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要解决双循环战略的“短板”问题，行业要有“备胎”方案
发布时间：2020-09-01双循环是指“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内涵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以内为主，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国内的分工体系为载体，以国内的生产、消费、分配、流通等环节的顺畅和新动能的不断提升为内生的运行动力，同时还要以国际大循环作为重要的补充和支持。双循环体系在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但是它与传统的两头在外的外向型发展战略相比，在开放的方式、路径、落脚点、目标以及内外之间的关系上都进行了重大的调整。
中国“以内促外”的时代已经到来
目前中国提出“双循环”战略，我认为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考量：
第一是国内国际整体的经济发展规律、模式、格局、结构等都发生了重大调整。因此我们的发展战略必须要适应内外部的新形势、新规律、新格局。具体来讲，首先全球化在2008年之后出现了逆转，在遭受新冠疫情后也出现了一些加速性的变化。其次就是大国博弈，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冲突，在这几年已经全面爆发，并且进入到了一个关键时点。最后是全球的技术水平和产业格局也发生了重大调整。因此中国想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利用好国际市场，必须顺应这三大潮流，而不是简单地按照过去的模式进行开放。
第二是中国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已经构建了良好的供给体系和市场需求，成为了一个超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已经趋于成熟。实施内循环已经具有一定的物质与制度基础，以内为主的经济模式已经出现。所以要进一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弥补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必须要以内部循环的畅通，内部循环的不断提升、不断转变作为落脚点，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主要矛盾呈现出来的新问题。简而言之，中国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生产力的发展方式，包括一些外部的格局，要求我们在生产关系上做出这一调整。
第三是中国实际上从2008年开始就对之前“两头在外，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体”的外向型发展战略进行大幅度的调整。目前的战略其实是过去十多年里战略调整、政策重构的完善。比如，我国过去的外贸依存度最高达到60%多，到2018年降到了33.9%，下降的幅度很大。
第四是我们要真正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过去那种“以外促外”的方式已经耗尽，现在我们必须立足于国内大循环的顺畅和不断转变，才能够使中国的竞争力不断提升，对世界的贡献不断提升，从而实现中国经济的增长带动世界经济的增长。换言之，“以内促外”的时代已经到来，它的生产力基础、经济基础已经全面出现。同时，时代也需要中国经济通过良性运转带动全球经济的复苏。
总体而言，双循环的战略出台很重要的背景就是目前中国生产力的进步，必须通过内部创新体系的完善，即内部经济大循环所带来的基础创新、商业创新、集成创新等方式才能实现。简单依赖于传统的“两头在外”的发展战略，中国很难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也很难为人类技术进步，为下一轮的产业革命提供中国力量与中国方案。
实现双循环战略要解决好“短板”问题
实施国内大循环不仅要求需求侧的提升，同时也需要供给侧的改善。更重要的是，还需要制度体系改革的全面深化，这几个方面缺一不可。
但是在后疫情时代，目前产能过剩、外需持续下滑的状况下，矛盾的主要方面开始向需求不足转变。因此一方面要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建设福利体系提振国内居民的消费潜能，另一方面要通过良好的跨周期的资源配置，加大对“两轻一重”的投资力度，对研发的投资力度，使中国的新动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因此扩展内需成了目前工作的一个核心，但是内需的扩展并不是简单通过消费政策实现短期的消费提升。因为双循环战略是中长期战略，它必须要从一些基本要素、基本制度、基本循环的角度来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使生产力的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实现双循环战略，中国要解决的第一个短板就是“卡脖子技术”。过去，我们参与全球化，很多核心技术和核心部件都依赖于全球分工体系。在逆全球化和大国博弈的环境中，这种情况很容易对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带来根本性的冲击。因此我们必须要在技术层面，通过基础研发和集成性的创新来突破目前的“卡脖子技术”。
第二是必须要明确各产业链、供应链所面临的风险。即使很多的产业没有出现“卡脖子”问题，但由于全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在不断提升，我们必须要在全球的供应链、销售链上形成新格局、新思路、新风险管控方式。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发展安全可控，才能使我们的竞争力即使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也能得到确定性的提升，并且处于不败之地。
第三是产业安全的内涵在新时代要有所扩展，要在相关行业建立一定的备胎方案。因此我们需要在内部产业链与国际产业链的对接过程中，形成新策略、新思路，而不是简单地走出去，简单地进行单一的供应链、产业链的布局。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在“一带一路”进一步深耕，进行高质量、风险可控的“一带一路”的建设，同时也要对落后地区产业链的深化形成一些新思路。
在中国投资依然是高收益、低风险的
在投资领域，一些国家正在推动企业回流，包括一些跨国公司也开始审视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但我认为中国目前不会出现外资撤离潮。因为外资是否撤离，首先要考虑安全问题，其次是收益，必须进行收益和风险评估。而中国对外资企业来讲，第一是大市场里孕育着良好的收益；第二是目前全球的竞争性也决定了跨国公司很难抛弃这么大的一个市场，也就是说中国在竞争力上具有非替代性；第三是中国的战略理念一直是开放的、和平的，因此政治因素和其他的一些非经济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所以，目前的疫情反而导致世界各国对产业链的回撤进行了重新布局。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中国7月份的外商直接投资不仅没有减少，反而逆势上扬。这就表明全球资本依然认可中国是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核心枢纽之一，在中国投资依然是高收益、低风险的。
当然，中国也必须要为外资的收益和风险创造更好的条件，所以首先要更加开放，其次要进一步扩大市场，使外资能够在无风险的情况下享受到中国发展的收益。对于很多国家在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事上采取一些备胎制度，这是可以理解的，也符合全球化在波动中前进的历史规律，我们不必过度惊慌。
更重要的是，大家要对于中国内循环的布局形成一个更高的认识，要把握住基本点。内循环的构建也需要跨国公司、外国资本、外国人才的积极参与。内循环虽然是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作为它的落脚点，但在本质上依然是全方位开放的，并不拒绝利用国际、国内与国际循环之间的对接。
以内循环促进外循环，是中国竞争力提高的根本。中国的创新力不提升，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就无法实现，中国在国际大循环的竞争力和价值链的地位也就不可能得到改变。中国对于全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对下一轮产业革命、技术进步的推动力也不可能体现。中国已经进入“以内促外”的新时期，这是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新现象、新要求。
对于未来，我相信通过中国创新体系的构建、中国大市场的进一步完善，通过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化，未来的国际大循环会在中国因素的推动下，走出目前秩序混乱、增长低迷、循环不畅的困局。
文章来源于网易研究局。
作者：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