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迫切理论需要。科学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问题，是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前提和基础。

目前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已经进行了长期、多视角、多层面的深入研究，得出了富有价值的结论。一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卫兴华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是通过快速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顾海良也认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系统化经济学说的主线。刘灿认为，应该把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张宇认为，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刘凤义认为，应该把共享发展作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白永秀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线是追求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的协调统一。二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李济广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对社会各领域有决定性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以公有制为纲。张卓元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理所当然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三是以人民为中心。宋冬林等认为，人民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全部理论的主线。胡乐明也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人民至上这一重大原则，并将其作为理论体系得以展开的逻辑主线。四是发展经济满足需要。逄锦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可以概括为发展经济以满足需要。五是物质利益。李建平认为，应把物质利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六是国家。孙浩进等认为，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国家主体特征，因而应把国家和国家能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七是中国式现代化。何爱平等认为，应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任保平也认为，应把现代化强国建设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八是社会主要矛盾。马艳等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这个中心线展开的。九是生产方式。谢富胜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应围绕生产方式—经济循环—经验现象的逻辑主线辩证展开。

由此可见，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认识分歧较大，甚至彼此矛盾，这显然不利于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因而分析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科学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就成为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首先完成的重大课题。

通过对以上观点的全面梳理可以发现，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认识产生较大分歧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缺乏统一的学理基础和选择依据。在学理基础和选择依据不统一、不规范的情况下，人们依据自己的认知和标准确立逻辑主线，观点的多样性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二是缺乏对马克思确立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基本原理的科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确立必须以马克思确立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也就是推进马克思确立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基本原理的中国化时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三是缺乏对逻辑主线确立的系统性思考。逻辑主线的确立不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孤立行为，其必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假设等基本问题统一起来，在系统化的理论逻辑中加以确立。

针对学界在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上存在的不足，本文的逻辑思路是，首先系统阐释马克思确立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基本原则，并依据这些基本原则明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然后系统化学理化我们党依据我国具体国情推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从而科学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问题，为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创造必要的理论前提和基础。

二、马克思确立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基本原则

构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按照马克思的划分，需要经历研究过程和叙述过程两个前后继起的不同阶段。根据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研究过程必须从现实的表象出发，充分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叙述过程则是在研究过程结束后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显然，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确立属于理论体系构建的叙述过程，这就决定了其必须与研究方法相统一，与研究过程形成的抽象范畴和概念相一致，形成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统一。

第一，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确立必须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相统一。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而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因此，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确立，就必须遵循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运动规律，就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从适应到成为桎梏的变化过程。但是，不能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直接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因为它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的一般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通过对各个社会经济形态进行研究而得出的抽象，属于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过程。在叙述过程中，就必须把这个抽象上升为现实的具体。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时就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具体化为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

第二，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确立必须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相统一。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逻辑延伸，因而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确立，必须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形成前后一贯的逻辑。这是因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都是达到特定目的的手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对二者的关系做出了明确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但马克思接下来又指出，“本书的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也就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自然历史规律，证明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综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是统一的，这就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要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中加以确立。

第三，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确立必须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假设相统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假设是明确政治经济学是为谁服务的，体现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在阶级社会就体现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统一，因而马克思公开申明自己的理论是为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服务的，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利益主体是无产阶级。因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确立就必须围绕无产阶级这个主体展开。

综上，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确立绝不是随意的，而必须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假设等相契合、相一致，从而形成前后一致的系统化、学理化经济学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确立，就充分体现了这一基本原则。

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

基于以上马克思确立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基本原则，就可以依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假设等准确阐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

（一）依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必须与研究假设相一致的要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必须体现服务的主体

马克思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的研究方法，首先从人的一般性阐释人的主体性，认为“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就把人的最高本质归结为人本身，而不是外在的物，从而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马克思在1845年完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只是从客体去理解，而“不是从主体方面理解”。例如，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宗教只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

马克思确立人的主体性的目的，一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是为了把人解放成为人，因而要追求人自身的解放；二是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人的解放的手段，从而明确了生产力发展不是最终目的；三是生产力发展追求的不是个别人的解放，而是“普遍的人的解放”，因为以追求个别人解放为目的发展生产力，一定是对大多数人的奴役，大多数人的劳动就会成为异化劳动，剥夺了大多数人的主体性，最终会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要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就要“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马克思在确立人的主体性的同时又非常明确地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意味着，政治经济学追求的人的解放，不能仅仅从一般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还要植根于特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去理解具体实践中的人的解放和人的主体性。在阶级社会，人的解放就归结为特定阶级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在这里，作为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成为雇佣劳动，劳动被异化了；在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自主的劳动，是为每一个人谋取最大福祉的劳动。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解放就具象化为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在社会主义社会，人的解放就是无产阶级自身的经济解放；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解放就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把人的解放归结为无产阶级解放，就是因为，一是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而无产阶级的运动则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从而追求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追求普遍的人的解放；二是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它的利益同人类社会发展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反映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始终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而追求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进程就是追求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

以上分析表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是无产阶级解放，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只是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手段。马克思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最终都是为了推进人的解放，或者说无产阶级的解放。习近平总书记在《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的一生是“为人类解放不懈奋斗的一生”。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运动显然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

（二）依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必须与研究对象相一致的要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即无产阶级解放必然具有丰富的内涵

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但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则要求既研究生产力，也研究生产关系，甚至联系上层建筑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相一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即无产阶级的解放就包括了思想解放、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等丰富内涵。

第一，思想解放。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必须首先有科学理论作为思想武装，使无产阶级从旧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这是因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反抗各种错误“思想的统治”，才能实现自我觉醒，从而科学认识自己的阶级地位、阶级利益和历史使命。

马克思认为，只有用科学的理论武装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才能作为独立的阶级成为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强大物质力量。科学的理论之所以能够被无产阶级理解和掌握，就是因为科学的理论能够“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因此，要推进无产阶级的解放，就要构建体现无产阶级利益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以哲学为例，阐述了科学理论与无产阶级的关系：“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以德国人民的解放为例认为，“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马克思《资本论》之所以能够成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就是因为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从而明确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阶级利益，为无产阶级争取自身的解放指明了方向。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指出，“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因此，作为科学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揭示了无产阶级的根本性质和利益，从而被无产阶级接受和掌握，成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精神武器。

第二，政治解放。无产阶级获得思想解放的目的，就是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引，通过政治斗争，废除一切奴役自己的生产关系，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获得政治解放。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获得政治解放后，“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获得政治解放，已经不是一个阶级的解放，而是全体人民的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就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要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把资本变为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是因为，“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只有上升为统治阶级，才能共同占有社会生产资料，才能使全体人民从私有财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因此，马克思要求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治统治后，“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在这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治解放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前提，因而马克思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时没有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逻辑起点，也没有以此为逻辑主线。同样，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也没有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逻辑起点和逻辑主线。

第三，经济解放。无产阶级获得政治解放后，就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充分发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制度优势，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因此，相对于政治解放而言，通过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推进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经济解放。马克思指出，“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也就是说，创造出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必备物质条件。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治解放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是因为，无产阶级解放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相反，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因此，生产力的发展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绝对必要前提。

马克思认为，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就需要，一是变革生产关系。无产阶级获得自己的政治统治后，立即就要对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强制性变革，代之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二是变革生产方式。无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后，就要积极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发展生产力。例如，通过推进分工的深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而生产力的发展，只要不是单纯量的扩大，都会带来分工的进一步深化，从而形成分工与生产力发展的良性循环。又如，通过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社会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从而把科学技术提升到第一生产力的高度。

第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无产阶级推动经济解放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无产阶级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也就是每个人的解放。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无产阶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只有“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才能实现。这就不仅需要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而且还需要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重建个人所有制，因为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当然，自由人联合体的建立必须是以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

（三）依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必须与研究方法相一致的要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即无产阶级解放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认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因此，无产阶级的解放进程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生产关系变革的制约，以及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变革的制约，也就是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决定了无产阶级解放是一个渐进的实现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一，争取政治解放的发展阶段。无产阶级产生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并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成为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的独立阶级。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一方面无产阶级发展壮大起来，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这时，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从而解放无产阶级就成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选择。因此，为了寻求无产阶级的解放，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运动规律，创立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无产阶级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同时，马克思还积极投身于争取解放的工人运动。因此，“马克思的一生，是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不息战斗的一生”。

马克思之所以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因为，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必然造成财富在资产阶级一边积累，贫困在无产阶级一边积累，从而导致周期性的经济过剩危机，对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破坏。这就决定了只有废除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使无产阶级从私有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实现政治解放，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政治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首要前提。

第二，争取经济解放的发展阶段。无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就表现为，一方面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新生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另一方面通过生产力的质和量的充分发展，为无产阶级经济解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由于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人格化，因而只有争取无产阶级的经济解放，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也就是说，无产阶级解放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只有当生产力发展达到物质极大丰富，从而能够消灭分工的水平时，无产阶级才能获得解放。这是因为，“只要分工还不是处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也就是说，只要分工存在，劳动就是异化劳动。马克思甚至认为，即使在最初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下，也是非常原始和隐蔽的奴隶制。

无产阶级经济解放既然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那么为了推动无产阶级经济解放，一方面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因而发展生产力就成为无产阶级经济解放的应有之义，这就容易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其实，无产阶级的经济解放只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特定发展阶段，因而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显然不能涵盖无产阶级解放的全过程。

第三，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阶段。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才能实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阶段。由于它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因而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消灭旧的分工和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发达程度，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还不可能在这一阶段实现。二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马克思认为，“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显然，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阶段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无产阶级进行相当长期而艰苦的奋斗。

以上分析表明，马克思把无产阶级解放理解为长期的历史过程，也就是从无产阶级产生起，无产阶级必须经历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才能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真正解放。因此，贯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就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全过程，是无产阶级在不同发展阶段上争取解放的科学理论。在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阶段，马克思的《资本论》为无产阶级寻求政治解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预想为社会主义大力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根本原则，为无产阶级经济解放提供了理论武器；马克思对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预想为无产阶级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出了基本条件和远大目标。因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不能仅仅理解为《资本论》的逻辑主线，而是贯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完整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

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中国化时代化创新

我们党把马克思确立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进了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逻辑主线的中国化时代化创新，为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一）创造性地依据马克思确立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基本原理明确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主线

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创新成果，因而中国经济学的历史起点就应该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开始，其基本标志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其初心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且一百多年来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然我们党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都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那么探索中国人民解放道路的中国经济学的主线也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解放在我国就具体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即无产阶级解放在我国就必然要求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主线。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所以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主线，就是因为，一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就决定了必须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才能推进无产阶级的解放。因此，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解放在我国就转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经济解放在我国就转化为推进整个中华民族，也就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主线，遵循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破坏，因而只有使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才能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因此，我们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生产力方面，这就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需要。因此，我们党的主要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依据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特征新要求，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高质量发展为硬道理，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最大的政治，以科技创新和全面深化改革为强大动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从而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主线，是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必然逻辑发展。中国经济学既要研究生产力，也要研究生产关系，把变革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和优化资源配置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效手段，从而摆正了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逻辑主线之间的关系，使二者作为手段和目的有机统一到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因此，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遇到生产关系的阻碍时，中国经济学就重点研究生产关系的变革以解放生产力；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以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时，中国经济学就重点研究生产力；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挑战时，中国经济学就重点研究新质生产力和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例如，在传统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时，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以改革促发展，改革成为主题。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要“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986年《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要求“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1988年《政府工作报告》继续“坚持把改革放在总揽全局的位置上”。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从根本上讲，是由于旧体制的弊病没有完全克服，新体制还没有完全形成，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把更大的精力集中到加快改革上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要任务就从解放生产力转向发展生产力，因而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就要求，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十五”计划纲要进一步提出“以发展为主题”，从而把改革纳入发展的框架作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及时明确提出在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并要求将其贯穿到经济工作的全过程、全方位，从而把“以发展为主题”转化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党的二十大报告继续坚持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因此，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逻辑主线是始终如一的，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选择、主要任务和举措，都是依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变化而加以适时调整。

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主线，是中国经济学研究假设的应有之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公开申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整体利益服务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内涵就是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突出人民至上的基本原则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因此，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主线，是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假设完全一致的。

（二）创造性地依据马克思无产阶级解放的发展阶段理论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经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我们党运用马克思无产阶级解放需要经历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三个发展阶段的基本原理，依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经历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站起来的发展阶段，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阶段，实现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富起来的发展阶段，就是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们党开启了从富起来向强起来伟大飞跃的新征程，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并明确提出了“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远大目标。

我们党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阶段理论，是对马克思无产阶级解放阶段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创新发展。我们党坚持马克思无产阶级解放必须以政治解放为前提的理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改革发展时期，我们党创造性地推进了马克思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必须“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提出了通过富起来和强起来两个发展阶段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而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进一步划分为富起来和强起来两个前后继起的发展阶段，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解为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把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确定为“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发展阶段理论。

（三）创造性地依据马克思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内涵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明确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和道路选择。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内涵。一是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解放的内涵。我们党依据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要求不仅实现全体人民的物质富足，而且还要达到精神富有，提出了“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著名论断。二是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解放的实现手段。我们党依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一方面要求不仅发展生产力，而且还要不断改革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把改革开放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另一方面把保护生态看作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是发展生产力，丰富了生产力的内涵。此外，为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等重要思想。三是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选择。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只有立足本国国情，探索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才能成功推进现代化。我们党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表明我们党依据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开辟了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作者：黄泰岩，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大学原校长，资深教授；于佳慧，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谢春燕，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转载自政治经济学评论（2025年第3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