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国访问期间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此后，“一带一路”倡议逐渐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广阔、最具有开放性的新型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倡议统筹我国各区域对外开放，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作为国际合作重点，巩固和发展与沿线地区的经贸联系和产业合作，开拓了国际经贸合作共赢的新局面。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四十年的快速增长给国内资源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既是解决我国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基础之策，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和必然要求。“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碳排放控制目标的提出也为我国全面推进绿色发展、实现经济低碳转型制定了时间表，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协同被纳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统筹推进。基于以上研究背景，“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内沿线城市的碳排放强度有何影响？在城市异质性的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内沿线城市碳排放强度的政策效果会有何不同？“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是通过哪些渠道影响城市碳排放强度？回答这些问题对“双碳”目标约束下如何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本文结合2007—2017年我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估计“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内沿线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有力地推动了沿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但同时也引起了西方国家一些学者和智库的质疑，认为中国的目的是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投资，将国内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转移出去，以降低本国的污染排放和环境破坏。基于此，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环境效应，早期研究主要是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视角展开的。其中，一些研究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看作一个特定区域，基于不同尺度、不同视角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碳排放、能源效率等特征进行分析；另外一些研究围绕着外商直接投资“污染天堂”和“污染光环”效应展开争论，讨论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影响，证明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绿色低碳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显著降低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环境污染，提高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但是，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和“一带一路”沿线最大的商品出口国，中国的“走出去”战略不仅会影响沿线国家的环境质量，同时也会影响中国自身的环境质量。因此，一些学者开始将研究视角转向国内。在行业视角上，Xu等通过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启动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变化，发现2013年以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净出口主要集中在资源密集型行业和污染密集型行业，从而增加了中国国内的环境和资源负担。这一发现不仅缓解了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对其他沿线国家进行污染转嫁的担忧，而且开启了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国内环境效应的先河。在此基础上，Xiao等发现“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没有扩大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规模，但提高了高碳行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中的份额，也就是说“一带一路”倡议使得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变得更加碳密集型。在区域视角上，余东升等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沿线城市的环境污染效应及作用机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改善了国内沿线城市的环境污染，而且对国外沿线国家和地区也不存在“污染转嫁”。

综上所述，虽然现有研究已经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环境效应，但仍然存在拓展的空间。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三点：①在研究视角上，本文从国内视角出发，识别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内沿线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其机制。目前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环境效应的研究，更多是从沿线国家的层面，也有部分文献从污染排放的角度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内沿线城市环境的影响。本文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内沿线城市碳排放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特别是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的背景下。②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大多使用城市统计年鉴公布的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电力3种能源消费数据测算城市层面的碳排放，原始数据缺失较为严重。本文使用夜间灯光数据反演估算的碳排放数据，不仅准确识别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内沿线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还使用了工具变量等方法进行了多重稳健性检验，增强了结论的可靠性。③在机制分析上，区别于现有研究从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视角，本文使用2007—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和全社会用电量数据，从出口碳密集化和工业用电的视角，解释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内沿线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内环境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和有益的政策参考。

一、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

1.1政策背景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国访问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从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等方面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了全面阐释。截至2022年底，中国已经同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硕果累累，双边贸易额不断扩大，对外投资规模稳步提升。2013—2022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累计达19.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6.4%；与沿线国家双向投资累计超过3800亿美元，其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过2400亿美元。《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白皮书指出，“一带一路”分为五大方向：丝绸之路经济带有三大走向，一是从中国西北、东北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二是从中国西北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三是从中国西南经中南半岛至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两大走向，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向南太平洋延伸。与此相适应，《愿景与行动》中提出国内各区域也应该发挥本地区的比较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1.2理论分析

1.2.1出口碳密集化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一步，为国内城市和企业对外投资贸易合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但值得注意的是：从国外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工业化水平差距较大，涵盖了工业化进程的各个阶段，而且大部分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低于中国，基础设施相对落后。这些国家不仅面临着工业化发展和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还可能通过商品贸易给中国国内带来额外的碳排放。从国内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逐渐出现产能过剩的行业包括钢铁、水泥、电力、煤炭等传统重工业，纺织、造纸、制革等部分轻工业，以及多晶硅、风电设备、船舶等一些新兴产业，涵盖了劳动、资本、能源、技术密集等各种类型。2013年，《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巩固扩大国际市场、扩大对外投资合作，鼓励企业积极参加各类贸易促进活动，拓展对外工程承包领域，鼓励优势企业以多种方式“走出去”，优化制造产地分布，消化国内产能。因此，让中国趋于过剩而其他国家却急缺的工业产品“走出去”成为我国国内沿线城市参与“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重要目标。这些因素都可能加剧中国国内的碳排放压力。

1.2.2产业结构扭曲

大量研究认为产业结构和CO2排放之间存在长期的互动关系，产业结构转型是影响一个经济体碳排放的主要因素之一，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也证实了这种观点。产业结构转型是指三次产业之间产值份额和就业份额此消彼长的过程，其实质是作为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在产业间自由流动的结果。只有同时考察产值份额和就业份额的变动，才能对产业结构转型有一个更为完整的认识。理论上，产业结构转型中出现的扭曲可能会导致低效率或者无效率。“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各种政策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包括扩大银行授信、在资本市场上压低利率以维持较高水平的投资，甚至直接通过税收优惠和财政支持影响资本在产业间的配置等，这些都可能导致产业结构出现扭曲。在原有的甚至扩大的市场需求下，企业为了降低成本选择用资本代替劳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引起资源和能源利用的增加，从而导致碳排放强度的提升。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一带一路”倡议可能会提高国内沿线城市的碳排放强度。

假说2：“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提高出口碳密集化水平和抑制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提升国内沿线城市的碳排放强度。

二、特征事实与研究设计

2.1数据来源

鉴于我国城市层面的能源统计数据并不完备，本文碳排放数据主要来源于CEADs数据库。该数据库采用粒子群优化—反向传播（PSO-BP）算法统一DMSP/OLS和NPP/VIIRS卫星图像的规模，估算了1997—2017年中国2735个县级行政区划的CO2排放量。在此基础上，本文汇总得到2007—2017年我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以下简称“城市”）的碳排放总量数据，覆盖了中国约87%的土地面积、90%以上的人口和90%的GDP，且在时间序列上不存在数据缺失，具有良好的连续性和代表性。

由于CEADs数据库只更新到2017年，故本文研究期限和样本选择2007—2017年的283个城市。考虑到考察期内，巢湖市于2011年撤市立县，三沙市、海东市、儋州市、毕节市、铜仁市等城市于2013年设立，本文删除这些城市样本，同时也删除拉萨等数据缺失严重的城市样本，最终得到2007—2017年我国2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不涉及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本文核心解释变量数据由《愿景与行动》整理所得，控制变量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等公开数据。

2.2特征事实

图1展示了我国2007—2017年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研究期内我国碳排放总量先快速增长然后在高位波动，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碳排放总量处于世界高位，但还没有出现明显稳定的达峰特征。若考虑碳排放强度，即每万元GDP所产生的CO2排放量，我国碳排放强度始终保持快速下降的趋势。2007—2017年，我国碳排放强度从2.42t/万元降为1.22t/万元，下降幅度为49.58%。这意味着我国碳减排工作成效卓越，超额完成了“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CO2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的承诺。但我国碳排放强度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这也说明我国的碳减排工作还有很大潜力。

根据《愿景与行动》，将我国283个城市分为两组，一组是“一带一路”倡议国内沿线城市，包括《愿景与行动》中提到的省份所辖城市和26个重要节点城市；另一组是国内其他城市。通过比较国内沿线城市与国内其他城市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均值的变化趋势，可以直观地看出“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内沿线城市碳排放的影响，两组城市的碳排放变化情况如图2所示。在碳排放总量上，2007—2017年两组城市的碳排放总量总体上均呈上升趋势，2013年以后在高位有所波动，与我国整体碳排放量的变化趋势一致；且“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两组城市的碳排放总量变化情况没有明显区别，基本呈现同趋势变化。在碳排放强度上，2007—2017年两组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始终保持快速下降，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两组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变化趋势并不相同：2013年以前，两组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基本呈现相同趋势变化；2013年及以后，与其他城市相比，国内沿线城市碳排放强度的下降趋势明显变缓，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差距越来越大。

据此可以初步认为，2013年以后国内沿线城市碳排放强度下降趋势变缓则可能是“一带一路”倡议发挥作用的结果。

2.3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为了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本文借鉴余东升等的做法，以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评估。根据《愿景与行动》，将受到“一带一路”倡议重要影响的18个省份所辖的城市以及26个重要节点城市作为处理组，共计149个城市，其余134个城市作为控制组，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如下：

CarbonIntensity_it=α+βTreat_i·Post_t+∑_jγ_jcontrol_it+μ_i+δ_t+ε_it

式中：CarbonIntensity_it代表城市i在t年的碳排放强度，以地区碳排放总量和地区实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Treat_i为处理组虚拟变量，若城市i为“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则Treat_i赋值为1，反之为0；Post_t为政策冲击的时间虚拟变量，2013年及之后赋值为1，2013年之前赋值为0；Treat_i·Post_t的系数为本文的研究重点，若显著大于0，则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沿线城市碳排放强度；Control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主要包括：①经济发展水平（PerGDP），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衡量。②对外开放水平（Openness），采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的比重衡量。③政府干预程度（Gov），采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④人口规模（Pop），以全市年末总人口数的对数来衡量。⑤信息化水平（Inf），以邮政业务和电信业务之和占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来衡量。δ_t、μ_i分别代表年份和城市固定效应。ε_it为随机扰动项。我们在城市—年份层面聚类来排除异方差的影响。

三、实证结果分析

3.1基准回归结果

表1汇报了双重差分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列（1）为仅加入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的单变量回归，列（2）~（5）在列（1）的基础上逐步引入城市层面其他可能影响地区碳排放强度的控制变量。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始终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初步表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以列（6）回归结果为准，相较于控制组，处理组的碳排放强度提高了0.1497，这说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沿线城市碳排放强度，假说1得到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