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1978-2019年GDP平均增速高达9.5％左右，这使中国不仅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缩小了与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之间的差距。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自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提出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以来，经过几代人一以贯之、接续奋斗，总体而言，我国已经基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成效比当初预期的还要好。”中国现代化进程将进入为第二个百年目标奋斗的新阶段，即“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把我国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大报告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实际发展条件，将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的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20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由此可见，2020-2035年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也是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在此阶段，中国经济需要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为到2050年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当前，中国已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不再是经济发展所追求的唯一目标。但不可否认的是，经济规模的较快增长与人均GDP水平的不断提升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以及迈向现代化的重要基础。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现代化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均排在世界前列。因此，在2020-2035年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必须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此同时，政府也不应放弃对经济增长目标的管理与中长期规划。在经济增长目标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情况下，仍要积极发挥增长目标对经济发展的引领和带动作用，防范经济增速跌落到合理区间之外，规避在不可预期冲击下可能出现的失速风险。

因此，2020-203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合理目标是多少就成为亟待回答的关键问题。在明确经济增长目标的情况下，未来在不同情景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否能够达到这一目标，也是需要提前评估的重要课题。有鉴于此，本文将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以及迈向发达经济体三个维度，对2020-2035年中国经济的合理增长目标进行分析与研判。在此基础上，运用生产函数法预测2020-2035年中国经济不同情景下的增长趋势，从而对以上问题进行回答，并为中国如何更好地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二、2020-203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合理目标分析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是丰富的、广泛的。具体到经济增长层面上，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到2035年，“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基于以上设想与要求，本文认为，2020-2035年中国经济至少要完成人均实际GDP水平翻一番的增长目标，即实际GDP年均增速达到4.8％，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点考虑。

（一）2020-2035年人均实际GDP水平翻一番，能使中国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明确指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必须面临的挑战。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由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首次提出的。该报告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50多年里，全球101个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之中仅有13个成功发展为高收入经济体。大多数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都出现了经济停滞等问题，收入水平徘徊不前，甚至重新跌落至低收入水平。截至201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虽然迈上1万美元大关，但距离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12375美元还有一定的差距，仍属于中高等收入国家。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经济在2020-2035年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迫切任务。

需要注意的是，要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能仅以超过高收入国家门槛值作为标准。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经济体如果只是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略高于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那么很容易再次回落到“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拉美国家就是典型的例子。比如，巴西、阿根廷在2013年人均国民收入超过了高等收入国家门槛值3％左右，但随后均又回落至门槛值以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相比之下，智利与乌拉圭等国家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超过了高收入国家门槛值的20％以上，即使经济发展面临一定的冲击，也不至于重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值每年都有一定的变化，按照1990-2019年高收入国家门槛值的增长趋势，预计2035年高收入国家门槛值的名义值将在18200美元左右。以2020-2035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平均水平为6，GDP平减指数为2％作为基准情形，可以测算得到，如果2035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超过高收入国家门槛值20％，2020-2035年实际GDP的年均增速需要在1.1％左右。如果超过高收入国家门槛值40％，2020-2035年实际GDP的年均增速需要在2.1％左右。如果超过60％，2020-2035年实际GDP的年均增速需要在3.1％左右。由此，到2035年人均实际GDP水平较2020年翻一番，实现年均４.8％的实际GDP增速，能够大幅超过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完全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从跨越的时间点看，如果2020-2035年间保持年均4.8％的实际GDP增速，以超越高收入国家门槛值20％为真正跨越的时点，那么中国将在2026年前后完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使命。

（二）2020-2035年人均实际GDP水平翻一番，有助于中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

“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庄严要求。不可否认，影响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因素有很多，但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强弱是与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的。比如，美国、日本、德国等创新能力排在前列的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也均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根据世界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2019》，创新能力指数排在前10位的国家2019年人均GDP的平均水平高达约5.4万美元，是中国的5倍。可见，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这一目标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如果以《全球创新指数报告2019》中创新能力位列前10位国家的人均GDP水平作为参照标准，假设2020-2035年排名在前10位的创新型国家的名义GDP增长速度为3％，中国的汇率与GDP平减指数与之前的基准情形设定相同，那么，到2035年，中国如果要达到创新型国家参照标准的40％，2020-2035年实际GDP的年均增速需要在4.3％左右。如果要达到标准的50％，2020-2035年实际GDP的年均增速需要在5.9％左右。如果要达到标准的60％，2020-2035年实际GDP的年均增速需要在7.3％左右。由此可见，中国至少需要到2035年实现人均实际GDP水平较2020年翻一番的目标，才能为中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提供经济层面的保障。参见表1。

（三）2020-2035年人均实际GDP水平翻一番，将大幅缩小与中等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为2050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经济体水平打下坚实基础

党的十九大指出，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这意味着届时中国将迈入发达经济体行列。事实上，党的十三大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制定“三步走”发展战略时，最后一步目标就明确为“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相比于高收入国家对经济发展水平的要求，发达经济体的要求明显更高，这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从数量上看，2019年全球范围内的高收入国家共有70个左右，而发达经济体仅有39个。二是从人均GDP或收入水平来看，2019年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门槛值为1.2万美元左右，而发达经济体中人均GDP水平最低为2万美元，平均水平高达4.5万美元。剔除卢森堡、新加坡等体量偏小的经济体后，人均GDP的平均水平也在4.1万美元左右。截至2019年，中国人均GDP刚突破1万美元大关，这意味着，如果以发达经济体的人均GDP平均水平作为中等发达经济体的标准，那么当前中国人均GDP水平仅达到中等发达经济体标准的25％左右。

因此，2020-2035年，中国不仅要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要尽量缩小与中等发达经济体人均GDP水平的差距。如果以发达经济体的人均GDP平均水平（剔除卢森堡、新加坡等体量偏小经济体）作为衡量中等发达经济体的标准，假设发达经济体人均GDP的名义增长速度为3％，在基准情形下，如果要达到发达经济体人均GDP平均水平的50％，2020-2035年中国实际GDP的年均增速需要在4.1％左右。如要达到发达经济体人均GDP平均水平的60％，2020-2035年中国实际GDP的年均增速需要在5.4％左右。如要达到发达经济体人均GDP平均水平的70％，2020-2035年中国实际GDP的年均增速需要在6.5％左右。由此可见，到2035年人均实际GDP水平较2020年翻一番，将使中国人均GDP达到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的50％-60％，有助于到2050年使中国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经济体水平，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总体而言，2020-2035年是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以及追赶发达经济体等多重任务和挑战，这些任务和挑战对2020-2035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提出了约束性要求（参见表1）。综合来看，2020-2035年人均实际GDP翻一番是比较合适的目标。这既能完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任务，也能为中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提供保障，还能大幅缩小与中等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如果要实现2020-2035年人均实际GDP水平翻一番的目标，再考虑到人口因素的影响，在此期间中国实际GDP年均增速需要达到4.8％。

三、2020-2035年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分析

本部分将基于生产函数法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进行分解，厘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变化趋势，以及经济增长动力的变化情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2020-2035年中国经济增长趋势进行预测和分析，从而判断按照当前的经济增长趋势，中国到2035年能否完成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

（一）模型设定与数值求解

生产函数法是测算一国潜在经济增速与未来增长趋势的常用方法。相较于滤波法和SVAR模型等其他方法，生产函数法基于经济增长理论，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而有助于把握经济增长的核心趋势与特征。因此，本文使用生产函数法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进行分析。具体而言，本文将总量生产函数设定为附加人力资本的Cobb-Douglas形式：

其中，Yt、At、Kt分别表示实际产出、全要素生产率（以下简称TFP）以及资本存量；Ht表示附加人力资本的劳动，为劳动力数量Lt与人力资本存量Et的乘积；αt和βt分别表示资本和附加人力资本劳动的产出弹性，αt＋βt＝1。

在（1）式两端同时除以Ht，并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对资本产出弹性进行动态估计，由此设定状态空间模型如下：

假设αt服从AR（1）过程。θ为自回归系数，γt和ξt为独立且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c和b表示截距项，T为时间趋势项，以控制TFP的趋势变动。利用OLS回归确定模型的初始状态和参数初值，然后采用Kalman滤波对状态空间模型中的参数和未知变量进行估计，即可得到资本产出弹性和附加人力资本的劳动产出弹性的动态变化参数。得到动态变化的要素产出弹性参数之后，进一步估算TFP的增长率，即把（1）式转化为增长率形式，并将αt＋βt＝1代入，由此可得：

通过（4）式可以计算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及经济的潜在增速。贡献率方面，将各个要素的增长率乘以相应的要素产出弹性之后除以实际产出的增长率，即可得到各个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例如，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αt（dKt／Kt）／（dYt／Yt）。潜在增速方面，对附加人力资本的劳动和TFP等时间序列数据进行HP滤波得到趋势值，然后将趋势值和各年的资本存量值代入生产函数中，可以得到相应年份的潜在产出，从而可以计算得到潜在增速。

在模型的数值求解过程中，需要对现实数据进行处理，主要包括1978-2019年的实际产出、资本存量、劳动力数量以及人力资本存量。实际产出采用经GDP平减指数调整后的实际GDP，相关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劳动力数量方面，不同于已有研究直接采用劳动就业规模的数据，本文采用有效劳动的概念。这是因为，与发达经济体不同，中国第一产业的劳动效率只是第二和第三产业的1/5，而发达经济体的第一产业劳动效率与第二和第三产业是较为接近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第一产业存在一定的隐性失业现象，即在制度障碍下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完全向城镇转移，而只能为农业部门提供劳动力，导致人均生产效率偏低。因此，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不应将总体劳动就业规模作为劳动力供给数量。本文将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全部视为有效劳动数量，并根据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数以及第二、三产业人均GDP与第一产业人均GDP的比值测算出第一产业有效劳动数量。将三个产业有效劳动数量加总作为劳动力数量的代理变量。相关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人力资本方面，参照以往文献的一般做法，本文采用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这一指标衡量人力资本存量。其中，1978-1998年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数据来自王小鲁的研究成果。虽然1998年以来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公布了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的规模，但是该数据为抽查数据，抽样比仅为0.1％左右，难以全面反映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的总体情况。因此，本文结合2000年和2010年更为全面的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由调查抽样数据测算得到的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速进行了调整。

资本存量方面，使用已有研究中较多采用的永续盘存法对资本存量进行推算。核心的估算式为：

Kt＝It／Pt＋（1－δt）Kt－1，Kt、It、Pt、δt分别表示第t期的资本存量、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与资本折旧率。具体步骤如下：第一，确定资本存量的基期。本文以1978年作为基期，数据来自Hsueh和Li。第二，统计各年固定资本投资总额与价格指数。1979-1990年数据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1991-2019年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第三，设定资本折旧率，参照王小鲁与陈彦斌和刘哲希等研究的一般做法，设定为5％。在得到各变量的数据序列后，由于状态空间模型需要满足变量平稳与协整的条件，要对各变量进行AＤF平稳性检验与Johansen协整检验。通过检验后，借助由（2）和（3）式构成的状态空间模型对历年资本产出弹性和附加人力资本的劳动产出弹性进行估计，则可以估算出中国历年的TFP增速，进而计算得到1979-2019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

（二）1979-2019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变化与增长动力分析

表2展示了1979-2019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与各增长动力贡献率的测算结果。从潜在增速的变化情况来看，可以将中国经济增长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2013年。在此阶段，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平均高达9.5％以上，而且2000-2007年间受益于市场化的持续推进与加入WTO带来的全球化红利，潜在增速平均水平更是达到10％以上。长达3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由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这一阶段的实际增速基本上是围绕着潜在增速波动，经济偏冷与过热现象交替出现。例如，1989年和1990年物价闯关失败后，实际增速仅为4％左右，低于潜在增速水平6个百分点；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期，中国经济增速高达14.2％，高于潜在增速3.3个百分点。

第二阶段是2014-2019年。此阶段经济的潜在增速平均值下滑至7.25％。逐年来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从2014年的8.3％下滑至2019年的6.5％，下滑幅度较为明显。潜在增速的下滑符合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与理论。这是因为，一个经济体随着经济体量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其资本存量会逐步接近稳态值水平，技术水平也愈加接近前沿水平从而后发优势减弱，这些因素都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不断放缓。从国际经验来看，德国、新加坡、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历过高增长的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大多是在高增长开始后的第三个或第四个十年开始回落。例如，韩国1963-1997年实际GDP增速平均高达9.6％，而1998-2007年实际GDP增速均值下降至5％，2008-2018年增速均值进一步下滑至3.1％。另外，在潜在增速下滑的同时，2014-2019年我国经济的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运行一直处于产出缺口为负的状态，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因此，在第二阶段，中国经济实际上面临增速趋势性下滑与周期性放缓的双重挑战，核心特征与第一阶段截然不同。

从增长动力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等要素驱动，对TFP和人力资本的依赖程度偏低，这也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国际经验。一般而言，一国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大多处于人均资本存量与劳动参与率较低的状态，因而增加资本投入与提高劳动参与率是提升经济增长速度最直接的方式。但是，资本边际产出递减、人口红利难以持续等因素使得资本与劳动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减弱。相比之下，人力资本与TFP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特征，尤其是当国家经历了早期资本快速积累而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人力资本与TFP对经济增长更为重要。更进一步看，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主要呈现出三个特征：

一是资本积累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虽然“调结构”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但实际上经济对资本积累的依赖不仅没有减轻，反而进一步增加。2008-2013年和2014-2019年两个时期，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97.8％和99.7％，这主要是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房地产投资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不过从2016年开始，中国经济对资本积累的依赖程度开始减弱，2019年资本积累的贡献率下降至86.8％。

二是受人口红利不断衰减的影响，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呈现下滑态势，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未显著提升。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乡之间人口流动性的不断增强，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工业和服务业部门。1979-1989年，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5.6％，1990-1999年的贡献率也达到15.2％。然而，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滑，2014-2019年间的贡献率仅为10％。从国际经验来看，在数量型人口红利不断减弱的情况下，质量型人口红利的释放就至关重要。但遗憾的是，当前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未超过劳动力供给，质量型人口红利还未得到有效释放。刘伟和张立元的测算结果表明，中国人力资本质量水平显著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增长速率逐渐放缓，这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TFP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下滑。改革开放以来，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建立与完善以及国企改革等多项改革举措的实施，TFP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有所增强。然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TFP增速由正转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下降。TFP增速之所以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出现明显下滑，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全球经济放缓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全球化红利消退。其二，伴随技术水平逐步接近全球前沿水平，技术追赶效应不断减弱。其三，市场化改革步入深水区导致改革红利减弱。其四，全球金融危机后对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稳增长”的依赖，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其五，高债务下“僵尸企业”等问题难以得到解决，进一步恶化了资金配置效率。不过，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要举措的实施，TFP增速自2016年开始回升，至2019年已由负转正，增速达到0.2％。

（三）2020-2035年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分析

在厘清1979-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变化的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对2020-2035年中国经济增长趋势进行预测和分析。具体而言，先对资本存量、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TFP增速以及要素产出弹性五个核心因素的趋势进行分析判断，再基于生产函数法对经济增长趋势进行测算。

（1）资本存量。本文设定2020-203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继续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2020-2025年实际增速平均为5％，2026-2030年为4％，2031-2035年为3％。该设定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从理论上看，经济增长理论指出，随着资本存量逐步收敛至稳态水平，资本积累的增速也会相应地不断放缓。其二，从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来看，消费占GDP比重上升、投资占GDP比重下降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同时，房地产长效机制的构建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的出现，将对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形成较大的制约，而这两部分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40％以上。因此，2020-2035年投资难以回升到以往的高增长态势，资本存量增速将呈现稳中趋缓的状态，由9％逐步下滑至4％左右。

（2）劳动力供给。伴随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速，2020-2035年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15-64岁）数量将继续呈现下降态势，而且降幅将持续扩大。根据联合国《全球人口展望2019》对中国2020-2035年劳动适龄人口的预测结果，本文设定2020-2025年中国劳动力规模的平均增速为-0.07％，2026-2030年的平均增速为-1.42％，2031-2035年将进一步下降为-3.43％。

（3）人力资本。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2019》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发达经济体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均在13年左右，显著高于中国当前10.6年的水平。考虑到2035年中国要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文设定到2035年中国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3年。由此，对2020-2035年各年的人力资本增速进行推算，得到的年均增速为1.2％。与过去15年（2005-2020年）平均1.5％的增速相比，人力资本增速略有下降，但这也符合近年来中国人力资本增速放缓的总体趋势。

（4）TFP增速。2016年以来中国TFP增速开始呈现回升势头，2019年TFP增速由负转正，扭转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TFP增速持续为负的局面。展望2020-2035年，一方面，新一轮以数字化和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将对TFP增速形成较强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与制度红利的进一步释放也将对TFP增速起到推动作用。由此，本文设定2020-2035年中国TFP增速将摆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低迷时期，逐渐回升至1979-2007年0.8％的平均增速水平。

（5）要素产出弹性。本文基于状态空间模型得到了时变的要素产出弹性。整体上，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产出弹性在下降，附加人力资本的劳动产出弹性在上升。2019年资本产出弹性降至0.54，附加人力资本的劳动产出弹性为0.46。假设2020-2035年各要素产出弹性延续之前走势，那么到2035年资本产出弹性将逐步下降至0.45左右，而附加人力资本的劳动产出弹性将逐步上升至0.55左右。要素产出弹性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对高投资的依赖程度将逐步降低的发展趋势。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资本产出弹性一般在0.4左右，附加人力资本的劳动产出弹性一般在0.6左右。可见，到2035年中国的要素产出弹性与发达经济体将更为接近。

基于以上设定，可以得到基准情形下2020-2035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预测结果（见表3）：2020-2035年潜在增速的平均水平将下降至3.76％，其中，2020-2025年的年均增速为5.12％，2026-2030年为3.99％，2031-2035年为2.21％。由此，在基准情形的经济增速水平下，到2035年人均实际GDP水平仅为2020年的1.7倍，难以完成翻一番的目标，从而也难以达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

除此之外，本文还模拟了偏乐观和偏谨慎两种情形。偏乐观情形主要考虑以下几方面因素：一是以数字化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将对全球和中国经济技术水平的提升产生更为广泛和迅速的推动作用，参考陈彦斌等的预测，TFP年均增速或将额外提高20％，即提高至基准情形的1.2倍。二是以城市群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与以“新基建”为主要抓手的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启动，将会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形成推动，乐观情况下预计2020-202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平均将达到6.5％，2026-2030年为5％，2031-2035年为4％。三是质量型人口红利释放速度加快，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到2035年将上升至13.5年，比基准情形增加0.5年。由此，在乐观情形下，2020-2035年的增速平均水平为4.36％，但到2035年人均实际GDP水平只能达到2020年的1.9倍。

偏谨慎情形主要考虑以下几方面因素：一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趋势加剧以及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的潜在可能性，可能将拖累未来中国TFP的增长，由此将TFP年均增速调整为基准情形的0.8倍。二是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影响短期经济波动，而且会对经济长期增长趋势产生影响。Jorda等基于历史数据的分析发现，大规模疫情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长达数十年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储蓄的上升与投资的下降，自然利率持续走低。因此，谨慎情形下本文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调整为基准情形的0.8倍。三是质量型人口红利释放速度未及预期，进一步延续放缓走势，即将2035年人均受教育年限调低至12.5年，比基准情形减少0.5年。结果表明，在谨慎情形下，2020-2035年经济增速平均为3.17％，比基准情形降低了0.59个百分点。

总体上，根据以上的测算结果可知，无论是基准、谨慎还是乐观的情形，按照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到2035年均难以完成人均实际GDP较2020年翻一番的目标。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实施有效促进经济长期增长动力的政策与举措，才能保证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完成。

四、政策作用下2020-2035年中国经济增速的情景分析

既然在已有增长路径下，2020-2035年间，中国经济难以实现人均实际GDP水平翻一番的目标，那么就需要实施能够促进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政策与改革举措，从而进一步激发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基于增长核算框架可知，促进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政策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第二类以提高资本存量为核心；第三类以增加劳动力供给和提升人力资本为核心。具体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也应该从以上三类政策出发，针对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问题对症下药，提高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

（一）通过市场化改革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与技术进步，从而提升TFP增速

市场经济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手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市场机制核心作用的进一步明确，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改善。但同时也应认识到，仍有一些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的方面抑制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例如，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使得国有企业依然能够享受较低利率的贷款，而民营企业则面临较为严重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又比如，国有企业人才优势明显，而民营企业则面临较严重的人才荒困境。因此，要加快市场化改革的步伐，推动资金、土地与劳动等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2020年4月9日，《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的发布将会对未来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起到关键性作用。

与此同时，市场化改革在推动技术创新方面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事实上，要素市场扭曲与行政垄断是以往中国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的核心原因。就要素市场扭曲而言，政府部门长期控制资金和土地等要素市场，人为压低资金和土地的价格。由此，通过寻租获取廉价的生产要素与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就成为企业两种互相替代的利润创造手段。这导致企业在创新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较少，创新能力难以得到有效提升。就行政垄断而言，由于限制了其他企业的进入，在位企业不需要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就能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创新动力显著下降。由此，必须深化市场化改革，增强市场主体创新动力，激励企业从事创新活动，进而提高TFP增速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根据以上分析，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在推动要素市场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打破行政垄断以及完善市场退出机制等方面加大力度，将会对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创新产生更大的推动作用。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看，每一次市场化改革的深化都会带来TFP增速的更快增长。例如，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90年代初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21世纪加入WTO之后，都是TFP增速的高峰期。因此，本文假设新一轮市场化改革深化后，TFP增速会与改革开放以来TFP增速的三轮高峰期均值持平，基准的政策效果为达到这三轮的均值，即1.2％。相应地，本文设定了政策效果偏谨慎和政策效果偏乐观的情形，谨慎政策效果下预计TFP增速会达到1％，乐观政策效果下预计会达到1.4％。

（二）着力提高投资效率，注重提升资本积累质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持续高投资发展模式。不可否认，资本积累是后发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重要基础。但是，随着资本积累规模的快速增加和不断向稳态值靠近，资本积累速度逐步放缓是一般性规律。维持高投资发展模式会带来很多弊端。事实上，当前高投资发展模式的弊端已经凸显，主要表现为：恶化了总需求结构，导致居民消费不足，降低了社会福利水平；透支了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导致产能过剩问题出现，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加剧了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的高债务风险，严重影响到经济与金融稳定。因此，高投资虽然能够带动资本规模的增加，但降低了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实际上并不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资本存量增速与TFP增速由之前的同向变化转变为反向变化，这意味着高投资带来了资源配置效率的较大损失，显著减弱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虽然高投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但中国可以通过提高投资效率，提升资本质量，进一步增强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具体而言，提升资本积累质量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通过构建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保持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谨防继续将房地产作为稳定经济的手段。二是积极财政政策不应以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主要抓手，而是应该以减税降费为核心。同时，进一步提高企业先进生产设备减税抵扣和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力度，调动企业扩大生产性投资和研发投资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扩大有效投资。三是进一步完善政府部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逐步放松对部分行业的管制。特别是要解决民间资本进入金融、医疗、教育等第三产业领域时所面临的“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等问题，激发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从增长核算视角来看，提升资本质量的效果主要体现为对TFP增速的拖累程度减轻。根据测算，如果按照2008-2019年的资本积累对TFP增速的拖累情况，预计2020-2035年资本积累将拖累TFP增速0.8个百分点左右。因此，当将政策侧重点从推动资本规模的增长转变为提升资本积累的质量之后，一方面，对部分行业管制的放松可以产生新的投资增长动能，从而使资本规模保持相当的增速，另一方面，资本积累质量的提升能够减少对TFP增速的拖累。基准政策效果下预计资本积累不会对TFP增速产生拖累，换言之，将使2020-2035年TFP平均增速提高0.8个百分点左右。相应地，本文设定了政策效果偏谨慎和政策效果偏乐观的情形，谨慎政策效果下预计资本质量的提升会使TFP增速提高0.5个百分点，乐观政策效果下预计会提高1个百分点。

（三）通过多种举措，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开始下降，这将是拖累2020-203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可以通过以下举措减缓劳动适龄人口规模下降带来的影响。

一是逐步延迟退休年龄，扩大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如果将退休年龄延迟至65岁，那么劳动参与率将有所提高。2018年我国就业人口占15-59岁人口的比重约为85％，实行延时退休政策后，60-65岁人口的就业水平能逐步接近这一标准。根据联合国预测的人口规模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就业人口数据可以测算得到，2020-2035年就业人口年均将增加400万至500万人左右。当然，因为延迟退休需要逐步推进，所以在2020-2025年延迟退休对劳动人口的影响较小，随后才将逐步增加。

二是发展人工智能等相关产业，提高自动化程度，替代部分劳动力。2010年以来，随着深度学习算法的改进与算力的不断突破，人工智能开始满足大范围推广、持续升级换代、催生配套技术创新活动三大条件，从而能够发展成为通用技术，对经济与社会的各个领域产生颠覆性影响。Arntz等预测，OECD国家的各项工作中约有9％可以被人工智能取代。陈彦斌等通过构建含有人工智能和老龄化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进行数值模拟，发现人工智能可以有效应对老龄化给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且人工智能应对老龄化的效果明显优于延迟退休政策。因此，发展人工智能有利于缓解劳动适龄人口规模萎缩的影响，推动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三是深化户籍和土地等制度改革，促进人口流动以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释放新一轮劳动人口红利。当前，中国就业人口规模为7.75亿人，但第一产业就业占比高达26％，吸附的劳动力过多。相比之下，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经济体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仅为1％-2％。因此，虽然中国劳动力规模在下降，但在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方面还有较大空间，可以通过推动第一产业劳动人口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释放新一轮的劳动人口红利。第一产业吸附劳动力过多的本质在于，农村人口在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受阻。要促进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核心是要推动两方面的改革。其一，户籍制度改革，不仅是单纯取消户籍制度，而且还要实现户籍制度所附加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权利的平等化。其二，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逐步放开农村宅基地流转的限制，实现农村闲置宅基地的集约利用和交易流转，可以让农民享受土地流转增值的收益，使农村人口在进入城市时有足够的资金购房落户，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双向流动。

四是加强公共教育支出与推进人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提升人力资本增长速度，加快质量型人口红利的释放。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人力资本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发布的全球人力资本指数，中国在157个国家中仅排名第46位。促进人力资本的进一步积累，一方面需要政府加大对公共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加大对农村地区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入，从而结构性优化整个教育体系。另一方面需要加快构建促进人才自由流动的人力资本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提升人力资本投资与回报的匹配度，从而在微观层面上增加个体投资人力资本的激励，在宏观层面上提升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上述举措的推进预计将有效减缓2020-2035年间劳动人口数量下滑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基准政策效果情形下，就延迟退休而言，假设到2035年退休年龄延迟到65岁，且60-65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与其他年龄段基本相同。就发展人工智能而言，借鉴Arntz等和陈彦斌等的估计，假设到2035年人工智能可以替代10％的劳动力。当然，实现这一过程需要逐步推进，以避免短期内造成大规模的失业情况。就促进人口流动而言，借鉴发达经济体经验，假设通过劳动人口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使得第一产业劳动生产效率能够提高至第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效率的1/2。就人力资本而言，通过加大公共教育投入与推进人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预计将使得劳动力受教育年限额外增加0.5年。由此，基准情形下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方面的政策可以使2020-2035年附加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增速年均提高1.3个百分点左右。谨慎政策效果下预计会使劳动力供给增速提高1.0个百分点，乐观政策效果下预计会提高1.5个百分点。

综合以上分析，基于模型测算得到，在“基准增长情形+基准政策效果”组合下，2020-2035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速预计为5.3％左右，由此，2035年人均实际GDP水平将比2020年增长1.13倍，从而能够完成翻一番的增长任务，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更进一步地，本文还测算了基准、谨慎和乐观增长情形叠加不同政策效果下2020-2035年中国经济增速的情形（参见表4）。可以看到，即使是谨慎增长情形，如果各项政策的实施效果达到预期，到2035年中国经济也能基本实现人均实际GDP翻一番的目标。而在乐观增长情形下，推动各项政策带来的效果或将使2020-2035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速达到5.5％以上，能够超额完成翻一番的增长目标。总体而言，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各项政策将有助于中国经济到2035年达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2020年，中国将进入为第二个百年目标奋斗的新阶段。其中，从2020年到2035年，中国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需要中国经济在2020-2035年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从而为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本文通过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缩小与中等发达经济体差距以及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等维度分析后认为，中国要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增长需要完成2035年人均实际GDP水平比2020年翻一番的任务。这意味着中国在2020-2035年间实际GDP的年均增速要达到4.8％。

然而，本文利用生产函数法对2020-2035年中国经济增长趋势进行测算的结果表明，如果按照当前经济增长的路径，无论是基准情形还是乐观情形，2020-2035年中国实际GDP年均增速均难以达到所需要的4.8％，从而难以完成“翻一番”的任务，不利于达成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因此，中国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着力提高中国经济潜在增速。根据本文的情景分析，如果TFP、资本与劳动三个方面的增长动力得到有效释放，那么预计2020-2035年中国实际GDP年均增速将会达到5.3％左右，由此可以较好地完成2035年人均实际GDP水平比2020年翻一番的任务，达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与要求。

基于本文的研究，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点建议：一是要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尤其是要落实好《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的精神，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和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二是要通过放松管制等举措，激发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不应再过于依赖房地产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稳增长”效果。“新基建”要更多地考量其是否可以带动大规模就业和尽可能多的居民收入增长与消费增长，一定要避免走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的老路。三是要通过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与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促进以数字化和人工智能为主的新兴产业健康发展，减少项目审批与目录指导等直接干预手段的使用。四是要加大公共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投入，以及加快构建促进人才自由流动的人力资本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促进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加速释放。五是由于现阶段中国潜在增速处于持续下滑状态，宏观调控不宜再以保证产出缺口为零为核心目标。宏观调控可以适当增加力度，使实际增速略高于潜在增速（建议近5年每年要高出0.3个百分点左右），即让产出缺口保持为正。这更有助于防止潜在增速与总需求的螺旋式下滑，有助于为增长政策提升潜在增速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有助于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本文刊发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04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及作者。

作者：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陈彦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