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法国青年经济学家皮凯蒂出版了法文版《21世纪资本论》，2014年3月出版了该书的英文版。英文版一经面世，立即成为畅销书，并持续名列亚马逊和《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引起了世界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广泛关注。我国学术界和媒体对该书英文版的畅销现象也做出了非常快的反应。从2014年4月起，我国媒体上就有了这本书在国外畅销并引起众多争议的相关报道，该书英文版影印本也在小范围内流传。2014年9月中信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该书中文版。

自《21世纪资本论》出版以来，国内外学者已经对该书发表了大量的评论，一些人给予了高度评价，另一些人则对皮凯蒂在该书中所引用的数据以及表达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本文并不打算全面评价皮凯蒂在这本书中所提出的所有观点，而是在全面介绍《21世纪资本论》主要内容的基础上，侧重对皮凯蒂的观点与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进行比较，并发表相关的评论意见。

一、《21世纪资本论》的主要内容

在“导言”中，皮凯蒂首先阐述了研究收入和财富分配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一方面“现代经济增长和信息传播虽然规避了马克思理念演进结果的发生，但是并未改变资本深层结构与社会不平等的现实”，“当21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的剧情时，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这从根本上破坏了以民主社会为基础的精英价值观。”另一方面，“关于财富分配的学术争论和政治争论，长期以来总是充满偏见并且缺乏事实依据。”“财富分配的社会科学研究经过长时间发展，多是基于各种各样的理论推测，而确定的事实依据支撑则相对有限。”

“相比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21世纪资本论》一书“采用了更加广泛的历史资料和对比数据，覆盖了近三个世纪、20多个国家，同时运用新颖的理论架构进行深度分析。”“本书是一部经济学作品，同时也是一部历史学作品。”

皮凯蒂认为，必须“把分配问题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这一问题很重要，而且不仅是基于历史原因。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在发达国家显著增加，尤其是美国，其在21世纪头十年的收入集中度回到了(事实上甚至略微超过了)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增长是自动平衡的。我们从很早起就应该把收入不平等的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并提出19世纪就已经出现的类似问题。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们都忽视了财富分配，部分是由于库兹涅茨的乐观结论，部分是由于对以所谓‘代表性行为人’为基础的简单数学模型的过度热情。”因此，与西方主流经济学长期以来研究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这一主题不同，皮凯蒂集中研究收入和财富分配问题。

围绕收入和财富分配问题，皮凯蒂集中研究了两个方面的主题：一是收入不平等和收入分配，二是财富分配和财富-收入关系。

关于第一个方面，皮凯蒂认为：“我的工作只是突破了库兹涅茨之前的研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他对于美国1913-1948年收入不平等演化的研究是开创性的。通过这种方式，我能够把库兹涅茨(已经相当精确)的发展置于更广阔的视角，从而从根本上挑战他对于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关系的乐观理解。”具体来说，皮凯蒂将库兹涅茨的方法拓展到了法国以及其它约20个国家的范围，其中包括印度和中国，从而建立了世界顶级收入数据库，一个关于收入不平等演变过程的最大的历史数据库，这是“本书数据的主要来源”。

关于第二个方面，皮凯蒂认为：“实际上收入包含两部分：劳动收入(工资、薪金、奖金、工资以外劳动所得，以及其他法定划分为与劳动有关的报酬)和资本收入(租金、股利、利息、利润、资本所得、版权所得，以及其他因拥有以土地、房地产、金融工具、工业设备等形式存在的资本所带来的收入，这里再次忽略精确的法律划分)。”对于劳动收入及其不平等，皮凯蒂主要是通过所得税申报表来进行统计分析的，关于资本收入及其不平等，皮凯蒂则主要是通过地产税申报表、财产继承和储蓄来进行统计分析的。皮凯蒂列举了以前的学者对于财富分配问题的研究，同时指出了自己的研究所具有的特点：“本书的亮点之一是我致力于收集尽可能完整和一致的历史资料，用以研究长期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动态过程。”

经过研究，皮凯蒂发现并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和现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21世纪以来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呈现出了与19世纪相似的两极分化情形。如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和新的现象，正是《21世纪资本论》的主题。

对于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重新恶化的问题，皮凯蒂首先指出：“财富分配的历史总是深受政治影响，是无法通过纯经济运行机制解释的。”“不平等是所有相关力量联合作用的产物。”他进一步认为：“知识和技能的扩散对于整体生产率的增长和一国与各国间不平等的削减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也是在一国范围内国民收入分配方面的‘推动更进一步平等的主要力量’，但是，那种认为由于工人的知识和技能不断得以提高就可以使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就会上升的‘人力资本上升假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现实的”。

在产生收入和财富分配的“趋同”和“分化”两种力量之间，皮凯蒂认为“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是，无论传播知识和技能的力量有多么强大，特别是在促进国家之间的趋同过程中，它都可能被强大的敌对力量阻挠和击溃，从而导致更大的不平等。”那么这个“强大的敌对力量”是什么呢？皮凯蒂认为，当经济增长疲软和资本回报高的时候，在财富积累和集中的过程中会伴随着一系列的分化力量，而这个因素“无疑是导致长期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主要因素”，这个因素就是r＞g(这里r代表资本收益率，包括利润、股利、利息、租金和其他资本收入，以总值的百分比表示；g代表经济增长率，即年收入或产出的增长)。“在某种意义上，它囊括了我所有结论的整体逻辑。”在皮凯蒂看来，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是导致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加剧的“关键角色”。不过，皮凯蒂并没有认为资本收益率在任何时候都是大于经济增长率的，只有在“相对缓慢的经济增长”条件下，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才会变成一种主要倾向和现象，例如19世纪和21世纪头十年。相反，在1914-1945年，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苏联等外部因素的冲击，发达国家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反而呈现出更加平等的情势。

对于如何解决目前存在于以发达国家为典型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加剧的问题，皮凯蒂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理想的工具是全球累进资本税，配合非常高度的国际金融透明度。”不过他自己认为，这是“一个有用的乌托邦”。

二、《21世纪资本论》的主要学术贡献

《21世纪资本论》之所以在出版之后迅速成为畅销书，这不仅是因为该书用无可争辩的事实揭示了21世纪头十年普遍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事实，而且是因为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概括起来说，该书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

第一，皮凯蒂对于收入和财富分配问题的研究不同于以往的同类研究的最主要特点在于，他不是依据抽象的理论和逻辑来分析这一问题，而是完全依赖于对历史数据的收集和整理。这一研究方法以及由此而得到的结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推导出来的结果都是完全不同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皮凯蒂的这本书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定程度的“颠覆”。毫无疑问，在2008年资本主义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所发表的这一学术成果，不啻是使已经倍受质疑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进一步“雪上加霜”。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皮凯蒂的这一学术成果对于我们反思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存在的严重西化倾向和问题，对于我们深化认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巨大局限性和弊端，对于我们努力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无疑都具有极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一定意义上来说，皮凯蒂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反叛，正是使他成为一位具有杰出学术贡献的经济学家的先决条件和前提。皮凯蒂给予我们的启示正在于，我们要创立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就必须学习和借鉴皮凯蒂的“反主流”精神，打破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盲目崇拜，不能一味地充当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小贩子”。

第二，皮凯蒂第一次系统地收集了从18-21世纪头十年约300年、近20个国家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方面的统计数据，前后持续了近20年。相比已往同类研究成果而言，皮凯蒂进行的这一工作是具有开创性的。因为有了皮凯蒂的这一工作，世人对18-21世纪头十年主要国家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及其变化轨迹才有了清晰的认知。不仅如此，皮凯蒂还摒弃了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重点统计和考察了富裕群体中占前10%和1%的那部分人的收入和财富变化情况，从而使人们对于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状况有了更加深切的认识。

第三，正因为皮凯蒂收集的数据时间跨度长，因而从数据统计中他得出了与库兹涅茨完全不同的结论，即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动导致收入和财富的均等化趋势，而是相反，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是自由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的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必然趋势。换句话说，库兹涅茨得出的结论是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呈现的是倒U型，而皮凯蒂认为呈现的是U型。毫无疑问，皮凯蒂的这一学术成果，不仅是对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的“颠覆”，而且从实践方面来说，对于各个国家正视和努力解决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无疑也具有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四，皮凯蒂不仅用历史资料揭示了18-21世纪头十年出现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严重不平等的现象，而且他还提出了一个用于解释这两个不同历史阶段所出现的共同现象的一般理论，试图对此进行解释，这个理论即：资本收益率(r)与经济增长率(g)之比理论(r＞g)和资本与收入之比(β)理论(α=r×β)。皮凯蒂还进一步认识到21世纪头十年出现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严重不平等与19世纪存在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严重不平等在程度或水平和形成原因方面的差异性，具体来说，他认为21世纪头十年出现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平等与19世纪相比情况还是要好得多。“财富集中度仍然很高，只是不再像100年之前那样极端。人口中最贫穷的一半仍然一无所有，只是不过现在有了所谓‘世袭中产阶层’，其财富占了社会财富的1/4-1/3。如今最富有的10%人群占有了全部财富的2/3，而不是此前的90%”。与19世纪收入和财富分配严重不平等相比，21世纪头十年收入和财富分配严重不平等的产生还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主要有通货膨胀、资本主要表现形式的重大变化、税收和监管政策的重大调整及其弱化，等等。

第五，皮凯蒂对于资本形式变化及其对收入和财富分配产生的不同影响进行了研究，他先后考察了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情况。其中，皮凯蒂考察了英法两国在土地资本、殖民地和外国资本、公共债务、公共资本等方面的变化及其与国民收入之比的关系，考察了德国“莱因资本主义”或“利益相关者模式”在私人资本与国民收入之比方面与英法两国的差异，考察了美国私人资本收入比之所以相对稳定的原因，考察了加拿大资本发展的特殊性等。皮凯蒂的分析表明，虽然这些国家在1700-2012年的资本收入比存在一些差异，但是，资本收入比在20世纪后半期开始呈现出共同的上升趋势。

第六，皮凯蒂不仅关注了一国范围内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现象，而且对于全球范围内国家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问题也进行了研究。他指出了国家之间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状况和变化趋势：“欧美这两个区域在工业革命期间的全球产出比重是其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的2-3倍。……所有迹象表明，这个人均产出分化的阶段结束了，随之进入了一个趋同的时期。但是，分化导致的‘追赶’效应还远远没有结束。目前预测这个进程何时结束还为时尚早。”从年人均产出来看，截止到2012年，全球人均产出为1万欧元，而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状况是：欧盟国家(5.4亿人)超过2.7万欧元，其中西欧国家为3.1万欧元，前东欧国家则为1.6万欧元，俄罗斯和乌克兰(2亿人)为1.5万欧元，美国和加拿大(3.5亿人)为4万欧元，拉美国家(6亿人)为1万欧元，撒哈拉以南非洲(9亿人)仅为2000欧元，印度略好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北非则更好一些，中国为8000欧元(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日本为3万欧元。皮凯蒂进一步指出了全球收入分配比产出分配更不平等的事实：“一般而言，全球的收入分配比产出分配更不平等，原因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更可能拥有其他国家的部分资本，因而能够得到来源于人均产出更低国家的资本收入。”“许多研究也表明，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主要来自知识的扩散、开放国境所带来的生产率提升，而不是来自和分工有关的静态收益，后者的作用看似较为微弱。”皮凯蒂进而认为：“落后国家是通过提高科技水平、专业知识与技能和教育水准来追赶发达国家的，而不是通过成为富国的资产。”而科技水平、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及教育水准的提高都有赖于“一个合法而高效的政府。”皮凯蒂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模式，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

第七，皮凯蒂研究了人口增长率与收入和财富分配之间的关系。根据历史统计，皮凯蒂做出了如下估算：1700-2012年，全球平均人口年增长率约为0.8%，其中18世纪为0.8%，19世纪为0.9%，20世纪为1.6%；“未来几个世纪的全球人口增长率将大大低于0.8%，而联合国做出的0.1-0.2%的极长期预测颇具合理性。”皮凯蒂之所以专门对全球人口增长率进行估算，是因为他认为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有某种经验上的正向关系，即低的人口增长率与低的经济增长率是相对应的。不仅如此，人口增长率还会进一步影响到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在其他各种条件相同时，强劲的人口增长往往能发挥均等化的作用，因为它削弱了继承财富的地位——每一代人在某种意义上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换句话说，平均的每个家庭子女数量越少，从父辈继承的财富就会在资本总额中占有更高的比例。对此，皮凯蒂对发达国家的这一状况进行了统计和估算。就发达国家存在的低人口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财产继承和“世袭社会”这些方面来说，21世纪似乎与19世纪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据此，皮凯蒂把19世纪和20世纪下半叶以来都称作“世袭资本主义”或“拼爹资本主义”。皮凯蒂的这一研究成果，对于我们认真研究和解决中国正在发生的人口增长上的巨大变化及其对于财富分配和占有产生的重要影响，无疑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作用。

第八，皮凯蒂在区分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基础上，对这两个部分内部存在的巨大差异进行了分析。关于资本收入，皮凯蒂认为，不同规模的资本收益率并不是相同的，富裕者的平均资本收益往往会高于那些财富规模不大的人，“这样的机制自动导致资本分配的两极分化”，“因此资本收益率的不平等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放大并加速r＞g的不平等效果”。对此，皮凯蒂通过对全球财富排行榜和美国高校基金会的分析进行了证实。关于劳动收入，皮凯蒂指出，自1980年代以来，虽然从总体上来看，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的不平等有所增长，但是，在英语国家与非英语国家之间又存在明显的差别，具体来说，在英语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主要是因为“超级经理人的崛起”，才使这些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呈现出更加严重的状态。就此，皮凯蒂对用于解释劳动收入变化的“教育和技术赛跑理论”提出了质疑。皮凯蒂还指出，在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形成中，资本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是大于劳动收入不平等的作用的。

第九，针对如何解决20世纪末以来出现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重新严重化的问题，皮凯蒂对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首先，他通过对2008年金融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所产生的不同影响进行比较，说明了政府和中央银行在当代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其次，他讨论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在推动社会流动性方面的作用问题；对资本化的养老金体系与现收现付制这两种不同的养老金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再次，他考察了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在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的发展状况，说明了税收在调节国民收入和财富分配中的重要作用。最后，他集中讨论了“全球税”问题。皮凯蒂认为，在解决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上，仅有“社会国家”(即福利国家)和累进所得税这两个20世纪的重要发明是不够的，“为了管理21世纪的全球承袭制资本主义，理想的工具是全球累进资本税，配合非常高度的国际金融透明度。”在皮凯蒂自己看来，全球累进税是一个“有用的乌托邦”，其涵义是，虽然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理想的制度”不会被付诸实践，“但它仍然可以作为一个有价值的参考点，一个可以用来衡量其他备选方案的标准。”同时，“资本税的最主要目的不是为社会国家融资，而是管理资本主义制度。首先其目标是终止无限增加的财富不平等；其次，是对金融和银行体系施加有效管理以避免危机。”针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高额公共债务问题，皮凯蒂对资本税、通货膨胀和财政紧缩等三种不同的解决方式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针对私人资本的特别税是最公平和有效的解决方案。”皮凯蒂承认，“累进资本税面临纯粹的意识形态障碍，这需要花时间来克服。”

三、《21世纪资本论》的理论缺陷

自《21世纪资本论》出版以来，国内外学者发表了大量的评论，大体说来，人们对于皮凯蒂在历史统计方面所做的工作及其所得到的结果是持肯定和赞赏态度的，对于他所提出的有关理论及政策建议则提出了诸多质疑和批评。就后一方面而言，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罗在《新共和》杂志上发表了“为什么皮凯蒂是对的”一文，指出了皮凯蒂在一些概念上的模糊之处，例如皮凯蒂把资本与财富相混同。索罗还认为在美国要征收皮凯蒂所主张的资本税，“没有什么现实的可能性”。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彼得•林德特认为，皮凯蒂的基本结论也许是正确的，但是他的论证过程并不是完全充分的，特别是对于1910-1945年这段历史完全用“外部冲击”来解释是不够的，对收入不平等的研究也不能仅局限于考察顶层人群的状况，等等。

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哈维发表“有了皮凯蒂，我们仍需要马克思”的评论文章，指出“皮凯蒂的一大套数据中，很多内容都富有价值，但他对于不平等和寡头倾向出现的解释则有着严重缺陷。他为扭转不平等现状而提出的建议，即使不算乌托邦，也是很天真的。他当然没有提供资本在21世纪的运作模型。为此，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或当代与他同等级的思想家。”

李稻葵教授在《新财富》上发表了“理解《21世纪资本论》离不开中国”一文，他明确表示，皮凯蒂这本书存在两大缺陷：“其一是眼光仅限于20多个发达国家，未能把全球作为一体来研究，而必须考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才能厘清该书发现的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整个结论将会逆转。其二是皮凯蒂没有厘清消费性财富和生产性资本的区别，而简单地将两者相加，这带来了相当的误导，其政策建议更显简单粗暴。”李稻葵还指出：“尽管在学术上，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不一定完全得到同行的认可，但是，非常有可能的是，它将引发一场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理念的大辩论和大革命。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意识形态遗产，有可能因为一个法国经济学的畅销书而发生动摇和逆转。”

袁志刚教授在《东方早报》上发表了“皮凯蒂的结论不能直接搬到中国”一文，着重就皮凯蒂的观点和结论对于中国的适用性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皮凯蒂的r＞g理论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从全球产业链的角度看，中国实业资本的回报率并不比GDP增长率高。中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问题主要表现为城乡差距以及城市房地产和金融资产的膨胀。因此，不能直接将皮凯蒂的结论照搬到中国来。

概括起来说，人们所认识到的《21世纪资本论》的主要理论缺陷有：第一、对于资本的理解过于泛化，把真正的资本与一般的财产相混同，不仅有故意模糊阶级界限的嫌疑，而且事先把产生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在逻辑上给排斥掉了，从而严重堵塞了对于事物本质的科学认识。就这个问题来说，真正需要分析的，并不是资本家的工资性收入和普通雇佣劳动者的财产性收入是多少，而是资本家的利润(无论采取什么具体名目)和普通雇佣劳动者的工资(无论其构成是怎样的)是多少。第二，对于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不平等事实产生的原因，皮凯蒂提出的理论解释不仅是不深刻的，甚至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为他没有严格区分资本的总收益和净收益(扣除折旧)，从而使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的基本结论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资本主义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不平等产生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规律，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资本论》早已提供了最深刻的理论证明。相比马克思《资本论》严谨的理论体系而言，《21世纪资本论》在理论上可以说是只能望其项背。第三，由于思想方法和价值观的局限性，由于没有认识到问题产生的根源，皮凯蒂不是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的不平等理解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常态”，而是理解为由人口出生率、特殊的政策特别是税收政策等产生的一种“例外”现象。也正因为如此，他天真地提出了通过“全球资本税”来解释这一问题的“乌托邦”建议。

四、皮凯蒂对于马克思理论的一个误读

除了国内外学者已经指出的上述存在于《21世纪资本论》中的一些缺陷甚至错误之外，皮凯蒂对于马克思的关于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理论还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误读，在此有必要进行一些澄清。

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的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篇马克思对这一理论的含义进行了全面的阐释。与许多学者误解的完全不同，马克思的这一理论的结论并不是指利润率会越来越低，甚至像皮凯蒂从别的学者那里照搬来的误解的那样，认为利润率最终会趋于零，从而整个资本主义会“自动崩溃”。“自动崩溃论”是许多西方学者在没有认真研读马克思的文本的前提下强加于马克思的一个错误认识和结论。事实上，马克思不仅分析了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进而推动利润率下降的一面，而且还分析了同样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对于利润率下降的阻碍作用的另一面，同时马克思还指出了利润率下降与利润量增加是同时并存的。最重要的是，马克思把由于利润率下降趋势而产生的资本过剩与人口即劳动力过剩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和内在机理，从而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性。

自《资本论》第三卷发表以来，围绕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的理论，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运用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分析。所有这些研究成果表明，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的理论对于解释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金融化、资本垄断、资本输出和殖民主义、金融危机等所有重大经济现象，都具有无可替代的解释力。

皮凯蒂对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理论的肤浅认识和错误理解，无疑是其学术上不严谨和政治上过分敏感的一个集中表现。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就皮凯蒂所提出的征收“全球资本税”的这一政策建议而言，正如他自己所言，这是一个“乌托邦”，虽然他加上了“有用”的修饰词。尽管他一再强调和论证了这一建议的价值和意义，但是该建议的“乌托邦”的基本性质并不会因此而有任何改变。而这一点恰好充分地表现了皮凯蒂仍然只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基本特点。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的严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事实，皮凯蒂最终也只能提出一个并不可行的改良主义的方案。历史终将证明，只有马克思及其《资本论》才真正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和历史趋势，只有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才是人类最终解决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不平等问题的根本出路。

本文刊发于山东社会科学 （2015年第06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及作者。

作者：邱海平，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