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要系统地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起点范畴与总体结构，就必须认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起点范畴的确定、整体结构的设计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具有很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因为以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叙述的起点范畴仍然是商品，劳动价值论仍然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基本经济范畴演变的逻辑顺序依然是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因此，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就必须明确它的构建原则与基本特征。

一、问题的提出

现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上都是本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可以被看作苏联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多年来，中国学者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内容可以被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它们都是从本国实际出发构筑的理论体系，而且其叙述方式都是对本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政策、策略、方略的解读与论证。这样的政治经济学虽然被称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某国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新发展，但既缺乏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基本原理，又缺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构筑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从而对现实经济政策、策略、方略的解读与论证既缺少一个完整的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范畴体系与规律体系，又缺乏基本原理的支撑。由于存在各种缺陷，以描述经济现象为主的西方经济学乘虚而入，攻城略地，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的主流经济学，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本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是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通过体制制度的不断创新以及全国各族人民勤劳智慧干出来的，但一些西方学者却不顾事实，试图将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解释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指导的结果，并试图引导中国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张推进改革，制定经济发展政策，使中国经济发展受制于西方。所以，中国要想主导和控制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以及中国未来发展的解释权与话语权，就必须把自己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发展模式，总结概括为能够为现实经济政策、策略、方略提供科学的解读和论证的政策层面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使其能够有效地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还应当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运用从“具体—抽象—具体”的研究方法，分析经济关系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把社会经济制度各个层面的经济关系加工成经济范畴，然后再运用辩证逻辑方法构筑体系，进行理论叙述，全面揭示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经济规律，从而使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形成原理层面的政治经济学。一旦实现了这样的目标，就意味着形成了从抽象到具体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但是，要想实现这样的目标，完成这样的任务，学习和借鉴马克思经济学《资本论》、“六册结构”计划的理论体系构筑方法就成了必然选项。因为，构建理论体系需要确定研究对象和叙述方法，明确研究对象，才能确定考察范围及其所含的理论，而这些理论要具有科学的体系，又需要有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马克思当年之所以能够做到从本质到现象全面解剖资产阶级经济制度错综复杂的物质利益关系，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马克思独特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就不可能提出全面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六册结构”，就不可能创立马克思引以为豪的被称作德意志民族辉煌成就的《资本论》基本原理体系及其逻辑结构。

笔者以马克思构筑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论为指导，重点讨论了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范畴与总体结构问题，提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为理论探索和学术争鸣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与总体结构的方法论启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回答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它为什么会被更高级的社会制度所代替？马克思很早就根据历史文献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后来，为了对物质利益关系问题做出回答，马克思又深入研究了历史、法哲学、国家等方面的文献，最后得出结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在确定了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后，马克思在系统研究已有文献的同时，与恩格斯合作创立了研究和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接下来十几年的研究中，马克思为创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积累了大量材料，初步实现了解剖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目标。1857年，马克思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时（1857年8月），为他解剖市民社会的经济学著作制定了“五篇结构”计划，该计划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确定了整个著作的结构体系、叙述方法、逻辑起点，提出整个著作的逻辑起点是资本，并强调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在此后的深入研究与创作中，马克思又将其调整为“六册结构”计划（1858年2月），并且对这个计划的具体内容做了多次补充。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接近结束时，马克思最终确定了资本一般理论叙述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商品。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正式公布了“六册结构”计划。后来，在创作《资本论》的过程中，马克思成功地运用辩证逻辑方法，实现了对范畴体系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推演，从本质到现象揭示了一系列经济规律，从而为“资本一般”构筑了一个完整的辩证体系。总之，马克思研究与创作政治经济学的过程，就是不断制定理论要素、完善方法和体系的过程。

“六册结构”体系从结构、方法、范畴、规律、理论等多方面反映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总体的研究成就，它从最一般的抽象范畴商品开始上升到货币，再从货币上升到资本，从资本一般到资本的竞争再进入信用、股份资本，然后考察与资本相适应的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在结束了对构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阶级依据的范畴考察之后，接着上升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和的承担者——国家，继而又上升到国家对外关系，考察生产的国际关系，最后上升到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总体的范畴——世界市场。至于资本为什么是整个体系的起点，是因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世界市场为什么是整个体系的终点，因为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整个体系运用辩证逻辑方法安排结构，叙述内容，推演理论。马克思曾经指出，论资本这册书，是全部著作的精髓，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包括了整个叙述的基础，甚至认为，有了这册书，余下的问题，即使他自己来不及完成，别人也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事实上，“六册结构”体系的前三册属于基本原理，依次研究构成资本主义社会三大基础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后三册是在基本原理基础上，在更大范围、更加具体层面上做一些基本叙述，属于较为具体的理论叙述。前三册是后三册的理论基础，后三册既是前三册理论的辩证发展，又是其具体化形式。“六册结构”以经济范畴作为册、篇的标题，这些标题的顺序反映了范畴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逻辑与历史一致的生成过程。对于这样一个体系，只有运用辩证逻辑方法，才能使“全部材料”得到科学的叙述。

“六册结构”体系中的“资本一般”基本上相当于马克思实际完成的经济学著作《资本论》。《资本论》创作史表明，从总体上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揭示其本质、结构、范畴与规律，确定逻辑推演的起点范畴十分重要，因为它是整个“六册结构”体系的基础，也是马克思构筑理论体系、进行理论叙述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之一。马克思经过多年探索，最终运用辩证逻辑方法推导出政治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的元素、细胞形式——商品。他在《资本论》一开头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马克思为什么认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元素、细胞形式？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为什么要从商品开始叙述？除了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使用价值）的元素形式外，还因为：（1）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最终都要通过他们的收入形式来表现，而这些收入形式都表现为价值，价值来源于雇佣工人活劳动创造的价值，而价值的载体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所以，只有从商品出发，才能对劳动价值论做出科学的阐述，才能为整个理论体系奠定基础。（2）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最单纯的形式，它包含着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萌芽，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都是从商品内在矛盾中发展来的。（3）起点范畴必须作为细胞、元素的形式包含在体系的一切范畴之中，而在体系中的所有范畴就它的起源来说，又都可以而且必须追溯到起点范畴。在马克思看来，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在于通过规律和范畴的辩证演绎运动来再现这个整体，揭示其内部联系及其矛盾运动。作为这样的一门严格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发展表现为从抽象范畴到具体范畴的逻辑推演，这样的推演并不是任意的构造，而是客观现实发展的联系、次序在逻辑中的再现。马克思在经济学中运用辩证逻辑方法不仅揭示了商品是“资本一般”的细胞、元素形式，而且还揭示了这样的形式是向整体、总体发展的细胞、元素形式。他指出，任何有机体作为一个总体都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它变成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商品作为资本的逻辑起点，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包括货币、资本、剩余价值一直到地租等要素都属于自己，把它们变成货币商品、资本商品、剩余价值商品等等，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例如信用制度等器官，从这个商品社会中创造出来。而且，起点范畴是作为细胞、元素的形式包含在这个体系的一切范畴之中，而在体系中的所有范畴就它的起源来说，又都可以而且必须追溯到起点范畴。如同生物学的细胞学说创始人所揭示的那样，把细胞看成是比较复杂的有机体的共同的起源，说明它们全部都是由细胞组成的，它们无论是在起源上还是在结构上都是统一的。可见，确定一门科学的细胞、元素的形式，对于建立这门科学的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资本论》层面上，其终点范畴是地租，只有揭示了地租范畴，才能最后证明资本主义是一个在价值上建立起自己的生产方式的社会，证明全部生产都是由价值来调节的，表明《资本论》中的各个经济范畴都是价值规定的发展和具体化，表明商品及其价值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研究对象系统的质，只有抓住这个质，才能提纲挈领地把握住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部结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地租的确是《资本论》逻辑的终点范畴。所以，起点本身就是潜在的体系，体系本身就是展开、完成的起点，它是通过起点的展开来展开体系，通过体系的创立、完成来说明和论证起点。我们在探讨《资本论》的逻辑起点，以及探讨任何一门要通过上升方法来叙述自己的体系的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逻辑起点时，绝不能只局限于起点，而必须和它的展开以及对整个体系作全面的、深刻的探讨和论证结合起来。只有循着这样辩证的方法来探讨起点，才能达到从整体上来把握起点，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正是它才能成为整个体系的起点。《资本论》为我们提供了如何确定一门科学的逻辑起点与终点的光辉范例。

从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元素形式出发，遵循从抽象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运用辩证逻辑方法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理论体系，最后回到“思维的具体”，完成整个理论体系的叙述。整个过程表现为一方面是范畴从一般、特殊到个别的多层级递进演绎，另一方面是经济规律在范畴的辩证发展中被揭示出来。在这样的辩证演绎过程中，一般、特殊和个别范畴是从它们所起的论证、中介作用被演绎、推导出来。在《资本论》逻辑体系中，主线的各个范畴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发展的种属关系。后一个范畴是从前一个范畴转化、引申出来的，是一般向特殊、个别的发展。后一个范畴的外延虽然比前一个范畴小，但它却包含着前一个范畴处在萌芽状态时的内容的新发展。后一个范畴再向后一个范畴的演绎，又成为新的一般向新的特殊、个别的演绎。这样就形成了一般向特殊、个别发展的不同层次、不同圆圈的链条。在大层次中有小层次，大圆圈中套小圆圈。《资本论》的前三卷，每一卷都分别形成一个大层次、大圆圈，总的演绎过程成为一个螺旋形的前进运动。不过，在演绎进程中，它又常常为新的个别、特殊向一般发展的归纳运动所补充。或者说，结合演绎，同时运用了其他的方法，因为演绎和归纳的运动，并不是在一种模式中，而是在许多模式中实现的。这些都体现了《资本论》方法的多样性和方法论体系的完整性。

从抽象到具体是客观经济关系历史推移的反映。“六册结构”体系从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开始，直至回到最具体的范畴，即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六册结构”体系是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具体理论的统一。因为理论叙述越是接近具体层面，经济关系越是具体，反映这些关系的理论概括也就越是具体，对现实经济政策、基本方略、策略的分析与论证就属于这个层面上的内容。由于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联系表现为：它是用前面已经阐明的抽象的规定性去解释后面尚待阐明的比较具体的规定性，然后再用这个已经阐明的比较具体的规定性去解释后面尚待阐明的更为具体的规定性，依次循序前进，直到说明所应考察的具体总体。从抽象到具体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它是和历史的发展相一致的：较具体的关系是从比较简单的关系中成长起来的，因而比较抽象的规定性中包含着比较具体的规定性的萌芽。前者既先行于后者，也包括后者的基础。这种方法使马克思理论具有一个重要特点：任何一个具有复杂规定性的范畴，都不是一下子完整地表述出来，都不是用下一个定义来概括的，而是在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过程中逐步显现出其完整的内涵的。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叙述方法，才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能够全面地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原生的、第二层、第三层、派生的、转移来的经济关系，才能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从简单到复杂、从本质到现象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的一系列范畴与规律。所以，要想使理论要素形成科学的体系，唯有采用辩证逻辑方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近几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界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号召，掀起了一场关于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大讨论，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入研究的学术主张。但这些新主张在理论体系、逻辑结构上基本没有新突破，其理论逻辑顺序依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微观经济运行→中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运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对外经济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总之，整个理论体系叙述的起点范畴均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理论阐述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与分配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等具体内容，对每项具体制度的考察又基本上包括作为范畴的内涵、作为制度被采用的原因以及该项制度的结构与具体实现形式，这项制度对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作用和意义。应当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范畴，属于典型的形式逻辑叙述方法，因为只有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或先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存在，然后才能研究和分析这个制度，才能认识这个制度的基本特征、经济范畴体系与规律体系。但是，这样的起点范畴决定了随后展开的内容只能是现行经济政策、策略、方略的描述，难以做到使范畴的发展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顺序演绎更加具体的具有内在联系的范畴与规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所以它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决定了其理论体系的起点范畴应当是构成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最一般、最普遍的范畴，它还应当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的细胞形式，并且包含着这个制度一切矛盾的萌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它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关系总体，不能把这个总体直接作为理论叙述的起点范畴。这就如同不能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资本论》的起点范畴一样，它本身是被解剖的对象，其内容由一系列具有内在联系的范畴和规律体系组成，对它的科学认识必须运用抽象法，因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对它的认识成果的理论叙述必须从抽象到具体、运用辩证逻辑方法，也就是必须从最一般、最普遍的范畴开始逐步上升到最具体的范畴（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也就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而且必须按照经济范畴从一般、特殊、个别这样的辩证发展过程演绎范畴体系与规律体系。

中国至少在未来30多年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拥有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为复杂的经济关系体系，其特征突出地表现在：（1）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股份制经济、合作经济、港澳台经济、外资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中，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与这种所有制结构相对应的经济关系表现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关系占主体地位，起主导作用。所有制与经济关系的多重性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有比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更为复杂的经济关系体系。（2）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与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这种制度的发展无法避免非公有制经济在数量上甚至在质量上超过公有制经济。事实上，经过多年的发展与演变，公有制经济虽然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但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总资产中早已超过公有制经济，创造的GDP、税收、就业机会也早已超过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3）在公有制经济成分中，公有资本有较大的支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能力，它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代表，规定着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但在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中，资本是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利，体现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并且按其本质要求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4）存在着比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纯粹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更加多元化的经济利益主体与更加复杂的经济利益关系。这些经济利益主体包括：国家、土地承包户、私营企业主、个体户、雇佣工人、政府公职人员等。当今中国虽然在政治层面上不提阶级及其利益冲突与对抗，但承认存在不同的利益阶层及其利益差别，承认私营经济中的剥削现象以及资本积累对社会经济的诸多影响。（5）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经过多年来的改革与调整，公有制企业的分配方式也远非原本意义上的按劳分配，企业早已根据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以及生产经营状况，运用现代薪酬设计原理与惯例，设计适合本企业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薪酬制度，这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已与非公有制企业惯用的分配制度接轨。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理所当然遵循按生产要素分配原则进行分配，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劳动者获得工资。（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在许多方面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存在实质性的差别，但也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性，我国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度的过程中借鉴了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许多宏观经济管理手段、政策以及微观管理方面的具体制度。既坚持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又更加注重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以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7）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依然是商品经济，商品依然是社会财富的元素形式，是规定性甚少的抽象范畴；劳动价值论依然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各种社会利益主体的经济生活条件、收入都表现为价值。遵循价值规律，按商品经济规律、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行为方式。（8）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同时存在，同时发挥作用，但它是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因素不断上升、资本主义经济因素逐渐下降的过程。（9）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因而这个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体系，在原则上也适用于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我们在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时，应该吸取马克思的这些研究成果。

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依然是资本，只不过这里的资本既包括公有资本也包括私有资本而已，理论基础必然是劳动价值论，理论叙述必然从价值的载体——商品开始。否则，坚持劳动价值论、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利益关系、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范畴与经济规律体系就失去了唯物主义基础，就无法运用辩证的逻辑体系演绎理论体系。在此，很有必要提到一位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汤在新教授，他在2005年发表论文，详细地阐述了“六册结构”计划对构筑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借鉴意义。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既然不是产品经济而是商品经济，那么，它就同样应从商品着手展开分析。因为，在这里，商品是社会财富的元素形式，是规定性甚少的抽象范畴。如果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个具有众多规定性的具体范畴开始，要么只能获得“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要么势必陷入“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为起点范畴，整个理论体系的叙述就不能运用辩证逻辑方法演绎经济范畴的发展与经济规律的演变，只能运用形式逻辑方法从总体到个别依次逐层解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构成要素，这些要素的选择只能围绕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时代主要矛盾的解决，尤其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进行，可供选择的要素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市场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发展中国特色对外经济关系等等。由于这些要素基本上是对现实经济政策的总结与概括，所以对这些要素的解析也就是对现实经济政策的解读与论证。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结构及其基本构筑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政治经济学界的共识。既然如此，它的研究对象、基本方法、体系结构理应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经典理论体系（如“六册结构”、《资本论》）保持一致。多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从体系结构上被明确地划分为资本主义部分与社会主义部分，但它们一直被视作一个统一体中的不同部分，资本主义部分属于社会主义部分的理论基础。现在，人们不再满足于由“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组成的体系，要构建独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样，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就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有成果，尤其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整个理论体系的起点范畴应该是什么？整个理论体系的结构、范畴体系、规律体系是什么？如何吸收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因素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如何处理基本原理与具体政策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能否被合理解决，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而这些问题的解决要取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各种经济关系及其结构。

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从商品出发，阐述商品的内在矛盾、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涵、货币理论等属于整个理论体系的“绪论性章节”，属于商品生产一般，并未涉及具体的经济制度。这个层面的理论既可以是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基础，也可以成为研究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基础，因为它们有相同的经济基础——商品经济。在“绪论性章节”之后，马克思的经济学依次阐述构成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阶级（资本家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雇佣劳动者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这部分内容构成基本原理。马克思根据社会利益主体对生产要素的占有状况将其划分为三大基础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雇佣劳动者阶级，并计划在他的经济学著作“六册结构”体系的前三册中系统阐述这三大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每个阶级内部的关系，最后尽管马克思实际完成了只相当于“资本一般”的《资本论》，但已经以资本为主线系统地阐述了三大阶级之间以及资本家阶级内部的经济关系。马克思在“六册结构”体系中没有把国家看作与资本家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雇佣劳动者阶级并列的利益主体，从而将其排除在基本原理的叙述之外，其原因主要在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不像今天的国家拥有众多的国有资产、国有企业，支配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提供公共产品，全面干预社会经济运行，除了充当“理想的总资本家”之外，还不得不扮演“理想的总工人”“理想的土地所有者”等角色，马克思把国家仅仅看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和的承担者。角色的这种转变，意味着现代国家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重要的利益主体之一，在政治经济学阐述基本原理的部分，就不应该仍然将其排除在外，而应当把国家纳入基本原理范围内对其经济生活条件予以系统阐述。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现实发展对理论体系演变的客观要求。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并未导致其基本性质与结构的变化，马克思制定的全面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六册结构”体系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也就是研究构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利益主体、利益阶层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而且是经济利益关系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六册结构”体系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为：（1）以经济利益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不可能研究每一个人的经济生活条件，必须采用阶级或阶层利益分析法。（2）如果不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总体，使研究成果得到辩证的叙述，就无法从抽象到具体、从本质到现象地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范畴与规律体系，就难以构建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不再提倡把社会成员划分为阶级，尤其是不提倡社会成员在经济利益上存在对抗关系，但承认存在不同的社会利益阶层，承认他们之间存在利益差别，承认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承认“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这样的论断。（4）尽管反映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关系的经济范畴发生了本质性变化，但其基本结构与逻辑顺序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依然是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

如果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大小小特殊的利益集团撇开不论，其基本利益阶层有：政府雇员、国有企业雇员、私营企业主、私营企业雇员、个体户、农村土地承包户、军人等，这些社会阶层均有其特殊的利益要求与经济生活条件。政府雇员、军人的收入形式为工资，属于出卖劳动力所得，主要来自政府收入，而政府收入又主要来自税收与生产经营性活动。私营企业主的收入形式为利润，来自经营资本的收入，本质上属于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雇员收入形式均为工资，属于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收入，是劳动者为自己创造或实现的劳动力价值。个体户、农村土地承包户以自己的劳动为主，以经营自有资产或承包权获得收入。从上述利益阶层的收入来源与形式来看，最基本的经济生活条件仍然可以归结为资本、土地、劳动力、政府权力等经济范畴。对比而言，马克思“六册结构”体系划分利益主体基本依据的经济范畴在“原生的经济关系”层面上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其逻辑结构也一致，这意味着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完全可以借鉴马克思“六册结构”的基本范畴体系与逻辑结构。但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马克思考察的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不仅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存在本质差别，而且在发展的领导力量与价值取向、发展理念与发展观、国民经济宏观管理与微观规制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所以在保持基本范畴、逻辑结构不变的条件下，需要对其内容做较大调整，以便真实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总体。

《资本论》是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从而也是分析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同时，如前所述，它也包括整个叙述的基础。所以，它的全部内容，它的理论体系，不仅适用于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也应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可以认为，《资本论》中的一切范畴，只要抽象掉它的社会形式，或者赋予它新的社会形式，就都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保留《资本论》的基本体系与结构，因为这些范畴的物质内容与大部分经济关系同样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中，而且具有市场经济所共有的表现形式。只是因为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经济制度的变革，需要对原有内容作必要的调整，增补发展了的内容，去除不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部分，尤其是那些反映利益主体之间对抗性关系的内容。

马克思经济学“六册结构”计划未完成的册、篇的逻辑结构与内容也是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的参考依据，笔者经过多年研究，已对马克思“六册结构”计划总体内容与结构提出一个理论体系，尽管它有待继续研究完善。笔者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时参考了它的逻辑结构与基本内容，尤其是国家在现代社会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不仅要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利益主体对待，充分考虑了它在社会经济运行、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而且在基本利益关系的阐述中要充分考虑了这一因素，在基本叙述层面上也要更加突出国家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国家利益代表者的职能，尤其突出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关于经济的国际关系，笔者充分考虑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最新格局、国际经济关系的最新发展以及经济学界对国际经济关系、经济全球化、经济危机等问题多年来的研究成就，力求在思维行程中再现经济的国际关系，使理论叙述完成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

五、结束语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起点范畴的确定、整体结构的设计堪称典范，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是我们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参考依据。然而，多年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设并未很好地利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构筑方法，虽然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策、策略、方略十分有效，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始终未能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要针对这些年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存在的问题，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运用马克思构建“六册结构”计划与《资本论》体系的方法论，从而提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个体系要体现理论要素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的形成过程，考察的对象不应该是经济现象的演变，而是其理论抽象——经济范畴的发展过程。因而，从内容、体系、形式看，这个体系既不同于只研究市场经济运行的当代西方经济学，亦不同于那些着眼于现实经济政策、策略、方略描述与分析的政治经济学，而更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使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实现了许多规定的综合与多样性的统一。

本文刊发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须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 及作者。

作者：刘明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