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副教授认为应从整个大食物体系有效供给及防止国际大宗商品供应链-金融-货币体系动荡造成重大输入性风险两个维度把握农产品供给保障安全问题。

第一，农产品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农产品的特殊性是农产品供给保障重要性的基础。农产品是当前地球上人类食物的最终来源，具有使用价值的特殊性。农产品的生产难以与自然的作用和生物的生长过程剥离开来，这使其具有生产过程的特殊性。经过甄别或驯化而成为农产品来源的物种，仅占数以百万计动植物的极少部分，这种有限性导致了农产品产品品类的特殊性。农产品在生物-物理层面所具有的这些特殊性，也派生出其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特殊性质，例如其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强关联，其以低供给与需求价格弹性为特征的价格效应、以恩格尔定律和班尼特定律为特征的收入效应，其与农耕传统及农民生计之间的天然联系，其具有大宗商品化乃至金融化的潜在可能等。随着经济发展，虽然农业部门份额下降，农产品供给保障的重要性却永恒存在。农业部门和农产品生产向上下游延伸出嵌入整个生产网络中的价值链，形成国民经济得以顺畅循环的一个重要经络即农食系统，且其经济份额不可忽视。在现代化进程中，农产品供给能力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动力。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农产品价格波动是不可忽视的风险来源。

第二，影响农产品供给能力的主要因素。（1）气候因素最为基础且在全球气候变迁的大背景下其影响日益显著。（2）在给定气候和农业生产基础条件下，农业生产者内部的要素利用和技术选择就决定了农产品供给的水平。（3）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对于农产品供给能力具有关键影响。农产品生产单位的微观效率与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具有强互补性。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私人资本难以单独承担改善农业基础条件的重任，需要国家、市场、企业和农户的协同。（4）农村组织和制度。对于具有悠久小农农业传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变革农村组织和制度以提升农产品供给能力受如下权衡的制约：一方面需要超越小农生产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又需要照顾到庞大农业从业人口的充分就业需要。（5）农业公共政策。这也是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经济思潮激烈交锋之处。

第三，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与农产品供给安全。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产品供给对于国际贸易的依赖性持续上升。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与跨国粮商巨头对供应链控制力的强化并存。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和跨国粮商巨头对国际供应链的垄断性掌控，又推动国际农产品交易通过大宗商品市场的形式整合于国际金融市场-货币体系之中。农产品一旦成为在全球流通的大宗商品，就从简单的居民消费品和产业资本的中间投入和原材料，变成一种特殊的商品和投资形式，成为金融资本寻求利润的一种载体。农产品大宗商品市场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部分，承载着全球流动性收放和美国金融市场风险外溢的冲击。在地缘政治中供应链-金融-货币武器化的趋势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农产品大宗商品市场承载的风险也将急剧增加，并且以此为关口，向国内传递。

第四，新发展阶段农产品供给保障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挑战。在新发展阶段，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针对农食的总需求有明显的结构性变动。对口粮、主食的需求下降，对肉禽蛋奶水产等高值农产品需求持续增长。在口粮供给瓶颈克服后，整个大食物体系有效供给的挑战凸显。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农产品供给应实现总量、质量并重，需要农业供给侧和农食需求侧进行再匹配。除总供给与总需求相匹配意义上的农产品供给保障安全意涵之外，在全球供应链-金融-货币体系再构型可能性凸显的当下，防范化解这种再构型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冲击，成为农产品供给保障的第二重安全意涵。中美贸易战和俄乌冲突提醒我们到了正视国际供应链-金融-货币体系格局重构可能性的时刻。如发生供应链碎片化、金融集团化、以及商品的多元货币计价结算等状况，其对农产品供给保障产生的影响，需加以研判和前瞻。这就拓展了农产品供给保障安全的内涵，即其不仅是简单地指弥补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缺口，而且同时也成为大宗商品-金融-货币整体体系安全的重要组成维度。由此引致的关键挑战，是防止本币和大宗农产品之间的比价出现巨大波动、减震国际供应链-金融-货币体系动荡产生的冲击，进而保障国内实体经济及居民消费平稳运行。

张红宇副院长从实践层面分享了相关观点。他认为，粮食安全有一系列的衡量指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供给是否充裕，既表现为产业的产出能力，也表现为流通、储备和供给能力。二是产业是否安全，和从业人员收入直接相关，而这与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规模挂钩。三是可持续发展。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产出应该是永续的，山水田林湖草沙要统筹兼顾，相关政策要形成稳定的制度安排。供给充裕、效益良好和可持续，是衡量安全最重要的三大标志。他指出，粮食安全需要多重积极因素的共同作用，主要有六个方面：（1）资源基础。农产品产出能力取决于土地资源等要素资源，一方面要在土地等要素资源方面保障数量安全，另一方面要通过耕地质量来保障挖掘生产潜力。（2）科技因素。生物技术、装备技术、数字技术、绿色技术等四大技术，可以在粮食产出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3）投入支持。应该把资金投入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投入在生物技术的培育方面等。（4）生产方式。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推动土地规模化经营，是中国未来可期待的方向。（5）对外开放。无论国际环境怎么样碎片化、集团化、分散化，我们自己心里要有定数，要把主动权攥在自己手里。（6）制度监督。对耕地保护、粮食总量、面积播种等重要方面实行一票否决、终身追责的制度，有利于粮食供给保障。推进相关工作，考虑相关制度安排，特别是政策举措，需要统筹兼顾，否则会损害粮食和产业安全。他进一步提出，保障粮食安全同时应注意处理好五种重大关系：一是主产区、主销区与产销平衡区粮食生产的关系；二是粮食生产与其他农产品生产的关系；三是土地规模经营与服务规模经营的关系；四是农业产出和农民增收之间的关系；五是行政举措与经济手段的关系。

程国强教授从农业政治经济学和粮食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对农产品供给保障问题进行了阐释和分析。他首先指出，农业相对于国民经济中别的部门而言，具有基础性、多功能性和政治性。特别是存在这样的规律：一个国家从经济初级阶段，如工业化的初期，到工业化中期，再到工业化的后期以至到现代化的实现，其农业政策的基本倾向是从过去剥夺农业转向保护农业。进一步地，他指出，目前关于农业的政治经济学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视角。其一，是新自由主义的视角。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核心是贸易自由化，政策着眼点是减少贸易扭曲，其本质上是一个有利于发达国家和农产品出口国的多边框架。这个框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有严重的制度缺陷。其二，是基于发展和粮食安全的视角。这种视角应是更重视发展中国家和农产品进口国的福祉。影响世界农业或者主要国家粮食安全、农业发展的政策因素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统因素，比如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另一类是非传统因素，包括粮食金融化、粮食贸易集团化、粮食能源化、粮食武器化、地缘政治冲突。最后程教授提出三项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一是需要超越新自由主义为范式，探索新的全球农业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二是需要基于发展的视角重构全球农业贸易治理体系。三是需要建立关于中国的农村改革、粮食安全的叙事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