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讲新中国的70年，必然会涉及如何认识前30年和后40年两个历史阶段的关系问题。本文就改革开放前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实际情况，以及理论和实践中的得失是非做了实事求是的回顾与评析。本文认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阶段是紧密衔接的，没有前30年的站起来和初步强起来，就没有改革开放后的富起来和进一步强起来。

一、从参加开国典礼庆祝游行谈起

岁月如流，新中国成立已经70年了。我还清楚地记着，1949年10月1日，作为从解放区迁回北京的华北大学的一位学员，我有幸参加了开国典礼庆祝游行。当我们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金水桥时，大家热烈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看到华北大学的校旗，也喊“华北大学的同志们万岁！”使大家深受鼓舞。

我出身于农民家庭，在旧中国生活了23年，深知旧中国劳动人民极端贫困的生活。读高级小学时，知道中国受列强侵略、割地赔款、山河破碎、国耻纪念日很多。抗战胜利后，在太原读中学，见证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在党的引导下，参加地下革命工作，并加入了共产党。从此结识了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和党外革命同志，他们一心为中国的解放、为建立改天换地的新中国而不顾个人安危，全身心以赴。在太原解放前夕，他们积极搜集和传递敌人的军事情报、绘制敌军城防图、策动敌军起义等。事发后，多位革命同志惨遭敌人杀害。我深深怀念他们。开国典礼时，看到天安门广场红旗招展，深感红旗上凝聚着这些烈士们的鲜血，我潸然泪下。我看到了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而我熟悉的一批革命同志为革命事业而献身，长眠地下，未能看到胜利的这一天。他们一心为党、为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使我立志永远做一个替劳动人民说话、为增进人民福利、为社会主义事业而鞠躬尽瘁的经济学家。

我是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位经济理论工作者。我见证了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我的命运同党和新中国的发展过程是紧密相连的，有顺境，有逆境。但不管受到多大的挫折，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阵地、为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初心不改。改革开放，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有机会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为坚守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贡献一份力量。

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该怎样纪念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进行论述，写多篇纪念文章。这里想就新中国70年所经历的两个时期——改革开放前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实际情况，以及理论和实践中的得失是非做一些回顾与评析。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已有多方面的统计资料公布，这里不需要罗列。概括地说，我国的生产力快速发展了，综合国力大幅度增强了，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了。新中国70年的成就超过了旧中国千年以上的成就。据统计，新中国建立前的1000年中，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增长了8倍，年均增长0.5%。

讲新中国的70年，必然会涉及对前30年和后40年两个历史阶段的评析。我们不能认同一种非历史非科学的观点，即把两个历史阶段割裂开来。有的认同后40年而否定前30年；也有的褒前30年，贬后40年。关于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习近平同志已做了科学的说明：“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1949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改革开放的后40年“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这里提出新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就表明既有正面的成功的经验，也有反面的失误或错误的教训。总结两个时期发展的经验，既要弘扬重大成就，并探求成功的根源，又不回避失误和错误的事实，探求失误和错误的根源。这是为了吃一堑，长一智，以利于更好的发展。毛泽东在《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一文中说：“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失败是成功之母。……‘物极必反’。

二、对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发展的回顾与评析

(一)毛泽东和党中央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由于改革开放前，曾经历过“左”的错误，受到批判，容易给一些人造成一种直觉的片面的印象：前30年搞“阶级斗争为纲”，“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大批“唯生产力论”，不关心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似乎前30年全是负面的东西。这是以偏概全。另外，也有人完全肯定前30年的发展道路和政策，认为没有错误，完全正确。这两种认识，都是脱离实际的，是不正确的。

对前30年的发展，需要一分为二地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述。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在新中国建立前后时期，是既重视发展生产力，又重视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革命战争年代，对地主富农所开办的工商业也予以保护，这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提出：要“使解放区(指新解放区——引者)农民普遍取得减租利益，使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取得酌量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的利益；同时又使地主还能生活，使工商业资本家还有利可图；并于明年发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革命胜利后中国的发展方向是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毛泽东还制定了解放城市后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当时按照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确定取得革命胜利后，先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待新民主主义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再转向社会主义。所以，新中国建立后的一定时期以内，要公有制私有制并存——“公私兼顾”；资本家和劳动者同台——“劳资两利”。这样才能实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上述发展经济的四句话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经济政策。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了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允许和鼓励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发展。“共同纲领”所制定的经济政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也就是通过所谓“四面八方”的政策，达到发展与繁荣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立新中国，就是要让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让全国劳动人民摆脱受侵略、受压迫、受剥削、受穷困的处境，不断提高生活水平。这一切都需要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

这里涉及新民主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问题。总结新中国发展70年的经验，不能模糊这个重要问题。新中国建立初期直到1952年国民经济快速恢复，毛泽东和中央认为，由于我国革命是在生产力落后的基础上取得政权的，根据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原理，首先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将来再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以及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理论创新与发展。作为新中国临时宪法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各方面都突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特色，不仅明确提出新中国“实行新民主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还表现在其他多个方面。如五星红旗的一个小星原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其他三个小星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共同围绕着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大星星运转；青年团定名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还应注意到，当制定政协共同纲领时，有的代表提出应把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刘少奇代表中央讲话时回应说：“有些代表提议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是我们还是认为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果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个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无疑的，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显然党中央是要践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根据我国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国情，先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在国有经济指导下，公私经济并存，共同发展，有利于快速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二)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的发展成就与问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快速的，三年中国民收入指数分别为19%、16.7%、22.3%。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生产量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工农业产值比1949年增长77.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45%，农业总产值增长48.5%，是具有恢复性的发展。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得比较好，提前一年完成。但有急躁冒进倾向，周恩来在1956年6月的报告中提出：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既要反对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同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陈云也提出纠正冒进的创新性意见：计划指标必须符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供应平衡、财政收支平衡和银行信贷平衡。可是，1957年1月，毛泽东严厉批评反冒进，说反冒进的结果出现了右倾。在1958年1月的几次会议上，继续反复批评反冒进，说反冒进反掉了多快好省，是方向性错误。这导致经济发展中的左倾思想发展起来。

需要进一步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56年，生产力发展得很快，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1956年，普遍提高了工薪人员的工资，有的连提两级。1956年9月召开了党的八大会议，会议提出：我国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的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解决矛盾的途径自然是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的需要。但是这样好的经济发展势头未能继续发展下去。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后“左”风日烈，否定八大提出的主要矛盾，改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主要矛盾，直至酿成十年文革的灾难性后果。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1958年，中央和地方不少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的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发动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加上其他原因，我国从1959年到1961年曾发生严重困难，造成重大损失。《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习近平同志也肯定“文化大革命”是严重错误。

事实上，急于求成，急于发展生产力，急于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在1958年以前就出现了。前面讲过：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比较顺利和成就显著的，但急于求成，夸大主观能动性的思想，在此时期已开始露头了。1958年和以后的左倾是这种思想的进一步放大和膨胀。前面讲到的批评反冒进就是急于求成。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理论和实际问题需辨明：毛泽东的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即在生产力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旧中国基础上建立新中国，要先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国民经济刚恢复的1952年，在中央有关会议上就开始提出转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问题了，1953年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通过“三大改造”消灭一切私有制经济，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始点和终点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这就是说，从1949年10月1日起，就进入过渡时期了。显然，这与毛泽东原先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概念和思想不完全一样了。由于《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肯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不再有人去研究和讨论这一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起，一直到现在的普遍提法是，我国是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我自己于1955年在通俗读物出版社也出版过一本书，书名就是《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现在看来，新民主主义和过渡时期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仍然是一个需要讲清楚的理论问题。我个人认为，为了表明我国经历过新民主主义阶段，同时又把过渡时期与新民主主义合二为一，主张过渡时期就是新民主主义，这就存在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新民主主义制度是支持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经济、个体经济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是国营经济领导下五种经济成分并存(还包括合作社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而过渡时期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第二，新民主主义是一种经济社会制度，虽然从最终将转向社会主义制度这个角度来说也具有过渡性质，但它毕竟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定阶段。而过渡时期不是一种社会制度。第三，如果新民主主义时期就是过渡时期，那只讲过渡时期就行了，有什么必要再加上一个新民主主义概念呢？

我国国民经济刚恢复，就开始了消灭私有制的三大改造，原计划经过10年到15年完成改造任务，但经过三年，到1956年就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就在事实上超越了原来设想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许多同志不承认超越。这偏离事实。从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10月1日起，就进行消灭一切私有制经济的三大改造，哪有实行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时间和空间？应注意到朱佳木同志于2014年9月25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论文《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历程》。其中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设想发生了变化”，是“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目的是为了抓住当时国内国际的有利时机”，等于肯定了超越新民主主义制度。怎样评价这一事实？我认为，也应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应肯定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成功的，是运用赎买政策进行了和平改造，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创新。不但没有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明显损失，而且如前所说，到1956年，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一年完成，经济、社会、文化都有显著发展。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提前超越原来设想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这一现象呢？这有其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我国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缩短了预期时间；抗美援朝也节节胜利；“三反”“五反”取得成功；国营经济所占比重历年上升；全国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国际上有苏联的大力支持。有利的客观条件激励了急于求成，引致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主观条件是，社会主义事业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完成，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需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谋略性。党中央和政府的决策，具有较高的主观能动性。这种高度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如果客观条件与急于求成相结合，就容易做一些超阶段的事情。之所以会产生急于求成，是因为几十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条件顺利时，希望尽早看到自己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成功，尽快发展生产力，尽快造福劳动人民。这样，较高的主观能动性，就容易产生主观唯意志论。大跃进中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就是事例。

三大改造的胜利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似乎超越了新民主主义并且没有任何负面效应。其实不然。过早地消灭一切私有经济，带来了居民生活中的诸多不便，日用消费品花色品种减少，服务质量降低，吃饭排长队，理发排长队，修理排队等等。毛泽东注意到这个问题。1956年12月7日，他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论时提出：“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

毛泽东的这一“新经济政策”思想是有见地的。但是，紧接着1957年“反右”后的左倾思潮日盛，使毛泽东的设想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他的这一设想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实现了。

过早超越新民主主义制度，急于消灭一切私有经济，还产生了人们一般不会注意到的负面影响。主观能动性的超现实发展所形成的形式上的成功，会激励进一步搞唯意志论。还应注意到，在所有制结构上，形成了改革前30年和后40年的重大区别。现在，在理论界和历史学界，既肯定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三大改造”，消灭一切私有制、建立单一的公有制是正确的；又肯定改革以来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也是正确的。对于这个问题也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有目共睹的事实是，改革开放40年来，在国有经济主导下，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对快速推进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旧中国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并没有获得充分发展，在新中国还有充分发展的余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成就，远胜于改革开放前。因此，应当肯定改革开放以来既不搞单一的公有制，又不搞私有化的路线是正确的。这样就可以进一步认清三大改造并急于消灭一切私有制的得失与影响。顺便讲一下：《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1981年公布的。《决议》只提了一句，我国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对初级阶段的系统论证，是在1987年的十三大报告中，允许私营企业发展也是在十三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十二大开始提出后来不断发展的。所以《决议》讲三大改造是“完全正确的”适用于一定的历史背景，是可以理解的。

(三)实事求是地分析改革前30年的成就与缺失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关于《论十大关系的报告》。鉴于苏联发展经济偏重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对农业、轻工业的发展重视不够，中国要探寻自己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这篇报告不仅体现了毛泽东对发展经济社会的极大关心，又表明他提出怎样更有效地发展中国经济社会的途径与方略。例如在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上，提出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方法来发展重工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提出必须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以便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三方面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要给生产单位一定的独立性和权益，要关心群众生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提出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要学习别国的长处，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但不能照搬照抄。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验也应采取这种态度。后来，毛泽东还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要以农轻重为序安排经济发展。这些指导思想，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甚至可以说已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初步思想。

即使在“左”风盛行的年代，毛泽东也一直坚持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利用价值规律，提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那个时候一些人曾认为发展商品经济就是发展资本主义，显然与毛泽东的见解是相悖的。

改革前30年的“左”的错误确实给生产力的发展造成很大损失。经济发展大起大落，曾几次出现经济负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提高缓慢。不少工薪阶层20多年未提工资。

有一个关于经济增长的是非问题需要澄清。“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的中央领导包括**、邓小平都讲过，“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经常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应当肯定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6%以上，还不算是低的。但由于“四人帮”极左势力的破坏，经济增长起伏较大。比如1972年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通过整顿和加强管理，经过1972年和1973年两年的努力，形势好转，国民经济计划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但1973年下半年，“四人帮”掀起了反对“右倾复辟”的逆流。把周恩来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措施诬之为“黑线回潮”。国民经济好转的势头被打断。1974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未能完成，许多重要产品如钢铁、原煤、棉花、铁路货运量等都减产。特别是1975年11月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后，国民经济发展再次受到挫折，加上唐山大地震，导致1976年国民经济陷入很大困难。郑州铁路局1976年发生12次大堵塞，造成12个省、市煤炭供应紧张。国民收入下降2.7%，许多产品未完成计划，国家财政收入比上年减少39亿元，出现赤字29.6亿元。从1974年到1976年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特别是从1976年陷入极端困难的情况来看，称之为文革动乱使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并非无根据的。李先念1979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一再提及：“‘四人帮’垮台以后，我们大家都看到当时的国民经济已跌到了崩溃的边缘”，也是指“当时”的情况。

回顾新中国成立前30年的岁月，虽然“左”的政治和经济运动损害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但总的来说还是有巨大进步的。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兴修了大量水利工程；农业生产条件有一定的改善；在世界上首先育成强优势杂交水稻；建成了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大庆油田连年大幅增产；南京长江大桥建成；成昆铁路和湘黔铁路建成通车；我国制造的第一艘万吨远洋巨轮“跃进号”下水；发射了导弹核武器，爆炸了氢弹；发射并收回了人造地球卫星等。这里既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功劳，也有工人、农民、科技人员的功劳。

总结新中国前30年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讲清。前30年中我国经济也有发展，但是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处于贫困状态。1978年，还有几亿绝对贫困人口温饱问题没有解决。李先念1979年12月22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我国人民的生活长期以来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改善”。有“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们工作中“也有缺点、错误。看不到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不对的”。综合考虑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没有获得多少改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四人帮”的干扰，有工作上的缺点错误，也有特殊原因引致的过多支出。首先，“四人帮”把改善人民生活的主张诬之为经济主义，甚至上升为“修正主义”。只能讲“工人为革命而做工，农民为革命而种田”。不能讲发家致富，主张“穷革命，富则修”。从工作上的缺点错误看，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的经济发展，积累率过高。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中，有7年积累率在30%以上。国民收入增长缓慢而积累率高，自然影响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另外，大跃进刮“共产风”，有人估计，国民收入损失了1 200亿元。“文化大革命”十年浪费了大量资源和无效支出。有统计显示，损失约5 000亿元。为备战而搞“靠山、分散、进洞”的三线建设，虽有其积极作用，但从全局看，耗费严重。谷牧同志曾主持三线建设工作。他说：“三线建设中突出的问题是山高谷深路不通，大型设备运不进去”，“铁路建设十分艰苦”。要穿过崇山深谷，国家投资1 200亿元。而且在“文化大革命”大动乱中，“在中央工作日程上‘靠边站’了”。“确有不少损失浪费”。为了避战而“深挖洞”，全国搞人防工程(地下建筑)耗费大量建筑物资。还有援越抗美、抗法战争，耗费不少。再往前推算，抗美援朝，我国欠苏联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的债务，于1965年全部还清。1958年搞大跃进变成大跃退，损失巨大，等等。这都造成了新中国成立前30年的落后贫困状态。

三、改革开放40年来的成就与总结

(一)对两个提法的思考和一个理论争论问题终见分晓

去年全国大规模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40年的重大成就，有系统资料公之于世，这里不需要重复。只概括地讲一下：邓小平提出判断改革开放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是三条“是否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国40年的改革与发展，既完全遵循了三条有利于的标准，又以快速的发展和优异的成绩实现了这三条标准。其举世瞩目的成就表现为我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笔者认为，这三者的关系只是相对的划分。不是要把三者绝对化地作为三个小历史阶段来划分。新中国建立初期站起来了，谈不上富起来。随着改革与发展的推进，逐步富起来、强起来。新中国的建立，就改变了旧中国任由列强侵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境地，再没有哪个国家敢来任意侵略中国。新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以落后的武器，将以美国为首的装备现代化武器的侵略军赶回“三八线”以南，表明新中国强起来了。站、富、强是动态概念，有程度的不同。当富起来、强起来后，会站得更高、更坚定，要站到制高点。富起来则有助于强起来。强起来后，会进一步富起来。我国目前虽然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了，但还不够。只有达到大富大强，站到世界中心，没有霸凌者敢遏制和挑战中国的发展，中国才能安然屹立于世界，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现代化强国。

前面讲过，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阶段是紧密衔接的。没有前30年的站起来和初步强起来，就没有改革开放后的富起来和进一步强起来。改革开放前30年，虽然有严重的“左”的错误，延缓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优越性的发挥，但也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的。既有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也有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发展。所以，对中共十七大以来两个流行的提法还需要有更全面的理解。我所指的是第一，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第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对这两个提法不能片面理解，不能因为强调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上取得了伟大成就，就误认为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没有发展。显然，没有任何发展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吗？看不到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发展，就在事实上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阶段割裂开了，也就否定了改革开放前的一切发展。其实，新中国的前30年，既在经济文化上有发展，也在马克思主义方面有发展。毛泽东、陈云和党中央也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如果放宽点讲，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和科技发明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主张这样的提法和理解：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加上“更好地”三个字，就符合实际了，符合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了。

当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出现了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一些人把科学社会主义称之为“传统社会主义”，主张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摒弃“传统社会主义”。他们断言，这已是中央文件和理论界的共识。从媒体的报道来看，也确实大多数倾向于他们的观点。他们这样宣扬的根据就是，中央文件提出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混同了“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为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我不赞同这种观点，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中央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1998年，我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前沿》第8期发表了不赞同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否定所谓“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招来了个别学者上纲上线的批驳，与我展开长期论战。其论文一再强调要“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摒弃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他们把改革开放前极左的一套理论与实践加罪于“传统社会主义”。我据理辩驳，被扣上了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回到计划经济等“左”的帽子。有些主流媒体也卷入他们一边，转载和支持对方批评我的文章。这个理论是非，争论了两年多后搁了下来，没有权威理论部门出来予以澄清。直到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彻底讲清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否定了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他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理论体系写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版本’，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实际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功的主要经验

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和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中国共产党“能”！如何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见仁见智，可以有不同总结。其实，从习近平同志的有关论述中可以领悟到总结的思路。

第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既要强调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更要强调坚持党的正确领导的重要性。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党的领导出现过右和“左”的错误，导致事业的失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总结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明确了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新的发展方略与途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有中国的今天。

第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与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联系。

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更好地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真经。

第三，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旧中国留给新中国的遗产，是十分落后的生产力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贫困生活。中国在特定条件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脱离开中国的实际国情，不应把马克思所讲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建立的成熟的社会主义模式作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的起点模式。《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应当明确，马克思恩格斯是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时，最终要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前一年即1847年，恩格斯写了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草案的《共产主义原理》，其中专门讲到消灭私有制的条件问题。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请注意：这里所讲的是，即使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也不能立即消灭私有制。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才可能消灭私有制，我国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为发展私营、个体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持。在旧中国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私营、个体经济没有获得充分发展。在新中国，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有利于利用多种资源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增加就业，增加社会财富，满足人民多方面需要。但要否定有些人所宣扬的“国退民进”的改革方向，否定有些高官型学者主张取消所有制标签、主张“所有制中立论”等言论。应坚持宪法规定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第四，提出和遵循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实践三条“有利于”的标准论。

改革开放前，政治经济学讲社会主义的经济特点，一般强调公有制、按劳分配、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不怎么强调发展生产力。似乎也有其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不包括生产力；区分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标准是生产关系，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生产力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任何社会都在发展生产力，任何新社会制度的生产力都比旧社会制度高。这些理由都存在，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还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本质性论述，在《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中，在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著作中，都明确指出未来的社会，一是要快速发展生产力，二是要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必须抓好的两大环节。如果搞社会主义不抓好这两条，只能是贫穷的公有制，贫穷的按劳分配，显示不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贫穷的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吸引力。可以说，搞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劳动人民摆脱受剥削、受奴役、受贫困的处境，实现共同富裕。而根本任务就是大力快速发展生产力。也可以说建设社会主义，要以快速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为纲。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确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标准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标准，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遵循的标准。

第五，实行改革开放，由市场取向的改革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改革开放是服从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任务和目的的。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经历了不断深化和曲折复杂的过程道路：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计划和市场是覆盖全社会的，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模式再到“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最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事实证明，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有其自主性、灵敏性、时效性的长处，有利于调节生产结构和供求关系，搞活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把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灵活性相结合，可以更有效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第六，最根本的一条是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其实，前面讲的诸多条，也可以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中。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有其独立的规定性。比如，它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交叉，都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限于初级阶段。即使到21世纪中叶走出初级阶段，进入中级、高级阶段，将依然发展不断成熟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系统的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既不断发展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在生产供给侧提供高质量和高科技含量，更安全、更个性化的高端产品。这就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新的供求平衡。所谓不平衡不充分，本意是讲：虽然我国生产供给的优质高端产品也增多了，但还不能充分满足美好生活需要，形成了高层次的供求不平衡。然而，主流媒体却错解“不平衡不充分”。用什么还有落后生产工具、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等进行解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重视快速发展生产力，而且更重视“科学发展”，即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重视由数量扩张型发展转向质量效益型发展。习近平同志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同时强调生态保护，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一帆风顺地发展的，也有负面的经验

新中国70年，包括改革开放40年，不是一帆风顺发展过来的。改革开放40年来的成就及其经验是突出的，但也存在一些负面的事项。兹举几例：在改革开放的前一时期，实行价格双轨制：较低的计划价格和较高的市场价格并存。有些有门路的人物可通过私自“批条”低价倒买高价倒卖紧缺商品，出现不少所谓“倒爷”一夜暴富，人民侧目不满。再如，中央决策层曾不考虑实际条件，主观主义地搞“价格改革闯关”，结果流于失败。这个问题需要做点儿说明。1988年5月后，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提出要搞放开价格的改革。他说：现在中国的改革进入了关键阶段，到了不进即退的阶段，改革的重点转向价格问题。我们准备试一试，冒点儿风险，有成功的可能。7月底放开了名酒、名烟的价格，引起这类商品价格猛涨。8月中旬，政治局会议决定放开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造成了人们放开价格就是价格猛涨的心理预期。全国出现了大规模排队提款抢购物品的恐慌性风潮。在此情况下，中央迅速改变了决策。在1989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鹏总理代表中央指出了上年工作中的失误。“我们在去年初制定了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但由于后来对1987年经济形势的估价过于乐观，因此在执行中没有坚持把稳定经济放在首位……我们认识到了价格改革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地位，但在实际工作中对国家、企业和群众的承受能力考虑不够，在通货膨胀已经比较明显的情况下没有及时采取稳定金融、控制物价的有力措施，又放开调整了一些商品价格，以致加剧了群众对物价上涨的恐慌心理，在许多地方诱发了抢购商品和储蓄下降”。这种光明磊落的承认和检讨失误，体现了共产党的优良作风。

“价格改革闯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对经济形势缺乏科学认识与分析。当时，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缺口很大，存在明显的通货膨胀压力。所谓存在价格改革的有利时机完全是判断失误。

在经济发展速度上，也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改革开放后的一些年代也曾出现过脱离国情，盲目追求高速度。中央还就此做过自我批评。从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到1993年的十多年中，中央一再提出要防止片面追求过高发展速度、忽视提高经济效益的非科学发展。1986年发布的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针对1984年以来的经济过热情况尖锐提出：“脱离现实条件的可能，盲目追求过高的速度，即使一时上去了，也难以持久，最终还要掉下来。增长速度上的大起大落对经济发展的危害极大”。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中进一步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是四十年来最重要的教训，这种指导上的失误，严重挫伤群众积极性，往往造成巨大损失，是经济工作中的要害问题。……坚决防止片面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始终把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放到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上来。”中央还承担了指导上失误的责任：“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负有重要责任”。“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指导也有失误”。但是，1991年经济形势刚一好转，又重蹈覆辙，出现了1992年和1993年再次追求过高速度的情况。追求经济高速发展，会引致经济过热，造成经济无序运行。自1992年由经济过热引起严重通货膨胀，到1996年经济实现软着陆后，不再追求过高速度。反而从控制需求转向拉动需求，由过去防止经济过热转向促进经济增长。这些年来国内外条件和情况发生了变化，不可能再追求过高速度，反而要面向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年均9.5%的高速增长经历了30多年，这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空前的。减速是必然的。从发展趋势上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到一定时期将会降到6%以下，甚至5%以下。但每个百分点所代表的经济总量在不断扩大。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曾经历了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一跃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国，后来陷入低迷。这些年来，年经济增长率在1%左右，但依然保持其大国地位。美国这些年的增长率在3%以下，远远低于我国，但其仍不失为头号强国。高质量、高效益、高科技含量的较低速度，胜于低质量、低效益的数量扩张型的较高速度。

特别应当注意到，我国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期的国企改革，没有科学的顶层设计和严格的监督与管理，出现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有些人化公为私，一夜暴富。还有，国企实行下岗分流，固然有其必要性，但诸多国企的实际情况不同，有的国企领导根据自己的亲疏与好恶决定下岗人员。有的夫妻同时下岗，又无再就业门路，酿成悲剧。

目前，国企改革仍在进行中，应保证国企保值增值，防范国有资产新一轮流失。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3月9日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特别提出：“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

还有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因分配制度不健全，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的趋势。我国不会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分化趋势。富者可以继续富，但贫者不会继续贫。我国已解决了十多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正在通过精准扶贫决胜全面小康社会。但在现阶段怎样缩小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的过大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依然是需要深入研究和有待缓解的一个关系社会和谐稳定的实际问题。习近平同志一贯重视公平正义。“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

在庆祝新中国70周年之际，回望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充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明确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本文刊发于教学与研究 （2019年第10期）。

作者：卫兴华，“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与“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