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化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发展，对经济发展特别是收入分配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认为，金融化代表着经济活动重心从产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主要表现为金融利润占全部利润的份额增加，债务与GDP的比率提高，金融、保险、房地产部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以及金融工具种类增加，金融泡沫扩张。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认为，金融包含三个基本因素：非金融公司减少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增加金融资本；银行扩大中间业务，贷款给家庭部门；家庭部门作为债务人或资产持有者进入金融领域。金融化的发展使个人广泛卷入金融机制中，金融资本可以通过金融掠夺直接从个人收入中榨取金融利润。Hein等从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视角分析了金融化或金融主导资本主义的特征，认为金融化导致了总利润份额的增加，包括留存利润、分红和利息支付，因而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同时，工人工资和高管薪金差距以及家庭收入差距扩大。调节学派代表人物Boyer认为，金融化的发展使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和发展模式遭遇结构性危机，形成金融引导的体制和发展模式，其主要特征是金融和股东管理者联盟发挥核心作用，工资关系取决于就业灵活性，工资停滞、利润分享和养老基金与工人家庭收入的相关性增加，这与福特主义体制下资本劳动和解的主要特征相反。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认为，金融化的发展、金融衍生品和金融产品创新带来了更多的投机、更高的杠杆和证券化的扩张，股东价值导向成为当前公司治理的基石，导致管理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转变，使金融行业成为非金融部门的主导，随之而来的权力转变对收入分配有严重影响，造成功能性收入分配（资本和劳动）和个人收入分配（家庭之间）日益不公平。明斯基等认为，金融化形成了货币管理者资本主义主导，即“在系统性削价风险的环境下，高度杠杆化资金寻求最大化回报”，使信贷作用增加，金融和市场权力集中，短期导向行为的道德风险效应突出。

显然，金融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它造成的变革和影响是巨大的。不过，经济学界对这一经济现象的认识并没有达成共识，已有的研究更多地刻画了金融方面的变化及影响，对金融化现象背后的经济层面变化及其影响则缺乏系统性考察。有鉴于此，本文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考察金融化及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一、金融化：产业资本主导向金融化资本主导的转变

凯文·菲利普斯在《沸点》（1993）中率先使用了金融化这一术语，他在《肆意的资本》（1994）中，将金融化定义为“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的长期分裂”。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观察到资本主义经济活动重心发生了转变，把金融化解释为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

对于金融化，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解释认为，金融化就是“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行为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另有一些学者从利润来源或积累模式变化的角度来解释金融化，认为金融化就是一种积累模式，“利润主要是通过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生成”；第三种观点从金融部门的影响力角度把金融化理解为金融部门对全球宏观经济运行影响力不断提升的过程。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金融化是货币化、货币资本化和资本虚拟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国民经济的运动由于货币金融的介入形成了两个相互联系但又相互独立的过程，即实物运动和价值运动，在商品货币条件下，价值形式的积累和占有不会长期脱离实物运动。但随着现代信用货币体系的建立和金融发展，价值形式和价值运动的独立性不断强化，推动了货币化、货币资本化和资本虚拟化的快速发展，使价值形式的资本和收入占有及积累的独立性不断强化，脱离实物形式和实物运动的、以货币或货币索取权形式、所有权证书形式进行的积累不断增加，这是未来产品索取权和未来剩余索取权的积累，因此，金融化意味着资本和收入占有及积累方式的改变。

金融化的发展极大地强化了资本的流动性和扩张力，使资本日益突破产业资本循环周转的界限，扩展到与产业资本循环周转没有直接联系的领域，形成与产业资本主导的、不同的运动过程。

对于产业资本主导的社会资本运动，马克思做了经典分析。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产业资本直接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其他资本形式由于承担某些领域的职能而参与剩余价值的分割。在产业资本循环周转运动中，不断游离出货币形式的资本，而货币资本会通过借贷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形式返流到产业资本的循环运动中，尽管借贷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有相对独立性，但在产业资本主导的资本运动中，其所获利息和股息都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也就是说，这些资本形式都参与剩余价值的分割。所以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必须通过借贷资本市场和虚拟资本市场返流到产业资本循环中，参与产业资本的循环和周转，否则就会成为闲置的货币或可能的货币资本，失去其增殖性（见图1）。

图1  产业资本主导的资本运动

金融化的发展改变了产业资本主导的状况，使资本循环周转中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有了更大运动空间和投放领域，产生了独立的货币资本循环运动。

首先，金融化使货币资本在金融体系内部自我循环，并参与剩余或收入的分割。金融业也可以生产产品，不过不是物质产品，而是金融产品，而且金融产品的生产显然比物质产品的生产更容易，转向金融领域的资本可以通过生产和交易金融产品获利。随着金融化的发展和金融技术的创新，任何提供一定收入流或收入预期的领域、环节，都可以创造金融产品，甚至在虚拟货币或虚拟价值的基础上进行创造，如比特币、首次代币发行（ICO）等。金融体系创造了虚拟货币，同时也创造了以货币索取权形式存在的一切索取权及其交易投机活动。虽然它们对创造财富和价值没有任何意义，却能够创造财富和剩余的索取权，直接参与财富和剩余的分配，这是金融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次，金融化资本不仅能够参与产业资本的循环运动，而且不断开拓和扩张其活动领域，促成一些与物质生产领域没有任何关系，甚至与传统的非物质生产领域也没有任何关系的经济和金融活动，如“开矿”活动、代币发行等等，由此形成了不同于传统虚拟资本的、真正意义上的虚拟经济。这些虚拟经济活动，不创造任何财富和价值，甚至占用、浪费大量资源，限制物质生产和为物质生产服务的产业发展，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根据Krause和Tolaymat的研究，2016年至2018年上半年，挖掘价值1美元的比特币消耗的能量，是开采相同价值的黄金的3.4倍、铂金的2.5倍，且随着挖矿难度的增加消耗的能量不断提高，挖出1块比特币的耗电量增速已远远超过矿机效率的提升速度。2017年比特币挖矿业的电力消耗量相当于卡塔尔一个国家一年的电力消耗量，2018年其能源消耗量与阿根廷相当。

最后，金融化不仅使国内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积累同现实资本的积累在很大程度上脱节开来，而且全球化的发展，使二者在世界范围内分离。也就是说，金融化条件下，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配置，既可以购买商品和劳务，也可以进行金融投资或纯粹的金融投机活动，还可以进行不同货币形式的转换。这样一来，金融化会通过货币化、货币资本化和资本虚拟化机制广泛影响全球范围内的收入和财富分配。

可见金融化的发展不仅改变了资本和收入占有及积累的方式，而且形成一种新的资本形式，这种资本形式集流动性、增殖性、投机性于一身，不仅能够攫取产业资本循环周转中的剩余，而且能够攫取产业资本循环周转之外的剩余和收入，特别是会通过上述三方面金融活动获取利润或收入，我们把这种资本称为金融化资本。随着金融化的发展，产业资本主导逐渐被金融化资本主导取代，形成了金融化资本主导的资本运动（见图2）及其相应的收入分配机制和分配渠道。

图2   金融化资本主导的资本运动

二、金融化、金融化资本与金融利润

金融化强化了货币资本积累和虚拟资本积累的相对独立性，一方面使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进行相对独立的积累和循环，另一方面使金融领域的资本能够广泛渗透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和环节，借助于金融化机制或工具对这些领域和环节的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金融化条件下形成了一种新的资本形式即金融化资本，它不仅攫取生产领域的剩余或收入，而且把资本的触角深入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从产业资本循环周转的运动中获取剩余或利润，而且从远离产业资本、实体经济甚至同产业资本、实体经济没有任何关系的虚拟经济领域获取金融利润。

从图2可以看出，在金融化主导的资本循环运动中，货币与资本之间的界限消失了，即使单纯的货币，也可以转化为资本或借贷货币资本，通过这一转化，使其由一个固定的价值变为一个自行增殖的价值。这种情况下，货币资本的积累能够脱离现实资本的积累，更好地支配现实资本和生产运动。

货币资本或借贷货币资本起初以货币形式存在，但借贷行为一旦发生，货币转到贷款人手里，起初的借贷货币资本就作为货币索取权而存在了。并且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增加借贷货币资本，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下，可以通过纯粹的货币创造和单纯的货币转化实现借贷货币资本的增加。正因为如此，货币资本积累中的相当大部分必然只是虚拟的，它们像价值符号，只是价值的权利证书。正如马克思所说，货币资本的积累，大部分是对生产索取权的积累，是这种索取权的市场价格即幻想资本价值的积累。

金融化过程中，货币资本的积累伴随着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虚拟资本的不断积累，追求流动性、高利润的目标驱使货币资本家和金融机构不断开拓金融市场，创新金融产品和金融技术，不仅使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资产-债务链条不断拉长，而且衍生出越来越多的虚拟金融产品，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虚拟金融产品市场，为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扩张和膨胀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交易对象和交易场所，这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金融化的发展。

虚拟资本不是货币资本的不同存在形式，它是以纸制复本形式表现的资本，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因此，虚拟资本的积累依然可以归结为对劳动占有权的积累，正如马克思所说，虚拟资本“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为转移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并不是代表资本，那么，取得同一收益的权利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货币资本上”。同货币资本积累一样，虚拟资本积累也不等于现实资本积累，金融化条件下，即使没有发生任何现实资本积累，虚拟资本依然能够增加，特别是资产证券化和货币虚拟化发展的条件下，虚拟资本在虚拟价值的基础上被创造出来，吸收着越来越多的过剩资本。同时，由于较高的流动性和投机性带来的高收益，还会吸引部分职能资本从实体经济领域转向虚拟经济领域，引起资本的虚拟化。

由于构成虚拟资本的有价证券的市场价格“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这就使有价证券的市场价格不可避免地、部分具有投机性质。在金融化条件下，由于信用介入和金融支持，虚拟资本价值由预期决定的这一性质会导致其趋利性的自我膨胀，使虚拟资本内在的投机因素不断放大，市场交易过程越来越被投机因素主导，尤其是随着金融交易的加杠杆化及远离实体经济或资产的衍生金融产品的大量出现，逐渐形成了并不完全依赖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虚拟市场，吸收越来越多的货币资本。因此，金融化资本不仅通过借贷资本和虚拟资本的形式和渠道与产业资本、实体经济相联系，在参与产业资本的循环周转中实现增殖，而且通过金融化使货币资本流入远离实体经济甚至与实体经济没有任何关系的非生产领域，推动虚拟经济和虚拟资产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并通过虚拟经济活动和虚拟市场的交易牟利。

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化把世界各国金融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造成了现实积累与金融化资本积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脱节，使脱离现实积累和本国实体经济的金融化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循环。一方面造成一些国家进行货币或货币索取权或者权利证书的积累，另一些国家利用生产要素进行现实积累，同时部分国家特别是主导世界货币金融体系的发达国家的金融化传导至他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极大地拓展了金融化资本投放的空间和活动领域，使全球化的金融化资本既能够同全球化的产业资本融合生长，分享实体经济的果实，又能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拓展虚拟经济领域，通过创造和在全球范围内交易虚拟资产，实现全球虚拟交易市场的快速扩张。2001年以来，全球信用衍生品市场（全球信用风险转移工具市场）以每年超过100％的速度增长。可见，金融化资本积累并不依赖于现实资本积累，它具有极大的虚拟性。

随着金融化发展和金融化资本的扩张，金融利润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变量和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以至于一些学者如克里普纳把金融化同这样一种积累模式——利润主要是通过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生产生成——相联系。对于金融化条件下金融利润如何形成，其来源是什么，学术界有不同的解释。克里普纳把金融利润看作来自金融渠道的利润，在他看来，金融部门是经济活动中越来越重要的“利润源泉”。波林和范·特雷克则认为，金融部门并不创造价值，金融利润只能来源于已有价值的重新分配而不是新价值的创造。弗利认为，所有形式的金融收入都是全球剩余价值池的一部分，都是对剩余价值的分配和占有。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认为，金融利润主要是由借贷资本或闲置资本的所有者取得的货币回报，既包括借贷利息、股息和资本利得，也包括金融机构以手续费和佣金形式取得的利润。他认为在金融化条件下，从工人和其他人的个人收入中直接榨取金融利润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工人为了满足住房、消费、教育、医疗以及养老等基本需要日益被吸收进金融领域，这使金融机构能够从金融掠夺（financial expropriation）和投资银行业务中获取大量金融利润。

实际上，金融化条件下，金融利润不仅涉及剩余价值的分割，而且涉及资本和收入的重新分配。金融化形成了金融化资本主导的经济过程，金融化条件下的金融利润与产业资本主导下的金融利润不同，它不仅来源于产业资本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且越来越多地来自收入和资本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与商品交易中的商品化现象有直接关系。马克思分析的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在市场上与货币对立，货币是其价值的表现形式，该种类型的商品有价值基础，价格变动受到价值的限制。然而，商品化的物品虽然可以在市场以一定价格买卖，但它们不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没有价值基础，如股票、债券等等，它们代表的资本货币价值完全是虚拟的，只是取得收益的权利，其价格不过是取得收益权利的市场价格，不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因此，进入市场交易同货币对立的不仅有真正意义上的商品，而且有商品化的物品。伴随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越来越多的真正商品进入市场，而且越来越多的商品化物品进入市场，成为买卖的对象。马克思在分析虚拟资本时，就说明了股票等虚拟资本的价格形式上取决于取得收益的可靠程度和对未来的预期，不可避免地带有投机性。在产业资本主导下，商品化物品的生成和交易不可能形成社会范围内实现资本和收入再分配的机制，但金融化使产业资本主导被金融化资本主导取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前所述，金融化意味着社会越来越多地以货币、货币索取权、所有权及各种权利证书形式积累和占有资本、收入，这些资产本身没有价值，它们的市场价格仅仅是对未来产品索取权利买卖的价格。由于金融化的发展，金融体系能够在有收入流的任何环节或领域进行资产的创造，甚至在虚拟价值或虚拟货币基础上进行资产的创造，这类资产的市场价格会随着货币资本流入的增加而上涨，特别是随着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及其越来越远离与实体经济的价值关系，导致一些资产特别是缺乏价值基础的资产或商品化物品的价格在一定时期持续上升。在这一过程中，金融化资本通过创造和交易资产实现收入和资本的再分配，金融利润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源自这种再分配。而且再分配效应会随着越来越多的商品化物品和半商品化物品如房地产等卷入金融化过程而不断增强，为金融化资本和金融机构带来越来越多的利润。

从金融化及金融化资本形成过程看，由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化和金融化资本都具有全球性特征，因此，金融利润必然与全球剩余价值分割和资本、收入再分配相联系。

三、金融化、金融化资本与功能性收入分配

金融化改变了资本和收入的积累及占有方式，促成并强化了金融化资本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这对功能性收入分配必然产生重大影响。国外研究表明，金融化发展导致包括食利者收入在内的资本收入份额增加，劳动收入份额减少。按照Epstein和Jayadev的分析，广义的食利者收入是金融部门的利润以及总国民利息收入。OECD国家的食利者收入在20世纪80年代后显著上升，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极力通过牺牲工资收入和其他非食利者收入的方式来增加食利者收入。食利者收入随着金融化的发展而增加，而劳动收入份额随之下降，除去劳动收入份额中高层管理者的收入后，劳动收入的下降更加明显。埃克哈德·海因认为，金融化主要通过三种渠道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以及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平：金融化促使一些劳动收入份额高的部门向劳动收入份额低的部门转变；管理人员薪资和公司部门利息、股息上涨；金融化削弱了工会的议价能力。

实际上，国民收入分配中资本收入份额上升、劳动份额下降，是金融化发展导致金融化资本主导的必然结果。同产业资本主导不同，金融化资本的积累并不完全依赖于产业资本，金融化资本的利润也不完全依赖于产业资本带来的剩余价值，它可以借助于金融化机制实现资本和收入的再分配，如借助于资产创造和交易、金融投机、金融掠夺以及通过对缺乏价值基础的商品化物品的金融化获取金融收益等（这些在前面已分析），因此，金融化资本获得较高的利润率以及金融化和金融化资本积累带来的金融利润的增加，这本身意味着国民收入中食利者收入份额的增加，不利于产业资本的收入再分配，更重要的是不利于产业资本和实体经济的资本竞争。食利者收入增加如借贷资本的利息增加提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金融化资本的高流动性、投机性及其相应的高收益性，增加了产业资本在市场上取得新资本来源的竞争压力。这将驱使企业家或资本家更加严格地控制工资收入的增长，以压低成本来提高利润率，增强资本和企业竞争力；而当产业资本利润明显低于金融化资本带来的利润时，企业可能会减少实业投资，增加金融投资，导致产业资本的金融化，使企业增加来自金融投资的利润。产业资本的金融化进一步加强了资本竞争，而资本的竞争又反过来强化了金融化，在二者相互促进和相互强化的过程中，形成了有利于增加资本收入份额、降低劳动收入份额的趋势。

金融化发展及由此引起的金融化资本主导，不仅导致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收入所得者倾斜，而且影响收入在不同部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对金融化过程中金融化资本积累的分析表明，金融化发展使借贷资本和虚拟资本可以相互转化，并通过资本增殖过程和收入资本化过程紧密联系，且这两个过程与职能资本投资于金融市场的过程共同形成金融化资本主导的过程，造成脱离产业资本的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积累通过不同渠道和机制影响不同部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

首先，金融化资本特别是借贷货币资本的过度积累直接导致债务规模的扩大、杠杆率的上升，这自然强化了负债机制和利率杠杆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企业负债的增加和杠杆率的提高，将导致金融部门或金融企业在总利润中的份额增加，非金融企业的份额减少；家庭部门负债增加强化了金融在收入分配中的杠杆作用，特别是利率脱离平均利润率的制约，为高利贷打开了方便之门，这虽有助于增加金融部门或金融企业的收入或利润，却形成不利于劳动者、不利于劳动力再生产的收入分配格局。

其次，资产创造和资产商品化价格机制的杠杆作用。金融体系的资产创造和资产商品化价格机制，成为金融化影响金融体系盈利能力和社会收入分配的重要杠杆。金融化越发展，金融体系的资产创造能力越强，收入分配越有利于金融部门。从资产商品化价格机制来看，由于这些资产的价格是资产代表的产品或剩余索取权的买卖价格或幻想的资本价值，它不取决于自身的价值，而取决于能索取的产品或剩余的可靠程度和人们的预期，这使资产创造者和金融投资者能够通过投机性交易资产来创造金融收入。根据租金理论，租金的减少或增加依赖于市场各角色在获取收入中的力量对比与转移，当食利者阶层因收入增多而获取更多市场力量后会影响非金融公司的投资，利息、股息以及非金融公司的股份回购等金融报酬的增加对绝大多数公司资本投资都具有负效应，负向影响公司的收入分配状况。股票报酬是衡量管理者表现的工具，金融市场要求非金融公司获得更高的利润以提升股价，企业决策者、管理者则会以降低工资成本、投身金融活动、甚至作假欺诈来应对，这既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还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资源从工人和生产者手里被分配到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之中，降低了企业的潜在增长力和稳定性；工资份额因工人议价力量被破坏而下降；管理者薪酬份额因公司股东价值导向及董事会的金融化逻辑而上升；工人之间的收入因生产性工人地位下降、高级管理层和金融部门的力量上升而产生巨大差异。

最后，财富及溢价收益分配的金融参与机制和损失社会化的影响。金融化和金融化资本主导下，资本运动中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既可以通过借贷资本市场和虚拟资本市场提供给职能资本家，参与剩余的分割，也可以提供给任何能够带来剩余或利润的其他主体，用于购买特定物品或特定物质财富，这些物品由于需求增加而价格上涨，如果是真正意义的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引起供给增加，而特定物品或财富形式由于供给受到限制不能因价格上涨而任意增加供给，借贷货币资本持续流入会造成其价格一定时期内持续上涨，因此，特定物品的金融化带来财富在货币形式或虚拟货币价值上的改变及财富溢价收益的分配，形成了这一过程中金融参与的财富及溢价收入分配机制，这在房地产领域最突出。根据前面的分析，金融化限制劳动收入增长，影响劳动力的正常生产，使劳动者越来越依赖于信贷支持。劳动者通过住房信贷购买房产，增加了住房需求，如果其他情况不变，金融机构提供的住房信贷越多，住房需求增加越多，住房价格会上涨，房产增值，开发商因价格上涨而增加利润，提供住房信贷的金融机构获得利息。这一过程中，金融机构的利益通常是有保证的，因为金融机构提供住房信贷不仅考虑贷款者的还款能力，而且要以住房抵押为条件。要注意的是，借贷货币资本过度流入房地产领域，造成房价的过度上涨，购买者需要更多借款，从而形成一个螺旋。当贷款购房者的未来收入流普遍不能保证还本付息时，就会爆发系统性风险，并传导至其他领域。人们把金融化发展中金融网络结构某一环节的损失及其潜在、严重传导性的社会影响，称为“损失的社会化”，如金融化造成货币危机，使货币持有者遭受损失，国家救助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或向金融市场注入巨额流动资金让社会分摊损失等等。损失社会化实际上也是金融化发展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再分配形式。

四、金融化国际分配效应的思考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金融化资本可以通过操纵全球金融市场来获取各个国家的工业利润、金融企业利润以及股息和利息，使生息资本的相对独立性达到极点，造成了全球范围内一些国家是纯粹的所有权或权利证书的积累；另一些国家则通过货币或非货币金融资产的创造进行资源的国际转移，完成现实积累。因此，发达国家的金融化资本通过金融的全球化将其风险转移到其他国家，影响了这些国家的资本积累进程，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金融化资本对产业资本的制约。同时，国际性的金融化资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影响现实资本的积累：一是与东道国的垄断资本结合并控制该国的生产条件。以跨国公司为依托的国际金融化资本与东道国垄断资本结合并获取了大量利润之后，通过夸大账面资产的虚伪“再投资”以及额外加价购买母公司商品等手段回流到跨国公司的母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寄生性服务体系，影响了东道国产业资本的积累。二是利用国际金融市场监管漏洞进行非生产性套利交易，攫取大量的金融利润。与拥有大量金融化资本的发达国家不同，一般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制度并不完善，金融监管也存在漏洞，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非生产性的金融化资本会以热钱的形式在不同国家流入流出，不仅会通过加速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来影响产业资本积累，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各国的资源、财富等进行再分配。

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发达国家的货币特别是美元承担着世界货币的职能，金融化造成的货币资本的过度积累会通过贸易、资本和金融渠道输出到其他国家，导致相关国家货币或货币索取权形式积累的增加，引起实际资源、资本或收入的国际转移，这种转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进行国际金融掠夺的重要手段。随着金融化发展，国际范围内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过度积累引起的相对过剩增加到一定程度，必然引发货币贬值或索取权代表的虚拟价值的减少，使相关国家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化发展会造成全球范围内的再分配和损失的全球化。

本文刊发于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8期）。

作者：陈享光，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特政经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