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是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理论结晶，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时代之问，构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说体系，并把其理论、方法运用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伟大实践，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统一，是源于实践又回到实践的科学创造。

一、历史背景：回答时代问题

“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探讨的主题集中在：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毛泽东时代，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范畴，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率领全党全国人民努力追求的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社会主义实践结合起来，即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第二次结合”。正是在这种“结合”探索中，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性质及矛盾运动规律，走出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完成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得以确立，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完成了中国人“站起来”的伟大历史创造。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率领全党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范畴，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系统性的理论。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便是这一理论形成的进程。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摆脱贫困的奇迹，实现了“富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下，要求回答的发展命题是如何“强起来”，即怎样在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内国际经济条件发生了深刻的系统性变化，一方面我国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是约束经济发展的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供给侧要素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极大地降低，需求侧的短缺格局根本性逆转，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为主拉动经济规模迅速扩张的增长方式遇到了挑战，进入新发展阶段之后，这种传统的增长方式既没有生产成本方面的竞争优势，也没有市场需求方面的支持。二是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经济规模达到新水平，潜在增长率出现下降趋势，增长速度出现“换挡期”，客观上要求从以往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这就要求重塑新优势，重构新动能，否则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当代世界高收入国家有70个左右（据世界银行分类），历史上这些国家自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到进入高收入阶段平均用了12-13年的时间，但在高收入国家中真正作为发展中国家成长起来的只有13个，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未能进入高收入阶段，有些发展中国家虽然达到了上中等收入水平，但经过数十年仍未能跨越过去，长期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如20世纪70年代即达到上中等收入但至今未能跨越的“拉美漩涡”国家，20世纪80年代进入上中等收入但至今未能跨越的“东亚泡沫”国家，以及20世纪90年代达到上中等收入而至今仍滞留于此的“西亚北非危机”国家，都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具体体现。我国以人均GDP水平为标志，2010年达到当代上中等收入水平，按照历史经验，需经12-13年左右（其中500万人以上的人口大国平均用时还要稍短些，大约在11-12年）。我国在2022年前后应实现跨越，考虑到稳健的跨越一般要达到高收入阶段起点水平（以1986年人均GDP6000美元为标准，2019年折算为12000美元以上）之上的20％-30％（为15000美元左右），这就需要根本转变发展方式。三是伴随经济发展达到新水平，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发生新变化，在世界经济发生深刻变化的过程中面临的逆全球化冲击和“修昔底德陷阱”危机日益增大。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总量占全球GDP比重为1.8％，现在上升为17％左右，我国经济规模在改革开放初期列世界10名之外，到2010年则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相比，1978年只占其6.3％，现在则占其70％左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在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中，出口需求起到十分显著的拉动作用，在长期增长中，年增长率超过10％的年份，相应的出口需求大多增长20％以上，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自其进口技术和资本品，向其出口消费品的经济环流，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则形成自其进口原材料、能源等初级产品，向其出口最终制成品的经济环流。在这一双环流结构中，中国居于枢纽地位，形成了所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格局。我们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原材料等资源型产品，利用我国生产成本低廉的优势进行加工制造，然后再向发达国家出口，同时从发达国家进口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提升制造生产能力，由此形成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目前我国工业制造业产值占全球比重在28％以上，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规模制造业国家，而且拥有联合国划分的制造业全部部门（666个小类）。但在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浪潮泛起，世界经济低迷，加之我国经济本身竞争优势也发生着深刻变化，因此“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格局难以继续，必须重构新的发展格局。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面对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两个百年目标的战略布局，面对当今世界正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如何把握历史性机遇，应对各种前所未有的挑战，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实现的最低纲领，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要回答的根本问题。

二、理论体系：构建系统性学说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有三大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居枢纽地位，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其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和方法的最为深刻的运用及证明，另一方面又是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基础。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一）明确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即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坚持怎样的原则，需要面对哪些基本问题

就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而言，习近平同志强调，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实现共同富裕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追求。二是坚持新发展理念。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面临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方面发生的变化，我们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的集中体现，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升华和总结，需要以此来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并破解发展难题。三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是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和党的执政地位的制度性保障。四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我国实践相结合、经过长期探索确立下来的，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实现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的制度安排。五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方向，首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统一起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造，是对教条式地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的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取得的巨大成功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正确的，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也是对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的重大突破。六是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我国经济发展已经深刻融入全球化进程，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影响不断深化，必须顺应这一趋势，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必将成为逐渐走向世界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是开放型经济理论，应当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总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原则上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方法、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深入结合起来，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方面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因此上述六方面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纳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新发展理念客观经济规律、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四个方面。

（二）概括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重要理论成果

习近平同志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取得的理论进展。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被邓小平同志称作“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成果，这些成果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发展，也是我们进一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概括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农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属性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习近平同志概括了9个方面的理论成果，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和理论探索的确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三）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说体系

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把“广义政治经济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且习近平同志进一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坚持的基本方法、应当破解的突出难题、应当承担的主要任务、应当达到的根本目标四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说体系和逻辑结构。

其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在于遵循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原则和根本标准。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史观为指导，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经济关系及运动规律，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特征，以实现不断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及历史进步性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展开的一切改革创新，最终的检验标准也在于是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其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破解的突出难题在于统一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根本性命题在于如何有机统一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显著特征，也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包括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西方资产阶级正统经济理论）教条的突破。在基本经济制度上，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方式与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与竞争性的市场配置资源机制能否统一？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各国改革实践史上，都是历史性的难题。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应当建立怎样的关系？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当代，都是世界性的难题。我国改革开放实践，创造性地突破了以往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机制根本对立的传统，在经济体制上，党的十四大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并将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目标导向；在资源配置方式上，根本性地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推动资源配置上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机制形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为实现“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有机统一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在体制转轨的目标导向上，既要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既不能固守传统僵化的体制模式，也不能遵循以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为特征的“华盛顿共识”。

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在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分析和处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利益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体现其“政治”要求，而“政治”的根本，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就是使拥护自己事业的人越来越多，使反对自己事业的人越来越少，即化解各方面阻力障碍，最充分地调动积极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画好最大的“同心圆”，求解最大的“公约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分析各种利益关系矛盾运动的特征和规律，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处理好各方面利益冲突，不断化解矛盾和阻力，不断增强和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正能量。一方面，在利益关系协调上，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要求，根据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明确必须尊重的物质利益原则及其实现机制，包括中央与地方之间、国家与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以及转轨进程中的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等各方面关系的协调。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最广泛和充分地调动积极性，必须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根本目标。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何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这种历史要求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统一起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分析的基本问题，是需要实践的主要任务。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切实在有效推动经济发展基础上更加充分地实现“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如何在分配方式上切实体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这不仅涉及能否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也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追求共同富裕的历史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研究的基本问题；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个体差异、尊重市场竞争法则与追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平、“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之间的辩证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承担的重要使命。

其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目标在于推动经济发展，现阶段目标是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建设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目的是指导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实践、推动经济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在现阶段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严峻挑战的历史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具体历史体现便在于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而进一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目标。具体到现阶段的发展实践，如何在“十四五”实现“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跨越，使我国经济进入当代高收入发展阶段？如何在2035年，在“十四五”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基础上，基本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再进一步，如何到2050年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赶上经济发达国家，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低纲领？

（四）凝练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和范畴，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革命”

一定的学科是否成熟，或者说具备作为成熟科学的条件，重要的在于是否具有公认的科学问题聚焦，即对研究对象的认同，同时具有公认的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即所谓科学的范式。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及其科学革命，被解释为由一种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革命性过渡。一般来说，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因而自然科学的“范式”（paradigm）能够形成，而在社会科学领域，作为科学成熟标志的“范式”始终是一有争议的问题。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虽然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点，但毕竟具有“科学”的性质，因此尽管是否形成成熟的范式仍是未能确定的问题，或者说，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其具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分析方法，同时具有自身特有的抽象意义上的学术范畴。政治经济学的革命，也需要以范畴的变革、术语的革命、话语方式的创新为基本条件。“范畴”的创新和变革事实上是对历史变化的回应。英国古典经济学资产阶级学者是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及相应的产业革命的历史回应，因而形成了所谓劳动、价值、价格、货币、商品、市场、产业、生产、资本、利润、工资、地租等一系列经济学范畴，并以此为基础结构形成古典经济学。西方庸俗经济学自“边际革命”起直至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是资产阶级学者对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发展和矛盾变化的历史回应，因而形成了生产费用价值论、一般均衡价格等新的范畴。这些范畴的变革本质上是分析方法的变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在对古典经济学批判性继承基础上，除沿用许多已有的范畴和术语外，还进行了深刻的术语革命。比如，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劳动、商品二重性（使用价值与价值）、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劳动力商品（雇佣劳动与工资）、剩余价值等范畴和崭新的术语（马克思称之为“崭新的因素”）。“劳动二重性”的提出，被马克思称作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是因为这一关于“劳动”术语的革命，使古典劳动价值论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科学劳动价值论的深刻变革，真正科学回答了“价值”的本质及其产生的源泉和运动形式问题。特别重要的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首次提出了“剩余价值”范畴。“剩余价值”作为崭新的政治经济学“术语”，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阶级立场的集中体现，是区别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根本标志，没有这一“范畴”的提出，便不可能产生被恩格斯称作马克思两大发现之一的剩余价值理论，而正是这一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因此，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变革，首先是以范畴和术语的革命为基础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同样需要“术语革命”，需要提炼特有的具有革命意义的新范畴。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术语革命”上做出了深刻探索。一方面从实践出发上升为理论，从具体出发上升为抽象，比如，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发展理念、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四化”同步发展、农民承包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统筹发展和安全等等。这些提法、范畴的凝练，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既是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术语革命”的体现。同时，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并不排斥国外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西方经济学关于金融、价格、货币、市场、竞争、贸易、汇率、产业、企业、增长、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一面，要注意借鉴”。这里的借鉴，重要的便是借鉴和运用具有一般意义的经济学范畴，当然也不能食洋不化。

三、实践运用：制定经济发展方略

（一）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经济发生的深刻变化，进而与之相适应，树立新发展理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中国经济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国际经济社会同样发生着深刻的改变，要求我们必须胸怀“两个大局”，把握历史机遇，迎接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必须清醒认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特征和规律，对社会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作出科学判断。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就是指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在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高质量发展之所以需要体现新发展理念，因为“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念不转变，发展实践不可能改变；发展方式之所以要根本转变，是适应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产生的历史性变化的需要。习近平同志指出，总体来说，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经济增长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这些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因此，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新常态之所以成为必然，重要的原因在于约束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发生了系统性变化。习近平同志深刻剖析了这种变化，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条件、经济风险、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方面系统阐释了新常态下的新变化。要适应这种新变化，必须根本转变发展方式。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摆脱“贫困陷阱”，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之后难以保持持续发展，长期滞留在“中等收入陷阱”，而有些国家则能够成功跨越，根本原因就在于能否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那些取得成功的国家，就是在经历高速增长阶段后，实现了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那些徘徊不前甚至倒退的国家，就是没有实现这种根本转变。经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上升不是线性的，量积累到一定阶段，必须转向质的提升。我国经济发展也要遵循这一规律。”

（二）怎样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怎样的机制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发展方式根本转变？关键在于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习近平同志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就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因为，“只有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更好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和赢得国际竞争主动，也才能为其他领域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那么，“现代化经济体系”包含怎样的内涵？习近平同志进一步将其概括为七大体系，包括：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布局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这七大体系是统一整体，要一体建设、一体推进。七大体系的有机统一要求一体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进程中必须明确主线，围绕主线形成相互间的有机联系，这一主线便在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同志指出，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发展从根本上要依靠供给侧推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已转化为结构性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其供给侧，主要表现在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三）以怎样的举措和方略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根本在于构建新发展格局，重塑竞争新优势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刻变化，使得竞争优势发生了根本转变，国际国内经济条件的剧烈变化，使得以往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成本低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和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方式推动经济循环的竞争格局难以持续，需要构建新的发展格局，重塑竞争新优势。这种迫切性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显得更为突出。因此，习近平同志针对国内国际的新变化，提出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题，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新发展格局是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面对国内国际环境发生的新变化，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实现“五位一体”现代化发展目标战略举措的系统性安排。

那么，怎样构建新发展格局？习近平同志系统阐释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原则。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以创新引领作为战略支撑，创新驱动是贯彻新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二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地，客观上“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模式已不能持续，而我国自身经济发展也已完全具备以扩大内需为立足点的条件；三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方向，一方面从深化供给侧改革入手，另一方面以克服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为主线；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以坚持开放型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为战略前提，开放是基本国策，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格局，而是以“一带一路”为引领的高水平的制度性的开放型经济；五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以区域性增长极带动为战略突破，包括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黄河生态保护与健康发展，等等，在振兴乡村、主体功能区合理布局、不断培育壮大新的增长极的过程中，形成战略突破的新高地；六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以“稳中求进”为工作的战略方针，一方面，“稳”主要是经济增长要稳，经济发展各方面要协调，经济政策要系统，另一方面，“进”主要是转变发展方式制度全面创新要深入，特别是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目标要求，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以上，通过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深入分析，对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特点和规律做出科学判断和阐释。据此提出树立新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根本转变发展方式的新要求，进而明确落实新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发展格局，形成有机联系的逻辑整体，这是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实践中运用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它不仅是科学的理论，同时更是革命的实践，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是理论的源泉。总之，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晶，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

本文刊载于政治经济学评论（2021年第1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及作者。

作者：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