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贺俊老师以移动通信产业为例分析了中国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我国的移动通信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在受到政府大规模干预的情况下实现了全球领先，走向了成功，这与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是相悖的。中国移动通讯产业成功赶超依靠的并不是中国政府的财政补贴，而是政府在产业发展战略、产业组织方式和产业竞争政策上的独特体制。首先是由政府制定的产业发展战略。在3G向4G演进的时候，中国采用的发展战略是牺牲部分知识产权，与欧洲LTE标准融合发展，快速占领了市场。其次是以举国体制为表现的产业组织形式。中国的移动通信企业在政府的推动下形成了一致行动的新型举国体制，在建设IMT（国际移动通信系统）时构建了技术、标准和产业统一推进的体系，在数十家单位的合作下快速推进了新技术的开发和推广。第三是政府塑造的产业竞争政策。典型的表现是在影响通信信号质量的频谱配置上，以计划分配的方式有效平衡了多家企业的能力，保持了新兴产业中的市场竞争。基于上述移动通信产业发展案例，贺俊研究员提炼出了产业竞争战略这一新的理论概念，并将这一概念与现实的经济改革相联系起来，提出在国家的规划层面上以及每个产业的发展中，都应当根据该产业的发展状况，注重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可以将产业政策分成三大类：选择性产业政策、功能性产业政策、全局协调产业政策。对于成熟的产业而言，选择性产业政策是最有效的。但对于新兴产业而言，应当具体分析。对于需要形成一致行动的产业，政府的干预非常重要；而对于不需要形成一致行动的产业则需要大规模试错，需要以功能性产业政策促进其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教授指出，在“以土地谋发展”的旧动能衰竭的背景下，数字经济能否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是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过去四十多年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通过将土地转变为资本的方式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缓解了发展中国家常见的资本稀缺问题，最终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转变。但随着土地出让净收益下降，土地抵押债务不断膨胀，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也面临挑战。地方政府未来的发展需要找到新的动能。其中，数字经济是当前最受期待的新的经济增长引擎。要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就需要使数据能够从资源转变为资本，进而推动经济发展。但数据的特性决定了这一转化无法通过政府垄断的方式进行产权和市场的安排。数据成为生产要素的关键在于其赋能能力。只有使数据参与到生产过程，实现与其他要素的相互组合，重新改写生产函数，才能使数字经济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而要真正发挥数字经济新动能的作用，确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未来发展模式，需要我们深化对数字文明形态的认识。借鉴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过程中社会形态变迁的六个基本要素，数字文明形态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六点：技术层面全面转向人工智能替代脑力劳动的知识创造；要素层面数据成为核心的生产要素；组织层面以平台作为经营主体的组织方式；活动空间层面从实体转向虚拟；制度层面围绕数据要素的特点建设产权和治理模式；人的行为层面人工智能参与并可能替代人的部分思考和决策。学界应加强对新动能与发展模式的关系、社会性质的重新认识、工业时代理论范式的创新拓展等领域的研究，着力推动理论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原党委书记高培勇教授围绕当前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主攻方向和着力重点，解读了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首先是改革的逻辑起点。在回顾财税体制改革历史脉络的基础上，高培勇教授指出，新一轮改革不是从零开始，而是站在现代财税体制建设已有成果之上。因此，在新一轮改革中需要继承过去十一年间围绕着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所取得的一系列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以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来定位财税，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应有的财税体制形态来定性现代财税体制，将财税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第二是改革的主攻方向。结合中央首次提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时间点，经济议题是本次财税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为此，在疫情过后公众预期和信心变化的背景下，后续的宏观经济治理应当将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新“三稳”之策作为经济工作部署的重要原则。第三是着力重点。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应当围绕着稳预期、强信心这一着力重点，以实现今年以及更长期的经济发展作为目标任务，盯住相关主体，通过构建相对合理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稳定地方政府预期，通过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稳定企业预期，通过完善包括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在内的分配制度稳定居民信心。

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洪银兴教授指出，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当是一个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要使市场经济充满活力。具体而言，一是要通过放开放活市场参与主体，确保各种所有制企业能够自主参与市场活动，保障企业的自主决策权。二是要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推动各种生产要素进入市场，确保这些要素在各自市场上竞争性地决定价格。三是要维护公平竞争，确保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规模的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上都享有平等地位，实现公平竞争。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完善包括产权制度、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和社会信用在内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另一方面，还要确保市场在有效的监管之下运行。国家要对市场进行调控，要防止市场失灵。一是要建立和运行市场规则，确保市场运行有序。二是管理市场价格波动，防止市场价格大幅波动。三是维护市场竞争秩序，防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为此，政府需要主动推动建设公平、充分、有效率的市场秩序，一方面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另一方面规范政府管理市场的行为，以此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秩序的形成。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联席所长、国家一级教授杨瑞龙教授指出，有活力的市场经济主体同时包括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两种角色，因此必须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找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兼容的途径。这是国企改革的难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命题。国企改革宏观上要求我国应实现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实现“国民共进”；微观上要求对国有企业的多元化目标进行分解，使单一的国有企业能够合理实现目标。在系统回顾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资国企改革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历程后，杨瑞龙教授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讨论了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关键。宏观层面上分类改革的核心思想是将国有经济按照产品性质维度和行业特性维度进行区分。对于公共产品的垄断行业，涉及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关于国计民生和公共服务应急能力的公益性领域，必须保持国有资本的绝对控制。私人产品的竞争行业，应该更多地推行市场化，按“竞争中性原则”，平等对待、实施透明度管理和政府补贴控制。中观层面上主要涉及自然垄断行业，在该类行业上游垄断环节应由国有资本保持控制地位，而对下游竞争性环节则应推进市场化改革，引入民营资本。微观层面上则要通过分类构建中国式现代企业制度、分类分层推进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分类完善国有企业的考核评价体系的方式，确定国有企业的经营主体地位。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谢富胜教授通过对马恩经典著作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及论述的梳理，阐明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结合新型生产关系而形成的生产力。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世界格局也发生了新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我国疏通经济运行堵点、实现高质量发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屹立不倒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后我国“大规模”“标准化”的生产一度创造了我国的经济奇迹。但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现有生产力下的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不适应，进而形成了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堵点。要解决经济循环中环环相扣的矛盾，仅仅通过提振国内消费、改善收入分配又或者减税降费等单一举措，极易顾此失彼。正因如此，只有发展新质生产力，从根本上变革企业组织形式，推动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实现生产组织方式网络化智能化，只有转变生产方式转变，才能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结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方向，谢富胜教授提出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四大措施：一是要创新生产组织形态，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建立支持数字化产业生态系统的体制机制；二是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健全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体制机制；三是与数字化产业生态系统相适应，完善推动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体制机制；四是持续完善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强化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动的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