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一重大部署是立足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针对阶段性变化、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而提出的，内嵌着物的积累与人的发展辩证统一的深刻逻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深刻践行这一战略举措，对“十五五”时期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价值。强调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是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关键所在，实现两者的紧密结合要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一、“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新的历史方位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

强调“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和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价值取向的鲜明体现，是我们党科学把握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突出坚持高质量发展主题、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抉择。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阐释的高质量发展主题的重要含义和要求，一是在微观上，高质量发展是高效率的，即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为基础的发展；二是在宏观上，高质量发展是供求良性互动的，即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发展；三是在结构上，高质量发展是质态提升的发展，即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四是在国际经济关系上，高质量发展是高水平开放的发展，即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五是在风险控制上，高质量发展是高水平安全的发展，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的发展。总之，高质量发展就其经济意义而言，是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内在统一的发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因为，量的合理增长首要的取决于质的有效提升，质的有效提升实质在于经济结构质态的演进和升级。结构演进是效率提升的函数，而效率提升又是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函数，创新的发展基础和条件在于资本的积累（包括物质技术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这就要求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这种紧密结合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深刻内涵。

（一）提出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作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的重要概括

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强调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也是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要求部署的。从经济理论上看，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是统一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之中的。因此理解两者的紧密结合，首先应当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义上把握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关系。从社会再生产循环上看，社会再生产包括人的再生产和物的再生产，社会再生产需要这两种再生产的协调才能畅通循环、协调发展。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物的再生产是人的再生产的基础。生产力发展是规定和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但同时，人作为劳动者又是生产力要素构成中最活跃和最具创造性的因素，满足人的需要更是物的生产的目的。因此，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投资于物是提升投资于人水平的物质基础和条件，投资于人形成的人力资本积累又是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根本和关键。投资于人需要通过投资于物来实现，投资于物要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投资于人的水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投资于物的水平规定，投资于物的水平则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全要素生产率（其核心是劳动生产率）的制约，因而又受投资于人的规定。强调两者的紧密结合，既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不能脱离投资于物的基础性规定作用片面强调对人的投资，也不能以投资于物来淡化或否定投资于人作为人力资本积累对社会再生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性推动作用。

早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要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使劳动者更好地适应变化了的市场环境”，并且首次将“投资于人”写入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议；在2023年5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投资于人”，要求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2025年春召开的两会，首次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10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其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要求“十五五”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于：“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作为对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新的认识和体会，概括为“五个必须”，上升为规律性的认识。显然“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已经从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全面转变为发展战略，从强调“投资于人”，以推动作为生产要素中最具能动性和决定性作用的劳动者能力提升，到提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以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全覆盖全周期的服务体系建设；从强化宏观经济政策民生导向，以从供给端推动资金资源既投资于物又投资于人，到将两者紧密结合作为扩大内需战略之举，以推动实现供求良性动态平衡；从将其作为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以推动宏观经济增长目标达成，到将其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十五五”规划），以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从将两者的紧密结合作为实践举措，到将其总结上升为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以作为长期战略。“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已经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成为统筹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生产与分配、短期与长期、总量与结构、需求与供给等各方面经济关系的重要枢纽，同时也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强调“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内涵核心在于“以人民为中心”

围绕着更好满足人的需要，历史地推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切实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发展的统一，体现经济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成长的统一。“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作为投资行为，是以人为本的投资战略选择，即以人的需要为动因，以人的成长为目的，推动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确立投资战略导向。一是以人的需要和发展为投资及资源配置各方面活动的战略基点和战略方向；二是围绕人的需要和发展统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三是突出政策民生导向，强化资源在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和优化水平；四是以不断完善覆盖全体人民和贯穿人的生命周期的投资于人的资源配置体系，支持共同富裕的扎实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体现为资本形成，重要的是通过对人的资源投入，形成“人力资本”积累增值和质量提升，旨在提高人的潜能和劳动生产率，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从“人力资本”的内在规定性上看，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的规定；从“人力资本”的实现路径上看，主要通过教育（知识和技能）、健康（医疗和体育）、社保（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形成对人的投资；从“人力资本”的积累结果上看，目标在于提升人的学习创新能力、身心健康水平和社会适应能力。

（三）“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新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

从理论上来说，二者的紧密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自由成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拓展，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创新，是新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人类理想社会和根本发展目标，就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成长。同时，马克思主义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历史长期发展的文明进程，人的全面发展既是共产主义理想目标，又是不断推进并受物质条件约束的历史过程；既是个体的人的自由成长，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社会进程。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形态的演进既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推进，又同时对这一进程形成相应的历史约束。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价值观，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更是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目标，将以人的现代化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宗旨。以“人类发展指数”（HDI）为例，UNDP 从20世纪90年代测算并公布这一指数（是一相对指标，在0—1之间），包括人均国民收入（按购买力平价）、教育水平和人均预期寿命，分为低水平（HDI 在0.55以下）、中等水平（0.55—0.699）、高水平（0.70—0.799）、极高水平（0.8以上）。我国是唯一从低水平成长为高水平的发展中国家，1990年我国这一指数仅为0.499，2001年达到0.6，2010年达到0.7，进入高水平阶段。现阶段我国正由高水平向极高水平阶段发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将“坚持人民至上”作为“十五五”时期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强调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系统部署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一系列战略任务，不仅将“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切实转变为发展实践，而且将“投资于人”的政策导向系统性地纳入新发展格局，成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战略构想中的重要有机组成。

另一方面，进入新时代，特别是在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达成，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十四五”实现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十五五”时期作为实现第一步目标（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具紧迫性。在国内国际经济发展条件和环境发生系统性演变背景下，在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但其内涵及相互关系均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坚持高质量发展主题更具首要性。新发展理念之所以重要，根本在于系统地回应了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方式转型推进高质量发展，就经济发展方式而言，关键在于实现创新驱动，推进高效率协调均衡发展，特别是要因地制宜大力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把经济增长的动能真正建立在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基础之上，进而适应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等一系列约束条件的变化；就经济发展目的而言，根本在于真正体现人民至上、以人为本，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而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调动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制度优势，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更为强劲的可持续动力。显然，强调和部署“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战略构想，对于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根本是人的创造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进“共享”和共同富裕关键是人的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的统一。

二、“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关键所在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阐释“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和主要目标时，明确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一）“质的有效提升”本质上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深刻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那些取得成功的国家，就是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后实现了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那些徘徊不前甚至倒退的国家，就是没有实现这种根本转变。”正因为如此，党的二十大将高质量发展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首要任务，而“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对于推进高质量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这种紧密结合在关注物质资本积累的同时，强调提升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进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首先，从先进生产力质态发展上看，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高，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是建立在生产函数改变基础之上的，生产函数的改变关键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紧密结合过程中形成的规模扩大和质量的提高。在生产力的三要素构成中，劳动者是最具决定性和能动性的要素。劳动生产率提高离不开物质资本的积累，但人力资本是对劳动者的投入资本的积累，直接提升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是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升的核心，也是改变生产要素组合的决定性力量。从资源配置意义上说，对人的投资形成的人力资本积累，具有相对更高的边际产出率，相应地具有更高的边际报酬和收益率，因而形成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微观基础。从经济发展意义上说，特别是在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菲利普斯曲线逐渐为贝弗里奇曲线替代，总量失业的矛盾逐渐为结构性失业所超越，缓解失业与职业空位并存的矛盾，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不断加速，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强调“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强调物质资本积累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协调统一，对缓解结构性失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其次，从转变经济发展动能上看，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刻的动能变革，以创新驱动带来的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首要动能，从而根本改变以要素投入量的扩大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的发展方式。创新驱动关键在于人的创新能力提升，强调“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在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积累的统一中提升质量和水平，特别是在扩大人力资本积累规模的基础上，强调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从而提升全社会的创新能力，因而就需要深刻改变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切实以科技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动能转变是经济发展质的有效提升的关键。

最后，从经济结构质态演进上看，经济发展质态的差异重要的不仅在于规模水平，包括 GDP 总量和人均水平，而且更重要的在于经济结构高度。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的实质在于结构质态的变化，发展的困难也主要集中在结构转换上。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而言，根本在于经济结构的现代化。GDP 规模和人均水平等量的指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结构演进的结果，质的有效提升在微观上集中表现为资源配置上创新驱动及动能变革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在宏观上则体现为具有高技术和高市场竞争性效率的产业作为载体（包括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传统产业都可以也需要不断以新技术创新促进其市场竞争性效率提升）形成国民经济结构。从演进逻辑上看，结构质态演进是效率提升的函数，效率提升则是创新的函数，而创新的活力源于“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因此，“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对于推进从人才大国向人才强国、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进而推动发展方式根本转变，加快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发展质的有效提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联合国在2015年提出的《至2035年长期世界发展纲要》共列出17项举措，其中突出的一项便是首次将教育（包括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终身教育等）、健康（包括医疗、体育、社会福利水平等）与人力资本积累规模和质量提升相关因素作为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OECD 则把人力资本积累，即人的知识、技能、能力、禀赋的提高作为能够同时促进个人、社会、经济三方面福利的发展条件。世界银行的一项测算表明，大多数国家超过六成的社会财富来源于人力资本。全社会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每提升一年，GDP 将增长9%。也就是说，理论和实证都表明，“投资于人”所形成的人力资本，与要素产出率、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和进步等，以及由此规定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有着极为深刻的内在联系。因此，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

（二）“量的合理增长”实质上是实现均衡有效的经济增长

一方面要能够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量的逻辑要求，另一方面要能够适应经济发展过程中约束条件的变化，从而推动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推动国民经济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畅通。“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在“供强需弱”的宏观经济失衡条件下，对于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为推动新需求与新供给良性互动，为经济均衡增长创造必要条件，开辟了新的路径。从根本上来说，经济发展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之间存在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尤其是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没有质的有效提升，就不具备实现量的合理增长的可能。从增长目标要求上看，从2021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具有基础性和标志性的经济量的指标是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我国这一时期潜在的自然增长率未必能够达到这一水准，重要的在于推动经济“质的提升”，尤其是以创新驱动提高效率，包括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形成的发展效应。但“质的提升”为量的合理增长创造基础，而切实实现“量的合理增长”还需要满足一系列约束增长的条件，才能把经济增长的可能性真正转化为现实。我国现阶段实现经济均衡有效增长面临的突出矛盾是需求与供给双向同时承受冲击压力，尤其是总需求不足更是突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战略选择，对克服宏观经济失衡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国经济已经连续多年面临通缩困扰，虽然并未出现严格意义上的“通缩”，但的确存在通缩的迹象和压力，GDP 平减指数连续几年为负值（现在仍为 -1%），表明总需求疲软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方面。

（三）强调“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战略转变对于对冲需求不足具有显著效应

第一，我国现阶段需求疲软的首要原因是消费需求增长动力不足，特别是边际增长率持续下降，而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对增进和改善居民收入水平及结构、协调生产与分配关系具有直接的作用。我国收入分配方面对消费需求的抑制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在宏观层面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上，居民、政府、企业三部门占比中，居民部门占比长期偏低，较发达国家低20个百分点以上，较与我国发展水平大体接近的发展中国家低14个百分点以上。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39%左右，投资率长期高于消费率（固定资本形成占 GDP 比重为41%左右），与世界形成较大反差。近年全球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约57%，资本形成占比约27%。短期内迅速提升不仅不现实，而且还会受到企业、政府部门占比刚性的约束，需要强化“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进而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才可能化解这一矛盾。二是在结构层面上，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城乡居民收入以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中倍数之间的差距均较大，从而降低全社会居民消费倾向，并降低消费者信心，为改变这种局面，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中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是具有根本性的战略举措。三是微观主体层面上，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相对较慢，虽然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增速与 GDP 增速实现同步，但作为消费者主体（占社会消费品总额80%以上）的城市居民收入增速长期低于 GDP 增速，而提升居民收入的经济前提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投资于人”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大幅提升居民收入具有关键作用。

第二，投资需求边际增长速度下降，需要根据发展阶段的客观规律统筹好“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从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和一般规律上看，投资的战略重点以及结构是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的，其中重要的特点便在于伴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结构关系会逐渐发生战略性变化。伴随人们收入水平提升和相应的需求结构演变，人们的需求层次逐渐上升，在刚性强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满足之后，会向弹性强的更为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多方面高质量需求发展。与之相适应，要使需求与供给动态平衡，投资的重点和结构也需要更加体现并适应人的需求层次提升要求。我国现阶段人均 GDP 水平已达1.35万美元左右，位列中上等收入国家前列，正处于稳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我国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已降至29.3%，居于“富足”状态，正处于向“极其富裕”状态升级的演变阶段。对物的投资，尤其是对传统产业的投资边际效率不断递减，因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持续放缓，资本形成占全球比重与 GDP 占全球比重之间呈明显剪刀差，前者占比提升速度显著高于后者，表明“投资于物”对总需求的拉动作用持续降低，目前更是不仅在增速上放缓，而且在总规模上出现负增长，2025年固定资本形成增长率为 -3.8%，从上年的51万亿元人民币以上缩小至48万亿元左右。这就要求创造新的需求调整投资结构。而调整结构中重要的恰在于强调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投资于人”不仅边际效率相对更高，弹性更强，而且更加适应需求结构的历史性变化。

第三，我国经济对“投资于人”需求规模巨大，相应供给不充分的矛盾较为突出，为强化“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一方面，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并且已经进入老龄化急剧深化的阶段，人口规模优势向人口质量优势转变，人口资源红利向人才资源红利转变需要巨大的人力资本投入；要满足高质量发展转型对劳动力素质提高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出的迫切要求，更是需要持续增大“投资于人”；等等。另一方面，相对于巨大的需求，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相应的供给明显不足，“投资于物”直接关联领域（如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房地产等物质资料生产）的投资远超与人力资本和民生领域（如科技、教育、卫生、公共管理等），虽然近年来有所缓解，社会民生领域投资上升速度有所加快，但存量规模上的差距仍然突出。其中尤其是适应人口更高需求层次的发展性需求缺口更为明显。这种结构性矛盾的存在，有其发展阶段的客观原因，但形成巨大的需求缺口，为实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提出了迫切要求的同时，也创造了发展市场空间，是我国经济扩大内需、充分释放内在潜力的重要方面。

因此，统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从经济发展意义来说，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断提升我国经济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对冲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战略举措。

三、实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需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是应对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选择，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根本目的就是要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其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本质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路径选择，其战略构想的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为将新发展理念真正贯彻于实践开辟发展路径、提供实现机制。统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有效实施同样需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一是需要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目标上，即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产业体系上，更好体现统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要求。一方面，立足加快构建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壮大实体经济，发展先进制造业，统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关系，为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创造更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推动“投资于人”的资源配置体系建设，尤其是围绕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展开“投资于人”，形成对人的全方位和全生命周期的投入体系，特别是在教育、健康、民生三个基本方面既要扩大“投资于人”的范围和覆盖广度，又要提高“投资于人”的质量和投入效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建议》列出了8项加大和改善民生力度的具体任务，其中尤其突出强调教育、医疗、健康、社保、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发展和改革，包括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统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提升职业学校办学能力，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并落实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扩大失业、工伤保险覆盖面，发挥各类商业保险补充保障作用等；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强化公共卫生能力，健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优化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和布局，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进全民健康数智化建设等；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完善生育保险制度、休假制度，完善托育托幼一体化服务制度，加强妇女儿童健康服务，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优化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发展银发经济等；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范围和内容，制定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路径、措施，健全与常住人口相匹配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等。统筹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发展性民生投资，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投资，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投资，切实提升对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的强度和效率。

二是需要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上，即在坚持扩大内需为立足点上，以全国统一市场基础上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统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实现两者的紧密结合，从“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紧密结合上推动培育新需求和新供给。就新需求而言，改变需求结构提升需求层次，从规模和质量上扩大内需，重要的在于提升最终消费比重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从微观上来说，促进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升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健全要素参与初次分配的机制，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从宏观上来说，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加强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从而形成高质量的稳步增长的新需求，即有收入增长支持的有效需求，并且是能够通过市场拉动有效供给扩张的最终需求。就新供给而言，从根本上说要通过扩大有效投资形成新供给，投资本身具有既形成需求又形成供给双重功能，要形成供求良性互动，从统筹“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关系上来说，重要的在于以人的市场需求（消费）牵引供给（投资），一方面就市场供给而言，必须通过最终消费牵引形成充分市场竞争，以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新技术应用，推动消费升级扩容，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拓展入境消费等。另一方面，就公共供给而言，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和流动趋势，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从而更有效地形成投资双重功能的有机统一，在扩大投资需求的同时形成有效供给直接创造新的消费需求。

三是需要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根本动力上，即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上，为统筹“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就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培育和改革而言，核心问题在于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即形成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创造了制度基础，要使其优势切实发挥，需要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尤其是围绕着人形成人力资本的积累，既需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可以通过充分竞争在体制上保障资源配置投入的充分性和有效性，又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而以科学的宏观治理有效缓解和克服市场失灵。在“投资于人”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中“市场失灵”的现象更为普遍，尤其是外部性（包括正向的外溢性和负向的外溢性）更为深刻，对政府调控和治理的科学性、可行性、公平性、有效性的要求更高，因而在体制机制上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完善提出了更深刻的要求。“投资于人”在资源配置上的市场性和公共性之间矛盾关系的复杂性，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特别是从“投资于人”推进全方位扩大内需的实现路径上看，无论是加大教育投资，优化全生命周期教育体系，以增大人力资本积累，还是加大就业和再就业投资力度，畅通全职业周期发展通道，以提高就业保障能力；无论是加大医疗投资力度，提高全生命周期健康水平，以提高人口质量，还是加大养老投资力度，完善全生命周期养老体系，以应对老龄化；都不可能单纯依靠市场或单纯依靠政府能够有效处理的，都迫切需要加快构建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制度基础的人力资本投入与产出的协同机制、消费与投资的自洽机制、新需求与新供给的互动机制。因而，需要更好地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一方面加快构建高水平的市场竞争体制，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真正释放消费潜力，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在竞争主体制度上，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健全多元主体“投资于人”的参与机制，特别是在准入制度及市场合理回报的激励制度上，真正形成政府与社会资本的投入合力。在完善要素市场体制机制上，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公平性，完善市场竞争秩序，尤其是在事关要素资源高效配置的各方面各环节不断提升法治化水平。另一方面，进一步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强化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协同和效能，发挥好产业、价格、就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环保、监管等政策作用，围绕统筹“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做好顶层战略规划设计，一体纳入发展战略目标和实现进程，健全和完善政府“投资于人”的决策、监管、评价机制。

作者：刘伟，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一级教授

本文转载自经济学家（2026年第6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