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习近平经济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最新形态。在狭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涵盖“七个坚持”的理论体系；擘画了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思想；把握新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这一枢纽，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在广义政治经济学上，高度重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新情况和新问题的研究，深化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和规律性理论探索；以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新一轮科学技术和经济政治格局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人类面临的众多不稳定不确定经济政治社会因素为背景，创立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要在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特征、理论品质、历史承续、时代课题、思想精粹和基本立场等方面的深透理解和深湛把握中，升华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魅力和思想智慧。

从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整体上看，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一是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这是在狭义上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二是在广义政治经济学上，体现在对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拓新，以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探索上。习近平经济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最新形态。

一、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界

19世纪中期，马克思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革命，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对马克思的贡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从狭义政治经济学和广义政治经济学两个方面作过概述。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这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狭义和广义政治经济学划分的立论基础。狭义政治经济学，是以特定社会的经济关系为对象的，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旨在揭示这一特定社会的经济关系中存在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这些“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狭义政治经济学对象是由居于“主体”地位的特定社会的经济关系决定的，即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马克思面对的就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对象的狭义政治经济学。

广义政治经济学以“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为研究对象，它具有双重内涵：一是以“各种社会”中“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为对象，是基于“普遍”意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二是“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不太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的政治经济学，这是以占据“主体”地位之外的其他各种社会经济关系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为狭义政治经济学的背景下，广义政治经济学既有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之前的”各种经济关系的研究，也有“同时并存”的“不太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的研究。

马克思在对关于资本主义的狭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作出重要贡献，如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与西方发达国家同时并存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以及对未来社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等。恩格斯认为：“到目前为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在为止在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狭义和广义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得到多方面的发展。一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狭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面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资本主义时代的变迁，列宁对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性研究，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标识；从私人垄断到国家垄断、再到国际垄断的研究，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显著的理论特征。二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主体”地位的确立，社会主义国家关于社会主义狭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得到长足发展，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的显著标志。无论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东欧国家经济学派，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都成就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三是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在广义政治经济学形式上得到接续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不发达的发展”“依附的发展”“不平等交换”“外围资本主义”等理论，勾画了不发达广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轨迹，开拓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视域。

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中国共产党直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伟大成就。2015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提出：“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新时代“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演进历程和理论成就作出深刻阐释。

一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性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和体制以及经济结构等理论作出系统阐释，习近平对此作出概括：“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

二是在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先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政治经济学理论，取得了社会基本经济制度转型、主导型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生产力持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四个方面同步推进的伟大成就；而后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尽管多有波折，但还是取得了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成果，如习近平所概括的，这一时期“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

三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回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习近平指出：“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们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其中在新时期形成的理论要义在于：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农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属性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改革开放前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和认识，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回溯历史，增强了新世纪的历史自觉；凝练思想，跃升了新时代的理论自觉。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论述，拓展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视界：一是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强调要赋予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新的时代内涵；二是提出“在风云变幻的世界经济大潮中，能不能驾驭好我国经济这艘大船，是对我们党的重大考验”的严峻课题，昭彰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新路向；三是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凸显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要求。

二、狭义政治经济学的主题转换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经济思想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最新形态。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同年12月，十九大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出科学概括。这一概括，以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关系演进和经济形势变化作出科学判断，对发展理念和思路作出及时调整，形成推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套制度体制框架。这一过程形成的新发展理念作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

这一概括，以“七个坚持”为理论要义。

首先，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这两个“坚持”，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本质特征和核心立场的集中体现。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的理论，突出的是党在治国理政中坚持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本质特征和根本要求，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人民是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理论，在根本上就是把为人民谋幸福、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作为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其次，坚持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三个“坚持”，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三大理论支柱。2013年7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指出，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加上世界经济也在深度调整，发展环境十分复杂，要准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发展阶段性特征，在根本上“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推动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从认识到适应、再到引领新常态，成为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坚持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其要旨在于强调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市场作用作出全新定位。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问题上，既要使“看不见的手”对资源配置起到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

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强调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坚持完善宏观调控，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总的要求，是切实贯彻好“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八字方针。

再次，坚持问题导向和坚持正确工作策略这两个“坚持”，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根本方法和战略谋划。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回应人民群众的诉求和期盼，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基本方法。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在根本上就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强预期引导，深化创新驱动，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战略谋划。

党的十九大之后，习近平擘画了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思想的要点，一是以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发展主线，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优势；二是以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为战略支撑；三是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根本途径；四是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发展的制度保障，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五是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为必由之路，提高国际竞争力，更好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推进贸易强国建设。

分析和判断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法；处理和解决好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面对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课题。习近平提出：“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制定“十四五”规划中，习近平提出：“要辩证认识和把握国内外大势，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把握时代特征，面对“全局”“变局”砥砺前行、与时俱进，拓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习近平经济思想牢牢把握新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这一枢纽，升华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力量和思想智慧。

一是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新思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凸显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走和平发展道路五个方面的内在规定，全面协调地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21世纪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

二是强化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根本上就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要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坚持不懈、坚定不移，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更有作为地不断努力，开创21世纪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前景。

三是形成新发展格局新战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我国内需潜力正随着“美好生活”满足程度的逐步提高而不断释放，发展的平衡性和充分性要求为增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内在动力，着力打通经济运行过程中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及其联系，生发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必然趋势。

四是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新谋略。树立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的意识，成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在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对当前统筹发展和安全问题作出分析和判断，提出要从“不容回避的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和“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冲击”的高度，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初级产品供给保障、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碳达峰碳中和等重大问题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

习近平经济思想，不仅是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最新实际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最新形式；也是对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趋势的深刻把握，彰显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代课题的深厚意蕴。

三、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拓新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创新

习近平经济思想中涵盖的对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显著标志。

进入21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在全球的霸权地位持续衰退；美国帝国主义霸权地位赖以支撑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因素，受到多方面的冲击而陷于困境。2008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经济低迷，国际金融市场跌宕起伏，国际经济交往特别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命运多舛。2017年以来，经济全球化逆流泛起，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和冲突愈加显露。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问题，不再是国际垄断资本霸权地位是否正在衰落的问题，而是伴随这一不可避免的衰落过程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本质特征和历史趋势的新课题。

首先，要从21世纪时代发展的新变化中，深刻理解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2017年9月，习近平在谈到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问题时指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要“立足中国”，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同样要“放眼世界”，拓新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习近平指出：“世界格局正处在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产生了大量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课题。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的重大课题。

其次，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资本论》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2016年5月，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说法是武断的。远的不说，就从国际金融危机看，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不少西方学者也在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论》，借以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要坚持《资本论》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相统一的原则。在对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撰写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评价时，习近平对该书“用翔实的数据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现象，而且将继续恶化下去”的观点表示赞赏，但对该书的“分析主要是从分配领域进行的，没有过多涉及更根本的所有制问题”的倾向提出质疑，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脱离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及其经济关系“总体”，只从分配上来谈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矛盾及其发展取向，在理论上显然是有偏颇的。

第三，要从大历史观上，树立历史辩证法的科学理念，深刻理解关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21世纪发展主题的特征。习近平提出：“世界上的事物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不能孤立地静止地看待事物发展，否则往往会出现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问题。正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在观察社会发展时，一定要注意这种决定和被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有机联系。”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要深刻领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历史辩证法的观念。习近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运用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规律，对未来社会发展作出了科学预见。《共产党宣言》提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就是‘两个必然’，是就人类历史总的发展趋势而言的，是历史规律的必然指向。这里还要说到马克思提出的‘两个决不会’，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两个必然”揭示的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趋势的历史必然性，“两个决不会”探索的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过程的内在规定。显然，“两个决不会”不是对“两个必然”的否定，而是从过程演进中对“两个必然”的完善。习近平认为：“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论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至今没有完全消亡，为什么社会主义还会出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那样的曲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预见的共产主义还需要经过很长的历史发展才能实现。”

第四，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并不意味着排斥国外各种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习近平认为：“我们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其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价值观念的内容，对其中具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不能照抄照搬”；应该清楚的是，“经济学虽然是研究经济问题，但不可能脱离社会政治，纯而又纯。在我们的经济学教学中，不能食洋不化，还是要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大讲特讲，不能被边缘化。”

第五，要高度重视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新情况和新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和规律性问题的研究。习近平指出，特别要加强“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以及生产方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等进行批判性揭示，对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演进过程、资本主义新形态及本质进行深入分析”，对这些方面问题的深入分析中形成新理论和新观点，“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命运，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势的理解”。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结合中，习近平对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作出深入探索和研究，其中涉及以下10个主要方面：一是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变化及其特征问题；二是新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进步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三是资本主义经济演进过程及“新形态”问题；四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长期低迷趋势及其根源问题；五是国际金融市场关系的作用及其变化问题；六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阶层分化和就业、失业问题；七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贫困化和两极分化问题；八是新兴工业国发展及其与当代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九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变化及其性质问题；十是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以及生产方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无论是在对资本主义还是对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我们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在总体上，习近平指出：“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创新

习近平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作出新的探索和发展。他提出：“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面对21世纪世界历史的新的进程，习近平提出：“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这就需要我们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

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是以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新一轮科学技术和经济政治格局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人类面临的众多不稳定不确定经济政治社会因素为背景的。习近平从“问题意识”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首先，从世界历史趋势新走向上，习近平指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旧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时期的集团对抗不复存在，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这就需要我们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

其次，从世界历史格局新变化上，习近平认为：“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十几亿、几十亿人口正在加速走向现代化，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当今世界历史不再是单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的格局，而是多种生产方式及其相联系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长期并存的格局。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世界各国的合作，已经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动能。

再次，从世界历史交往方式新特征上，习近平指出：“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同一共同体中处理和解决事关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最后，从世界历史发展面临新问题上，习近平指出：“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明显升温，地区热点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军备竞争、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这些难题和挑战，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意识”，勾勒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向和主题。

对世界历史在当今时代变化所作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判断，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进程中，如何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如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如何维护我国发展利益、防范各种经济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等问题，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发展的重要课题，也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升华的显著标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提出了适合于21世纪国际经济关系发展新特点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进一步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课题的要义。

一是坚持发展优先。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要恪守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拒绝以邻为壑、自私自利的狭隘政策，抛弃垄断发展优势的片面做法，保障各国平等发展权利，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要加强宏观政策协调，主要经济体要树立共同体意识，强化系统观念，加强政策信息透明和共享；主要发达国家要采取负责任的经济政策，把控好政策外溢效应，避免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冲击，“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动多边发展合作进程协同增效”。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了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动力。目前，全球发展进程正在遭受严重冲击，南北差距、复苏分化、发展断层、技术鸿沟等问题更加突出，粮食安全、教育、就业、医药卫生等民生领域面临更多困难。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促进发展、保障民生置于全球宏观政策的突出位置，“不断增强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三是坚持普惠包容。坚持普惠包容，就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特殊需求，通过缓债、发展援助等方式支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困难特别大的脆弱国家，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只有克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鸿沟，坚持共同发展，促进公平普惠，解决好发展不平衡问题，共同推动各国发展繁荣，才能为人类共同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

四是坚持创新驱动。科技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应对许多全球性挑战的有力武器。科技成果应该造福全人类，而不应该成为限制、遏制其他国家发展的手段。习近平提出：“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挖掘疫后经济增长新动能，携手实现跨越发展。”

五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面对气候变化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的严峻挑战，我们要勇于担当、同心协力，共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世界各国应该采取实际行动为自然守住安全边界，鼓励绿色复苏、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推动形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六是坚持行动导向。面对严峻的全球性挑战，面对人类发展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抉择，各国应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积极做行动派、不做观望者，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当前，特别要加大发展资源投入，重点推进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上，对“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意义的阐释时指出：“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成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从这一历史意义来看，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

五、习近平经济思想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作出总结，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内涵作出深刻阐释，彰显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和思想主旨，也对我们深刻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特征、理论品质、历史承续、时代课题、思想精粹和基本立场等问题有着重要启迪。

首先，在理论特征上，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突出表现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和境界，凸显了“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的思维方法，用鲜活而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和世界发展现实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习近平经济思想，无论是在狭义政治经济学还是广义政治经济学上，都集中体现了“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的理论特征。

其次，在理论品质上，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守正创新、与时俱进，凸显了“问题意识”的方法论指向。2013年11月，习近平在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出说明时提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党的十九大召开后不久，习近平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阐释时，再次强调“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的问题，强调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理性概括”、“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方法论要义。

再次，在历史传承上，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弘扬，《决议》作出的“一百年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传承蕴意的精辟概括。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不懈探索、勇于创新的理论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凝练。在这一历史传承上，习近平经济思想特别注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彰显了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魅力和思想智慧，写就了富有中国特色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

2021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问题上，要深知“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的道理，理解“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是各国都面对的重大问题”；在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上，要“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在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问题上，提到“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则裕，取之无制、用之不节则乏”的观点，要强化“要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推进各领域节约行动”的理念；在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时，提出“祸几始作，当杜其萌；疾证方形，当绝其根”的古训，不断深化对“见微知著，抓早抓小，着力避免发生重大风险或危机”的理解。这里谈到的散见于魏晋至明清历朝历代的传统思想文化观点，有涉及思想方法和理念的，有直接论及治国理政经济思想的，体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体现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特征。

第四，在时代课题上，习近平经济思想即如《决议》在论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一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习近平经济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阐释的重要思想，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的论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所作的开创性研究，无不映现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崭新形象”，无不闪耀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无不展现着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代课题的真谛。

第五，在思想精粹上，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现了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高度凝练和结晶。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对21世纪发展路向和演进形态问题作出新的探索，赋予人类社会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以更加鲜亮的新型样式和更加显著的中国底蕴，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是基于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的现实的科学判断，是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格局的基本态势和内在趋向所作的历史判断，彰显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全新意蕴。

第六，在基本立场上，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坚持胸怀天下”作为历史自觉和历史担当，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勇于结合21世纪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的实践，开拓创新、砥砺奋进，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在中国大地而且在世界范围焕发出更具时代性和开放性的理论力量和思想智慧；立足新时代，在对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现实的深刻理解中，探索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新变化和具有许多新的时代特征的新情况，“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和创新的基本立场。

作者：顾海良，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本文转载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4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