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美国兴起的以阿瑟·拉弗（Arthur Betz Laffer）等人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在80年代转化为里根政府（1981年1月-1989年1月）供给改革和经济政策的实践，后者又被称作“里根经济学”。供给学派和里根经济学都认同供给（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倡导并实施供给侧改革，这很容易使人把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学派、里根经济学联系起来，甚至等同起来。那么，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学派经济学、里根经济学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本文就这个问题做一些比较分析。

一、经济背景：美国滞胀，中国结构性失衡

（一）滞胀催生了供给学派和里根经济学

供给学派经济学和里根经济学是美国经济滞胀和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产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8-1973年，美国名义GDP年均增长7%，由2748亿美元增长到14285亿美元，25年内增长了4.2倍；实际GDP（以1952年为基期）年均增长4.1%，增长了1.7倍；人均名义GDP由1874美元增长到6726美元，增长了2.6倍；人均实际GDP增长了0.86倍。这个25年被史学家们称作战后美国经济“长期繁荣时期”。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发并且伴随着高失业率。1980年美国经济陷入负增长（-0.257%）；年通货膨胀率（CPI）在70年代末猛升到8%以上，1980年甚至攀升到两位数，达到13.5%，而70年代前期通货膨胀率只有4%；失业率在70年代末上升到7%以上，80年代初攀升到接近10%（见图1）。

美国的经济滞胀是由一系列内外部因素促成的。1973-1974年和1978-1979年两轮国际石油价格暴涨（石油危机）是其主要外因，制造业生产能力不足、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经济结构性失衡和美国陷入长期的越南战争泥沼导致一系列经济社会矛盾激化是其主要内因，日益高涨的通货膨胀率不断吞噬居民财富和不断攀升的失业率引起中低收入者普遍不满。美国劳动生产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头20年年均增速达到3%，此后逐渐下降到1%，1977年开始出现负增长。这些症状表明，美国经济供给侧出了问题。1979年9月17日美国《商业周刊》上的一篇文章《为什么供给学派经济学突然广泛流行》较好地概括了供给学派经济学产生的背景。这篇文章写道：“由于这10年经济增长无力，通货膨胀加剧——在此期间，美国经济一直苦于商品短缺、生产率增长迟缓、资本投资呆滞和制造业生产能力不足——现在的主要问题很清楚已经不是如何刺激需求而是如何刺激供给。而已被称作供给学派经济学的这种思潮则反映着生产率、资本形成、劳动供给、工艺技术、资源短缺以及管理有关的新关系。”

滞胀是一种新的经济疾病，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过去没有同时出现过。滞胀也是一种难治的经济顽症，当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面对滞胀均束手无策。凯恩斯主义是一种“萧条经济学”，其政策处方主要是医治经济萧条和大规模失业。面对滞胀，如果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处方来治疗经济衰退和萧条，就需要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和宽松货币政策来扩张总需求，但是扩张总需求无疑是给通货膨胀火上浇油；如果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处方来治疗通货膨胀，就需要通过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紧缩总需求，但是紧缩总需求无疑会使经济衰退和萧条雪上加霜。因此，凯恩斯主义面对滞胀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无计可施。而当时风头正劲的货币主义主要是应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是一种治疗经济热症的经济学。货币主义认为，在市场正常运行条件下，经济的总产出和失业都会处在自然率水平上，不会出现凯恩斯主义所说的非自愿失业和经济萧条。货币主义领袖米尔顿·弗里德曼只是用向右上方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描述了滞胀这种新的经济现象，并把它归咎于美国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的结果，但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和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从研究视角上看，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一样，都侧重于总需求分析，都是需求方经济学。

在上述经济形势和经济思想背景下，供给学派登上了经济学舞台，并很快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及其竞选团队的青睐。

（二）中国供给侧改革的背景是经济结构性失衡而不是滞胀

中国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因为生产能力不足和滞胀，而是因为经济出现了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一些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库存过多、生产成本过高，以及经济整体上杠杆率过高和交易成本过高，同时另一些行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发展滞后，一些关键产品的产业链受制于人。2010年以后虽然中国经济增速在走低，进入这一轮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但是年均增速仍然保持在7%左右，这个增速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增长中还是较高的，并没有陷入停滞状态，更没有进入零增长或负增长。同时，2010年以后中国的年失业率保持在3.9%-4.1%的较低水平，物价水平（CPI）基本稳定，没有出现通货膨胀（见图2），PPI还有几年是负增长。

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是：随着总需求一方的“三驾马车”增速减缓，生产能力逐渐相对过剩，此后企业投资随着经济增速不断下降而减少，企业间和行业间的生产性需求增速降低，生产能力过剩又进一步表现为企业库存过多。连续多年的经济下行使产能过剩和库存过多问题越来越突出。根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015年12月发布的《关于做好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相关工作的通知》，当年我国需要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的重点行业有14个，它们是炼铁、炼钢、焦炭、铁合金、电石、电解铝、铜冶炼、铅冶炼、水泥、平板玻璃、造纸、制革、印染和铅蓄电池。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3年下半年进行实地调研后分析得出的数据，2012年中国钢铁行业产能利用率为72%，水泥行业产能利用率为73.7%，电解铝行业产能利用率为71.9%，平板玻璃行业平均产能利用率为73.1%，中国船舶行业产能利用率为75.2%，而正常的产能利用率的标准一般不应低于75%或79%-82%。更糟糕的是，这些产能利用率已经不足的行业大多还在继续扩大产能建设。2012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继续下行，中国经济中的产能过剩问题愈发严重。产能过剩和库存过多只是中国经济问题的表征，其背后是经济结构失衡，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经济增长方式转换难产，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到位，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没有理顺，经济的新陈代谢能力、调节能力和发展动力不足。

二、改革依据：供给学派皈依萨伊定律，中国从实际需要出发

(一)供给学派皈依萨伊定律

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是萨伊定律，即“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现在一般把萨伊定律表述为“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萨伊定律包含两个思想要点：一是强调生产或供给在经济活动中的决定性作用，生产不仅为他人提供了消费(需求)的对象，而且为生产者自己提供了购买他人生产的产品的支付手段；没有生产就不可能有消费，没有供给就没有需求；二是认为在通常情况下，供求是平衡的，因为产品有卖就有买，而买一种产品的支付手段正是这个买者出售另一种产品所获得的收入。概括起来，萨伊定律包含“生产决定论”和“买卖平衡论”两个要点。进一步分析发现，萨伊定律的第一个要点是对英法古典经济学思想的继承，不是萨伊自己的新见解，第二个要点则是萨伊的新创。根据萨伊定律的第一个要点不难得出增加生产会带来普遍的经济繁荣的推论。正如萨伊所说：“在一切社会，生产者越众多，产品越多样化，产品便销得越快、越多和越广泛，而生产者所得的利润也越大”。根据萨伊定律的第二个要点可以得出不会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结论。而正是第二个要点先后受到马克思和凯恩斯的否定。

供给学派兴起时，不但承袭了萨伊定律的第一个要点，而且复活了第二个要点。吉尔德(George Gilder)认为：“萨伊定律的中心思想仍然是正确的：供给创造需求。不可能存在总商品供过于求这样的事情”。“购买力与生产力始终能处于均衡状态。一个经济中的财富始终足够购买它的产品。由总需求不足引起的商品过剩不可能存在。概而言之，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对他们商品的需求。”供给学派公开认可萨伊定律是他们的理论基础。吉尔德说：“(萨伊定律)这个观念显然从多方面看是简单的，但是它包含着许多至关重要的、凯恩斯和其他人从未驳斥过的经济学真理和意义。这些真理是当代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他还进一步强调：“萨伊定律及其变种都是供给学派理论的基本规则”。为什么供给学派看重萨伊定律呢？吉尔德给岀了答案：“萨伊定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把注意力集中在供给、集中在刺激的能力或资本的投资方面。它使经济学家首先关心各个生产者的动机和刺激，使他们从专心于分配和需求转过来，并再次集中于生产手段。”

从经济思想发展史来看，除了拉弗曲线，供给学派没有给经济学理论成果库添加多少新东西。不过，供给学派还是提出了一些新思想(观点)，主要有：(1)个人和企业的储蓄、投资、生产、创新的积极性取决于净收益（税后收入）而不是毛收益（税前收入），净收益越高，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越高。因此，低税率可以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增加个人和政府收入。这个观点扩展了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也是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2）拉弗在餐巾纸上画的那条钟型曲线（“拉弗曲线”）说明：政府的税收收入并不总是与税率高低成正比，当税率达到一定的高点以后，政府的税收收入会随着税率的提高不断减少。这种税收收入与税率的反方向变化被称作“税收禁区”。（3）市场经济体系如同弹簧，它本身是有张力的，如果政府给它施加的压力或负担（例如高税率和过多的规章制度）过大，它就会卷曲和萎缩，一旦解除了这些外在压力或负担，经济弹簧就会恢复其固有的张力。也就是说，只要给经济主体松绑、减负，恢复自由，市场和经济就会活跃起来。（4）克服美国滞胀的关键是提高美国经济的生产能力和生产率，同时减少政府开支和紧缩通货，而不是像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刺激消费和扩张总需求。这些思想观点是有启发性的，有借鉴价值。

（二）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实际需要出发，没有现成的理论可用

中国政府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基于中国经济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而不是源于某一种现成的理论，不是来源于供给学派经济学，更不是来源于萨伊定律。

中国主流经济学一直是不认可萨伊定律第二个要点的。因为这个要点否定了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至于萨伊定律的第一个要点，我们上面说过，它不是萨伊的创见，也不是萨伊的独见，它一直是英法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想之一。

早在萨伊提出“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思想的100多年以前，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就已经提岀：“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我们知道，劳动和土地是工业革命前决定一个农业经济社会供给或总产出的两大主要生产要素，并且配第还清楚地认识到，劳动是支配供给侧其他生产要素的能动的、活的要素。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认为，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增加国民财富只有两种方法，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增加有用劳动者的人数，也就是劳动力的增长率。斯密认为：“要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靠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或增加以前所雇用的生产性劳动者的生产力。”可见，在萨伊之前，斯密也是从供给一方来寻找国民财富增加即经济增长源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强调生产或供给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指出，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贫穷落后或“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通过发展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通过赶超成为现代化强国，一直是新中国几代领导人和全体国民努力追求的目标。“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是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遵循“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和“以改革促发展”的指导思想，不断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以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同志强调，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要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同时，习近平同志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要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三、改革举措：美国大规模减税，中国实行结构性改革

（一）大规模减税是里根政府供给改革的主旋律

供给学派向美国政府和当时的总统候选人里根提岀的应对滞胀的政策主张是实施供给改革和供给管理，放弃二战后美国一直实行的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具体来说，供给学派提出三大改革主张：（1）税收改革。供给学派认为，美国70年代的税率已进入“税收禁区”，为了调动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和增加供给，必须削减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主要是要削减边际税率。所谓边际税率，是指对收入增加量所征税的税率，或随着应税所得额的增加而最后适用的税率，它等于税额增加量与应纳税收入增加量之比。（2）资源再配置与经济结构调整。供给学派建议的内容有：其一，通过税收政策和其他优惠政策促进资源（包括人力资源）从衰退部门向增长部门转移，促进资源由消费转向投资。其二，控制和减少政府支出规模，降低政府支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把更多的资源由政府部门转移到民间部门。其三，通过减税、加速折旧刺激投资和资本形成，奖励技术创新，以此促进资本利用效率和生产率提高。（3）再市场化。所谓再市场化，是指通过减少垄断和政府管制，恢复并提高市场机制弹性和调节能力。供给学派提出的主要措施有：其一，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取消对特定行业和经济部门（例如石油行业）的政府保护，减少垄断，恢复和提高市场的竞争程度。其二，取消或废除那些限制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必要的甚至是过时的规章条例，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为个人和企业从事经济活动松绑。其三，消除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刚性，提高这些市场的流动性和竞争性。

1981年1月里根就任美国总统。2月他就向国会提出其施政纲领——《经济复兴计划》，宣布采用供给学派的以大规模减税为主促进供给增加的政策建议来复苏和重建美国经济，采用货币主义的紧缩通货、稳定金融的主张来稳定物价。里根政府的改革举措和经济复兴方案后来被称为“里根经济学”。其主要内容有：

1.减税与税制改革

里根政府减税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在里根总统的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并先后颁布了两个重要的税收改革法案：1981年的《经济复兴税收法案》（Economic Recovery Tax Act）和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案》（Tax Reform Act）。这两个法案推出的主要减税措施是：（1）《经济复兴税收法案》将美国个人所得税法中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从11%至50%的14级超额累进税率减少为15%、25%和35%的3级超额累进税率。夫妇合并申报可享（每年）4000美元免税额（标准扣除额，原来是3670美元），单身者免税额为2900美元；夫妇合并申报应纳税年收入在4001-29000美元之间的税率为15%，29001-70000美元的税率为25%；超过70000美元的税率为35%。据估算，这项税改措施使边际税率平均降低19%，个人支付的全部税额减少7%，约60%的一般纳税人减轻了税收负担，大约600万人可以免除纳税。新税法实际上完全免除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所有家庭、单身户、老年人和残疾人的税收。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案》进一步把个人所得税税率简化为15%和28%两级，最高边际税率从50%降低到20%。（2）按照当时的税法规定，公司应纳税年所得超过100000美元的，最高税率为46%，年所得为25000-100000美元的分别按15%（不超过25000美元）、18%（25001-50000美元）、30%（50001-75000美元）和40%（75001-100000美元）的税率征税。税改后的公司所得税最高税率由应纳税所得的46%降至34%，累进税率分别降为15%（不超过25000美元）、18%（25001-50000美元）、25%（50001-75000美元）和34%（75000美元以上）四个等级。

在税制改革方面主要是简化税法和税制。美国自1913年实行以所得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以来，税法不断修改调整，条款不断增加，税法文本增加到9000页，达百万字之巨，是世界上最烦琐、最难懂的税法之一。里根政府税改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对税法和税制大刀阔斧地做减法：（1）简化税收征管程序和手续。税改后，明确并强化了个人和企业对其收支所承担的税收责任，将近一半的纳税人可自行计算税负，采取逐项减免申报的纳税人数大量减少，大约只剩下33%的纳税人需向税务部门申报收支和纳税详细说明，多数纳税人不再需要填写申报表。经过两轮税改，美国税法瘦身至985页。（2）削减征税项目或税收优惠。取消和压缩65项烦琐的优惠和扣除项目，缩小一些收入（例如个人退职金收入）纳税抵免的适用范围。《税收改革法案》取消了资本收益和普通收益按不同累进税率征收的条款，对资本收益一律按普通所得税计征，这使得税款核算的程序简化，也使得纳税人想方设法将普通所得转变为资本收益借此逃税的积极性大为下降。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减税是里根政府供给改革和税收改革的主旋律，但是里根政府的税收改革并不是单纯地减税，而是结构性减税和增税并举。（1）税改虽然减轻了多数纳税人的税负，但是取消了高收入者（大约占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比例18.7%）个人退休存款账户缴款的扣除，取消了对企业投资的税收优惠以及对资本收益的优惠税率，这实际上提高了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和税负。（2）公司所得税减税措施主要向服务类和科技类企业倾斜，少数制造业企业在1986年税改后税收负担反而加重了，当时估计这些企业在1987-1991年的5年内税收负担将增加1200亿美元。对公司企业差旅费、交际费支出由免税改为课税。同时规定，公司所得税税率在扣除各种优惠以后不得低于20%。（3）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和调结构的需要选择性地加税或变相加税。《经济复兴计划》原本计划从1981年7月1日起按10%、10%和10%的比率分三年（次）减少个人所得税，由于国会两党存在意见分歧，《经济复兴税收法案》把个人税率削减调整为5%、10%和10%，但是由于1982年经济出现负增长（-1.8%），失业率反弹到9.8%，财政赤字规模扩大过快（1981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增加了490亿美元），里根在1982年和1984年又分别签署《税收公平与财政责任法案》和《赤字削减法案》，对不同的收入实行不同幅度的加税或变相加税。例如，在减少个人所得税的同时，取消高收入者的免税额，取消居民消费税抵扣，取消整修旧屋的抵税额、能源抵税额、夫妇两人都工作的优惠减额、个人股息收入的定额减项等。在减公司税的同时，取消资本利得税优惠，把长期资本收益的免税部分由60%减少到50%等。由于这些调整，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减税幅度和减税规模均低于《经济复兴税收法案》的设想，当时估计1983年和1984年联邦政府税收将会分别增加170亿美元和380亿美元。

2.减少政府干预，恢复市场活力

这方面的举措主要有：（1）《税收改革法案》取消了大量的税收优惠和特殊条款，大大削弱了政府利用税收作为手段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能力，力图使税收制度中性化。（2）逐年削减联邦政府支出，力求做到预算平衡。美国1980财政年度的联邦政府赤字为738亿美元，里根政府实施税改在短期又会减少政府收入，为了平衡预算，必须削减政府支出。《经济复兴计划》提出的联邦政府支出削减方案是：1982年削减352亿美元，1983年和1984年再分别削减440亿美元和514亿美元。1981年9月，里根又提出再把1982年财政年度的政府支出削减130亿美元。削减的内容涉及社会福利支出的约200个项目，如食品券、失业保障、新生儿家庭补贴、医疗保健、学生营养餐补贴、住房补贴、失业者培训等，还包括削减对州政府的补贴，把一部分财权下放给州政府，撤销社区服务管理局，把社区服务支出与其他补贴项目合并。（3）大量削减或放宽管制，为企业和经济活动松绑，让市场机制更多地发挥作用。这方面的行动有：暂停已经制定但尚未执行的一切规章条例。白宫成立以副总统乔治·布什为首的总统特别工作小组来负责清理规章条例。1981年这个特别小组审核了91项管制企业的规章条例，其中撤销、放宽了65项，包括环境污染控制、生产和交通安全管制、技术标准管制、企业购并、反垄断等；放松对交通运输（航空、铁路、公路）、通讯（电话、电信、有线电视）、金融服务（保险、银行）、能源（电力、石油、天然气）等产业的管制，放开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放松对金融市场的利率管制，放宽市场准入。取消前任政府颁布的工资和物价管制条例。把一部分管制权由联邦政府下放给州政府和地方政府。

3.紧缩通货，稳定物价

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所以里根只能要求美联储实施与降低通货膨胀的目标相协调的货币政策。早在里根入主白宫前的1979年8月，保罗·沃尔克就任美联储主席。他上任后就着手开展“货币主义实验”，紧缩通货，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希望借此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物价。沃尔克的货币政策思路与里根是一致的，所以里根执政时期的货币政策又称作“里根-沃尔克货币政策”。

（二）中国供给侧改革主要是结构性改革，是一场中国式供给革命

应当说，中国政府于2015年11月启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参考借鉴了20世纪80年代供给学派理论和里根政府供给改革的一些举措和经验。但是，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对美国供给改革的简单模仿，更不是以供给学派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和举措大大超越了里根经济学，有许多创新，有许多中国特色。更确切地说，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中国式供给革命。

1.通过“营改增”税制改革实施结构性减税，减税降费并举而不是简单地减税

我国从2012年1月1日开始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2016年5月1日起全面实施营改增。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又一次重大变革。营改增的意义在于：（1）增值税只按生产和服务环节价值增值部分征税，消除了营业税重复征税、不能抵扣、不能退税的弊端，减少了不合理、不公平收税，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税负。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从2012年实施营改增到2017年年底全国已累计减税近2万亿元，2018-2019年累计减税约1.4万亿元。（2）增值税征收将不动产纳入抵扣范围，这有利于企业形成长期预期，激励企业扩大投资，增强企业实力，促进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3）营改增把营业税的“价内税”改变为增值税的“价外税”，形成了生产和服务过程中价值转移环节的抵扣关系，使产品和服务项目的价格形成更真实地反映生产者或服务提供者的边际贡献，有利于真实的市场价格的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还实施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例如，按照国务院要求，2017年5月2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和科技部联合颁发财税〔2017〕34号文件，规定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在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75%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在上述期间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75%在税前摊销。2018年5月1日起实施的增值税改革，将原适用17%税率的制造业、11%税率的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税率，分别下调1个百分点；从2018年7月份起，对18个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行业以及电网企业开展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工作；2018年9月2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联合发布通知，明确了将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75%的政策由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大至所有企业。将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年销售额标准由50万元和80万元上调至500万元，并在一定期限内允许已登记为一般纳税人的企业转登为小规模纳税人，以使更多企业享受按较低征收率计税的优惠。按照2019年1月1日起实施的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每月3500元提高至5000元，并设立专项附加扣除条款，即把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支出纳入税前扣除，将全年应纳税所得不超过30000元的税率由10%和5%两档简化调低为一档5%，将全年应纳税所得30001-90000元的税率由20%和10%两档简化调低为一档10%。同时国务院和有关法律文件要求，小微企业享受普惠性减税，下调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费率，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等。

2.通过实施“三去一降一补”来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和内容是“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其中，去产能主要是要去掉那些高污染、高能耗、高成本又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过剩产能和落后产能，使市场供求恢复平衡。去库存是为了恢复企业生产和再生产的正常状态，加速资本周转，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同时为新投资、新产品、新技术腾出市场空间。去杠杆是通过降低企业和政府的债务率来降低金融和实体经济长期的和系统性的风险，以保障经济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降成本既要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也要降低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降低这两类成本是提高企业和整个经济竞争力的需要，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需要。补短板是要补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短板，补经济均衡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短板。可见，“三去一降一补”不但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举措，更重要的是从供给侧进行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这些举措大多是供给学派政策主张和里根经济学所没有的。

3.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提高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减少或下放政府审批权、“放管服”改革和实现负面清单制度重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与政府关系，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不仅仅是通过减少那些与企业经营活动有关的过时过多的规章条例来为企业松绑，更不是像供给学派所说的通过再市场化改革来恢复市场机制张力。

美国市场经济经过三四百年的建设和发展，市场体系相当完善、市场化水平领先于其他国家，由于垄断的发展和二战后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一一往往是过多、不适当的干预，导致市场活力减弱，市场调节能力萎缩。里根政府是在这种经济状况下采用供给学派建议，进行再市场化改革的。

中国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如果从改革开放算起，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才40余年；如果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算起，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还不到30年，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关键期和攻坚期。可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处在青少年时期，还是一种“半市场经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还处在“进行时”。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简单地为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而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提高市场机制的调节能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对资源配置体制、生产经营组织体制和生产关系进行变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完善的过程。

四、改革目标：美国摆脱滞胀，中国实现现代化

（一）摆脱滞胀是里根经济学的主要目标

供给学派和里根经济学的供给改革目标是使美国经济摆脱滞胀，恢复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稳定物价，减少联邦政府赤字，实现政府预算收支平衡。里根政府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削弱政府在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恢复市场机制弹性和市场化水平，加强市场的作用。里根在其施政纲领《经济复兴计划》中向国会和国民承诺：通过供给改革计划的实施，到1984年他任期届满时，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将提高到4.5%（1980年为-0.26%），失业率将降低到6.4%（1980年为7.1%），通货膨胀率将下降到5.5%（1980年为13.5%），联邦政府预算赤字逐年减少，1984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要有5亿美元盈余。由于国外开支增加和削减社会福利支出阻力较大，里根于1985年1月连任后又签署《格拉姆-拉德曼平衡预算法》，宣布继续实施削减政府支出计划，承诺到1991财年联邦政府预算必须实现平衡，否则，总统有权强行削减政府开支。

（二）形成新动能，提升经济体系的质量和竞争力，实现现代化是中国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大大超越了供给学派和里根经济学的供给改革目标，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更加宏伟、更加远大。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经济结构调整、供给新动力生成、供给质量提升、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发展方式转换、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等有关中国经济现在和未来发展的一系列重大课题，它是一场伟大的改革或革命，而不是一次简单的供给结构或经济结构调整，更不是简单地消除产能过剩。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实现三大目标：（1）通过改革市场与政府关系来提高市场化水平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重建资源配置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从根本上、从长效机制上解决产能过剩和经济结构失衡问题。（2）优化和升级经济结构，提高装备制造业以及整个实体经济的技术水平、自主创新能力和发展能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3）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调动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激发体制活力，形成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及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的长远目标是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概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本文刊发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0年第3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须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及作者。  

作者：方福前，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