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冠疫情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2020年上半年，我国GDP同比下降1.6%，其中，第一产业同比增长0.9%，第二产业下降1.9%，第三产业下降1.6%。新冠疫情的持续性影响已经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尤其是对广大制造业、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不仅影响了这批企业的生死存亡，而且导致了由此而带来的就业稳定、收入分配和内需扩展等一系列问题，亟需破解。

面对这种情形，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鼓励银行合理让利”的提法。在6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的任务目标。这一任务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意图通过“部署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向企业合理让利，助力稳住经济基本盘”。可以说，国务院提出的推动金融系统向企业让利的布局是非常及时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一政策的效果能否真正落地取决于机制设计的完善性，也取决于金融系统是否有真正“让利”的压力和动力。

从目前来看，中央促使金融系统向企业让利的方式主要是“进一步通过引导贷款利率和债券利率下行、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支持发放小微企业无担保信用贷款、减少银行收费等一系列政策，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这些尽管都是对企业让利的方式，但是，这些方式具备几个特征：

第一，这些方式具有政策主导特征、缺乏内生动力，是在国家政策主导下，金融系统做出的被动反应和命令执行，而并非出于金融系统主动让利的内生动力，能否不打折扣地落实需要一系列的机制保障；

第二，政策具有时效性，在短期内，通过利率优惠、减少银行收费等的确能够推动金融系统向企业让利，但是，预期随着疫情冲击的减缓，这种政策不能长期持续存在；

第三，1.5万亿的预期数值是较大的，然而，由于受冲击的企业众多，加上可能存在的折扣和漏损，平摊到各个具体的企业，数值并不乐观，这些让利手段对于中小企业的实质性救助力度是有限的。这意味着，如果要让金融系统切实“让利”，真正起到“助力稳住经济基本盘”的目的，除了上述措施，还需要更加有力的配套机制的推出。

事实上，纵观近年来的中国企业发展趋势，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着企业利润的“两极化”：一方面，以制造业、服务业企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盈利长时间处于低迷水平，难以有效提振，也导致了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另一方面，以金融类企业为代表的金融系统，长期居于中国乃至全球企业盈利排行榜的前列，赚得盆满钵满。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两极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两个市场所面临的市场结构不同。广大制造业、服务业企业处在下游市场，这部分已经几乎完全开放，并且形成了激烈的竞争态势，这导致其利润空间本身非常有限；而与之不同，我国的金融系统依然保持了很高的进入壁垒，这意味着，既有的金融类企业可以享受进入壁垒所导致的巨额利润。

更为致命的是，金融业是典型的上游行业，当金融业出于垄断优势地位且有利润考核诉求时，其并没有向下游企业“让利”的动机，反而有充足的“吸利”的诉求和能力。在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下，上游金融企业的“利润”事实上构成了下游制造业、服务业企业的“成本”，这也是为什么会产生“利润两极化”的重要原因。

而这种企业利润“两极化”的直接后果是，“实体经济”的成本长期高企不下，难以有效提振。当处于下游的中小微企业成本持续保持高位、面临高度激烈竞争环境的情形下，企业无法实现正常的盈利和运营，甚至面临破产倒闭的风险，大批企业开始退出实体经济。

而这一现象衍生的一连串后果就是，一旦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成本攀升，就意味着不仅实体经济难以复苏，而且大量就业无法有效解决、工人工资无法得到有效提升。进一步，“利润分布两极化”也必然引发“收入分配两极化”，按照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一旦陷入此种境地，少量高收入人群即使有收入却无消费欲望，无法形成“需求”，而广大中低收入者，即使有消费需要却无可支配收入，因此，也无法形成“有效需求”。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我们有庞大的人口，也无法形成有效内需，经济的正常循环体系被破坏和阻滞，从而必然会累积为长期的经济社会难题甚至是危机。在当前逆全球化日益抬头的背景下，就更加使得国内经济社会治理的难度和挑战加大。

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下，真正的“让利”是一种竞争的结果。长期以来，虽然我们在政策上三番五次地强调金融企业应该服务于实体经济，但又总是难以奏效，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金融系统缺乏给实体经济“让利”的动力和压力。而之所以“不愿意”，是因为金融企业本身有着很强的利益诉求，在长期处于一种相对垄断的地位时，“让利”事实上是对自身的一种割肉行为，与自身利益并不兼容。

因此，即使金融系统面对来自于高层的命令，也缺乏执行动力。这就意味着，如果真正的要实现金融系统对于实体经济的让利，就必须通过市场结构的改变来实现。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放松金融市场的进入壁垒，通过引入更多的企业参与到公平竞争中来，“倒逼”企业提高对于实体经济的服务品质和让利动机，这样才能够真正破解“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两张皮的“难题”。

事实上，高层已经意识到金融垄断的危害，并且在一系列的中央文件中开始布局金融业的改革。例如，在最新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增加有效金融服务供给。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大中小合理分工的银行机构体系，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放宽金融服务业市场准入，推动信用信息深度开发利用，增加服务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供给”。这些改革措施，都是朝向更加公平有序的金融市场在改革，如果这些改革措施能真正落地，则在更加公平和激励的竞争下，无需动员，金融企业就会主动对实体经济“让利”。

可以说，这一布局的落实是如此的重要，因为，对于金融市场的改革会有很强的“杠杆效应”，能够带来的是一系列绩效的改善。在竞争压力下，金融“让利”实体经济自动实现，实体企业成本的有效下降，能够真正助力实体经济发展，使得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实现一种互相支撑、互相补充的正向循环。而且，一旦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能够得到有效复苏和扩招，就业压力和收入分配压力就会得到大大缓解，也会使得中国的内需不断扩大。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支撑中国经济实现更为健康的长期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