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26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政经大论坛CPEF研究报告发布会（第9期）：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与宏观经济绩效”顺利开讲。由于疫情防控等原因，本期论坛采用线上直播的方式进行，线上参与人数八千余人。

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谢富胜主持了本期论坛，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刘瑞明以“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与宏观经济绩效”为题进行了报告。

本期论坛邀请了吉林大学匡亚明学者卓越教授、吉林财经大学原校长宋冬林，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韩保江，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陈享光，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教授林光彬作为研讨嘉宾。

第一单元：报告发布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刘瑞明以“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与宏观经济绩效”为题进行了报告。

刘瑞明教授首先指出，国企改革是改革开放过程中最重要的改革之一，如何通过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从而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推动宏观经济复苏，这既是当前经济绩效改善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未来长时段内，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途径。针对这一问题，报告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

第一，在十八大以来的“1+N”整体国有企业改革布局下，国有企业改革非常迅速，成绩突出，但依然有两个非常紧密相关的特征性事实需要保持高度警惕。首先，无论是对于国企还是民企，微观的企业绩效和宏观经济绩效在次贷危机以后均出现了趋势性下调。其次，国有企业盈亏总额同步增大：根据中国财政年鉴的数据，从2003年国资委成立到2020年之间，国有企业的盈利额从4769.4亿元增加到3.73万亿元，但是，总体利润增长之外，亏损企业的亏损额同样也在持续扩大，从-2819亿扩大到了-2.08万亿，需要研究这种分化背后的逻辑和机制。

第二，对国企改革长期以来的一些争议的前提条件，报告进行了梳理与澄清。国企改革过程中存在大量研究，其中，代表性观点之一是产权论，即国有企业低效率来自于国有企业产权不清下的委托代理问题，选拔人才的时候无法使最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来经营企业，同时，经营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等问题，因此需要产权改革。代表性观点之二是国企面临着政策性和社会性负担，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无法产生企业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强调构建良好市场竞争环境。尽管人们经常会把“产权论”和“竞争论”放在对立面，但从逻辑上讲，产权论和竞争论是互为前提的。产权论的持有者在论证时假定了有一个完善的外部竞争环境，而竞争论的持有者在论证时假定了有一个明晰的产权基础。两者是互补的，而不是替代的。改革进程显示，中国国企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融合了这两者，单单强调其中某一个方面都无法实现预期的改革效果。

第三，报告分析了宏观经济和微观企业绩效的一些典型的特征性事实。一方面，宏观经济绩效与微观企业绩效均出现趋势性下调。2010年到2019年之间，GDP增速和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呈现波动性下降态势，这是宏观经济压力的直观表现。同时，无论国企还是民企，微观企业的资产报酬率等指标都是趋势性下行，这是经济增速下降的微观表现。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盈亏总额同步增大，企业绩效出现两极分化。中国财政年鉴的统计数据显示，国有企业的盈利额和亏损额，都出现扩大的趋势。盈利企业的盈利上升，亏损企业的亏损也上升，利润两极分化，存在着市场势力加强和软预算约束复归的迹象，同样值得警惕。

第四，报告构建垂直关联分析框架分析了改革的趋势和政策福利因素。报告发现，当前国有企业分布更多集中在上游，民营企业主要集中于下游，形成了一种非对称竞争格局，这种非对称竞争格局进一步影响到了利润分布和整体宏观经济绩效。在一个上下游寡头竞争的垂直关联框架下，报告发现，下游和上游企业的产权改革都具有“联动效应”，不仅会提高改革企业本身的利润水平，而且有助于提高垂直关联企业的利润水平，从而实现下游利润和社会整体福利的提升。在市场竞争方面，下游（上游）企业进入会降低下游（上游）企业的利润水平，但有助于提升上游（下游）企业的利润，并实现社会福利改善。报告进一步结合产权改革和市场竞争交叉效应来对特征性事实进行了解释。20世纪90年代，我国一方面采取了“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思路，对于下游中小国企进行市场化改造；另一方面，逐步放开下游产品市场的准入壁垒，形成了“下游产权改革+下游市场竞争”的改革模式，这一改革模式良好地促进了宏观经济绩效的增长。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上游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此同时，上游国企大量进行并购重组“优化国有资产布局”，上游垄断程度不断提高，形成了“上游产权改革+上游市场垄断”的改革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上游产权改革虽然能够通过“联动效应”促进下游利润和宏观经济效益的提升。但上游垄断程度的加强削弱甚至抵消了这种“联动效应”，并导致利润不断向上转移，恶化了“非对称竞争”结构，导致了“上游利润丰厚、下游利润稀薄”的分化现象。在此背景下，民营产权进入上游国企更多地扮演了垄断租金瓜分者的角色。未来，我国应构筑“上游产权改革+上游市场竞争”的改革模式，充分释放改革的“联动效应”，缓解“非对称竞争”结构。

第五，基于理论分析，报告提出了国企改革未来的整体建议。2020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指向是，打破隐性和显性的不合理壁垒，用市场竞争的公平方式推动整体福利上升。报告建议未来应以构建公平、公正的竞争市场为基础，推进“双重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要“混合产权改革”，更要“混合市场竞争”:一方面，继续通过“混合产权改革”的方式深化国资国企混改，优化企业体制机制；另一方面，通过“混合市场竞争”的方式逐步放开上游市场的行业准入限制，通过提高市场竞争程度来激活微观主体活力、推动宏观经济复苏。

第二单元：报告研讨

论坛第二单元，吉林大学匡亚明学者卓越教授、吉林财经大学原校长宋冬林，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韩保江，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陈享光，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教授林光彬分别就报告内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宋冬林教授充分肯定了报告水平，并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评议。首先，该报告充分把握了二十大报告精神，体现了课题负责人的学术底蕴和学术敏感度。第二，该报告为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进行了一个科学的评价，为未来深化改革的着力点、路径提供了新的思考，观点鲜明、逻辑自洽，政策建议也非常明确。第三，报告还需要进一步考虑现实的复杂性，例如，如果将报告中所述的观点单独放在特定产业，例如石化、汽车行业，结论是否还能成立？产业技术门槛较高，限制了产业进入。对于国际范围内，报告中所给出的典型事实还是否存在？并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共生关系，例如产业分工协调、产业安全、产业融合发展等等，更值得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杨瑞龙教授围绕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在分类改革框架下进行了深入讨论。他指出，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情况下，对于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提供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建设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基本都是在公共品范围内，这一类产业的改革逻辑，不是从产权逻辑也不是从竞争理论中延伸，而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要求延伸出来的，需要保持国家对关键命脉的掌控。而竞争性的领域适用于产权逻辑和竞争逻辑。在这个领域里面竞争越是充分，产权越是明确，越是能达到改革目标。对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一视同仁，国有企业要透明化，不能通过行政手段获得相关垄断地位，产业竞争应实现平等，由市场来决定国有企业能不能生存下去。对于公益类产品，由于财力所限，国家不可能完全来充分供给，所以基本的公益品比如说基本的医疗、养老、教育等，国家要保障。但是非基本的个性化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完全可以引入民营资本这个领域，可以引入竞争也可以引入产权改革。对于自然垄断产业，总体上来讲国有企业要控制，但是不意味着这个行业不可以引入竞争和民营资本，这恰恰是混改的重要领域。对于垄断行业，由于其产业链较长，部分环节也具有竞争性，以电力行业为例，电网应该由国家来完全控制，但配电和发电不一定，可以根据技术特征进行市场化改革。石油、航空行业也是如此。总的来说，竞争和产权对国有企业效率提升都是有价值的，但不能完全解释各个产业的国企改革，需要考虑国有经济布局优化问题。而布局优化问题要求考虑制度因素和宏观效率因素，我们应该通过制度建构和政策制定，把有限的国有资本投入到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韩保江教授认为报告本身具有一定逻辑性、严谨性、完整性，但还需要考虑国企改革的政治前提。首先，在评价国有企业发展时要认真考虑其政治贡献。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成果和绩效不能用传统的衡量方式去评估。在过去的调研中，我们发现近年来国企改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支撑作用越来越强，因此，可能需要将其承担的政治功能折算为绩效产出来衡量。其次，对中国国企绩效的分析不能见物不见人，很多国企绩效不佳与对国有企业人的激励和约束不充分不均衡不对称有着重要关系。如果不把心思放到企业创新和经营管理当中去，事务缠身，少数干，多数看，还要问责，就无法解放思想放手去干。最后，对于国企限薪问题也要重视，国企贡献与激励若不能匹配，会导致很多国企行政化，包括国企经营管理者公务员化，都不利于国企队伍健康成长。

陈享光教授指出，现代市场化的生产需要两方面的条件，一是特殊的生产条件，二是一般或者是共同的生产条件。随着生产力的社会化发展，交换的物质条件和生产过程之外的共同的生产条件的建设越来越重要。能否提供其相应条件，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例如，工业化、信息化过程，都需要运输、公益、基建、基础工业的支撑。中国从八十年代以来的国企改革中，在坚持“两个不动摇”基础之上，使得国家能够利用国有资本及其剩余来推进共同生产条件的建设和特殊生产条件的建设，正是这些生产条件的建设和利用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民企发展、民企效率提升提供了条件。针对上述逻辑，陈享光教授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在我们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着眼于生产条件的建设和利用，特别是共同生产条件的建设和利用，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强化国有企业在共同生产条件和一些特殊领域特殊生产条件中的建设作用。第二，应该强化国企民企在创建利用特殊条件中的竞争性。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在整个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他们都有自己的优势也都有其能力在一些领域里面构建特殊的生产条件，可以通过竞争来促进国企民企共同发展。第三，国企民企在创建利用生产条件的过程中，要相互地协同融合，推动两种制度的优势同时展现。

林光彬教授从四个大背景出发，提出国企改革必须走出创新之路，也必须与民营企业同向而行。这四个背景包括：首先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并“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其次，第二个百年目标的任务更加艰巨；第三，在百年大变局之下，国企、民企缺少了任一项，中国的竞争力都会大打折扣；第四，在新发展格局下，双循环决定产业链的每一环至关重要。对于国有竞争性工业企业的改革与评价，需要明确四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需要明确国企发展目标。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发展到寡头市场型结构，即市场分层后，市场生态已经不同于完全性竞争市场，也不可能回到完全竞争性市场。要放在国际垄断竞争市场环境下确立衡量指标，既要算短期经济账，也要算长期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推进国有工业企业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其次，要明确国企改革发展的定位。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力军，国企承担工业技术从无到有的技术赶超、社会主义的国家意志和国家理性；作为政企战略合一的贯彻者，国企承担了国家的战略目标和长远目标，是经济稳定器、国家意识的承载者，在一带一路、走出去等战略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始终面临发达国家的技术、市场、竞争的打压、封锁，国企是突破封锁的关键组织；国企民企是中国企业整体生态中的生命共同体，相辅相成、协作同生；工业供求市场具有分层性质，国企改革进程中，有市场权力、影响价格的领航型企业，与无市场权力、对价格影响很小的中小追随型企业都区分对待。第三，国企发展分三个阶段和三个层次。首先是从0到1，这一部分是政府和大企业作为创新组织者；其次是从1到100，这一部分是政府和风投催化者承担；最后是从100到100万、1亿、1万亿，市场的重要性才从中体现。第四，要有相应的理论基础。世界经济已经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那么，国企改革是基于完全竞争性市场理论还是垄断竞争市场理论，需要进行综合考量。

对于如何认识现代市场经济的两大系统，林光彬教授提出，第一个系统是由竞争性公司和小型垄断企业组成的市场系统。他们以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但对价格和成本的影响有限，也不能影响消费者和政府。市场系统处于现代经济的边缘，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分析仅仅适合于市场系统的分析主体。第二个系统是由大型企业构成的计划系统。他们能够运用权力工具，操纵价格，影响消费者、社会甚至政府的行为。与市场系统中的企业被动地适应外部环境不同，他们能够主动地创造外部环境。计划系统处于现代经济的中心，传统理论分析却“故意”忽略了这一点。对于这两个系统的具体体现，林光彬教授最后进行了具体分析。总的来说，国有企业的短期目标和长期问题都值得重视，从而精准识别未来困难并解决，持续加强人才、科技、创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贯彻新发展理论，实现高质量发展，满足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构建新发展格局，共同维护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地位，才能在未来放眼世界，在国际垄断资本发展背景下提升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