶段要求的再生产顺利进行。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性矛盾转化为结构性矛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因此我国国民经济循环的畅通要求经济协调均衡发展，解决制约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结构性因素，这样才能使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持续高效运行。

（二）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的辩证统一

国内经济循环是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个环节都在国内进行。国内经济循环的生产阶段，从原料获取到加工、组装等全部在国内进行；分配阶段和交换阶段属于流通领域，国内经济循环的分配阶段指收入分配和商品交换都是在国内进行；消费阶段在国内经济循环中既是生产的终点又是新一轮经济循环的起点，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消费，国内经济循环中的消费阶段指生产出的商品价值在国内得到实现，包括投资消费和生活消费。

国际经济循环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个环节部分在国内进行，而部分在国外进行。国际经济循环形式较多，如资源和市场“两头在外”，即原材料或中间产品来自国外，在国内进行组装和生产，再到国外市场进行销售。国际经济循环的生产阶段是指不同国家凭借资源禀赋参与生产的全球化，如部分国家以输出矿产能源为主参与国际生产，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环节，部分国家以高新技术优势参与国际生产，在全球产业链中掌握主动权；国际经济循环的分配阶段与生产阶段息息相关，越是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低端位置，在国际分配过程中越是处于被剥削地位；国际经济循环的交换阶段是指商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国际经济循环的消费阶段意味着消费过程突破了国家范围的限制，即消费的国际化。

那么，如何理解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的辩证统一关系？从现实情况来看，相较于以外循环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而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更加注重国内经济循环。换言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应以畅通国内循环为基础，即“以内循环为主体”，但并不是不需要国际循环，而是两者相辅相成，即“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两者是辩证统一关系。国内经济循环是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基础，国内经济循环的畅通有利于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激发内需潜力，进而吸引国际优质资源要素，提升我国的开放水平和产业技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我国的国内经济循环对世界经济也至关重要，我国GDP占全球的比重不断增加，2020年已达到17.5%，为国际经济大循环提供了动力和市场。我国参与国际循环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以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循环，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利于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占据更有利地位，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三）新发展格局的长期性

新发展格局究竟“新”在何处？实际上，经济发展格局是一个系统性概念，是指经济发展过程中各方面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内在结构的外在表现，涵盖了经济发展中的方方面面，如产业格局、区域格局、城乡格局等。新发展格局之“新”体现为新的供需格局、新的分配格局、新的生产格局、新的贸易格局等，其涉及经济发展目标的制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路径的选择和相关制度的完善等，反映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动态调整过程，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作为一个组合词，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发展格局的一部分，是部分与整体、特殊与一般的关系。这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与新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是坚持新发展理念下以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在于实现国民经济循环畅通，而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是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即新发展格局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高质量发展不是一时一事的要求，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要求。”回顾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第一阶段是经济恢复阶段。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我国的确立，但当时我国生产力发展落后，经济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此阶段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起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其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当时以计划经济手段、集中全国资源推动了工业化进程，但国民经济效益较低。第二阶段是经济高速发展阶段。1978年我国做出实行改革开放和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在此阶段，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是上一阶段主要矛盾的延伸。在这一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得到确立，极大地释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同时我国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使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在经济的高速发展中，经济失衡问题主要体现在需求侧，因此宏观调控政策也以需求侧为主。第三阶段是高质量发展阶段。此前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使居民收入提升和消费需求升级，但粗放型发展方式使得供给体系质量不高，难以与需求相匹配，从而引起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从总量性转化为结构性。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但国家并没有继续采取需求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而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调整经济发展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促进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拉动转向由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方式从注重规模和速度转向注重质量和效率。这一发展方式的成功转变也并非易事，不可能一蹴而就，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我国经济长期高速不均衡发展，造成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供需存在结构性失衡问题，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另一方面需构建完整内需体系，这些都是新发展阶段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策略。同时，我国经济循环的重点领域依然存在堵点和瘀点，如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生态环境保护面临较大压力等，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必须坚持持久战、从长期视角出发化解这些问题。

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

为什么要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是基于国际环境变化和我国新发展阶段特征做出的必然选择，既体现了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应对外部冲击的方式，有利于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是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统一。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此次我国采取调整发展格局，而非宏观调控的方式应对国际环境的变化，是由于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已经从量变发展到了质变，必须从全局高度出发，采取系统性策略。从全球经济情况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全球经济大循环表现为“欧美发达经济体借贷消费，东亚地区提供高储蓄、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俄罗斯、中东、拉美等提供能源资源”。但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复苏缓慢，日本、英国和欧元区陷入衰退，发达经济体结构性问题突出，经济复苏后劲不足，至今仍处于长周期调整阶段。全球总需求不振，国际大循环动能减弱，使外向型经济面临风险和挑战。从国际环境看，逆全球化趋势加剧，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美国为遏制我国崛起，对我国发起贸易战，对我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并通过各种手段限制我国高科技公司的发展。此外，新冠肺炎疫情使本就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冲击，国际市场需求进一步减少。

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来看，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更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规律做出的主动选择。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经济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但当时已经意识到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技术的重要性。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了我国当时工农业不发达和科学技术水平低的现实情况，并提出向发达国家学习。“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同时还主张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参与到国际大循环之中。20世纪80年代，以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兴起，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大循环的门槛。当时我国正值改革开放之初，虽然经济发展缓慢，生产技术落后，但具有劳动力廉价的优势，广东、福建等部分东部沿海省份开始通过以加工贸易的方式融入全球产业链。1988年我国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我国进一步嵌入全球分工体系之中，融入国际大循环。如图1所示，80年代我国东部地区的贸易依存度逐渐升高，在90年代初超过了50%，说明当时东部地区已经实现了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双循环”发展模式，并且带动了全国贸易依存度的提升。与此同时，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贸易依存度变化不大，仍以内循环为主。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东部地区和全国的贸易依存度进一步提高，以国际循环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系得到进一步确立。

尽管我国成功嵌入了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工业化的发展，但从总体上看，产业链的高端环节仍大部分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处于低端位置，即出口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面临着资源和技术的双重压力。同时，对国外市场的依赖也使得我国经济容易受到外部风险的冲击。因此，“十一五”规划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表明我国愈发重视国内需求。从2006年开始，全国和东部地区的贸易依存度均呈现出下降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出口造成严重影响，外贸需求减少，我国出台了“四万亿”计划以刺激内需增长。2011年“十二五”规划提出“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表明我国经济逐步转向内循环。

伴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与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的供需情况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从供给端看，我国劳动力和资源成本上升，要素禀赋发生变化，以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循环已不再具有显著优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整体水平显著提高，形成了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供应体系，具有强大的供给能力。从需求端看，我国人均GDP达到了1万美元，总量GDP占全球的比重不断攀升，消费需求潜力不断释放。同时，随着我国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对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有巨大需求。结合当前的供需情况，我国具备实现以内循环为主并带动外循环的基础。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其中畅通即指“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转向以内循环为主。结合贸易依存度指标来看，自2009年起，全国的贸易依存度持续低于50%，2019年已降至32%，说明整体来看，国内循环已经占据了主体地位。东部地区的贸易依存度虽有所下降，但依然集中于50%以上，说明东部地区仍然是以外循环为主体，需加快其转向以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是根据我国历史和现实做出的必然选择。

三、在供需协调发展中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在新的发展阶段下，我国经济循环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基础，但仍存在着一些堵点瘀点。从国内经济循环来看，生产阶段存在结构性失衡和产能过剩问题，会造成失业和生产资料闲置，进而对居民的消费和企业的投资产生消极影响；分配阶段存在收入分配失衡问题，包括居民收入两极化，区域、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要素间收入分配不合理等，会造成需求增长乏力和经济脱实向虚；流通阶段存在要素流动不畅等问题，这将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再生产体系的效率；消费阶段，我国内需潜力巨大但没有完全释放，原因在于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失衡，生产不能适应消费升级的趋势。从国际经济循环来看，我国在生产阶段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供给体系质量不高，高端供给不足，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突出，产业链存在短板，造成国民经济循环不畅；在分配阶段，我国凭借廉价资源优势参与国际大循环，利润率相对较低，在国际收入分配中处于劣势地位。只有疏通经济循环中的堵点瘀点，才能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吸引国际优质资源，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不难发现，这些堵点瘀点存在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诸个环节。从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的总体来看，疏通这些堵点瘀点不仅要关注供给侧，也要重视需求端。那么，如何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这将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现路径指明方向。

（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短板

我国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动了国家民主化建设，原有的经济体系不能适应新发展阶段的要求，因此需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在机制上要依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这是由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内生决定的，是贯彻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的战略抉择，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城乡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全面开放体系、经济体制七个方面，各个体系相互关联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而现代产业体系和现代市场体系是其核心。这就意味着应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一方面要求实现动能变革，即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另一方面要求实现资源流动的畅通，即现代市场体系的建设。具体来看：

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水平既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确保经济稳定安全的重要基础。如何提升产业链水平？主要依靠自主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产业链质量和竞争力。历史经验表明，每次科技和产业革命都会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升。18世纪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全球霸主；19世纪60年代以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美国、德国等国家超越英国，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20世纪50年代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加速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目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各国科技竞争加速，产业链、供应链竞争日趋激烈。从世界范围看，科学技术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因此加快自主创新，补齐产业链短板促进产业链升级，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畅通国内国际循环的关键。当前，我国已具备科技自主创新的条件：一方面，目前我国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本和潜在的科技优势；另一方面，我国市场规模大、产业体系完备，有利于新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及应用。创新带来的新产业和新部门，会进一步扩大消费。马克思在论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提到，生产力的提高要求生产出新的消费和扩大消费范围，“新生产部门的这种创造，即从本质上说新的剩余时间的这种创造，不仅是一种分工，而且是一定的生产作为具有新的使用价值的劳动从自身中分离出来；是发展各种劳动即各种生产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是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生产力提高使部分资本和必要劳动游离出来，创造出一个新的生产部门，以此来满足并引致新的需求。因此，我们应以科技创新为第一动力，疏通产业上下游关系，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建立起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化市场体系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发挥规模优势、促进资源高效流通的关键。统一市场对形成国内大循环、扩大内需、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至关重要。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国内市场分割现象依然存在，这点在要素市场上表现尤为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有自然因素、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等，其程度大小是三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基于此，打破国内市场分割的主要途径有两条：一是加大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降低流通成本，进而削弱自然性市场分割和技术性市场分割；二是要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和政策支持，如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大对中西部落后地区的政策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减小城乡差距；加强法制建设，提倡公平竞争，减少政策性歧视和行政垄断等。5这些均有助于打破制度性市场分割。当前，我国97%以上的商品和服务已经实现整合，而要素市场发展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不高，存在要素资源配置扭曲和效益低下等问题。因此，要积极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使要素等资源跨区域充分自由流动，进而实现要素配置效率的最大化，这也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

（二）扩大需求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2020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表明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巨大的内需潜力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和出发点。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的两端，在供需结构性失衡的情况下，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经验事实表明，我国内需规模潜力巨大，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对经济增长有强大的拉动力。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都通过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应对外部冲击，同时也推动了我国经济从出口导向型转变为内需主导型。2019年内需对我国GDP的贡献率接近90%，内需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在封闭经济体系下，需求主要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部分。投资需求疲软的根本原因在于供给侧创新不足，缺乏好的投资机会；消费需求增速不足，根本原因不在于居民收入增速迟缓，而在于供给端跟不上居民消费升级。如果仅仅从需求侧入手，简单扩大需求规模，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即使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从长期来看仍是不可持续的，甚至可能会加剧结构性失衡，使产能过剩更加严重，资金流向金融业和房地产市场，增加杠杆率和实体经济成本。因此扩大内需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使供给顺应消费升级的趋势，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畅通供求渠道，打通经济循环堵点，使国内市场成为最终需求的主要来源。投资需求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经济增长作用显著。扩大投资问题的关键不在扩大投资规模，而在于从供给侧创造出更多有效的、高质量的投资机会，以刺激出有效的、高质量的投资需求。

在社会再生产中，作为生产和消费之间的重要媒介，分配在扩大消费需求中也扮演着重要作用。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性扭曲是造成消费需求增长不足的重要原因，因此扩大有效需求还需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存在不合理之处，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增长最慢且占比不断下降，其增速长期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导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长期低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劳动者的工资对企业来说是成本，但同时更是内需的重要来源，是支撑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部分，因此在初次分配中要更多地向居民部门倾斜。我国居民平均储蓄率高而消费率低，其中储蓄率较高主要是由高收入群体拉动的，低收入群体的储蓄和消费都相对较低。提高居民消费率，一方面要提高不同部门不同要素不同区域之间收入分配结构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中等收入群体是消费的重要基础，我国拥有约4亿中等收入人群，但其占比不足30%，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同时，也要促进其消费率的上升。中等收入群体的负债率和生活成本较高，尤其是住房成本较高，房价和房租在居民支出中占比很大，高房价对居民的消费具有非常强的挤出效应，挤占了原本可以用于消费的支出。所以要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率，必须调整其支出结构，坚持房住不炒，使流向房地产市场的资金更多地流向消费市场，以优化居民需求结构和支出结构。

因此，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并与需求侧管理有机结合，其落脚点在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四、以“三有”经济体制为目标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制度保障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发展动力、条件和目标都发生了变化，对制度保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这就需要以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三有”经济体制为目标，使其能够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撑。

（一）规范市场秩序，改善营商环境

国民经济循环畅通重点要解决供需不匹配问题，这就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市场秩序，以适应新发展阶段下的新变化与新挑战。要建立有秩序的竞争机制，其核心在于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既有制度藩篱，以期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企业是市场活动的微观主体，也是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大框架下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坚力量。这就需要通过规范市场秩序、改善营商环境来保障企业的权利和利益，以更好地激发市场活力。第一，强化法治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也需要依靠法治来加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体系、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顺利推进以及监督保障机制的有效执行，都需要完备的法律法规制度来保驾护航。如进一步完善经济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包括退市制度、破产制度等；完善监督机制，形成市场经济的有效监管。第二，加强产权保护。完善的产权制度有利于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健全数字产权制度、完善土地产权制度、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都对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通过加强产权保护，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以知识产权为例，知识产权保护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关系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只有严格保护知识产权，才能优化营商环境、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关系国家安全，只有严格保护知识产权，才能有效保护我国自主研发的关键核心技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需建设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知识产权的全链条保护。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推动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改革创新，以促进创新要素的流动。第三，加快建立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新的发展阶段下，我国对外开放的环境、条件等均发生了新的变化，内需潜力的释放也需要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来融入国际经济循环之中，这就需要我们加快建立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包括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放宽市场准入规则、消除非关税贸易壁垒、健全外商投资审查和准入制度、实施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等，以促进形成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不断地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并在长期的探索中，将成功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我国的国家治理模式是发展导向型，这种治理模式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将我国的禀赋优势、国内经济条件和外部发展环境转化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合力。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国家治理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调整，“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我们提出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目标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与时俱进，既不能过于理想化、急于求成，也不能盲目自满、故步自封”。

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求其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特别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社会主要矛盾、经济发展条件和目标都发生了变化，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政绩评价方面，应放弃“唯GDP论”，更多地纳入与发展质量相关的指标，如就业、创新、环境保护等。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方面，通过明确其事权、财权等举措，促进两者职能互补，更好地促进整体与局部的协调发展。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方面，当经济较为落后时，“政府主导”的治理方式能够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发展；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政府权力过大的弊端便会显现，一方面会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另一方面会诱发寻租行为。因此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把更多的权力和资源还给市场，形成“市场主导”的发展模式，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通过制定国家的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在战略层面进行指导；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宏观调控，避免经济的大幅波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形成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等。

（三）加强区域间和国家间的制度对接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我国商品和要素等资源的跨地区自由流动存在制度性障碍，阻碍了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降低制度性市场分割，除了加强基本制度建设外，还需加强地区间的制度对接，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约束。如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受到户籍制度、医疗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制约，严重限制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不利于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因此需加强国内区域间的制度衔接，促进商品和要素的优化配置，为畅通国内经济循环提供保障。以粤港澳大湾为例，该区域内存在“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特殊情况，使区域内的体制机制建设存在法治方面的制度对接壁垒，应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强化合作、促进交流，并加强制度整合与制度创新，打通区域内经济循环的法治障碍。

同样地，国家之间也存在由制度差别带来的商品和要素的跨国流动障碍，特别是当国家之间功能相同的制度存在冲突或矛盾时，会产生“对冲效应”，造成国家间合作的效率低下。因此，加强国家之间的制度对接，对促进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交流有重要作用。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订，使成员国之间在贸易服务、关税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建立起多边合作机制，减少了贸易和投资的壁垒，促进了区域一体化建设。除了加入国际组织进行制度合作外，我国还可通过制度创新来减少与国际通行制度间的差异，如在自贸区和自贸港建立与国际贸易规则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包括市场准入制度、税收制度等，进而提升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促进国际经济循环畅通。

总之，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和现实需求出发，深刻揭示和系统把握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脉络，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要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特征出发，阐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明晰经济循环的概念范畴、“双循环”的辩证统一关系、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长期性等基本问题；然后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调整的实际出发，从经济史的视角深入剖析我国经济循环模式及其经济发展格局新趋势，进而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再进一步根据新发展阶段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堵点瘀点问题，发现其实质在于供需失衡，由此提出在供需协调发展中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最后，针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现需要创造什么样的制度环境来保障其顺利推进等问题，提出以“三有”经济体制为目标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制度保障，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转载自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及作者。

作者：范欣，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蔡孟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