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二)  标识性范畴是构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基本构件——以中国自主制度变迁理论为例

主讲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张宇

张宇教授围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创造、理论演进以及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涵和实践要求展开授课。首先，张宇教授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创举。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这一伟大创举的时代新篇，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随后，他回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 “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过程。随后，他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涵和实践要求，他指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着力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成熟定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两方面的优势更好发挥出来，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最后，张宇教授强调，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保障，而且有利于推动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主讲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经济学院教授

谢富胜

谢富胜教授围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展开授课，重点阐释当前共同富裕的理论分析、增长与分配的关系及其现实推进路径。首先，谢富胜教授指出，研究共同富裕应坚持问题导向，不能停留于概念阐释或对政策表述的简单验证，而要从现实矛盾出发寻找解决途径。当前研究主要强调壮大公有制经济，或通过二次、三次分配缩小收入差距，但两种观点都在不同程度忽视了非公有制经济在创造财富、吸纳就业和促进增收中的重要作用。共同富裕不能脱离生产方式单纯讨论分配，而应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通过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新价值并由全体人民共享。其次，谢富胜教授梳理了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与西方非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增长和分配的主要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强调供给、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认为经济增长具有改善分配的“涓滴效应”；非新古典经济学则从有效需求出发，讨论工资拉动和利润拉动的增长模式。他指出，这些理论往往将增长与分配简化为单向关系，难以揭示生产过程及其结构性变化。再次，谢富胜教授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强调生产是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基础，分配方式取决于生产方式及其创造的物质财富。马克思指出，在某些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力价值与剩余价值有共同增长的可能。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中工资与利润能够共同增长，是福特制生产、劳资协调、国家干预和稳定国际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后收入分化加剧，则与生产方式转型、新自由主义政策及“核心—外围”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密切相关。最后，谢富胜教授提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针对供需不适配、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和外部环境变化等问题，应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推动企业生产方式变革，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构建多层次国内生产网络，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借鉴“千万工程”经验改善乡村生产生活条件，发展县域经济；同时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经济良性循环中持续推进共同富裕。

主讲人

辽宁大学国民经济研究院院长、资深教授

林木西

林木西教授围绕宏观经济治理作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重要标识性概念的理论依据、历史演进、体系构成及实践要求展开授课。首先，他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系入手，指出学科体系是基石，学术体系是核心，话语体系是表达方式，教材体系是载体；在党的创新理论引领下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应提炼标识性概念、阐述原理性成果、构建原创性理论。他认为，宏观经济治理具有特殊性、主体性、原创性和示范引领性，是破译中国奇迹的密码，是“中国之制”的重要经验和政治优势，是推动“中国之制”转化为“中国之治”的有力保证，也是“中国之理”的重要标识性概念和中国国民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他梳理了宏观经济治理发展的四个阶段，即计划经济体制下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思想的形成，新旧体制转换时期宏观调节与宏观控制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以及新时代迈向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的新阶段，并指出其形成于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实践，既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知识、克服单一总需求管理的局限，又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再次，他从理论体系、方法论体系和治理体系三个方面阐释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理论上，应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统筹处理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总供给和总需求、新动能和旧动能、增量和存量、质量和总量、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之间的关系；方法上，应坚持稳中求进、系统观念、底线思维、破立并举和守正创新；实践上，应完善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和精准调控等工具，推动逆周期调节与跨周期调节有机结合，强化政策系统集成和取向一致性，健全重点领域制度。最后，他指出，应深化对经济工作规律性的认识，树立正确政绩观，提升政策执行、监督预警、风险防控、大数据辅助治理和数字经济治理能力，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主讲人

南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盛斌

盛斌教授围绕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演进、中国开放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以及新时代开放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展开授课。首先，他回顾了中国对外开放从设立经济特区、推进沿海和沿边梯度开放，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再到新时代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进程，并将开放模式概括为由“开发区模式”向“自贸区模式”转变。前者主要依靠基础设施、政策优惠和招商引资，具有增长锦标赛、要素单向流动和“洼地竞争”等特征；后者更加注重制度创新、政府职能转变、贸易投资双向流动和营商环境建设，体现为创新锦标赛和“高地竞争”。其次，盛斌教授提出，构建中国开放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应从中国实践出发做好中国叙事，提炼典型事实、概括中国特色，形成标识性概念与术语，揭示其因果机制和理论逻辑，并通过案例和实证研究加以检验，实现由中国特殊经验向一般经济规律的提升。再次，他分析了全球开放趋势、对象、政策、路径和议题的演变，指出全球化正面临逆全球化、地缘政治和安全因素上升的挑战，开放对象由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全球价值链、绿色贸易和数字贸易，政策重心由关税等边界措施转向规制、监管和标准等边界内措施，在多边机制受阻的背景下，区域、双边和诸边合作变得更加重要。随后，他重点阐释了制度型开放、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制度型开放以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为核心，依托自贸试验区、自贸港及高标准经贸协定推进；自主开放强调按照自身节奏扩大进口、开展对外投资和共建“一带一路”；单边开放则通过关税减免、免签等方式分享中国市场和发展机遇。最后，他指出，中国特色开放经济学应重点研究开放与保护、政府与市场、开放与产业升级的关系，并将中国经验转化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理论资源和制度方案，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主讲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范欣

范欣教授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性质、作用、行为规律、政策演进与治理效能展开授课。首先，他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指出资本是一种物化的生产关系，是能够创造剩余价值的价值，并区分了“资本一般”与“资本特殊”：前者体现资本作为价值、运动、生产关系、生产要素和权利的一般规定性，后者是资本在特定制度和发展阶段中的具体形式及其代表的生产关系。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商品货币关系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现实，决定了资本存在的合理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则为驾驭资本提供了制度优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具有多形态性和多元性，突出表现为公有资本的主体性以及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的协同性。随后，范欣教授从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辩证分析了资本的作用，指出资本能够创造财富、推动生产力发展、促进经济循环并满足多样化消费需要，也可能带来市场垄断、收入差距扩大、“脱实向虚”和消费异化。再次，他指出资本不断重塑权力关系、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进、在技术变革中革新生产方式以及目标由单一走向多元，强调应防止资本与权力勾结，处理好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范欣教授还梳理了我国的资本政策从否定和消灭资本，到支持和运营资本，再到规范和引导资本的演进过程，分析了资本无序扩张的多种表现，包括市场垄断、“大而不倒”、“脱实向虚”以及侵入非经济领域等。最后，他总结指出，提升资本治理效能，应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理论为指导，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健全资本监管和法治体系，明确资本运行的“红绿灯”规则，完善协同监管和穿透式监管，推动资本承担社会责任并注重生态效益，从而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主讲人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

邱海平

邱海平教授围绕新发展理念的提出背景、丰富内涵、理论精髓、原创性贡献及实践要求等内容展开授课。首先，他从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入手，回顾了新发展理念提出的客观背景和过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环境和我国经济发展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国内经济增速回落，发展方式亟待转变、经济结构亟待优化、增长动力亟待转换。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调查研究和科学研判形势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三期叠加”和经济发展新常态等重要判断，并于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推动我国经济全面转型和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导思想和重要遵循。其次，邱海平教授以创新发展和协调发展为例，阐释了新发展理念的丰富内涵，重点指出创新不仅指科技创新，还包括制度、理论、文化、产品、市场、业态和管理等多方面创新，贯彻创新发展理念，需要处理好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科技进步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协调发展理念不仅涉及城乡、区域、阶层、行业和产业之间的关系，也体现了统筹兼顾、协调各方的方法论要求。再次，他强调，从“五大发展理念”到“新发展理念”，体现了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在认识上的深化和升华，新发展理念的精髓在于，五大发展理念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必须一体贯彻，防止顾此失彼，同时又要结合不同地区和领域实际，把握好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随后，他指出，新发展理念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既揭示了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创性成果。最后，他指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宏观调控，统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坚持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以相关发展战略推动理念落地，从而促进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主讲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赵峰

赵峰教授围绕扩大内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构建新发展格局展开授课。他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畅通国内经济循环，着力点在于扩大内需和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首先，他从收入分配与经济循环的关系出发，阐释了扩大内需不能简单等同于提高居民收入。收入分配既影响消费需求，也是连接生产、投资和再生产的重要环节，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虽然有助于扩大消费，但其能否进一步转化为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升，还受到生产结构、投资机制和技术进步方式的制约。因此，扩大内需应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在合理提高劳动收入比重的同时，弱化投资的短期利润导向，增强投资对国内消费需求的响应能力，优化各生产部类之间的结构，推动消费潜能释放与有效投资相互促进，并推动技术进步由主要依赖资本积累，转向更多依靠创新和劳动者能力提升。其次，他从消费的时间约束出发指出，劳动时间延长一方面可能增加收入，另一方面也会挤压休闲和消费时间；当工作时间超过一定限度后，收入便难以充分转化为有效需求，甚至会加剧供需错位。解决工作时间过长和内卷式竞争问题，不能依靠单个劳动者或企业自行调整，而应加强劳动力市场的社会调节，并与扩大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推动产业转型等政策配套实施。最后，他指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筑牢国内循环基础、提升国际循环质量的重要条件。面对发达国家依托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形成的技术垄断，应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围绕重大基础性创新保持稳定持续投入，同时依托国内市场和产业政策推动自主技术应用，使创新成果、产业发展和研发投入形成内生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不能依靠单一政策，必须增强收入分配、生产结构、科技创新和产业政策之间的协调性、系统性与一致性。

主讲人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张辉

张辉教授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演进脉络与科学内涵、现实基础与建设路径、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链韧性与安全展开授课。首先，他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出发，梳理了党对工业化、“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及现代产业体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形成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的产业体系，促进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现代流通和现代基础设施协同发展。其次，他分析了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现实基础、主要挑战与路径选择。我国已形成门类齐全、规模庞大的制造业体系，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不断增强的创新能力和人才基础，但仍存在高端人才不足、基础研究薄弱、关键技术环节仍有短板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为此，应破解高端人才困局，加强基础研究投入，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坚持先立后破、因地制宜，推动新旧动能平稳转换。再次，他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阐释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分析其产业链、市场结构、区域集群和多元所有制企业协同发展的特点，并指出该产业仍面临技术瓶颈、投入压力、人才短缺、数据安全风险和标准体系不健全等问题，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区域协调、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和制度保障。最后，他从抵抗力、恢复力、适应力和全球价值链位势等维度分析我国产业链韧性，指出2018年以来产业链韧性虽有波动但总体增强，其中传统产业抵抗力较强，新兴产业适应力突出，汽车等转型产业表现较为均衡。应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数实深度融合、产业梯度布局、多元市场主体和高水平开放等优势，从战略引领、结构优化、治理创新、技术赋能和开放布局等方面提升产业链韧性与安全水平。

主讲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教授

刘守英

刘守英教授围绕自主知识体系的构成要件、中国特色土地制度的特征事实、中国特色土地制度的标识性概念以及中国特色土地制度原创性理论的构建四个核心问题展开授课。首先，他指出，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包括特征事实的提炼、标识性概念的提出、原创性理论的论证和知识体系的学理化四个环节，其中标识性概念处于核心位置。一个标识性概念应当建立在独特而可检验的典型事实上，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土壤，在长期演化中保持鲜明的本土特征，并对经济社会变迁产生基础性和根本性影响。其次，刘守英教授从中国与西方在国家—社会关系上的差异出发，将中国特色土地制度的特征事实概括为国家主导的农民土地关系、非排他性所有制、集体制下的权利分割、事实产权、村社型土地市场和家户主体地位六个方面，强调这些特征均根植于中国自上而下的秩序结构。再次，他从历史性、独特性和根本性三个维度论证“中国特色土地制度”何以构成标识性概念。在历史性方面，中国传统土地制度呈现出非排他性私有制、土地权利不断分割、以耕作权为核心的产权结构、发达的以租佃为主的土地市场以及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特征；在独特性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重构乡村秩序和现代国家秩序，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先后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家庭承包制和“三权分置”，通过持续的权利分割协调集体所有、农户承包和土地经营之间的关系；在根本性方面，土地制度贯穿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全过程，传统时期通过复杂的产权和契约安排应对人口增长与土地约束，革命时期通过土地改革重构乡村和国家秩序，现代时期既维护农民地权和农村稳定，又支撑国家工业化，并在改革开放后通过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和土地资本化形成“以地谋发展”模式。最后，刘守英教授提出，应围绕中国传统土地制度与传统秩序、土地改革与现代国家建构、土地集体所有制与国家现代化、“以地谋发展”模式的转型，以及中国土地制度与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开展进一步研究，从中国土地制度的独特实践中提炼具有一般解释力的原创性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