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改革开放后，中国保持了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巨大的提升，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已经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但是，无论从主要国际组织的界定还是从中国经济自身的发展来看，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国际比较上看，按照世界银行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和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中国都属于发展中国家。但中国是一个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迅速发展中的国家，由于中国在过去40年里取得的重大发展以及对周边国家的带动，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由过去的贫富两端人均收入悬殊，发展成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上中等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三足鼎立的局面。从国内发展上看，中国在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同时，产业结构的提升仍然相对滞后，地区间、城乡间的发展还很不平衡。这是我们的发展不足，但另外一方面又是我们可持续的后发优势。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能够避免很多国家经济发展到了这一阶段就徘徊不前的现象，最终实现全面现代化的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又逐步实现由高速经济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更加协调，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从动态发展上看，中国仍然处于上升和繁荣时期，和已经进入缓慢发展甚至是停滞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更有活力，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从经济规模上看，中国已进入世界的前列。但是，从人均发展水平上看，中国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正因为这样，党的十九大才提出，我们在建党100年前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后，将开启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新征程。这里既有对中国现阶段发展水平的客观判断，也表明了在新时代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雄心壮志。

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developing）国家和发达（developed）国家的提法，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流行起来的。1961年，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共同建立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下文简称“OECD”），讨论如何将真实资源（real resources）由富国（发达国家）向穷国（发展中国家）转移，从此，“发达”（developed）和“发展中”（developing）这一对概念在世界上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Pearson，1969）。顾名思义，发达国家就是已经发展起来的国家，主要是指经济已经得到了发展，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较高的（高收入）国家，发展中国家则是指经济正在发展中但发展水平还不高的国家或者根本没有得到发展（least developing countries，LDC）的（中低收入）国家。这是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最简单分类。OECD宣称，发达国家应该在经济上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发展。这个思想也体现在各个国际组织的运作中，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贸易组织（WTO）等，都有对发展中或中低收入国家提供优惠的政策。

但是在统计实践中，对于如何定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边界，各个国际组织之间存在着差异，有的甚至没有明确或清晰的标准。美国、日本等七国集团的成员属于发达国家，联合国2018年确认的最不发达国家名录上有47个国家（阿富汗、孟加拉、柬埔寨等）属于发展中国家，这不存在什么争议，但是对许多处于中间状态的国家，如何确定它们的归属就有些问题。例如，对于独联体国家和东欧的原计划经济国家，它们的归属被争议了多年（刘伟、杨云龙，1991）。

第一，看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WTO）明确指出，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过渡期的优惠。但是，并不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WTO定义（there are no WTO definitions of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一个国家是否属于发展中国家由这个国家自行宣布，而别的国家可以提出质疑。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时，人均GDP还不到1000美元，无疑属于发展中国家，但是在17年之后的2018年，中国的发展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一些国家由此对中国在WTO享受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提出质疑。因为WTO对一个国家是否属于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自身的定量标准。

第二，看联合国统计局。联合国统计局制订的为统计用途制订的标准国家和地区代码（standard country or area codes for statistical use，M49）中，把世界各个国家分为发达地区（developed regions）和发展中地区（developing regions），发达地区包含北美、大洋洲、欧洲的大多数国家，俄罗斯联邦、捷克甚至阿尔巴尼亚等原苏联东欧中央计划经济国家都被包含在内，但亚洲只有日本一个国家，共包含66个国家；而发展中地区则包含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其中，既包含印度、孟加拉等南亚低收入国家，也包含韩国、新加坡等东亚高收入国家，还包含沙特阿拉伯等中东石油输出国家，中国、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也被同时包含进这一地区。联合国统计局强调指出，这一分类的制订是为了统计工作的方便而不是对一个特定国家或地区发展阶段的判断。从这一分类以及在分类下包含的国家和地区中，我们可以看到“发达”和“发展中”的区别，但是它们的边界是模糊的。

第三，看世界银行的分类。1978年，世界银行发布了第1期“世界发展报告”（WDR），以世界发展指数（WDI）为统计依据，把世界各国分为3个类别，（1）发展中国家；（2）工业化国家（industrialized countries）；（3）资本剩余石油输出国家（capital-surplus oil-exporting countries）。发展中国家包括低收入国家（人均GNI在250美元以下）和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I在250美元以上但在工业化国家水平以下）；工业化国家则用OECD替代，但是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土耳其仍然被看作是发展中国家。南非不是OECD成员国，但也被列入工业化国家。1989年，世界银行对收入分类作了进一步的改革，按照人均国民总收入（Per Capita GNI）水平把各个国家（和地区）分为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其中又具体分为下中等收入国家和上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低收入和下中等收入分组，参考了世界银行的业务分类（the operational categories），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或地区能够有较大的贷款优惠，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而减少，而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则由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支持的国家中“毕业”，不再享受世界银行的“软”贷款；但是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分组，则是根据经济分析的要求来确定的（the analysis classification）。1989年，世界银行研究部门向世界银行提供了一篇工作报告“人均国民收入，估算国际比较数字（per capita income: estimating internationally comparable numbers）”，提出以1987年6000美元为“工业化”（“industrialized”）经济体的人均GNI的标准，也就是说，作为高收入经济体人均GNI的下限，如果达到了这一标准，那么这个国家就是“工业化”国家，当然也就是高收入国家。高收入的名义标准下限每年都在变化（2016年为12235美元），这是因为全球的价格总水平在不断提升，这个标准也要把全球价格一般水平的上涨因素考虑进去，而调整的依据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折算系数（the “SDR deflator”）。这也就是说，从1989年以来，世界银行的 “工业化”或“高收入”的标准一直是按1987年可比价格（constant price）的6000美元规定的，没有发生变化，即按折算系数折算为1987年的6000美元水平。同时，世界银行还将分析分类与业务分类相结合，将人均GNI在480美元以下的国家归为低收入（low income）国家，480~1940美元的国家为下中等收入（lower middle income）国家，1940~6000美元为上中等收入（upper middle income）国家。目前，各个分组的名义人均GNI标准大约为当年的2倍左右。2016年低收入组为1005美元及以下，下中等收入组的标准为1006~3995美元，上中等收入的标准为3956~12235美元。低收入和下中等收入国家无疑属于发展中国家，能够享受发展中国家的“软贷款”，而上中等收入国家则被认为逐渐由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软贷款支持的发展中国家中“毕业”（graduation），享受的贷款优惠及贷款明显减少直至取消，但从经济分析的观点看，仍然把它们归入发展中国家。高收入国家则无疑属于工业化国家或发达国家。

第四，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国家发展分类。目前，UNDP在每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中，都要计算和发布各个国家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并由此对各国进行排序和归类。人类发展指数是对一个国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NI、人均受教育程度及人均预期寿命这三类指标进行综合处理并进行加权计算得出的结果，是一个0-1的无量纲的量，用来反映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状况发展程度的相对水平。由人文发展指数计量的发展水平和用人均收入计量的发展水平的排序结果可能有所差别，例如马来西亚2015年的人均GNI高于智利，但人均受教育程度和人均寿命则低于智利，综合计算的结果是智利（0.847）高于马来西亚（0.789）。2015年，参与排序的国家和地区有188个，前5名分别为挪威（0.949）、澳大利亚（0.939）、瑞士（0.939）、德国（0.926）、丹麦和新加坡（0.925，并列第5名），最后5名分别为中非共和国（0.352）、尼日尔（0.353）、乍得（0.396）、布基纳法索（0.402）和布隆迪（0.404），中国的排序为第90位，恰好在中间位置上。188个国家和地区中，HDI值在0.8以上的国家为极高人类发展水平（very high human development）国家，约占排序国家的1/4，包括美国、俄罗斯联邦等在内，共有51个国家和地区，为发达国家；HDI值在0.8以下的国家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HDI为0.738，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

第五，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划分。IMF每年出版“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在最新年度报告的国家分类中包括两个组别：先进经济体（advanced economies）及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emerging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IMF指出，这一分组并不是按照经济或其他方面严格的数据标准得出的，而是服务于合理而有意义的分析目标（IMF，2018）。其中，先进经济体包括40个国家和地区，具体包括七国集团、欧盟国家、大洋洲国家、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省以及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其他被列入分类的154个国家和地区被归入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土耳其等国家都被包含在内。

从以上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就“发达”和“发展中”这一对概念而言，人们对它们的总体理解是一致的，即经济发展、人民生活以及相应的其他方面发展在世界上达到了高水平，就属于“发展了的”或者是“发达”国家，否则就属于“发展中”国家。但是发展同时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随着各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不同，各个国家之间发展水平的分布在不断变化，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批发展水平持续迅速提升的国家或地区，被称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或者是新兴经济体。“新兴”是对发展状态而不是发展水平的描述，韩国、中国、印度都是新兴经济体，目前在世界上都保持着较高的发展速度，但在发展水平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韩国已经迈过两类国家之间的门槛（threshold），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中国和印度仍然是发展中国家。

那么，发达国家的门槛究竟在哪里？从前面的综述中可以看出，对于这个“门槛”有明确定量规定的国际组织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世界银行，另一个是UNDP。世界银行主要是从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来看的，把1987年的6000美元作为“高收入”或“工业化”的固定标准，一个国家按照可比价格计算的人均GNI达到了这个标准成为高收入国家，就可以认为是“工业化了的”或“发达国家”。而UNDP的标准是相对标准，即把人类发展指数（HDI）达到0.8以上的国家归入极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即发达国家，否则为发展中国家。

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列表中，在过去30年里增加了20个。从这20个国家的初始状态上看主要可以把它们分为3类，一是原来的下中等收入国家，只有智利一个国家；二是当年没有公布和提供统计数据的国家，主要是原来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包括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等；第三类为原来的中等收入国家，包括葡萄牙、韩国、马耳他、波多黎各，还有一些太平洋上的小国。从地区分布上看，欧洲国家最多，从历史上看，这些国家（主要指东欧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已经有一定的基础，原来大多已经接近或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加入欧盟后经济又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俄罗斯原来也属于高收入国家，但2015年又重新变成了上中等收入国家。其次是拉美国家，包括智利、乌拉圭和波多黎各等国家。智利的情况在拉美国家中有代表性，在过去30年中，由下中等收入国家发展为高收入或接近高收入国家，问题在于一些国家长期发展停滞，好几个国家多年来一直在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1987~2016年间进入世界银行高收入组的国家之间徘徊，委内瑞拉和阿根廷在2014年成为了高收入国家，但2015年委内瑞拉又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而阿根廷则在2016年也变回为上中等收入国家。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拉美国家表现得非常明显，即所谓“拉美漩涡”。亚洲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成高收入国家的虽然只有韩国一个国家，但发展得较为成功，人均GNI已经接近3万美元，已经属于发达国家。

二、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以人均GNI所反映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从表2中可以看到，1998年，在改革开放20年之后，中国的人均GNI达到了800美元，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了下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又经过12年的努力，到2010年人均GNI达到4340美元，迈入了上中等国家的行列。从表2中还可以看到，中国的人均GNI与高收入国家的下限之比在初期增加得非常缓慢，1987~1997年之间仅提高了2.5%，平均每年仅提高0.25%；但是到了后期则提高得非常快，2008~2016年，8年间提高了41.5%，平均每年提高5.19%；现在，中国人均GNI占高收入国家下限的比重每年的提高幅度相当于改革开放初期20年所提高的幅度。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实现了经济起飞和高增长，但经济的绝对总量低，人均水平就更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中所包含的绝对增量很小，而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人均水平已经较高，在较高的增长率下，占比提高的幅度也大。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人均GNI不到300美元，每增长10%不到30美元，仅为6000美元的0.3%，但是现在我国的人均GNI已经达到8000美元以上，哪怕只增长5%，绝对量也达到了400美元，为12000美元的3%。这也说明了我国实现赶超目标之艰难，经过长达40年的努力，才让中国走近最终跨越的门槛。从表2中可以看出，2016年我国的人均GNI已经为世界银行高收入门槛的2/3。从发展趋势看，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已经不会很远，在建党100年前后，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前后，中国有可能进入按照世界银行分组的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从世界银行的人均GNI排名上看，2003年中国的人均GNI为1100美元，在列入排名的20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134位，2016年人均水平已提升为8250美元，在列入排名的216个国家和地区中列95位。而根据IMF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2018》数据库中的数据（IMF，2018），中国2018年的预期人均GNI将达到10088美元，在列入排名的191个国家和地区中列第72位。在经济总量上，中国取得的成就更为明显，200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之后一直保持世界第一。而货物进出口总额则在2013年赶上了美国，之后排名虽然和美国之间互有变化，但已经是世界领先。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生产力水平得到显著发展，人均国民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得到巨大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

（一）人均收入水平

目前世界上虽然有很多对各国的发展水平进行排序的方法（如HDI、幸福指数、国际竞争力、宜居程度等），但使用最普遍的还是人均GNI或人均GDP方法，简单而且得到广泛认可。统计表明，各种度量发展水平的排序方法，往往都和人均GNI或人均GDP有较高的相关程度。本文首先从人均GNI的国际比较上看中国的发展水平。

首先，从世界各大地区的发展上看，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和广大的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相当。

从表3中可以看到，按汇率法计算，我国目前的人均GNI水平略低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平均水平，相当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平均水平，略高于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平均水平。从收入水平分组上看，大约相当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数。而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中国2016年的人均GNI为15470国际元，在列入排序的215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103位，低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相当，在收入水平分组上略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也就是说，用购买力平价的方法计算，中国人均GNI在国际上的相对水平略有下降，但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表3中的地区分类主要是地理概念，而邻近国家之间的发展水平可能有比较大的差距，如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既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这样的高收入国家，也包括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这些下中等收入国家；欧洲和中亚地区既包括德国、英国、法国这些重要大国，也包括北欧的高收入国家，但也有中亚收入较低的国家。但总体而言，它仍然大致地描述了世界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格局：北美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地区，欧洲次之，接下来是亚太地区和拉美地区，再下来是南亚地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如果从收入水平上看，北美和欧洲属于高收入地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属于上中等收入地区，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则主要属于低收入和下中等收入地区。

其次，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大大提升了东亚地区的平均发展的水平，甚至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原来的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和高收入发达国家两端分布的格局，已经形成了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与高收入发达国家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从表4中可以看到，2016年世界人均GNI比1987年增加了50%以上，年均增长率为1.56%，但各个主要地区的增长幅度是不同的。以发达国家为主的OECD国家和北美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只有1.29%和0.98%，低于世界平均增长率；而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联合国定义的最不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也低于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14%和1.48%，这说明最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相对差距没有显著的变化。年均增长率高于平均水平的主要是3个地区，分别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2.6%）、南亚地区（2.99%）、东亚和太平洋地区（3.29%），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起点较高（1987年为1963美元，刚刚跨过上中等收入的门槛），而南亚地区的起点较低（当年为343美元，属于低收入组），经过近30年的发展，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仍然在上中等收入组，但已经接近高收入组的门槛，而南亚地区则进入了下中等收入的行列。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增长率是所有地区中最高的，人均GNI从当年的1927美元（下中等收入）上升为2016年的9852美元（上中等收入）。在20世纪80年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既包括日本、澳大利亚等高收入发达国家，也包括中国这样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包括高收入国家，那么东亚和太平洋地区1987年的人均GNI为382美元，与南亚地区相当，属于低收入组。这种情况和拉美国家的情况有很大差别，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在排除高收入国家后，人均GNI只有很小的变化。可以看到，不包含高收入国家在内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年均增长率为7.76%。2016年这一地区的人口为20.53亿，而中国的人口为13.82亿，占这一地区的67%，显然，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为提升这一地区的发展水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的增长虽然没有中国这么强劲，但也有不错的表现（如东盟国家），这使世界上近1/3的人口在过去的30年里，由低收入组进入上中等收入组的行列。

从表4中还可以看到，在1987年，属于上中等收入组的主要地区有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人口为4.21亿人，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8%，欧洲和中亚地区（8.28亿人）、北美地区（2.69亿人）和亚太地区的高收入国家（2.12亿人）的人口为13.09亿，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26%；而东亚和太平洋低收入地区（15.26亿人）、南亚地区（10.6亿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4.71亿人）的低收入和下中等收入（主要是低收入）总人口为30.57亿人，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60.9%。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世界上两级分化的现象非常明显，高收入地区所占的人口大约在30%左右，上中等收入地区所占的人口约在10%左右，而60%以上的人口低收入在下中等收入区（参见图1）。

而到了2016年，由中国带动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高收入国家除外）的人均GNI进入上中等收入组，世界人均收入的地区布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收入组（欧洲和中亚地区、北美地区、东亚和太平洋的高收入国家）的人口为15.17亿，人均收入3万美元以上，占世界人口的20.38%，下中等和低收入组（南亚地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人口为27.99亿，人均收入不到2000美元，占世界人口的37.6%，而上中等收入组（不包含高收入国家在内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人口为26.91亿，人均收入8000美元左右，占世界人口的36.15%（如果把中东和北非的人口也包括进来，则这一收入组的人口总量31.27亿，占比提高到42.01%，为占比最大的收入组）。这就在世界上形成了三足鼎立局面（参见图2），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经济秩序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但无论从上中等收入地区的人均GNI上看还是从形成的经济总规模看，都还和高收入的发达地区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如何在发展中不断提高收入水平，是上中等收入国家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即使跨过了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也和这些上中等收入的国家和经济体一样，还远远称不上成为发达国家，还要经过长期的发展，才能实现赶超目标。

（二）产业结构

国民总收入（GNI）是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在生产活动中获得的总收入，重点在于“收入”，所以世界银行在进行人均比较时，更重视人均GNI。“收入”是“生产”创造的，在国民经济（或国民收入）核算中，直接反映生产总额的指标为国内生产总值（GDP），它是各个生产部门（或行业）增加值的总额，从具体数值上看，GNI与GDP之间的差别只是一项“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但是如果从内容上看，GNI主要反映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各个广义生产要素（劳动、资本、政府、土地等）所获得的收入，而GDP则反映各个生产部门或行业的活动成果，是各个行业增加值的总和。而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增加值结构及相应的就业结构即产业结构，则是反映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指标。

第一，看中美之间增加值结构的比较。

表5列出的是中国和美国2014年GDP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到，2014年中国的农林牧渔业的增加值已经是美国的4.8倍，制造业是美国的1.5倍，而建筑业是美国的1.1倍。这说明了中国的赶超进程也遵循了“配第—克拉克定理”所揭示的经济发展规律。改革开放后，中国首先在农业领域推动改革，使农业及整个第一产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实现了经济总量上的赶超，从目前的水平看，按全部人口计算的人均第一产业产值已经和美国相当。此后，中国的制造业和整个第二产业发展了起来，实现了总量上的赶超，目前第二产业已经是美国的1.3倍。但是从第三产业上看，中国的总量还和美国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中国仅仅为美国的36.4%。因而，中国和美国之间经济总量上的差距（2014年中国的汇率法GDP只占美国的60%），关键不在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发展不足，而是第三产业没有跟上来。

中美两国经济各自的增加值结构，反映了两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美国三大产业所占的比重是1.2%、20.3%和78.5%，属于后工业化时期的产业结构。而中国三大产业所占的比重是9.3%、43.3%和47.4%，尽管已经初步形成了第三产业比重最大，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小的现代国家的产业格局，但是从具体构成数值上看，仍然是一个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这就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之间在经济结构上的发展差距。

第二，看中美两国就业结构的比较。

美国的就业结构与其增加值结构是相似的，2005年，美国按三次产业计算的就业构成是1.6%、20.6%和77.8%，而在2016年，这一结构发展为1.1%、20.0%和78.9%，10多年间只有很小的变化（参见表6）。从表6中还可以看到，美国的增加值和就业结构是非常接近的，这是在发达市场经济下平均收益规律的表现，如果一个产业或行业的平均收益（人均增加值）高于另外一个产业或行业，那么资本和劳动力就会向这个产业或行业流动，从而达到产业和行业间的均衡。但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两个结构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虽然都已经初步形成了现代经济的产业结构，即第三产业的比重最大，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小的结构，但具体占比之间存在着差距，第一产业的就业占比要比增加值占比高20%左右，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则要低10%左右，相比较而言，第二产业具有较高的平均收益，这也说明了中国为什么近些年来第二产业会获得更多的发展。如果用就业结构来说明产业结构的话，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就要更大，第一产业的就业占比要比美国高26%，而第三产业的就业占比则和美国相差36.5%。第三产业就业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服务业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同时也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途径，更多的劳动者投入第三产业为社会提供服务并取得收入，将对改善全社会的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看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比较。

表6中的国家是按第一产业就业在全部就业中的比重而排序的，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尤其是千万人口以上的大国）的发达程度和其产业结构（尤其是就业结构）有很高的相关关系。一般地说，由于第二产业具有较高的机械化水平，它所容纳的就业是有限的，在表6中的国家中，第二产业就业占比最高的是波兰，为30.4%，最低的是菲律宾，为16.2%，大多数国家在20%~30%之间，中国为28.8%，德国为27.7%，俄罗斯为27.2%，制造业大国的韩国和日本都在24%左右，而美国只有18.4%，差别并不十分显著，且波动较小。所以看就业结构，主要看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差异。一般地说，对于一个经济和就业规模较大的经济体而言，第一产业就业的占比越低，第三产业的就业占比也就越高，其发达程度也就越高。而从增加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比较上看，第一产业的产值占比与就业占比之间的差别越大，其发展水平也就越低，反之发达程度则较高。这表明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差距。这也说明产业结构高度确实从质态上说明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表6中可以看到，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排序中，中国大约位于它们的中间位置，属于发展水平已经得到提高的发展中国家。

第四，从产业结构的自身变化看，中国正处于迅速发展阶段。

表6主要是从静态上比较各个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反映的是各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但各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是不断变化的，变化的程度说明着发展的状态。对于缓慢增长的经济体而言，产业结构的提升也是缓慢的，而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则会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迅速提升，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现在中国也在经历这一过程。从表7中可以看到，在2011~2016年期间，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没有显著变化，仅下降了0.6%，但是就业比重下降了7%，而且是逐年稳步下降；相应的，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比和就业占比每年都在稳步提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以上。目前，中国第三产业占比和发达国家一般水平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占比大多达到70%以上，如果中途不发生停滞，按照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推算，那么达到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中国还要用20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在2030年前后达到这个水平。这说明中国虽然在经济增长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上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仍属于发展较好的发展中国家。而从变化率上看，则快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中国必须保持持续的经济发展，才能进一步缩小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三）人类发展

目前在国际上，另外一个反映各国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是人类发展指数（HDI），它是一个相对指标（0~1之间），是通过对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NI、教育水平和人口预期寿命加权处理得到的结果，数值越高，说明人类发展水平也越高。

从表8中可以看到，在UNDP公布的2015年HDI中，中国在188个国家中位居第90位。如果以HDI排序来反映发展水平，那么中国正好处于世界中等发展水平。人类发展指数的分类基于其固定分界点，这些分界点来自人类发展指数构成指标的四分位数，分别为：低人类发展水平（low human development）：HDI值小于0.550；中等人类发展水平（medium human development）：HDI值介于0.550和0.699之间；高人类发展水平（high human development）：HDI值介于0.700和0.799之间；极高人类发展水平（very high human development）：HDI值大于等于0.800。按照《人类发展报告2010》的划分，极高人类发展水平组中的国家为发达国家。其他3组则为发展中国家（Nielsen，2011）。从动态上看，中国的HDI值提高得非常快，1990年中国的HDI值仅为0.499，为低人类发展水平国家，2001年到达0.6，成为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2010年则到达0.7，成为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但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还可以从具体指标上看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

首先看出生预期（平均）寿命，这是根据人口学上的生命表计算的预期平均寿命。这是一个高度综合的指标，一个国家人口预期寿命的长短，和很多方面的因素有关，如营养水平、生活质量、医疗水平、养老水平、生态环境等。从表8中可以看到，在4个分组中，分组水平越高，预期寿命往往就越长。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如俄罗斯联邦属于极高水平国家，但预期寿命只有70岁，而古巴属于高水平国家，预期寿命则达到了79.6岁。中国的出生预期寿命是76岁，在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中位于领先水平，但和西欧（80岁以上）、北欧（80岁以上）、北美（80岁左右）、大洋洲（80岁以上）、亚洲（日本、韩国、中国香港，80岁以上）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仍然存在着差距。从动态变化上看，中国1990年的人口预期寿命是69岁，25年来提高了7岁，这说明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在总体上是提高的。但同时也要看到，在这一期间，发达国家的出生预期寿命也在不断提高，日本1990年的出生预期寿命为79岁，2015年则为83.7岁，提高了4.3岁。预期寿命的人类发展环境的全面改善，远比发展经济更为复杂，但又需要经济发展为基础。处理好经济发展与全面发展的关系，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再有明显的提升，是中国在新时代发展的重要任务。

再看受教育程度。在HDI中，包含有两个受教育程度指标，一是预期受教育年限（expected years of schooling），指的是在校学生预期的学习时间，它既是对一个国家教育事业发展水平的度量，也反映了当前教育对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贡献。二是平均受教育年限（mean years of schooling），指的是25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平均受教育的时间，它是以往的教育所形成的结果，主要反映了当前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从表8中可以看到，极高发展水平组中的国家和地区预期受教育年限基本上在15年以上，平均受教育年限基本上在11年以上。在两个指标中，改善前一个指标需要持续加大教育投入（这是从供给方看，从需求方看，还要有对受教育群体不断增长的需求），而后一个指标则是前期教育投入所产生的结果。从表8中可以看到，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中的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以及乌兹别克，都有较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古巴、东欧原计划经济国家也有这个特点），这说明这些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对教育已经非常重视。中国1990年时预期受教育年限为8.8年，2000年提高到9.6年，2010年提高到12.8年，2015年已经是13.5年，发展得非常快。从发展趋势看，2020年前后，有可能达到15年，赶上发达国家的基本水平。但是从平均受教育年限看，中国目前只有7.6年，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然后看人均收入。在HDI中，为了更好地反映国家间由收入反映的生活水平，人均GNI是以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所得出的购买力平价折算的，经过这一折算后，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NI大多比汇率法计算的结果有所下降，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NI则有所提升。这对国家之间人均收入的比较有影响，以中日比较为例，按汇率法计算2016年日本的人均GNI是中国的4.6倍，而按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则为2.8倍。但如果是进行人均收入的排序，那么各国所处的基本位置并不会发生显著的变化，按汇率法计算，日本和中国在216个国家或经济体中分别列34位和95位，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日本和中国在215个国家或经济体中分别列34位和103位。日本属于发达国家而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这个分析结果没有改变，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世界银行按人均GNI分组和UNDP按HDI分组所得出的分析结论是相近的，即高收入国家大多有较高的HDI，低收入国家的HDI往往比较低，但也有一些特殊的例子，如斯里兰卡按汇率法计算的人均GNI为3780美元，属于下中等收入国家，但它的HDI值却高达0.766，为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

对中国而言，在过去的近30年中（UNDP从1990年开始公布HDI），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及其各个方面是持续改善的，无论是预期寿命、教育水平以及人均收入都有显著改善，从一个低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发展成为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但与极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这说明改革开放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发展水平，缩小了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人类发展水平上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三、区域发展和城乡收入差异

党的十九大指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正是我国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逐渐转变的过程中所需要面对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实现了持续40年的高增长。为了实现经济起飞和加速经济增长，最先采取的策略是打破在传统计划体制下低效率的均衡，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在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中先富起来，并带动其他人和其他地区的发展，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中国的综合实力、人民生活和国际地位因此得到极大的提升。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方面的发展差异，已经显著高于过去，也高于世界上众多发展水平与中国类似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规模甚至大于世界上很多的大洲（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各个地区、各个方面的发展条件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这些差异必然导致经济发展以及其他方面的发展不平衡，这正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特征。所以中国在开启全面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仅要继续提高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还要在结构上改变发展的不平衡，通过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使中国接近并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一）地区经济发展

从表9中可以看到，中国各个地区（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如果用世界银行的人均收入标准来进行比较，北京、上海、天津3个直辖市和江苏、浙江两省已经进入了高收入地区的行列，属于我国的发达地区，地区人口占全国的近15%，经济总量占GDP的25%左右。而其他的25个地区，仍属于上中等收入地区，由于这个组数值所包括的跨度大，组内相互之间差异也比较大。这个地区包含的人口占全国的85%以上，经济总量占GDP的75%左右。人均GDP最高的地区北京（17784美元）与最低的地区甘肃（4153美元）相比，北京为甘肃的4.28倍。高收入地区人均GDP（14974美元）为上中等收入地区（7432美元）两倍左右。应该说，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已经随着近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有了明显的改善。在新世纪初，我国发达地区和欠发展地区的人均GDP的差别曾达到10倍以上，现在已经缩小了一半，但是区域间发展差异仍然比较明显。

图3是根据表9的数据绘制的中国各地区人均GDP的人口分布。在图中，可以看到8000美元是上中等收入组的中点，在其附近有两个分布稠密区，分别在6000美元和11000美元的附近，而人均8000美元周围（7000~9000美元）的人口分布相对较少。而在12000~18000美元区域中，人口分布比较平坦（即集中趋势不明显），更广泛地看，是8000~18000美元的人口分布比较平坦。具体地看，在6000美元人均GDP附近（8000美元以下）区域中分布的人口大约有8亿人，约占中国人口的57%，属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在8000~12000美元的人口大约有4亿人，约占中国人口的28%，其余15%是高收入地区人口。这种人口分布鲜明地反映出中国“发展中”的经济特征，即有包含相当大国土、相当多人口的地区（主要是西部的非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还需要上一个台阶，改变其相对落后的面貌。不应该因为有一部分地区（主要是东部沿海地区）已经获得了较好的发展，就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产生错判。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也有它们的后发优势：从本地的层面看，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从国家的层面看，则有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崛起的大国所能够提供的日益增加的政策与财力的支持；从地区协作的关系看，又能通过地区间经济活动的梯度转移获得发展。这正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保持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城乡差距

改革开放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是由加速的工业化带动的，并在此基础上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以农业为主的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也得到很大发展，但相比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的城镇地区，农村地区的发展相对较慢。因此，一个地区的工业化程度和城镇化程度越高，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表10列出了中国各个地区间城镇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以下称为城镇化率），可以看出，这个比例的排序和地区的发达程度是有关联的，一般地说，一个地区的城镇化率越高，其经济发展水平通常也较高。将表10中的排序与表9中的排序之间计算等级相关系数，结果为0.8996，相关程度很高。当然，农村地区也可以发展非农产业，如发展旅游业，那么相应的农村人口就属于第三产业就业。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城镇化率较低的地区的农村，往往是以农业为主，而且承载着大量低效率的农业就业，在这种情况下，城镇化率就成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从表10中可以看出，中国整体的城镇化率现在仍然不高，只有57%，具体地看，城镇化率超过60%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只有10个，城镇化水平还需要有一个极大的提高。

表11列出的是2010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情况，自2013年国家统计局实施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后，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实行了统一口径，这就为我们进行城乡居民收入的比较提供了数据基础。从表11中可以看出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分布，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城乡居民收入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整体上看，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的2.72倍。中国农村地区收入水平最高的地区是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520.4元，而城镇地区收入水平最低的地区为黑龙江，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736.4元，农村的最高收入水平低于城市的最低收入水平。从地区之间的比较看，一般地说，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的地区因为经济比较发达，农村地区的非农产业可以得到较多的发展，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距也就相对较小（如天津、浙江）；而在西部地区（云南、贵州、西藏等），全体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说明经济发达程度较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反而更大。对表11中的排序与表9中的排序计算等级相关系数，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9371，说明各个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之间有较强的相关关系；而对表11与表10的排序计算等级相关系数，得到的结果是0.8956，说明各个地区城镇化率与城乡居民的收入之间也有较强的相关关系。但不同地区的城乡居民之间差异并不悬殊，二者之间倍数最低的天津为1.85倍（天津作为一个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乡镇非农产业比较发达），最高的甘肃为3.45倍，大多数地区在2倍与3倍之间，比较密集地分布在全国平均数2.72倍周边，集中程度较高。这说明各个地区的城乡收入之间，有一定的联动关系，即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将同时带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当然，由于城镇化程度的不同，这种带动对于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是不同的，城镇人口所占的比重越大，城乡差距就越小，那么在城乡居民收入同幅度上升时，由于权重的关系，全体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上升幅度也就越大。

第二，在不同的地区间之间进行比较时，城乡居民构成往往是居民总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以上海和贵州为例，上海全体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为贵州的3.59倍，其中城镇为2.23倍，农村为3.15倍，城镇与城镇比或乡村与乡村比之间的差距，小于总体收入上的差别。再看北京和甘肃，北京全体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甘肃的3.58倍，其中城市为2.22倍，农村为2.99倍，也是农村和城市居民合并计算后，可支配收入的差别扩大了。这是因为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口的权重大，发达地区城镇人口的权重大，因而使总体收入上的差别更大。说明各个地区城乡人口构成以及他们的收入，同时影响着总体收入。

可以看出，尽管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推进得很快，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但是在另外一方面，通过各个地区城镇化率的比较，各个地区的工业化程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各个地方的发展不平衡，城市和农村的发展也不平衡。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较慢的广大地区的居民收入（尤其是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仍然不高。由于这些地区的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较低，而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又大，造成这些地区整体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偏低。从表11中可以看到，有16个地区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在20000元以下，有7个地区的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在10000元以下。虽然中国的人均GNI或人均GDP在世界上已经达到了上中等收入的水平，但由于中国仍然处于高增长阶段，储蓄率和投资率都比较高，与人均GDP相近的国家相比较，在国民收入中形成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相对较低。中国目前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000美元以上，但是全体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3700美元左右，这意味着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只占全部国民收入的45%左右，大多数国家的比重至少达到50%以上。而在有限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又存在着由于发展程度不同造成的收入不平衡（主要是城乡居民收入发展不平衡，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大，人均劳动报酬低），这种二元经济结构是中国在全面现代化进程中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就储蓄率而言，更体现出中国处于发展中国家进入加速发展期的特征。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一直居世界前列，全球平均储蓄率19.7%，中国则为46%（2015年）。同时，由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过程中形成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偏低，只占全部国民收入的45%左右，进而在总储蓄增长中大部分（80%）来自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居民部门只占20%。而在居民储蓄中大部分又来自高收入群体，2016年收入前10%的家庭储蓄率达66.8%，储蓄额占当年中国家庭总储蓄额62.5%，同时有40%的中国家庭当年没有储蓄（甘犁、何青，2018），这就进一步降低总消费率。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仅仅表现在收入上，也反映在居民所享受的公共服务上，农村的教育、医疗、退休、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发展都明显地落后于城市，这种局面短期很难改变。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正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特征。所以，观察和判断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处的阶段，不能只从局部取得的成就上看，还必须从整体上看存在的不足，才能做出客观的判断。

四、中国能够实现全面现代化的目标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目前和中国处于相近发展水平的国家（即人均GNI在1万美元左右的上中等收入国家）在世界上很多，如拉美国家、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高收入以外的国家、西亚北非国家、中亚国家等，但中国的情况和大多数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有所不同，这就是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这五位一体各个方面的发展正处于积极的上升时期，而很多国家到了这一阶段各项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就开始陷入停滞。如以富国俱乐部著称的OECD的35个成员国中，有32个成员国为发达国家，仍然有3个成员国被UNDP分类为发展中国家（智利、墨西哥和土耳其），这些发展中国家很早就是上中等收入国家，但一直徘徊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门槛上。更有大量的发展中国家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长期难以成长为发达经济体，如所谓“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等。在经济规模较大的经济体中，只有韩国等少数国家发展得比较好，通过持续增长成为了发达国家。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已经找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途径和方式。从静态国际比较上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中国的不足，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是中国的发展优势，可以通过改善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实现进一步的发展。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国优先发展的地区，很多领域在体制、科技、市场、产业发展、消费升级等诸多方面逐渐赶上甚至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为国家的整体发展形成了示范效应，而发展较慢的领域和地区则有生产要素上的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国家和先进地区的扶持和带动形成跨越式的发展。虽然中国的人均GDP还处于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但是中国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经济总量是巨大的，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已经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了一些优势，那么到了现在，这种优势就更加凸显出来，为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从需求方看，13亿人所形成的广泛的国内市场无论在水平上还是在范围上都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已经形成了4亿多人规模的中等收入阶层，预计到2018年底，中国国内市场的消费需求将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国内消费力的国家。在国际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响应，加上对外经济合作的升级，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将不断提升；而从供给方看，通过供应侧结构性改革，在体制、经济结构、收入分配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深化改革，极大地改善了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在各个国际机构的年度报告中，脱贫、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一直是重要的主题，很多发展中国家就是因为无法解决这些方面的矛盾而无法由上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成为高收入的发达国家，关键在于他们没有或无法解决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问题，没有找到和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社会的体制以及确定合适的发展道路。但是在中国，根据现阶段的发展要求，开展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即确保风险隐患得到有效控制、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完成、确保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这对中国来说同样是艰巨的任务，但是由于有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制度保障，通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就完全有可能在这一方面取得突破，在整体改善民生的同时，也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创造好的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后，将开启全面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并提出了分两阶段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宏伟战略。这一战略正是建立在对中国现阶段发展水平的科学判断的基础上的，是通过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所能够实现的。中国完全有可能避免很多上中等收入国家所出现过的经济徘徊的老路，通过不断地突破取得发展，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发达国家，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本文刊发于管理世界（2018年第9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及作者。

作者：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蔡志洲，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