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循环为主体”符合当前发展阶段特征

南方日报：中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是什么？

刘元春：全球化在2008年之后出现了逆转，在遭受新冠疫情后也出现了一些加速性的变化。中美关系也进入关键时期。“内循环为主体”符合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特征。外部需求持续下滑，中国经济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通过内部创新体系的完善，即内部经济大循环所带来的基础创新、商业创新、集成创新等方式才能实现；必须依靠内部市场活力挖掘，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内循环为主体”是世界变局中寻求产业链稳健的要求。从2008年开始就对之前“两头在外，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体”的外向型发展战略进行大幅度的调整。目前的战略其实是过去十多年里战略调整、政策重构的完善。比如，我国过去的外贸依存度最高达到60%多，到2018年降到了33.9%，下降的幅度很大。对于中国而言，海外市场拓展空间有限，贸易差额占GDP比重已经从2007年7.53%的高峰下降至2019年的2.94%。与此同时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拉动作用稳步提升，转型为内需主导的经济体有利于中国经济依靠庞大的国内市场抵御外部环境的冲击，继续充分挖掘内需的潜力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方向。但“国内大循环”并非完全摒弃国际分工，也不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转向。事实上，中国的内部循环绝非闭门造车，而是通过重塑国际产业链、贸易链布局使国际循环更好地为国内循环服务，这也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应有之义。

要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风口”

南方日报：8月24日，中央组织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您提出了哪些建议？

刘元春：我可以就“十四五”规划谈谈认识。我们同时面对诸多挑战，高端产业链中还有很多关键“掐脖子”的技术尚不掌握，诸多核心技术领域尚未实现自主可控。

中国老龄化程度日益提高，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经超过18%，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接近15%。从劳动力供给看，老龄化毫无疑问会降低劳动力供给增速。中国国内消费增速逐年下降。如何建立短期救助与中长期结构转型升级相配合等政策要点，如何通过实质性深化改革，立足于结构性潜能，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风口”，是需要认真考虑的政策和改革重点。后疫情恢复期给中国“双循环”布局提供了契机。历史表明，危机期间做出的种种选择可以塑造未来几十年的经济格局。

南方日报：如何更好地扩大内需，提高扩大内需的质量和效率？在这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刘元春：目前产能过剩、外需持续下滑的状况下，矛盾的主要方面开始向需求不足转变。因此，一方面要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建设福利体系提振国内居民的消费潜能，另一方面要通过良好的跨周期的资源配置，加大对“两轻一重”的投资力度，对研发的投资力度，使中国的新动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扩展内需成了目前工作的一个核心，但是内需的扩展并不是简单通过消费政策实现短期的消费提升。因为双循环战略是中长期战略，它必须要从一些基本要素、基本制度、基本循环的角度来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使生产力的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我们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扩大内需的核心应该包括迎合消费升级

南方日报：在您看来，扩大内需的具体政策还应该包括哪些？

刘元春：扩大内需的核心应该包括迎合消费升级。如何使国内的供给体系更有效地迎合消费需求升级，使消费结构升级更好地牵引供给结构变动，应该作为新时期中国扩大内需的主要内容。通过供给侧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和管制的放松，以及日益强化的供给侧技术创新和服务模式创新，使供给侧结构能够基于市场机制更有效地迎合消费需求升级的变化，居民消费得到释放。此外，要堵住房地产虹吸效应；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对外开放。

收入是居民消费的长期决定性因素，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或将以完善要素分配机制为重点，着力提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让群众“能消费”。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收入分配制度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预计分配制度改革或从优化初次分配和强化二次分配着手，以实现“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的目标。优化初次分配中对劳动、科技、土地等要素分配机制或将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重心所在。如何有效将国内居民储蓄率降下来，形成自循环均衡经济体。从这个角度，构建“国内大循环”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延续和深化，也是构建“国内大循环”要解决的痛点之一。

国内经济大循环要解决内生动力问题

南方日报：“内循环”体系下，您预计市场主体与政策可能做出哪些调整？

刘元春：国内经济大循环还要解决我们内生动力的问题、解决我们发展的主要矛盾所呈现出来的新问题、新规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在需求端，投资—消费—净出口的需求侧动能结构将进一步重构，细分项目的经济治理思路也将有所调整。国家已经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更加注重推动要素市场改革，包括放松大城市落户政策、全面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通过并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等。户籍和土地改革，以及社保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应能为农村人口和农民工创造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和就业环境，进而增加劳动力供给、提振消费活动。包括《民法典》颁布，是要给予民营经济以信心，推动民营企业的内生动力。平衡好政府与市场、国有与民营的关系。

同时，我们应在“十四五”期间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和国内大市场的进一步提升，来使我们的资本形成效率得到进一步的改进，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内需驱动必须要依存于此。我们需要在创新驱动，在收入分配改革和社会建设的基础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刊发于9月2日南方日报。

作者：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