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24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以来,“新质生产力”引发了中国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更成为外媒普遍报道的关键热词。实际上,“新质生产力”一词早在2023年9月就被提出,其内涵在习近平总书记后来的多次讲话中不断得到丰富发展。起初,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着眼点主要在于以科技创新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塑造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到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系统全面地论述了新质生产力的特点、关键和本质,新质生产力不再局限于“新兴产业的生产力”,而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其中,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绿色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同时要全面深化改革以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补充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几条原则和注意事项,包括因地制宜、在发展新产业的同时注重传统产业的改造、防止新产业的一哄而上和泡沫化,以及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改革等。

国内外各界普遍看到了中国以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推动经济转型的决心,但同时也出现了质疑声——“新质生产力”只是政策口号吗?例如,英国BBC发文讨论新质生产力这个新词汇只是“新瓶装旧酒”,还是能帮助中国经济谋求更新的发展动力;美国VOA发文质疑新质生产力只是“掉书袋”,无助于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经济问题;《经济学人》杂志也撰稿称“中国正在遭受自己的‘索洛悖论’”,怀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前景。

“新质生产力”真的如外媒所说,只是一句前景堪忧的政策口号吗?本文即将说明,“新质生产力”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新发展格局”等概念是一以贯之的,核心都是要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系列论述既在理论上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又在实践上具有可操作性。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突出表现为供给体系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问题,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促进生产方式的变革,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供需平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指南。

二、从“新常态”到“新质生产力”

中国奉行的是以党的集中领导原则为基础的国家组织制度,这种制度的核心优势在于将传统小农经济中分散的个体凝聚为坚实的整体,符合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完成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需要。凝聚力量需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经济工作也不例外,这要求党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研判经济发展形势、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政策、明确经济改革方向,并以新概念、新提法的形式自上而下发布并宣传,动员社会各界完成经济发展的新历史任务。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党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这些新概念、新提法也不断丰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对经济形势进行科学判断,对发展理念和思路作出及时调整,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提法。2013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并在次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九个方面的趋势性变化分析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原因,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九大趋势性变化并不是并列存在的,有一些是导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本质原因,有一些则是经济问题的外在表现。例如,在消费需求的变化方面,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而在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的变化方面,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的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但中国却面临着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的现实问题,意味着现有的供给能力并不能满足消费需求的变化,这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深层次根源。

随着新常态下经济社会的趋势性变化不断加深,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论断.随着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从社会发展阶段的高度提出中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要矛盾转化”“新发展阶段”与“新常态”共同明确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其中,“主要矛盾转化”决定了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是判断中国进入“新时代”和“新发展阶段”的依据,“新常态”则从经验现象层面上描述了“新时代”和“新发展阶段”下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也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外在表现。

经济发展历史方位的转变意味着发展战略也要及时调整,战略目标就是要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到“现代化经济体系”“新发展格局”,再到“新质生产力”,都是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提出的一以贯之的具体发展战略。2016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就根据主要矛盾的转化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推进供给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来常被简化描述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甚至被简单地以“去产能”概括。但实际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科技创新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推进供给侧改革,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发展理念,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这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十分相似。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同样也是围绕着主要矛盾转化的要求,明确要“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适应科技新变化、人民新需要,形成优质高效多样化的供给体系,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比,“高质量发展”是更体系化的整体发展原则,包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目标,力图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并涵盖区域协调发展、精准脱贫、乡村振兴等战略,在强大国内经济循环体系的基础上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最终要形成的是产品有市场、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的更高水平的经济循环。2017年提出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和2020年提出的“新发展格局”也多被认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新发展格局”,中国共产党要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战略目标没有改变,以供给侧和生产端的改革为主要抓手的战略重点没有改变,但具体的战略措施则在实践的发展中不断丰富,直到2023年“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标志着改革的措施更加明确、完善和体系化了。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敏锐地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将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的历史性机遇。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阐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时也曾设想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跃升,“一个国家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推动。一次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一次次生产力提升,创造着难以想象的供给能力”。这些设想在“新质生产力”概念中更加具体化了,新质生产力作为“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将对高质量发展产生强劲推动力、支撑力,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战略举措。

三、生产力的质变与生产方式的跃迁

要正确理解新质生产力的“新”和“质”,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找寻答案。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最核心的范畴之一,指的是人们在物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共同活动方式”。马克思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本身,要研究人类社会,首先必须认识到人作为现实存在的物质生活需要——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条件:“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一过程同时包含着人与物的自然关系,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只有在人们的交往、相互联系和分工中才能完成生产过程,形成真正的生产力。因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直接定义生产力:“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共同阶段始终是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生产力体现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合作形式中,换言之,体现为特定技术与组织形式下的劳动方式或劳动过程。

生产力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变化包括统计上的生产力的量的改变,也包括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即生产力的质的改变。从量上来看,作为“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生产力]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劳动过程的进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包括那些不直接加入劳动过程的要素——都将有可能单纯地影响劳动生产力的量。马克思曾明确提出五种影响劳动生产力的因素,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等。例如,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提高,能够直接缩短单位产品的劳动时间,从而提高劳动生产力的量。又例如,科学发展及其应用如果创造了新产品,提高了工人同种劳动的强度,都能提高劳动生产力。随着现代工业体系的发展,影响劳动生产力量变的因素会随着劳动过程的改变而不断丰富。劳动生产力量变的积累可能伴随着生产力质的飞跃,但不是任何影响劳动生产力的因素都能推动生产力的质变。生产力的本质是人们之间的“共同活动方式”,只有这种共同活动方式的性质的变化,才意味着生产力的质变。

从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视角来看,当生产力质变发生,并且新的生产力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时,就会重塑一切社会关系,带来同一社会形态内部发展阶段的转变或者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形态。正如马克思所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从同一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演变的视角来看,共同活动方式的变化就是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的变化,也就是“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的变化。如图1所示,由于劳动过程的各种物质条件的影响,基于特定生产方式的生产力水平(即生产力的量)在统计上是不断提高的。但提高的数值将随着资本积累规模的扩大和种种外生冲击而不断递减,生产力发展遇到瓶颈。在资本逐利性的驱使下,企业迫于竞争压力,会持续优化其直接生产过程,尤其是不断创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技术条件,并形成劳动者之间新的分工与协作方式,带来更高生产力水平的生产方式的逐渐形成。在新的生产方式之上,生产力水平又经历了一个类似的变化过程,如此往复发展。由生产方式引起的生产力的质变,将带来生产关系的改变:“一旦生产力发生了革命———这一革命表现在工艺技术方面———,生产关系也就会发生革命。”社会历史阶段也就发生了改变。社会历史阶段的转变包括社会形态的更替和同一社会形态下发展阶段的转化。其中,前者意味着生产的权力关系的根本改变,例如封建社会人身依附关系向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关系的转变;后者则意味着特定权力关系的具体形式的变化,例如直接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彼此间的合作与竞争、管理者对劳动者的控制与激励以及劳动者的对抗或合作,都会随着生产力的变革而变化。

生产方式变革或者说“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对生产力质变的影响具体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变迁中。从社会形态变革的角度来看,小农生产方式下的农民和简单协作生产方式下的手工业者都根据自身有限的知识与能力进行简单劳动。与排斥分工协作的小生产方式不同的是,资本主义协作不仅能够提高“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出了作为“集体力”的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并且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将通过“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实现跃升。只有在变革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能组织劳动的分工和结合,才能使生产资料由于大规模积聚而得到节约,才能产生那些按其物质属性来说只适于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如机器体系等等,才能使巨大的自然力为生产服务,才能使生产过程转化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每一种生产力的发展潜力都是有限的,例如,工场手工业形成了基于手工劳动分工的社会劳动的生产力。随着机器和机器体系的出现,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形成了基于机器分工的机器协作体系即现代工厂制度,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变革了人类分工与协作的共同活动方式,生产方式的改变使得基于新生产方式之上的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美国出现了福特制大规模生产方式,推动了战后黄金年代的繁荣。20世纪90年代,随着新数字技术革命发生,发达国家逐渐形成了核心—外围的全球生产网络,在解决福特制生产方式危机的同时又使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新的困境。一定的生产方式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规定着这一阶段全球分工格局下不同地区的经济运行与发展。

四、“传统生产力”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根据前文的分析,特定生产方式之上的生产力的量的提高是递减的,显然,过去带来“中国奇迹”的那种生产方式形成的“传统生产力”已经遇到瓶颈,并以此为背景形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增长与变革。为应对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战略举措。只有阐明旧的生产方式在一定时期内如何带来了经济增长,在新时期又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才能找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正确方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已经建立起了相对独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大规模生产方式取代传统小农生产方式占据社会生产的主导地位,成为国内生产力发展的主要载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凭借低成本高素质的劳动力和高效的产业链优势,以大规模生产标准化模块部件的方式,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经济增长建立在大规模生产方式和强劲的国外需求之上。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为特点,我国外向型企业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外围部分,承接欧美日韩、中国台湾等地的发包订单,从澳大利亚、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国进口能源资源,从中国台湾、日韩等地进口关键部件,外向企业为国内大量农民工创造就业机会,按照核心企业的标准生产、加工和组装模块化部件,产品冠以核心企业的品牌出口。强劲的外需带动企业出口,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速了城镇化过程。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国内大规模标准化的消费市场形成,与承包生产标准化模块部件形成的大规模生产方式相匹配。同时,居民消费结构从“吃、穿、用”等基本消费,向“住、行”等提高生活质量的消费转变。加工贸易业、房地产业、汽车行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带动上游产业产能扩张,推动整体经济增长。2002—2011年,中国GDP平均增长率达到10.7%。出口扩张是这一轮高速增长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若不考虑金融危机及其后时期,2002—2007年,出口的平均贡献率达到47.5%,相比之下,投资的贡献率为45.4%,而居民消费贡献率仅为31.2%。

尽管这种生产方式推动了生产力的量的快速增长,但却带来了诸多问题。首先,这种生产方式高度依赖国外持续稳定的最终消费需求。由于我国出口企业直接面向市场需求,一旦需求稳定性被破坏,我国企业将承担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对国外核心企业订单的依赖度高。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市场收缩,中国出口增速放缓,导致下游加工企业产能过剩,通过产业关联效应,传导至固定资本投入更大的上游企业,供应链产能过剩加剧。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下,短期内,以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任务为重点,中央政府推动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例如推动钢铁等行业企业兼并重组、分类调控房地产市场并进行棚户区住房改造、扩大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范围并降低非税负担、扩大专项扶贫与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等等。2016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3.3%,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下,2023年提升至75.1%,仍处于较低水平。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一方面降低企业成本和拉升居民消费的效果有限,另一方面也加重了地方财政压力,甚至造成就业替代、民间投资挤出的风险。

其次,当前我国企业在生产阶段采取的大规模生产方式不适应国内标准化与个性化并存的动态需求结构的变化,供给不适应需求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根本性问题,也是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首要原因。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城镇居民为代表的中等收入群体已超4亿,他们的基本品需要逐渐被满足,不断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转变,对功能多元、品质优良产品的需求增加。而大规模生产方式将单一功能的专用机器设备与低技能操作工人相结合,技术和设备能力很不灵活,只能大规模低成本地生产标准化产品,技术和产品创新频率低,导致高质量、高水平的有效供给不足,不适应不断升级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这部分有购买力支撑的消费需求在国内得不到有效供给,便“将大把钞票花费在出境购物、‘海淘’购物上”,从名牌奢侈品到普通日用品,大量消费能力严重外流。2020年中国进口品消费支出约为1.9万亿元人民币,排在前5位的进口品所属行业分别为仪器仪表、专用设备、化学产品、纺织品、通用设备,其中仪器仪表进口消费量约为国产消费量的4.9倍。同时,由于我国有大批在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就业的劳动者面临国际逐底竞争,工资提高乏力,并且在外需下降的冲击下,就业不稳定性增强,潜在消费需求没有收入支撑,不利于标准化消费的规模扩大和结构升级。2023年,以农村大多数居民为主的将近6亿人平均月收入仍徘徊在2000元,农村居民仍消费低成本的标准化产品,并且消费收入比达到83.8%,表明在当前收入水平下,农村消费扩张和升级的空间十分有限。然而,大规模生产方式的固定资本投入规模庞大,产品线转换困难,一旦改变将使企业付出重大成本。更重要的是,新的生产方式怎样组织、如何向新生产方式转型都是需要企业不断探索并回答的重要问题。

在供给不适应需求的情况下,企业营业收入下降导致盈利能力持续低迷,尽管政府试图通过减税降费来缓解利润率的下降,但由于税费只是企业综合成本的一部分,并且成本下降并不能直接提高企业利润,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并未拉动经济增长反而使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进一步增大。数据显示,尽管2016年以来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成本开始下降,但由于主营业务收入的下降,2017年后资产收益率持续下降。2024年3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利润率仅为3.6%。企业盈利能力走低抑制了实体投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9.9%。实际上,四万亿刺激政策出台以后,房地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取代了制造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但由供给不适应需求导致的制造业盈利能力持续走低,流动性过剩和房地产业的过度发展加剧了金融、房地产业与实体经济的失衡,基础设施的过度投资也并未转化为实际的生产能力,反而带来了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隐患。

最后,中国也面临着关键核心技术与资源能源“卡脖子”问题。资本国际竞争日趋激烈,20世纪形成的多边贸易秩序正在剧烈转变,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借助各类制裁措施,设法阻碍中国的生产力进步,企图推动与中国制造业的“脱钩断链”,并通过关键核心技术和资源能源“卡脖子”试图限制中国先进技术发展。当前,我国高科技产品关键核心部件的国有化率较低,供应链的“命门”被别人掌握。2023年,我国半导体进口总量约为2.6万亿元人民币,以电子技术、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生命科学技术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高达4.8万亿元。在资源能源方面,大规模生产技术方式所使用的单一功能机器设备,对资源能源的需求巨大,但国内供给不足,资源能源高度依赖进口。2021年,石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70%和40%以上,全年进口原油外汇支出达257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同时进口原油80%经过马六甲海峡,能源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关键核心技术和资源能源受制于人,国内企业生产方式转型受阻,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更加复杂困难。

五、以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马克思认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生产力的具体形式决定了特定社会阶段的经济发展状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非线性螺旋式上升的过程,量积累到一定阶段,必须转向质的提升。在中国当前阶段,如果继续处于技术依赖状态,生产力不能发生质的提升,外部出口与内部消费的积压将持续冲击已形成的循环体系,经济发展就可能徘徊不前甚至倒退。因此,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着力解决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体系不适应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结构的根本问题,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有机体系进一步发展演化。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转变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的转变则有赖于科技创新。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创新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通过技术和组织创新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以致……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二是通过产品创新丰富人的需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迄今为止,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主导生产方式的更替都首先伴随着重大通用技术变革的发生: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以蒸汽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为先导,形成以机器大工业为典型形态的生产组织,应用于棉纺织业、冶铁业等部门;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力和电动机的时代,在可互换性的基础之上,福特制生产方式引入了流程同步的思想,结合科学管理,开始大批量生产家用汽车等耐用消费品;20世纪70年代以后,信息技术的应用普及带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的数字化、弹性化的生产方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不仅改变了直接生产过程,更重塑了社会分工方式,全球化的按需生产格局开始浮现。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地预见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为生产方式变革带来的新机遇,并将科技创新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引领其他要素的重大变革。只有通过科技创新才能发展出更高素质的劳动者、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和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改变“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更有效地改造“自然条件”,使“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再上一个台阶,更重要的是,改变“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即生产方式)的跃升,不仅提高劳动生产力,更催生生产力质变。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具体举措包含以下相互联系的几大方面。

第一,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造出新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以满足日益升级的需要。从生产资料来看,国内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相对落后,在芯片、传感器、射频器件、核心工业软件、操作系统等各个已有领域面临发达国家“卡脖子”的风险。中国不仅要在“卡脖子”技术方面实现追赶和赶超,还要在那些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尚未被创造出来的技术方面实现原创性、颠覆性的创新,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生产资料创新的突破也将缓解中高端消费资料的供给瓶颈,同时还应当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中国在新兴消费资料方面的优势。近年来,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及其相关技术进步较快,开始领跑外贸出口,特别是随着电动汽车出口的快速增长,中国汽车出口在2023年超越日本成为汽车第一出口大国。但从总体来看,企业的流程创新、产品创新意愿仍不强,202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R&D经费投入强度仅为1.39%。由于私人企业研发具有较多局限,例如,溢出效应会带来搭便车问题,企业竞争下的研究进程保密造成大量重复无效研发,研发周期带来的回报不确定性等等,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又要求大量资金长期投入,存在技术无法转化、产品无法进入市场的风险,单一市场机制无法保证资源充分调动,需要国家对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全链条整体部署,对政策、资金、项目、平台、人才等关键创新资源系统布局,从而最大限度整合要素和资源、保证其用于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与此同时,科技创新必须进入企业生产过程才能形成新质生产力,企业直接面临市场需求,具有提高生产率、追求利润和市场份额的强大激励,能够设法整合产、学、研,将基础科研成果转化为应用技术并推动量产。因此,为促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需要以企业创新为主体,推动新型举国体制下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高国内高端产品供给水平。

第二,用数字技术革命改造传统产业,促进网络化智能化生产组织形成,变革企业生产方式并形成全社会范围内的数字化产业生态系统后,才真正形成了新质生产力。新的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生产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但不意味着到此为止就已经形成了新质生产力。例如,应用清洁能源技术后利用锂矿制造出新型动力电池,支撑新能源汽车、储能设备等下游新产品的生产,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但是,无论是锂电池自身的生产过程,还是仅仅应用新型能源系统、依旧采取大规模批量生产方式的生产过程,都不改变“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涉及生产力的质变。在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提升有效需求的同时,必须借助数字技术革命变革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持续推动自主可控、高质量的供给体系构建。在当前国内占主导的大规模生产方式下,生产调动较为僵化,难以实现低成本、小批量、多品种的灵活生产,不适应不断升级变化的消费需求。需要提高企业的“创新力、需求捕捉力、品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围绕着产品开发和生产,突出核心企业的创新能力,同时实现“生产组织方式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按需匹配和调用各种生产资源,推进社会化协同生产,并引入人工智能等各类通用技术,加速信息处理产业的规模化。其中,龙头核心企业剥离非核心生产制造业务,简化业务流程,改造臃肿的科层制架构,减少管理人员,使组织结构扁平化,雇佣高技能人员组建职能交叉开发团队,专注关键部件创新与品牌经营,担负起产业生态系统组织设计的责任,打造标准化制造界面和模块化生产的产品标准,同时自身实现核心部件的“精益生产”。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攻子系统的研发创新,起到一个对接不同层级企业的中介作用。同时一批协作企业采用大规模生产方式保证批量生产,由物联网平台按需调度,与龙头核心企业和“小巨人”企业相互协同,实现生产的专业化和高效率。在此基础上形成基于数字技术的大规模生产与消费者定制相结合的“大规模定制”生产方式,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企业之间不仅形成基于契约的商品交易和业务竞争关系,更形成基于信息交换、协作开发的互动关系,紧密交织、层层嵌套,不同企业、不同子系统之间在自主生产过程中实现耦合协调。多层次的产业生态系统的构建过程,就是单个企业内部生产方式转型,并从直接生产过程出发,以分配、交换、消费参与经济循环,使生产方式转型社会化的过程。在此基础上,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之间建立起动态配合的技术经济联系,技术创新带来的生产力提升扩散到商品生产的各个领域,最终形成各产业有序链接、高效畅通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第三,通过深化经济领域改革加快形成适应于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从生产关系来看,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首先,适应于新兴产业和新生产方式的发展,领头核心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培养一批战略科学家和卓越工程师,同时遴选一批能够准确把握战略局势、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整体图景的高层次人才,不断攻克“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其次,关键节点企业雇佣拥有特定子系统生产所需的技能、经验和功能灵活性的就业者,专攻相应子系统的研发设计,尤其要培养复合型人才团队,包括职能交叉开发团队和一线劳动者团队,突破单一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下的职能分割和僵化趋势,组建职能交叉的开发团队,基于用户定制要求来发明、设计和测试;最后,大规模生产企业灵活雇佣农业部门转移劳动力等低技能灵活就业者,由于在数字化的产业生态系统中,供应商需要通过工人数量弹性化、薪酬弹性化、工作内容弹性化等方式组织劳动者,建立起稳定运转、迅速响应的按需生产体系,而这些灵活就业者承担了企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市场上将出现大量零工就业者,同时“机器换人”等过程也会在短期内造成部分劳动者失业,必须探索出台针对这部分群体的保障政策,织牢劳动者的安全保护网,并提前预防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培养懂理论、懂技术、懂管理、能够组建职能交叉团队的综合型人才,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远距离生产过程的协调,最终实现即时生产,实现多品种、小批量、高品质的商品供给。从交换关系来看,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和流通体制改革,打破制约生产资料、劳动力、资金等要素合理流动的堵点,提升流通效率。同时全面完善产权制度和竞争政策框架,营造良好的投资创业环境,激发各类经济主体活力。在此基础上,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人口分布更加均衡、产业布局更加合理、收入分配更加优化,最终在全社会重新建立起产品有市场、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的更高水平的良性循环。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科技创新具有不确定性和长期性,生产方式变革也是漫长的结构调整过程,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要坚持循序渐进、先立后破、稳中求进,从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入手,与解决产能过剩的战略政策相互配合。产能过剩也是供给体系不适应需求变化的一个直接表现,习近平总书记为解决中国经济供给侧和生产端问题提出的各项战略举措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缓解产能过剩和提升供给能力两大方面。当前,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的突出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大量企业因无法盈利而破产,新质生产力更加无从培育,必须寻找新的产能释放点。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越来越重视乡村空间在缓解产能过剩方面的重要作用,特别是2023年,在“千万工程”实施20周年之际,再次强调“千万工程”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我国农村基础设施还存在明显薄弱环节,要继续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加快补上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短板,以基础设施现代化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与此同时,“坚持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建设模式。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农村基建仍有很大的投资空间,尤其是涉及农村生产生活需要的各类物质基础设施,包括供水供气供热管网等消费性固定资本以及特色农产品加工和仓储物流基地等生产性固定资本的投资建设,都是对政府有限投资资金的有效配置。当然,固定资本投资并非一劳永逸,还要接续相应产业发展,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以县域为连接点,打造同时面向农产品特色和城市多样化即时消费的各类产品加工平台。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在短期内吸引大量投资和就业,创造出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和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以重启经济循环,不仅能先让那些盈利能力低迷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活下来,长期看还有利于创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支撑条件,形成初具规模的具有现代分工的县域经济,吸引劳动力和现代生产要素流入,重新整合资源,形成宜居宜业宜游的多功能乡村空间,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真正落地,惠及城乡地区不同技能、不同行业劳动人民。

六、结论

“18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几次重大科技和产业革命”,“一些国家抓住了机遇”,利用技术变革实现了生产方式的转变,促进生产力发生质变,成为当时世界典范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兼具时间累积性和空间外溢性,意味着生产力在代际间积累的同时也会在区域间传播,并重塑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按照马克思的话来说,“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同时,列宁也指出,“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典范国家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生产方式的变革推动生产力的质变。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依赖稳定的投入和需求的大规模生产方式遇到需求结构性转变的危机。经过漫长的生产方式调整,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通过借鉴日本丰田生产方式的优势并克服其劣势,借助信息技术协调远距离生产,调动全球资源高效率、低成本、大规模生产满足全球消费者特定文化需求和生活状况的商品,形成了新的生产方式并使生产力发生质变。但大量生产制造环节的外包,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空间分离,制造业空心化、就业极化、不平等、金融空转圈钱等矛盾凸显,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生产领域价值创造能力远远弱于攫取利润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美国通过美元霸权、代理人战争等手段向外转嫁自身发展动能不足的恶果,并通过贸易制裁和技术封锁遏制中国先进产业发展,意图维持自身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霸权地位。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处于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国内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性交汇期,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市场优势、人才优势,将就业和经济增长重新结合,利用数字技术革命变革生产方式,塑造新质生产力,不仅仅有助于中国取得全球新竞争优势,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中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形成牢不可破的供应链格局,克服当下社会主要矛盾、向新的发展阶段跃升,更有机会成为新时期的世界典范国家,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人类社会进步贡献中国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不仅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重要创新和发展,更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引。

作者：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江楠，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匡晓璐，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本文转载自政治经济学研究（2024年第3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