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新征程上，面对日益严峻的国内国际环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中国化的创新与发展，而且是党中央领导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实践探索。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出发，才能回答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为何在此时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命题，从而厘清新质生产力的演化逻辑。基于对新质生产力“要素新、技术新、载体新”现实特征的考量，多维度地剖析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机理，发现：“要素新”呼吁新的要素组合方式；“技术新”对要素配置主体间的协同提出了新要求；“载体新”有赖于新的配套设施及制度支撑。变革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从规范数据要素发展、促进传统要素提质增效，破解要素配置瓶颈、完善协同创新体系，合理优化存量要素、充分汇聚创新资源三个方面着手。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信息技术革命风起云涌、数字化转型迫在眉睫的关键变革期，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提升生产效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且是在经济体系中深化结构性变革的具体体现。关于“新质生产力”这一新范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概括性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这一重大论断不仅阐明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特点，而且指明了新时代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

生产要素不仅是传统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数据、信息等新型生产要素因其渗透性强、覆盖面广、流动性高等特征，已快速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深刻变革着经济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与此同时，依赖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大量重复投入的资源消耗型经济增长模式日益难以为继，经济社会发展对生产要素的关注点日益从量的增长转变为质的提升。无论是新型生产要素的涌现，还是传统要素质量的提升，都对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此背景下，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不仅意味着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也强调各要素配置主体的协同发展与要素配置制度的创新，这也是激发要素潜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和题中之义。近些年来，随着我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试点工作的全面推进，各类生产要素领域的改革步伐明显加快，但相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仍存在诸多短板和不足，甚至形成一些堵点，例如，我国经济面临高技术要素“卡脖子”、新型生产要素流通机制亟待完善、资源跨地域与部门流动受阻等困境，阻碍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有效应对这些问题，需要从多个维度变革与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新要素、新技术和新载体。

基于此，本文立足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为何在此时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命题，致力于厘清新质生产力的演化逻辑，进而运用理论与现实、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框架，探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机理，并从新质生产力“要素新、技术新和载体新”三个现实特征出发，探究变革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方式的可行路径，以期为新征程上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

一、正确认识新质生产力的演化逻辑

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其发展具有历史性和阶段性。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力的质态及其特点也有所不同。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正确理解和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演化逻辑，核心在于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关系，并清晰认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渊源与时代条件。

(一)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渊源：马克思生产力理论

“新质生产力”范畴可以围绕生产力特征和性质的变化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均对生产力问题进行了诸多探讨，为理解“新质生产力”范畴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考察，马克思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联系起来，形成了丰富、系统的生产力理论，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渊源。这一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1.生产力的含义及其地位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肯定了物质生产活动对满足人类生存与生活需要的基础性地位，并指明了生产力是为了满足人类实际生活需求的物质生产力量。基于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进一步提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等论断，强调了生产力发展对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决定性意义。关于生产力的科学内涵，马克思指出，生产力是“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而生产能力只有在劳动过程中才得以形成。可见，生产力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运用生产工具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所形成的物质力量，表现为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并通过劳动过程创造财富的能力，反映着劳动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生产力可以理解为人类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进行物质资料生产以满足自身需要所形成的物质生产能力。它由进行活劳动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及劳动对象构成，反映着劳动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2. 生产力的影响因素及其组合

马克思在界定生产力概念与地位的基础上，结合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现实，具体分析了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原有要素的更新、新要素的加入以及新旧要素组合的变化，进一步指明了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多维因素。他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即，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不仅取决于良好的自然条件和高素质的劳动者，还取决于劳动的社会力，即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和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效能。其中，良好的自然条件依赖于先天资源禀赋，高素质的劳动力可以经过后天训练培养。相较而言，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生产要素组合效能的提升是最能够提高生产力质量的方式。关于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恩格斯曾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总之，生产力作为一个由多要素构成并相互渗透影响的复杂系统，不仅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些基本要素，还包含科学技术的发明应用、分工协作、组织管理和自然条件等渗透性要素。

3. 生产力发展具有阶段性

基于对生产力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生产力各构成要素“组合方式”的阶段性变化，这种阶段性变化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马克思指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可见，“不同的结合”体现着不同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而不同经济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区别则在于使用什么样的劳动资料。换言之，生产力的巨大跃升，特别是生产工具的大规模革新，一直是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历史上出现过两次生产力根本性转变：第一次是从使用粗糙石器转变为精细打磨石器，标志着人类社会从狩猎采集社会过渡到了农业社会；第二次则是从手工制作转向机械化生产，引领人类进入了工业化时代。现阶段，我们正处在传统机器被智能化机器所取代的关键转折点，昭示着生产力的第三次根本性变革正在加速推进，这次变革也将推动数字化信息时代的到来。概言之，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历史动态性和明显的阶段性，不同科技发展阶段生产力的表现形态也具有显著的差异性。

4.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

研究生产力问题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力问题，还需要与生产关系联系起来。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又反过来决定着政治、法律、文化等上层建筑。因此，生产力通过决定生产关系，决定着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经济形态、社会制度等各个领域。从唯物史观看，生产力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人类社会形态的更迭演进。“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换言之，生产力的新变化必然会带来生产方式的新变化，从而引起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的变化，并进一步引发上层建筑或慢或快的变革，最终推动人类社会迈向新形态。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可以推动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须遵循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方式。

(二) 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承继与创新

马克思提出了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和决定因素，但并没有系统地考察各要素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开创性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新范畴。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的标志由劳动生产率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拓展了生产力的内涵与边界，实现了生产力质态的跃迁。从理论层面来看，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起核心主导作用的系统性生产力，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实现了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承继与创新。

1. 从微观层面看，新质生产力是由科技创新主导而催生的，以高素质劳动者、高科技劳动资料和更广范围劳动对象优化组合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为内涵的先进生产力

一是劳动者的高素质化。新质生产力中劳动者的素质不断提高。相较于传统生产力，简单、重复和机械性的劳动逐渐被更为复杂和更具创造性的劳动所取代，劳动中脑力劳动的占比显著增大，数字劳动发展成为新的劳动形式。劳动者与自然的关系也由传统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转变为和谐共生的关系，经济发展的绿色可持续受到重视。二是劳动资料的高科技化。新质生产力产生于第四次科技革命序幕拉开、数字经济时代到来的大背景下，传统的机械性工具和大机器设备已被更先进、更高效和更前沿的数字化智能设备所取代。作为助力生产过程顺利进行的中介要素，劳动资料的高科技化不仅凭借着更高的准确度、灵活性和更广的适用范围促进了生产劳动过程对时空限制的进一步突破，还凭借着其智能优化功能极大地减少了操作误差，提升了运行效率。三是劳动对象的广范围化。传统生产力发展框架下的劳动对象主要为以自然形态存在的物品或者经过劳动者初步加工的原材料等物质化的原料。而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劳动对象不仅包括了物质化的原料，还包含了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而出现的数据、信息等非物质化的新型劳动对象。

2. 从中观层面看，新质生产力是由产业转型升级而催生的，以传统产业深度转型、战略性新兴产业迅速发展、未来产业积极培育为重要载体的先进生产力

综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可知，不同经济时代对应着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方式，生产工具、发展动力、产业形态的变革无不佐证了生产力的跃升和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具体来看，在渔猎、农耕时代，生产工具多以石器、木器、铜器、铁器为主，发展动力主要为自然力，包括风力、水力、人力、畜力等。与之相应，此时的产业形态也主要是渔业、农业、畜牧业等第一产业。产业革命作为技术革命性突破的代名词，促使人类社会步入工业化时代，生产工具以机械化设备、大机器等为主，发展动力也演变为热力、电力等机械力。与之相应，此时的产业形态也发展为以纺织业、制造业、铁路运输业、煤炭业、钢铁业、汽车、飞机、石化等机器大工业为主，是依靠大量资源投入和高度消耗资源能源的生产力和产业发展方式。新质生产力作为人类社会进入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生产力范畴，标志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革命性提升。这一时代的生产工具以数字智能和信息网络工具为主，具有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高效化的鲜明特点，发展动力也演变为基于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网力、算力。与之相应，此时的产业形态也发生了深刻变革，不仅包括传统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还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和未来产业的积极培育。

3. 从宏观层面看，新质生产力是由要素组合方式深刻变革而催生的，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要义的先进生产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了影响生产力的多种因素，除了劳动者素质、生产资料规模、科技发展水平、自然条件外，还包括生产资料的效能和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也就是说，生产要素的效率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但是，马克思这里所探讨的生产力仅指劳动生产力，即“劳动生产率”。新质生产力则强调优化生产要素组合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高。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在生产过程中，扣除各种生产要素投入量带来的经济增长部分所剩下的经济增长部分，其核心驱动力在于科技创新和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生产力内涵与外延的变化也决定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旧”的生产力更注重生产要素数量增长、物质财富增加和经济增长，而新质生产力则更强调生产要素质量提升、科技创新引领等。与之相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来，经济增长方式愈来愈由依靠要素投入量增加驱动的粗放型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转向主要依靠科技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驱动的集约型新型增长方式。新质生产力作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相契合的先进生产力，其核心标志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高。

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新质态，是建立在生产力大幅跃升基础上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适配的先进生产力。纵观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可以发现，生产力的重大发展变革离不开生产关系的完善，即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社会制度的更新。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要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和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而且要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

(三) 新质生产力的时代条件：新征程的实践要求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风险挑战与战略机遇共生并存。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我国把握战略机遇、实现科技突围的必然选择，也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1.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把握战略机遇、实现科技突围的必然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科技创新方面一直处于追赶阶段，长期依靠引进和消化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等。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科技创新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GII)中的排名已由2012年的第34位提升至2022年的第11位，全社会研发经费也从2012年的1万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3.09万亿元，科技创新实力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当前，我国已经迈进了世界创新型国家的行列，在3D打印、激光制造、超级钢、人造太阳、量子通讯、高铁运输、超级水稻、液态金属、特高压输电等诸多领域已经具有领跑优势。综观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的情况可以发现，无论是具有先发优势的发达国家，还是迅速崛起的新兴经济体，抑或是尚在追赶中的发展中国家，科技创新已然成为各个国家及地区实现经济增长和培育竞争优势的新引擎与重要抓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了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积极推动我国从世界科技创新的“跟跑参与者”向“领跑开拓者”转变。但在国际竞争新格局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我国面临着愈加严峻复杂的战略环境，国际竞争愈演愈烈，风险挑战与战略机遇共生并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挑战前所未有，应对好了，机遇也就前所未有。”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把握战略机遇，抢占发展制高点，培育竞争新优势，实现科技突围的必然选择。

2.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

生产力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任何问题的分析“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人们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总是与不同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而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阶段演进的根本动力则需要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探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人均GDP从1952年的119元大幅提升至2022年的85 698元，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上中等收入国家的飞跃。2022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突破3万亿元，R&D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55%,连续10年保持稳定上升势头，科技创新不断取得突破，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实践证明，坚持不懈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既是解决社会主义各阶段主要矛盾的根本手段，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新时代以来，无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提出，还是“全面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落实，无不是为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实现生产力水平质的跃升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

3.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发展不仅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且是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基础。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为此，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包括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等。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体现在创新驱动发展效力日益显现，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平衡性明显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显著加快等。但不可否认的是，依然存在着高素质人才供给不足、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周期较长、金融体系不健全、市场监管不完善、经济结构转型不够彻底、绿色发展标准不统一、科技创新瓶颈难以突破以及政策落地难度大等制约因素。因此，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实践。而作为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集创新、质优、高效、绿色等特点于一体的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已经在经济发展实践中展现出了对高质量发展强大的支撑力和助推力。

二、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机理

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演进，为了更好地适应国际竞争新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既有路径，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作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的先进生产力，其快速发展必然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相呼应。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本质上是结构性问题，而结构性变革是长期且曲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调结构从而实现线性增长到指数型增长的转变，而这不仅要提升生产要素质量，更要创新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关于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机理，实质上是新质生产力“要素新、技术新、载体新”的现实特征呼唤新的要素组合方式、新的生产要素配置主体协同和新的配套设施及制度支撑等新型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与之相适配。

(一) 新质生产力“要素新”，需要新的要素组合方式

新质生产力是具有高效率、高质量、高科技、新结构、新要素、可持续等特点的绿色先进生产力。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要素新”集中体现在新型生产要素从无到有和既有生产要素质量提升两个方面。这两方面的发展均要求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进一步优化。

1. 新型生产要素的出现带来了生产力要素层面从无到有的变革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序幕的拉开，大数据、物联网、平台经济等新型经济形态出现并快速发展，催生了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与资本、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相比，数据要素具有渗透性强、覆盖性广、流动性高、可复制性、可共享性等鲜明特点，这便要求建立与数据要素相适应的新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针对数据要素流动性高、覆盖性广和渗透性强的特点，在生产要素配置过程中更应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以市场供求为主导，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的作用；同时，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市场监管，规范数据要素的发展路径与行为边界。针对数据要素可复制性的特点，应在生产要素配置过程中不断加强数据的立法建设，妥善处理数据所有权问题，即科学回答数据要素归谁所有、数据要素如何与其他要素结合、数据要素收益归谁所有的问题。针对数据要素可共享性的特点，在生产要素配置过程中应采取切实的奖惩措施，一方面鼓励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共享数据资源，另一方面做好关乎消费者切身利益的隐私保护。

2. 既有生产要素从量到质的发展体现了新质生产力质的提升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体现着经济社会发展从对生产要素量的增长的绝对追求到更加注重生产要素质的提升的转变。这一转变蕴含着资本、劳动力、技术等既有生产要素被赋予新的内涵，从而既有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也需进行革新。从资本要素看，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对应着不同的主导资本形态。数字经济时代，平台资本等虚拟资本不断发展，资本要素具有了更庞大的规模体量、更快的周转流通速度和更高的风险性。这便要求在生产要素配置过程中健全金融系统和宏观经济管理机制，增强风险防范意识，避免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发展而引发经济泡沫。从劳动力要素看，随着科学技术和教育水平的发展，劳动力队伍中高素质和高技能劳动者的占比显著提高。这就意味着在生产要素配置过程中不能只进行有组织的简单化的机械分工，更应重视人才的优化配置，建立健全人才自由流动机制，充分发挥劳动者创造物质财富的主体作用。从技术要素看，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所催生的以数字技术为典型代表的生产力。这就要求在生产要素配置过程中充分运用数字技术，把握全局，深度统筹，以促进资源的有效整合。

3. 无论是新型生产要素的出现，还是既有生产要素从量到质的发展，都要求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进一步优化组合

新质生产力不仅涵盖了生产要素的新内涵，而且包含着生产要素结构的新组合。传统生产力组合结构多为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线性组合，而新质生产力则代表着以科技创新要素为主导，通过数据、资本、劳动力、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的非线性叠加组合来实现生产力要素禀赋和组合方式的深刻变革，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新型生产要素的出现和既有生产要素从量到质的发展，当然需要与之相适配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优化升级。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驱动绝大多数经济活动的核心要素，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已远远超越了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的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传统要素。与之相应，当今社会的科技水平也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工智能和数字信息技术已经取代热力、电力等机械技术，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生产要素配置过程中，科学、技术和知识作用越来越大。这就要求在生产要素配置过程中贯彻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生产效率提升的叠加组合作用，深刻变革生产函数，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二) 新质生产力“技术新”，需要新的生产要素配置主体协同

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科技创新带来的技术变革是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近年来，我国持续改善科技基础条件，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研发新型技术条件，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可靠的物质技术保障。但从现实情况看，我国科技创新与技术发展的现实情况尚不足以适应新质生产力纵深发展的需要，部分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对新质生产力的策源力不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对科技创新与技术发展的社会分工协作方式、共性技术创新供给与成果转化体系提出了新要求，也在生产要素配置主体层面对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科技创新与技术发展需要新的社会分工协作方式，实现各主体间要素资源的有序协调调度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社会化的分工协作方式，要求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以实现各主体间要素交叉渗透。当前，新产品、新技术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市场要求的创新频率不断加快，新技术从想法到大规模应用所需投资日益增加。许多关键领域的科技创新需要打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中试、商品化、产业化、生产、销售等众多环节，具有高投入、风险大等特点，对场地、设备、人才、技术等也有较高的要求。这使得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的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一个系统工程，对创新主体分工协作方式的要求也日渐发生变化，创新活动从孤岛化向社会化协作转变、技术创新从“点的突破”向“体系化跃迁”转变成为新质生产力长远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科技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日益成为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等主体为共同目标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复杂网络。为实现这一社会化的协作网络，如何将分散的生产要素进行创新性配置，实现主体间多类型创新要素交叉渗透将成为关键因素。为此，需要促进各主体间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将不同的创新主体联合起来，形成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合作的创新网络，从而促进创新活动顺利开展，促推技术进步。

2. 科技创新与技术发展需要新的共性技术创新供给，以新型的政府干预方式激励创新主体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有充足的共性技术创新供给，要求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以改善市场失灵。关键共性技术具有难度大、周期长、不确定性高等特征，是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关键内容。但是，由于关键共性技术具有超前性、外部性与集成性等特点，多数企业更倾向于开展“短、平、快”的创新活动，进行逆向研发工程或直接引进先进产品；而国家有组织的科研活动如国家专项计划项目、国家研究机构等则存在缺乏市场导向无法充分反映企业需求、各单位管理条块分割与规划实施效率低等现实问题，这使得我国共性技术获得面临创新主体缺位、创新组织失效等难题，容易造成供给不足与供给低效的市场失灵困境。因此，完全依靠市场内在驱动或政府有组织的创新活动无法推动创新链的循环顺畅运行。在这一背景下，政府需要有条件地干预以矫正市场失灵，并对传统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进行革新，以市场需求牵引创新方向，合理区分基础类共性技术与应用类共性技术，从要素层面进行规划指导与组织协调，化解共性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各种阻力。

3. 科技创新与技术发展需要新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完善技术要素的流通与配置以实现创新链的全链条贯通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高效率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要求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实现创新链的全链条贯通。但是，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着从实验室到产业化、从想法到市场的挑战，由于涉及的链条长、主体多、关系复杂，往往是创新发展中的“痛点”。从我国现实情况看，我国技术要素高效流动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存在市场化配置体系不完善的问题，特别是高校院所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的确权比例不明确，这使得科研人员成果转化动力不足。同时，技术与资本等其他要素协同配置的效能有待提升，严重制约了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的效率提升。科技转化相关平台普遍重平台建设、轻服务能力，“牵线搭桥”的阶段式服务方式难以精准发力并提供全周期支撑。由于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概念验证、中试等环节对场地、设备、技术等要求高，缺少专项经费支持，资本、人才等相关要素独立分散，没有建立相关机制使它们形成强大合力。在这一背景下，亟需完善技术要素的流通与配置，以加快技术要素在市场体系中的周转循环及与其他要素的协调配合。

(三) 新质生产力“载体新”，需要新的配套设施及制度支撑

当前，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大科学时代。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通过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实现了对传统生产力载体的系统更新。较之传统生产力的载体以传统制造业为主，新质生产力载体的系统更新主要体现在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迅速发展、未来产业积极培育三个方面。这三方面的系统更新都需要新的生产要素配置制度及配套设施予以支撑。

1. 推进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需要充分利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完善生产要素配置相关配套设施及制度安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要多措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然而，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其发展过程是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虽然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地已初步实现了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经济支柱，但河北、河南、黑龙江、吉林、海南等省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依旧道阻且长。此外，我国传统产业体系还存在诸多短板，比如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等方面与国际先进工业水平还存在差距，这就要求建设完善生产要素配置相关配套设施、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以克服传统产业在数字化智能化浪潮冲击下所面临的转型升级压力，提升我国产业体系的先进性。新时代新征程上，更应依托实用型科研促进创新和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完善科技创新的相关制度安排，加大政府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扶持力度，坚持高科技产业发展与传统产业升级并重，顺利实现传统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

2. 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求生产要素配置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与完善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产业安全风险问题日益上升为各国稳定国内经济和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议题。近年来，随着全球制造业和产业链供应链格局的加速调整与重塑，尤其是数字化、智能化时代，全球创新活动空前活跃，各类科技成果加速涌现，产业迭代周期明显缩短，各国都开始谋求建立独立自主、安全可控的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世界各国开展战略性竞争的重要举措。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是我国确保产业安全和增强发展主动权的重要战略部署，而且是我国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因此，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建设完善生产要素配置的基础设施、辅助设施以及安全环保设施等配套设施，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统筹资源针对“卡脖子”技术进行集中攻关，加大对关键共性基础研究的资金支持力度，对于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

3. 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呼唤生产要素配置制度的创新性发展

当前，未来产业体系正在快速形成，为我国实现“换道超车”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战略机遇。针对这一发展机遇，更应前瞻谋划未来产业，充分发挥科技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引领作用，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整合密集的创新资源和创新成果。值得注意的是，未来产业作为集高成长性、战略性、先导性、阶段性和不确定性于一体的产业类型，其发展既为我国提供了打造全球竞争新优势、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和实现新质生产力突破性发展的战略机遇，又蕴含着影响国家产业安全、增强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的风险。现阶段，加速新兴技术、前沿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已成为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范式，并且从只重视技术创新转向同时重视研发模式、生产方式、业务模式和组织结构的革新。因此，政府在积极培育未来产业的过程中，要注重未来产业所激发的生产力质的革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与之相匹配的生产要素配置制度，深刻把握要素投入结构和定价机制，尽力提升人力、资本和数据等新型要素的适配程度。同时，要加强各类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联动和空间布局，完善财税、产业、金融、人才等政策工具的配合使用，以适应未来产业网络化、开放化、多元化的发展。

三、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现路径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科技资源加快汇聚，科技投入大幅提高，致力于在原始创新、基础研究、前沿科技探索与高水平科技人才培育等方面占领制高点，各类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与新模式也相继涌现，为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物质与组织保障。新征程上，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既为我国发掘经济增长新动能、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提供了重要机遇，也意味着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的增强。由于国内外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现阶段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着高技术“卡脖子”问题突出、部分行业产能相对过剩、新型生产要素流通机制亟待完善、资源跨地域与部门流动受阻等堵点。因此，需要围绕随新质生产力发展涌现的新要素、新技术与新载体，从多角度出发变革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

(一) 规范数据要素发展，促进传统要素提质增效

新质生产力作为要素禀赋和要素组合方式均发生深刻变革的先进生产力，其发展不仅包含新出现的数据要素的迅速崛起，而且对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居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的要素具有向数据要素转变的趋势。针对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这一要素的新变化，应当深刻把握并遵循新要素的发展规律，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以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突破，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愈来愈快，辐射范围愈来愈广，影响程度愈来愈深，正推动着整个经济社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深刻变革，成为影响要素资源流动和形成全球竞争新格局的重要力量。与数字经济成为主要经济形态相伴随，数据要素日益成长为经济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关键要素，从方方面面便利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在国家战略布局和系列政策支持下，我国数字技术得以迅猛发展，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与数字生态建设等方向全面发力，并取得了显著成绩，数字经济发展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但是，在享受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行业红利的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在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比如，数字技术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产生了“数字鸿沟”及“算法歧视”，有失社会公平与正义；一些机构出现了不当获取用户数据及信息泄露的情况，要求在数据安全、隐私保护以及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进行强化。为应对国内外新形势新挑战，进一步发掘经济潜力，搭建完善的数据要素市场，促进数据资源与传统要素资源有效整合，亟需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推动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

针对数据要素的规范发展问题，首先，应完善数据要素的确权机制和定价机制，将数据要素作为新型资产纳入企业核算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规范数据资源的交易与流通。其次，应尽快搭建起完善的数据要素市场，构建数据资源共享和管理平台。根据公共数据开放共享的条件、类型和领域，制定分类分级的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原则和方法，优先推动民生保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等公共数据向全社会有序开放共享。最后，应做好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工作，由政府率先示范搭建数据要素应用场景，扩大数据要素的应用广度与深度。针对资本、劳动力等传统要素质量提升问题，应做好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在资本要素方面，应贯彻引导资金流入科技创新或关键环节，吸引高水平新创企业等私有资本积极参与，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为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企业开辟信贷绿色通道、向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减费让利，以降低企业参与科技创新的综合融资成本。同时，盘活存量，增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服务能力，发挥政府作为资金杠杆的“杠杆撬动”效应，鼓励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平台。在劳动力方面，高科技人才是关键。应动态调整重点领域急缺人才目录，通过“破四唯”和“立新标”等措施实施科技人才分类评价。同时，完善青年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加强与科研院所及高校合作，增设成果转移转化相关专业，从源头增加专业转化人才供给，培养“懂科技、懂产业、懂资本、懂市场、懂管理”的复合型科技产业人才，强化重点产业领域科技人才支撑。

(二) 破解要素配置瓶颈，完善协同创新体系

新征程上，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将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驱动力。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发展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但在应对新时代战略发展需要和适应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要求方面，还存在着原始创新能力不强、科技投入产出效益较低、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破局之路便在于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突破要素配置瓶颈，完善协同创新体系，为新质生产力的纵深发展提供重要策源力。

我国科技创新发展过程中生产要素配置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产要素重复配置放大了科技创新分工协作机制的不足。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涉及利益诉求不同主体，如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等，再加之科技创新治理部门多，各部门间分工不明、职责交叉，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不清晰，因而就容易存在重复开展与资源浪费的问题。这种资源浪费进一步使得创新成果产出效率低下，科技创新相关政策无法有效落实，各创新主体及治理部门难以形成合力，削弱了科技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二是共性技术要素供给不足诱发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现实中，多数企业出于自身经济利益考量，往往选择直接引进先进技术经验或开展“短、平、快”的创新活动，造成关系突破产业发展瓶颈的关键核心技术发展缓慢、共性技术创新主体缺位、创新组织失效等现实问题，亟待加强“难度大”“周期长”“不确定性高”的关键共性技术的共建共享。三是生产要素利益分配机制及配套设施不完善使得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堵点重重。科技成果的顺利落地转化本身受到成果来源、资金投入、平台搭建、利益分配、产业化运作、经济效益最大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我国目前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还存在诸多其他障碍。例如，相应利益分配机制的设计及其相关配套制度、法律缺位，专业性的技术成果转移转化交易平台不多，专门化的科技成果产业化运作机构不足等。

针对生产要素重复低效配置的问题，应打造高校、科研院所主动与科技创新中介、金融机构等进行协同创新的旗舰性空间平台，为各科技创新主体的协同合作提供系统性资源支持。同时，鼓励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将部分资源分配到基础研究上，推进大中小企业间、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间的创新资源共享。针对共性技术要素供给不足的问题，应加大基础研究投资力度，鼓励企业参与重大应用类科技项目，探索科技领军企业牵头重大科技项目、建设和使用重大科技平台的良性机制，加大针对共性技术科创活动在税收、补贴、土地、融资等方面政策优惠与资金支持的力度，减轻关键共性技术创新主体的各项成本，完善关键共性技术的联通共享机制。针对生产要素利益分配机制及配套设施不完善的问题，需积极探索建设大型科技创新中介机构，以市场化产业化运营为抓手，构建与科技成果转化规律相适应的定价机制和议事决策机制，减少要素流动过程中的市场壁垒、信息壁垒、行政壁垒和制度壁垒等。同时，按照“互惠互利、各得其所”“按投资比例分成”“按劳分配”等原则完善创新收益分配机制，提升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

(三) 合理优化存量要素，充分汇聚创新资源

新征程上，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不仅需要以大量的技术革命性突破为驱动力，而且需要以产业结构深度转型升级为载体。近年来，以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迅速发展、未来产业积极培育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载体更新，不仅为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开辟了新赛道，还为我国抢占经济发展制高点下了一步先手棋。但是，要想抓住国内国际形势深刻变革背景下的这一战略机遇，应在技术革命性突破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以真正完善产业结构深度转型升级这一载体，进而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到数字经济时代，新质生产力载体的系统更新虽然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高水平的平台，但也存在着一系列现实问题，阻碍着要素效率的全面提升。首先，传统产业仍然存在着围绕存量要素进行同质化竞争的现实问题。许多传统企业过于依赖低成本竞争策略，导致产品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问题突出，难以摆脱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产业困境。这也使得在产业转型过程中，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资源无法高效整合，区域间和行业间的转移与协同无法有效规划，进一步加剧了传统产业升级的阻力，亟待生产要素配置方式的创新性调整。其次，新发展阶段下，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面临着关键技术要素受制于人的切实痛点。当前，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产学研用结合不够紧密，关键核心技术集成整合能力薄弱，产业链上游的核心技术、关键材料和设备依赖进口，“卡脖子”问题突出,制约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重视关键技术要素的培育与发展。最后，技术、场景、产业化时间等方面的高不确定性使得未来产业面临着人才和资金约束。一些地方政府由于缺乏持续大量的资金和人才支持，在培育未来产业方面存在畏难情绪，表现为对未来产业的要素布局缺乏统筹与优化，或对部分产业盲目跟风、扎堆发展，导致重复建设严重、资源浪费等问题。

针对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的问题，应突破传统产业的技术路径依赖，合理优化存量要素，促进传统产业与新科技新技术融合，推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引导传统产业合理有序转移，避免因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而浪费资源；规范资本市场，提高金融服务科技创新能力，并加强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和跨产业融合类技能人才的培养，强化资本、劳动力等要素保障能力。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问题，应依托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构建集突破性、引领型、平台型为一体的新体制新机制，建设集科研、生产、销售、科技交流、成果转化为一体的全国性服务平台，充分汇聚各种尖端科技力量与高端人才，促进创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关键核心技术的共建共享，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针对未来产业的积极培育问题，需完善投融资政策与财税政策支持系统，创新财税金融对未来产业发展的支持方式；通过先行先试、政府采购、应用示范等方式强化市场环境培育；探索重大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应用场景，以应用场景为突破口汇聚创新资源，为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提供助力。

作者：范欣，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宋晓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转载自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