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2021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共同举办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座谈会。

出席本次座谈会的嘉宾有：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刘伟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顾海良教授；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南京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洪银兴教授；南开大学原副校长、南开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原校长黄泰岩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灿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丁任重教授；山西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黄桂田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裴长洪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一级教授杨瑞龙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周文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元春教授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对本次座谈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对各位领导和专家学者的出席表示真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他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在党和人民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要历史关口，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六中全会于北京成功召开。这次会议聚焦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要成就和历史经验，是在建党百年历史背景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和时代性。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总结和提炼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本次座谈会的举办恰逢其时，意义重大。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刘伟教授认为，应该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中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历史逻辑来看，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以来，就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解决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问题；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解决了中国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以此来解决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国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命题。从理论逻辑来看，第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体系在中国具体实践中的系统运用；第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价值论基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强调人民至上的基本立场；第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阐述了一系列来自于实践的新思想，包括一些新术语的概括，特别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个基本原则。从实践逻辑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适应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指引着党领导全国人民全面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顾海良教授认为，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研究具有重要启示作用。第一，理论研究不能放弃历史。只有在历史的探讨中，理论研究的结论才会牢靠。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结合来看，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不仅给我们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提供了如何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史和实践史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方法论。第二，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将“八个明确”拓展为“十个明确”，不仅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还强调了新时代形成的五大理论既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五大理论，也是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最值得重视的五个方面，分别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

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南京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洪银兴教授指出，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就是坚持中国道路。党在百年奋斗中始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他从发展方式转变和新发展理念、二元结构现代化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发展之路、基于新发展格局的开放发展之路五个方面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他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国情而选择的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是已经得到举世认可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本世纪中叶我国必然能够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南开大学原副校长、南开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围绕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阐述了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三点体会。第一，要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内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根本保障，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发展目的，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根本动力，集党全面领导经济的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社会主义规律于一体的理论体系。第二，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意义和实践意义。一是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新的飞跃；二是为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理论指南；三是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学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学说。第三，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致力于新发展阶段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致力于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探索，致力于加快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探索，致力于在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坚持开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探索。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裴长洪研究员指出，之所以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的历史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推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因此，也应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写在中国经济学的旗帜上，独立自主地走经济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中国发展道路。第一，应当坚持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如果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都搞不清楚，那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第二，要认真学习、研究和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认识这个理论体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一致性、科学性、严密性，并加以经济学概念和逻辑的学理化，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经济学其他主要学科的基本理论架构和支柱。第三，要坚持独立自主地走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道路。坚持自我革命，立足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旗帜下坚持自己的独创性，不当西方经济学的附庸。

中央民族大学原校长黄泰岩教授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时间划分，从数据和经验的视角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确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数据的角度来讲，2010年我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工业产值成为世界第一；2011年我国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2012年，我国对外贸易成为世界第一。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和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目前，国内面临着新旧动能转换和消费升级两大问题，国际上又遭遇贸易保护主义、技术封锁等逆全球化潮流。从经验的角度来讲，国际上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1973年后，日本经济面临资源约束、引进国际经验和技术受阻、出口条件恶化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1980年日本提出“技术立国”，此后日本经济结构发生重大转变，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翻了一番，其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17%提高到31%。国内广东的经验也较为类似，2019年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比重高达37%，整个广东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比重高达2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因此，数据和经验都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原有的理论已经过时，新时代需要新理论的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确立恰逢其时。

西南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灿教授梳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实践而产生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为代表的理论创新成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理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的产业结构理论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理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她认为，从学科体系形成和理论创新来看，有三大经验值得我们充分关注：第一，实践始终是理论创新的基础；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构成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基本逻辑；第三，不断站在时代和实践前沿，推动理论的与时俱进。因此，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属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紧紧抓住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这一新时代特征，研究和揭示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下高质量发展的新规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生产关系研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四川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丁任重教授指出，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功道路。他认为，我们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具有四个方面的优势：第一，理论优势。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第二，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就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就没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就没有新时代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第三，体制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路线，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第四，政策优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始终做到既考虑当前利益，也谋求长远发展，把短期政策和中长期发展规划相结合；既考虑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性，又考虑当前发展的特殊性，注重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因地制宜、统筹兼顾，以保证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山西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黄桂田教授围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的历史中已经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但是，作为中国经济学科体系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没有完全实现中国化。在改革开放前，国内经济学界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自信，因为过去中国的发展还不具有典型意义。然而，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炼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已经具备了理论自信和制度基础。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教授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一方面，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于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的重大战略部署。这不仅是遵循经济规律和发展趋势、发挥大国优势的内在要求，还是应对新的机遇与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主动作为，也是实现我国更加开放、更加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更是统筹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安全的决策部署和提高人民福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主动选择。另一方面，构建新发展格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一是指出了经济循环的重点；二是明确了现代化建设的路径选择；三是拓展了世界市场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经济学院一级教授杨瑞龙教授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从改革的总目标、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托和路线图出发，梳理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方法——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关键是要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处理好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的关系，处理好增量推进的局部改革与全面推进的整体改革的关系。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更好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处理好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处理好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为此，需要总结和系统学习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成功经验。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周文教授指出，学者的任务就是要推进理论研究不断发展，而不是简单地喊口号。结合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内经济学者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如何把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目前国内经济学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市场经济的定义和内涵基本上都来自于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澄清过去对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一些错误认识显得尤为必要。第一，过去我们对商品经济的定义、市场经济的定义都存在从概念入手而不是从现象入手的问题。“研究问题要从人民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第二，过去我们认为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的低级阶段，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高级发展阶段。事实上这种认识是有误区的，商品经济也好，市场经济也好，本质上都是交换经济。商品经济强调的是交换经济的形态，而市场经济强调的是交换经济的体制，都是源于分工和交换的发展，而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本身。因此，市场经济不是天然产生于资本主义，要用更多中国的话语和经验重塑市场经济的内涵。

本次座谈会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谢富胜教授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