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教授认为，阶段问题不仅对于后发国家，而且对于所有的国家都非常重要。无论是不发达的经济体还是发达经济体，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国家还是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在长期发展中都要面临阶段问题。但是，阶段问题的认识、判断和进程可能对于后发的社会主义国家更为重要。

第一，如何划分发展阶段？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来讲，发展是有阶段的。但在实践中，是发展水平决定发展阶段的变迁。判断发展阶段有两个最主要的标志，一是生产力的发展，二是人的觉悟。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直接进入，但是对于一些落后的国家，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要经过很长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后发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选择超越的时候往往是用制度来推动，往往强调甚至强化制度在阶段转换中的作用。但是在马恩经典理论中非常明确地阐述了发展阶段决定了制度的特征，不同阶段的制度性质、制度特征是阶段在先的。如果超越了发展阶段，必然导致发展的后果。

第二，邓小平同志非常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的认定是“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我们党在六中全会的决议中明确提出，“我们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阶段。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定依据是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和不发达问题。因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存在，就需要解决不发达的问题，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为什么我们一直处于初级阶段？是因为我们依然还不发达。因此，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予以确立和不断完善则是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任务的根本保障。

第三，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阶段。一是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任务艰巨性。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二是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动态性和发展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的、一成不变的、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三是新发展阶段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由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实现现代化时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们现阶段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这一长期发展过程中的初始阶段。这一初始阶段大体需要百年时间，即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是由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实现现代化时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相对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因此，新发展阶段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遵循初级阶段历史发展客观规律。

论坛第二单元，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顾海良、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洪银兴、南开大学讲席教授逄锦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研究员和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教授分别就报告内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顾海良教授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第一，本篇报告在马恩经典作家的论述方面可能还需要深入研究。比如，十月革命后苏联经过了间接过渡、战时统治又回到间接过渡的过程，这并不是因为列宁的想法发生了改变，而是因为苏维埃政权受到了危及。可以判断，列宁始终认为像俄国这样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要向共产主义过渡，必须是间接过渡。第二，中国现代化的起源问题。从资料上来看，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在《申报月刊》上就有过一场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讨论，这是20年代“以工立国”和“以农立国”讨论的延续。在当时，西方还没有现代化的概念。西方学者公认的现代化起源，是二战后为了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而提出的。因此，可以说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值得我们借鉴，但西方的现代化不是我国的现代化的来源，我们正在建设和形成中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的现代化，而且目标也不是西方人设定的现代化。我国的现代化理论经过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为现在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第三，关于新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阐释，还应该加上对历史背景的介绍。比如，毛泽东同志讲不发达阶段，是什么时候讲的、又是针对什么而讲的，这些历史背景对我们也富有启示意义：我们既要看到自身的发展，又不能犯我们历史上曾经犯过的急于求成、脱离实际的那些错误。另外，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阶段这个判断是准确的，但是可以再扩展为：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由量变逐步增长达到部分质变的阶段。

洪银兴教授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视角对新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邓小平同志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论。新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系同样可以从这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新发展阶段之所以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因为：第一，进入到新发展阶段后，生产力的规律性没有变，生产力仍然没有达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水平；第二，生产关系仍然处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没有变。但是新发展阶段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阶段，是因为：第一，我们已经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消灭了绝对贫困，人均GDP进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第二，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此外，他还指出对新发展阶段的阐述除了要关注国内的发展进程外，还要关注时代的特征。因为整个时代特征发生了变化，一是信息社会，特别是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二是生态文明时代，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越来越大；三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逆全球化的现象并存，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逄锦聚教授首先做了三点补充：第一，新发展阶段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学的问题，而是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综合性问题。第二，判断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的基本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新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析一定要坚持不断发展论和发展的阶段论相统一的方法论。第三，研究发展阶段问题的目的要明确，就是为制定科学的路线方针政策奠定基础，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接着，他从三个方面阐释了自己对新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发展中要不要划分为一些具体的发展阶段？这个问题，从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在进行不懈地探索。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新发展阶段，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发展阶段的深刻阐释，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包含一些具体发展阶段理论的创立和形成，表明了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第二，之所以判断我们进入了新发展阶段，是因为经过长期奋斗和发展，我国取得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奇迹，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军的新征程。我们站在了新的起点，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也面对的是新的目标和任务。第三，在新发展阶段要着力探索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黄群慧研究员从现代化的角度，将新发展阶段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先发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对于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具有借鉴意义。但是后发外源性国家的现代化路径和先发内源性国家的现代化路径不同，即使都是后发外源性国家，也会有不同的现代化道路。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但一定要和自己的国情相适应。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有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国家发达水平达到世界先进和前沿的量的规定，又有符合人口规模巨大国情、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质的特性。从经济增长来说，新发展阶段有三个关键节点：第一个节点是“十四五”规划，我们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第二个节点是2035年，我们的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第三个关键节点是2050年，到那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越是到了关键阶段，我们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越来越多。因此，在新发展阶段，必须遵循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指导来推进现代化的进程，包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目标要求、以人民为中心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立场要求和党对经济现代化事业全面领导的根本保证要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和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高水平开放体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建设现代化市场体系等。

刘元春教授提出我们不仅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新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系，更要从世界的视角来分析新发展阶段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这样才能够准确把握在未来一段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应该采取的战略。为什么要把新发展阶段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范畴来进行思考？因为“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今天我们所处的新发展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因此，在新发展阶段，一是要解决当下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二是要实现赶超与超越，从科技、经济、文化等方面接近或者处于世界领先的状态，而不是一个落后的状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世界的视角考虑新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仍然会处在一种共存和竞争的过程，在所有制、分配方式、市场经济等方面仍然具有浓厚的与资本主义体系共存和竞争的特色。目前，我们一方面需要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对新发展阶段的本质特征、历史方位做出准确的理论阐释，同时还要思考在新发展阶段之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如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最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谢富胜教授代表“政经大论坛”对刘守英教授的精彩报告和各位评议嘉宾的深入讨论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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