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主办了“如何实现高水平经济‘双循环’”线上研讨会。

会议由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杨瑞龙主持，聚焦“如何实现高水平经济‘双循环’”，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元春，以及毛振华、汪涛、管涛、张明、范志勇等校内外专家围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涵，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哪些断点堵点，以及化解这些断点堵点的政策选择等方面做了精彩发言。

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杨瑞龙指出，“双循环”的概念不是突然提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实施内循环和外循环相互配合的发展战略，而且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外循环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由此党中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因此，需要明确“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涵，以及如何处理好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元春认为，对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内各界人士已经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党和政府也组织了社会相关领域的专家对于“双循环”发展战略进行了多次解读。更重要的是，从2020年5月14日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多次在重要场合对“双循环”发展战略进行了强调和说明，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已经进行了深刻表述。“双循环”发展战略的内涵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必须要充分认识到，我国经济的发展必须从“以外促外”“两头在外”的外向型发展战略转换到“以内为主”“以内促外”“内外联动”的新发展战略。这种转换不仅是国际循环内生动力和发展模式发生巨大变化的产物，更是中国内部主要矛盾和新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从历史来看，任何一个大国在国际大变局中想要赢得博弈的胜利，就必须要以内为主，扎稳自身的基本盘，必须在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上实现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甚至卡脖子技术的全面突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发展与安全之间的统筹。因此，必须从这个高度来认识“双循环”发展战略。

第二，“双循环”发展战略必须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要同时达到这样的要求，“双循环”发展战略所依托的必须是国内分工体系、国内科学技术的动态良性发展。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必须以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为主体，而不是将我国经济运行的重心依托于国际大循环，依托于世界的技术进步，特别是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要把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放在更好地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和美好生活需要上面，促进国内分工体系、国内技术进步、国内市场的自我良性循环，构建以安全为底线、“以内为主”“内外促动”的新发展格局。

第三，“以内为主”并不意味着内循环是一个封闭循环。内循环是开放的循环：内循环必须要满足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要依存于更高水平、更加法制化、制度化的对外开放。但是，这种开放不是为了开放而开放，而是要以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和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以内为主”并不拒绝国际循环，相反，它要求我们要以更有弹性、更为安全、更为深入地参与国际循环作为前提和补充。

第四，必须以突破“卡脖子”技术、全面实行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作为动力源。目前，我国正处于大国博弈的关键期和民族复兴的窗口期，最重要的是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来源于我国高水平人才创新、全面技术创新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这个角度来讲，“双循环”不是静止的循环，而是一种动态的循环。它不仅要满足静态资源的有效配置，更重要的是要满足跨期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我们必须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显著制度优势，以及在创新、技术革命上的优势。

第五，在参与国际循环的过程中，必须“以内为主”，必须要以内生技术的发展和突破“卡脖子”问题为基础，重构我国国际合作的新平台、国际竞争力的新基础。一方面，要参与全球分工、全球资源配置，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我们就必须要有自身竞争力。而这种竞争力，不是来源于简单地参与国际循环，而是来源于我国国内大循环的畅通，来源于我国生产力的快速突破。另一方面，参与国际循环也要适应新形势下的国际分工。因此，对“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进出口贸易的制度安排等一系列对外政策上都要有新的认识和布局，而不是简单地依托于美国市场和美国技术。要顺应目前全球化周期性、趋势性和结构性的变化，在洞悉变化规律的前提下进行新的布局，通过这种国际布局来促进国内大循环的畅通，进一步形成利用国际资源国际市场的新制度基础和战略举措。

所以，理解“双循环”发展战略应当从以上五个方面来进行把握，不能简单化片面化地理解，从而成为个别错误思潮和激进理论的代言人。必须要进一步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重视我国国民生产循环体系的规律性，加强对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同时澄清某些错误的解读，强化思想的共识和行动的合力。

对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哪些断点堵点以及化解这些断点堵点的政策选择，刘元春教授表示，由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成为“十四五”规划的核心理论和主导思想，因此关键在于如何落实“十四五”规划的战略布局。

第一，必须要对目前理论上的噪音和杂音进行准确地批判，防止有人利用“双循环”战略表达其错误理念。目前，在社会各界仍然存在着以下问题。一方面，“新闭关锁国”论、新内卷论、“新出口转内销”论等有所抬头。另一方面，“战略问题战术化”。很多人对于“双循环”发展战略的理解非常狭窄，把“双循环”发展战略理解为短期的应对举措，而不是中长期的战略；把“双循环”理论理解为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扩大论析。还有把全局概念理解为局部区域的行动纲领。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在学习“双循环”理论时，认为一定要用“双循环”理论构建本地区的大循环。这表面上似乎在学习中央政策，但是，如果每个地区形成自己的循环，那么我国完整统一的市场就无法形成。因此，必须要看到局部地区是国内大循环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双循环”战略必须要有顶层设计，要有中长期和短期的衔接。因此，关键之处在于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框架下，加强对理论的理解和完善，从而推出中长期的顶层设计。在短期衔接方面，要把短期疫情常态化的背景下尽快实现国内经济的复苏当作目前的重要任务。我国之所以能够实现连续五个月外贸正增长，是因为国内疫情和国际疫情不同步给予我们全面启动内循环、构建“双循环”战略的契机。

第三，必须要与前期的战略和政策进行对接。“双循环”战略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2008年以来面对“逆全球化”趋势，中国从外向内进行转移进一步提升和深化的产物。因此，第一个要在新发展观中增加安全思维，第二个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全面疏通和对接，第三个要满足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第四个要紧紧抓住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同时要把改革开放作为动力源。总的来说，基础性改革依然是我国营商环境改善、实现国内大循环、打通各种断点堵点的关键。

第四，必须要全面启动核心技术攻坚战，改革科技创新体系，进一步落实创新驱动战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核心关键技术，牢牢把握住创新驱动这一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核心动力源。如果没有技术创新的突破，没有根本性地使生产力得到全面解放全面发展，那“双循环”发展战略就是无本之源。

第五，必须要适应国际形势，以高水平开放迎接未来格局的变化。因此，对于之前的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必须要有所调整，必须要在安全的前提下高质量地构建“一带一路”。另外，在金融开放上也要实现发展和安全的统筹，在全球资本布局上也要按照新的发展格局来进行。国际循环不是不需要，而是要更进一步地适应目前的新格局、新规律、新挑战。

研讨会上其他嘉宾也就如何实现高水平经济“双循环”做了精彩发言。毛振华教授提出，可以从补短板、培育新动力和新增长点、发挥海外华人华侨的作用、走节约型发展道路和推进市场化改革五个方面来突破国内大循环堵点。管涛强调贯彻双循环战略要坚持开放性，但金融开放需要注重防范金融风险。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明研究员重点阐述了构建国内大循环的三大支柱即：一是持续推进消费扩大和升级，二是努力推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三是加快要素自由流动和区域经济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