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5日上午，政治经济学大讲堂系列讲座第十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举行第14场讲座。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守英教授作了题为 “城乡转型的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报告。

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政治局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31次集体学习土地问题讲解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原国土部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协调人；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农村部副部长，中国经济时报社长、总编辑。兼任中国城乡发展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农村产权学会副会长、贵州省湄潭县农村改革总顾问，参与南海、义乌、泸县、余江等地改革试验。研究领域为土地制度与发展、制造业转型升级、城乡互动以及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等，曾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牛津大学、MIT等世界知名学术机构进行学术演讲和交流。近五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以及教育部人文社科攻关项目各一项，其余国际级、省部级、地方政府资助项目30余项；翻译著作主要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等，近年出版有影响的专著《中国土地问题调查：土地权利的底层视角》《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等，在《World Development》《Cities》《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China & World Economy》《China Economic Journal》《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新华文摘》《求是》《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00余篇。

刘守英教授讲课的内容主要包括城乡转型的政治经济问题、结构变迁方式与转型困境、城乡中国格局、乡村振兴的路径以及城乡融合的政策与制度创新等。

城乡转型的核心是结构变迁问题，结构变迁研究的是一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以及如何实现这种转变。刘教授纠正了两种错误的看法，即认为国家要实现结构转变必须以牺牲农业来实现工业化，以及忽视结构转变时农业份额下降的过程中农业竞争力的提升。刘教授指出工业化的本质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和转型升级，农业份额的降低是结构转变过程中的普遍规律，但结构转变并不能通过人为地降低农业份额来实现结构转变。由此，刘守英教授揭示出中国结构转变的三个反常规事实：一是农业就业份额下降滞后于产值份额的下降；二是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同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差距越来越大；三是农产品成本利润率持续下降，农业竞争力力越来越弱。

刘守英教授认为，当下我国农村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结构问题。乡土中国结构下，农民以农业为主、兼具工匠的角色。他们安土重迁，轻易不会离开家乡的土地。乡村治理采取双轨制，县以下的乡村高度自治，乡村的秩序主要靠传统规则的教化来维持。农业的产权以耕作权为中心，分为田面权和田底权。田面权是包含使用、转让、收益等权利，而田底权只有收取租金的权利。在乡土中国阶段，我国农村有机结构极具稳定性。

接下来，刘守英教授从梳理了我国乡村结构发生的变化。近代西方机器大工业冲击下，我国乡村结构开始出现破裂，乡村第一次危机出现。国家工业化的制度安排使我国出现以乡村产业窄化、农民贫困、农业绩效不佳、城乡断流为主要特征的乡村结构系统性危机。八十年代末乡镇企业的发展给农村带来了经济活力，但九十年代高速的工业化、城镇化导致农村资本外逃和青年人口流失，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全面停滞，我国是实质上处于“衰而未亡”的第三次危机之中。当下中国城乡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乡土中国”已经转型为“城乡中国”，实现了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乡土中国”，向乡土变故土、告别过密化农业、乡村变故乡、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的转变。

关于乡村振兴的路径，刘守英教授指出要重新认识结构现代化，将城市和乡村摆在平等地位上，确保城乡要素对流、协调发展。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结构变迁的方式与结果的区别，不能单纯追求工业化、城市化而忽视乡村的发展。工业化不仅能在城市和工业部门发生，农业也可以实现工业化。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推进我国城乡的融合发展。第一，要打通城乡之间的障碍，拆除城乡阻隔这堵墙；第二，乡村要向城市开放，城乡打通才能形成城乡融合的局面；

最后，围绕乡村发展的一些现实问题，刘守英教授与大家进行了交流互动。本场讲座内容的视野开阔、资料详实、概念新颖，兼具理论分析与实践考察，全面展现了中国乡村及城乡关系的变迁，得到大家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