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推进教材建设——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

(二)  绪论

(三)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周文教授围绕教材第一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展开授课，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本章的教学目标、核心内容及特色；第二，本章各节的具体内容以及如何讲好这些内容；第三，个人的授课体会。首先，周文教授指出，本章的教学目标一是了解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的途径及实践，二是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三是重点把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构成。本章的核心内容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一关键词展开，阐释了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发展，再到新时代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发展过程。本章的特色在于是统领全书的主线、核心内容高度聚焦、对中国经济制度历史沿革的分析具有较高研究价值。其次，周文教授就本章包含的四节内容进行了详细讲授，并就如何讲好每一节的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为了讲好第三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教师应指出本节和第二节及第四节的关联，讲清楚为什么以及如何实现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同时要突出强调改革开放后对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最后，结合教材编写和教学实践，周文教授提出了对本章教学的几点建议：一是要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进行讲授，避免将课程讲成单纯的历史或政策解读；二是要引导学生思考知识背后的理论逻辑，如基本经济制度变革的内在原因和过程；三是针对研究生教学，可增加理论深度，如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如何在长期探索中形成的，其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如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等。

主讲人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常务副主任、教授

方敏

方敏教授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重点内容展开授课，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和“两个毫不动摇”等理论问题进行讲授。他指出，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中最基础、最核心的内容，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具有关键地位，其本质是生产资料归属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而非简单的物与人的归属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生产资料所有制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创新发展，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方敏教授强调，理解所有制问题需要把握两个维度：一是微观层面，所有制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键纽带，决定了生产要素的组织方式和劳动成果的分配形式；二是宏观层面，所有制通过劳动与非劳动要素的结合方式，成为划分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标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的形成既有自然历史演进的要求，也有人为建构的成分，二者辩证统一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标之中。对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衡量，不能简单依赖市场化统计数据，而应关注其对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和国家经济动员能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针对当前关于“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争议，方敏教授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正确认识消灭私有制的科学内涵。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充分利用各种生产要素、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与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不矛盾，二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之中。

主讲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吴玉章讲席教授

谢富胜

谢富胜教授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三个层次，围绕八个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进行了深入阐述。他指出，分配由生产条件的分配和产品的分配两方面构成。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规定了社会成员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以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决定了社会生产条件分配的基本状况和经济主体参与分配的形式。因此，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需要实行与之相适应的按劳分配。他强调，实行按劳分配的直接原因是旧的社会分工依然存在以及劳动依然是劳动者的谋生手段，是否实行按劳分配根本上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按劳分配实现了“形式上”的平等而非“实质上”的平等。无论在何种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都要首先将劳动者的个别劳动量转化为可以在不同劳动间进行比较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并以此作为分配消费资料的标准。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按劳分配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劳动者的收入与劳动贡献挂钩。市场机制调节劳动力供求关系，影响劳动者收入水平，但按劳分配仍然起主导作用。谢富胜教授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并阐释了按劳分配和其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理论逻辑。谢富胜教授指出，不同所有制下的工资存在本质区别。公有制企业中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者，尽管劳动者依然要以商品形式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工资，但这种工资不是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而是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具体实现形式。最后，针对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他强调要在共享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辩证看待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全面理解共享发展与其他四大发展理念的有机联系，以及共享发展如何指明了新发展理念的目标和方向。其次需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做到转方式、补短板、防风险。具体包括要推动生产组织的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解决高质量供给不足问题，使供求体系趋向平衡；要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要着力增强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最后，实现共同富裕还需要收入分配领域的系列改革措施。

主讲人

中国人民大学崇实书院院长、国家一级教授

杨瑞龙

杨瑞龙教授以如何讲授第四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题进行了专题讲授。讲座主要围绕六个核心问题展开。首先，杨瑞龙教授解释了为什么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必然导致短缺和低效率，因此，市场取向的改革是历史的必然。第二，杨瑞龙教授阐释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背后的逻辑，并回顾了我国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和市场化改革历程。第三，他系统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共性与特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备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这就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所要求的基本条件，我国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就是围绕这些基础条件的建设展开的，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建立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两大基本前提之下，并由此衍生出六大特征和优越性：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协同发展、追求共同富裕、竞争与合作并存、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结合、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第四，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杨瑞龙强调，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改革是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的从计划向市场转变的市场化道路。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是从“等级规则”配置资源转向“产权规则”配置资源。与“华盛顿共识”主张的“休克疗法”不同，中国采取了独特的渐进式路径。其特点有三个：一是利用已有组织资源推进改革，二是增量改革，三是先试点、后推广。第五，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杨瑞龙教授强调，讲好这一部分内容，首先要系统完整准确地介绍习近平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论述，然后用中国的案例、中国的事实来解释。第六，如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指出，这一问题主要可以围绕未来改革方向特别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来展开，并持续进行学术追踪，才能理论联系实际，把道理讲深讲透。

主讲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范欣

范欣教授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重点内容展开授课。范欣教授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旨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是一门兼具思政性质的专业课。教材明确给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提出了三个范畴来源：一是直接继承和运用已有的范畴，如“市场”“价格”等具有通用性的基本范畴。二是改造和发展原有部分范畴。基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对原有部分范畴进行改造和发展，以建立新的理论和解释新的问题，如“资本”“全要素生产率”等。三是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提炼出新范畴。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产生的新事物新问题，从具体上升为抽象，如“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新质生产力”等。随后，范欣教授重点讲授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农户这三类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主体。首先，他指出，国有企业制度的演变分为国营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和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三个阶段，并阐明了国有企业制度如何适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而演变及其背后的逻辑，强调了党对国有企业领导的重要意义。国有企业的核心特征在于其“国有+企业”的双重属性，即它既要遵循市场规律，又要承担稳就业、保安全等超经济功能。其次，范欣教授强调民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根本差异。他通过系统梳理民营企业发展史，明晰了民营企业在再生与成长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转型发展阶段的特征，分析了其治理结构和企业行为，强调了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第三，范欣教授立足于中国“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系统梳理了农地制度的演变过程及其对农户行为的影响。最后，范欣教授强调本章节需通过严谨的分析，讲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行为背后的学理道理哲理，鼓励教师们在授课中进行中西对比、补充鲜活案例、运用现代分析工具等，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相关内容，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生动写照。

主讲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陈彦斌

陈彦斌教授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治理的重点内容展开授课。他从中国国民收入水平的变化特点、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中国宏观经济治理和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宏观经济治理四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宏观经济治理的演进逻辑与未来方向。首先，他重新解读了中国的增长奇迹。他认为，西方新古典增长模型无法充分解释中国长达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增长奇迹的核心秘诀在于制度优势，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与市场经济的活力有机融合，并通过所有制、分配制度、市场体制及党的领导等多方面优势，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动力。在此基础上，中国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宏观调控体系。其次，陈彦斌教授强调，与西方以通胀为单一目标的模式不同，中国的宏观调控具有目标多元、工具丰富、方式灵活和机制协调的鲜明特点。这套体系在常规时期展现了强大的逆周期调节能力，在危机时期则具备卓越的反危机能力，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然而，面对当前的新挑战，传统调控模式已显不足。第三，陈彦斌教授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在需求侧，深层问题是债务通缩与工业供给内卷相互交织。在此背景下，单纯依靠降息降准等刺激供给的手段，效果有限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因此，必须从宏观调控上升至宏观经济治理，他进一步提出，健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的导向作用；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为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体制机制层面的关键支撑；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推动各项宏观政策形成合力；健全预期管理机制，营造经济稳定发展的良好预期。最后，陈彦斌教授分析了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给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主讲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教授

刘守英

刘守英教授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展开授课。他系统阐述了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表现，强调结构动能与发展方式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提出经济发展的核心在于解决两大历史性任务：摆脱贫困和建成现代化国家。刘守英教授指出，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结构动能是为了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持之以恒地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结构转变到提出“四个现代化”、到明确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直至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发展方式是实现结构转变的动力机制，以地谋发展模式是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地制度推动经济高增长和结构快速转变的典型案例。刘守英教授强调，随着结构质态变化和传统发展模式动力机制减弱，必须寻找新的结构动能和实现发展方式的正确转型。在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进程中，我们明确了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和新时代的硬道理，确立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时代发展理论。刘守英教授进一步阐释提出，新时代的结构动能是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要实现新阶段的结构动能，一方面必须实现以地谋发展模式的成功转型，另一方面以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新动能。他强调了传统模式转变中转型的重要性，结构动能中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的机遇，以及构建数字经济形态培育和发展新动能的核心要素和实现路径。

主讲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委员、教授

李琼

李琼教授围绕“世界历史”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倡议三个核心问题展开授课。首先，在对教材章节的逻辑主线及理论依据进行简要说明后，李琼教授从生产、分工与交换的相互作用，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关系、国内市场到世界市场的思想与论述，揭示了建立在生产的社会化基础上的国际分工与世界经济体系形成的理论逻辑，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学说进行了阐释和说明。她详细分析了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与演变，特别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的形成及其特点，简要介绍了国际经济学对当前国际贸易体系及秩序形成原因和过程的解释。其次，李琼教授回顾了列宁和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的探索，以及新中国对打破西方封锁、实现国际交往的努力，强调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渐进性特征和过程，以及制度型开放的含义及意义。她指出，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仅使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这一进程中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和马克思设想的现代化之路，在对外经济关系上超越了苏联模式和东亚奇迹。最后，李琼教授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和基本遵循，即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她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它创造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合作新模式，为重构全球治理范式提供了新思路，是对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