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解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回到马克思

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到《资本论》时，马克思讨论的是资本主义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着力点更多地落在了生产关系，即怎样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去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矛盾的前提是什么呢？前提实际上是先有生产力的发展，所以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研究的基本背景是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的不相适应。所以，尽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更多的是讨论生产关系如何去变革，但本质是在生产力发展后生产关系如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来推动经济社会变革。

理清整个脉络后，笔者认为，讨论经济发展的时候，首先就是要认识到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在马克思的理论里面，这一点是前提。也就是说，讨论生产关系的前提是什么？是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和制度变革。

后发国家的困境是什么？因为后发国家未能先实现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在生产力很落后的情况下进行赶超，通过建构制度和改变生产关系，而不是先有生产力发展以后再进行制度变革。从苏联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即是如此。因为生产力落后，所以先变生产关系，制度变革先行，通过制度变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样马克思的生产力发展的逻辑，在这些国家的实践就变成了先变生产关系，先搞制度革命、搞制度改造，后面的改革、转型只是对之前的矫正。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国家建构与建设进程，实际上也是在一个生产力落后的社会，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建设一个现代国家。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很落后，也面临不利的国际环境，必须进行制度革命，改变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建立新的制度，建立政权，进行现代国家建构。再到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改革，本质上也是基于传统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导致生产力落后的认识，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要改革，也就是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也就是说，还是通过变革生产关系，解放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总而言之，学术界在学习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时，对作为为什么要变革生产关系的前提的生产力的发展重视不够。在实践上，为了改变生产力落后的状况，就必须先变生产关系，靠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试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一个现代国家。这是中国的理论传统，也是中国的实践。

这一次提出新质生产力，笔者认为，是回到了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逻辑，即在生产力充分发展基础上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其一，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程度了，已经不是革命、建设和改革初期的状况了，包括科学技术、产业体系和生产要素组合。国家已经不是在生产力落后状况下谋发展了，不必通过生产关系先行来寻求发展了。其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四梁八柱”定下来了，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定型，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要素参与分配，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四梁八柱”定下来以后，就不必要在基本制度上左右摇摆了。在基本制度定型的前提下，改革就是在此基础上的完善，也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出现不适应时，进行生产关系的调适。这就回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逻辑了。其三，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就是通过创新、产业升级、技术变革推动生产力发展和发展模式转型，证明通过技术进步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能够推动高质量发展。

二、理解创新的意义：科技0→1突破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

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第二个问题是新质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力的区别在什么地方。传统生产力的关键问题是，在中国四十多年的改革进程中，不是没有科技进步，但基本上是模仿性创新，我们就是靠这种创新支撑着产业的演进和转型升级，这一点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中国四十多年来的产业变迁得益于产品复杂度的不断提高，中国的产品复杂度指数在全球的位次提升，如上海、江苏和浙江排名很靠前。其实际上就是靠模仿性创新带动整个产品和产业复杂度提高，使知识进入到产品和产业创新体系。

有一张全球产品空间图，它把全世界的产品分布比喻成一个森林。中国的出口产品从最初的产品复杂度很低，不断地向全世界的产品复杂度最高的空间靠近。不断提升的结果是，中国的一些复杂度高的产品跟美国短兵相接了。再不做原始创新，靠模仿性创新已经走不下去了，“卡脖子”的问题实际上是这么来的。马克思讲科技是单一的生产要素，邓小平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讲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科技0→1突破是核心。科技突破的标志是0→1，从原来的1→100，转变为0→1突破，即原始创新，必须在基础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如果再没有0→1的原始创新，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就难以实现。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最重要的就是科技创新模式必须从模仿性创新转向突破性创新。

三、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实现方式：生产要素新组合

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实现新质生产力？笔者认为，就是通过生产要素组合实现高效的要素配置。如何实现高效的要素配置？关键是将传统的生产要素组合所形成的传统发展模式转向新的生产要素组合，实现新的发展模式。本质是这个问题。

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奇迹，实际上得益于传统的生产要素的组合效率不断提升。传统的生产要素组合，第一个是土地。中国利用了土地的自然独特性和制度独特性，创造了以地谋发展模式。制度的独特性表现为二元土地所有制和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地方政府一方面通过土地推动高速增长以及土地资本化创造资本，另一方面通过土地配置推进低成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第二个是劳动力，即依靠人口红利和劳动力红利形成传统的产业发展模式。第三个是模仿性创新，助推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产品复杂度提高及其在世界产业体系的竞争力提高。第四个是资本，即依靠外延的资本扩张来增加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些传统生产力形成传统发展模式，传统发展模式不单单是体制问题，而是在传统生产要素组合下形成的一套适应当时发展阶段的传统发展模式。但是这套组合从2012年以后问题频发，以地谋发展模式开始衰竭，经济发展阶段发生转变，已经不可能再靠高增长来维持传统模式了。土地发动机功能减退，人口红利下降，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工资成本上升，模仿性创新遇到“卡脖子”问题，资本扩张效率下降，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也就是说，传统的生产要素组合形成的发展模式在那个阶段是适合的，所以能产生非常大的奇迹，2012年以后这个组合和发展模式不行了。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重要的就是如何形成科技突破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以此形成新的发展模式。

四、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目的：寻找发展新动能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就在于，要以此找到新的发展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目的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什么重要？是因为旧动能难以为继了，以土地为核心的这套发展动能已经衰竭了。旧动能衰竭以后，新动能到底怎么接续？发展生产力最主要的是要有新动能。土地动能没有了以后，什么是新的动能？例如，数字经济到底能否成为新的发展动能？笔者认为，数字经济可能带来新的生产力变革和产业革命，成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一个文明形态的出现会有一系列表现。每一次的工业革命，均是先有科学革命，再有技术应用革命，然后出现产业革命，最终形成新的经济形态和文明形态。数字经济可能成为新的文明形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经济活动的空间正在发生变化。在农业文明时代，经济活动的空间和方式基本上就是人地关系，人口不断增长，土地不断稀缺，活动空间就是土地空间、资源空间，特别是土地空间。工业文明时代，主要的推动力是资本和技术进步。它的活动空间是一个实体空间，是一个物质空间。经济活动的空间正在发生变化，虚拟空间越来越成为一个新的活动空间。

二是生产要素发生变化。从农业文明进入到工业文明，最主要的是改写了生产函数。土地已经进入K了，它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生产要素了，这里面劳动数量和质量是一个，L是一个，K是一个，另外是技术进步。笔者认为，在结构快速转变阶段，土地创造的资本要单列出来，不能把它记到K里面去。土地创造那么多的资本，怎么能就直接放到K里面去。从数字文明的角度来看，数据是否或者是如何成为生产要素，我们是否要改写生产函数了？例如，原来劳动、资本还在，技术进步还在，数据是否进入生产函数表达式，怎样进入生产函数表达式？

三是如果作为一个新的文明形态的话，组织方式会发生变化。在农业文明时代，基本组织形态就是农户（主要以小农为主），农户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工业文明时代的基本组织形态是工厂制度。到数字文明时代，笔者认为，基本组织形态就是平台，其不单单是一个在平台上买卖的交易，而是一种完全重构了工业文明时代的组织形态。

四是社会治理的秩序结构发生变化。即通过数字来重构一个社会的治理，形成新的秩序，最后就形成一个形态，塑造文明的形态。

在传统生产力转变为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当中，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是否出现，其标志是什么，对于判断新动能的能级和方向非常重要。笔者认为，数字文明现在只是“曙光”，还没有真正变成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有点类似于珍妮纺织机，其要变成普遍的机器大工业时代的标志，还有一个过程要走，但是会出现一个新的形态。在这个形态形成的过程中，数字动能不断累积，逐渐成为发展的新动能和主引擎。

总之，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否成功，取决于新的动能能否培育起来。这个要等机会，如果中国认准了这个方向，推动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数字经济成为新的发展动能，就能形成数字文明的新形态。

五、理解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革命：绿色革命

发展新质生产力，最终应该是与历次的生产力革命一样，要带来产业革命。如果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带来产业革命，那新质生产力就无所谓“新”。所以一定是要表现出新的产业革命，一定要有新的产业。如果没有新的产业革命，生产力就不是新的。

在数字文明时代，这一轮新的产业革命到底是怎么样的？笔者并不认同将中国现在的整个产业称为第几次工业革命之类的。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革命，应该是绿色发展模式形成的新产业质态。以数字牵引的新的产业革命，它的基本表现是与工业革命时代的产业革命不一样的形式，就是绿色革命。绿色革命的本质，就是一种新发展模式，从过去的以资本、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模式，转向以绿色作为发展动能的新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说绿色发展模式是一种新的增长模式，是绿色带动增长的新发展模式。在产业形态上有一些比较乐观的表现，例如，新能源汽车，它实际上是一种绿色发展模式。中国的汽车产业能够发展起来，其主要原因是清洁和智能，这可能是新一轮产业革命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此外，像风能发电，包括光伏，不断替代传统的煤电，也是替代传统的发展模式，带来能源革命、绿色的发展模式。新能源汽车等已经表现出新的产业形态，这些产业形态实际上是以绿色为特征的新发展模式。

六、理解传统生产力：不等同于落后生产力

现在很多人认为传统生产力和传统产业是落后的，就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一些地方的腾笼换鸟等。笔者在陕西安康毛绒玩具产业调研中发现一个现象，那些工人没有出去过，都是原来在农村的一些老太太，还有一些年轻人，经过8个月的培训就可以上手，而且做的毛绒玩具产业不是学术界原来理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文化创意产业。其给迪斯尼做，给日本的动漫做，那是有高度创意的，不是20世纪70年代的那种乡镇企业。这里的启发在于，传统生产力可以转型升级，千万不要把传统生产力等同于落后生产力。笔者认为，传统的产业、传统的生产力里面落后的要淘汰，例如，土地动能一定要转型。但是传统产业经过不断升级已经具有国际竞争力，一定要保护好。保护的方式就是与更有效的生产要素组合，包括科技。另外也要利用好传统的要素，例如，在安康的那些人现在不出去，都在本村，原来扶贫工厂那些人，在那里面培训，然后很快就能按照那套模式发展起来，而且工人也不用像原来那样离开家乡，就在本村工作，还可以带孩子，工作也很灵活。对传统生产力的保护，还要有策略地淘汰传统生产力里面一些落后的生产力，不能一刀切地去把它给干掉。总之，传统生产力不等同于落后生产力，对传统生产力要进行有效的组合，利用已有的生产要素进行转型升级，其中也包括科技。

作者：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本文转载自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4年第4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